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产生有多重、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背景，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实际而做出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作为现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一种理论反映。
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产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在使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负面效应，自然和社会生态的恶化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方面。工业化进程是人类不断地利用资源为人类造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向自然索取的过程。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不断扩张的逻辑使得资产阶级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注定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产生不可避免和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由于阶级、集团利益的驱动，加上决策受时代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技术的发展没有得到社会的有效控制，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更多地表现为过多地索取自然、回报自然少或者无，没有考虑到其负面效应，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持续的利润，把许多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生态危机的全球向度不断扩大。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为了发展，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比发达国家更沉重的代价，包括承受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人类过去很长时间的环境保护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人们：生态危机是以征服和统治自然为文化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这是由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危机重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治上，东西方紧张对峙、军备竞赛、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普遍引起人们反感；经济上，西方国家“古典式”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已经失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经济发展问题非常突出，却得不到解决；文化上，人们已经厌倦所谓的“工业化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生态上，资本主义盲目掠夺式的生产对自然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被无节制开发的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能源危机加剧和生态进一步失控，生态环境问题以更为强有力的方式被凸现出来。发生于 20 世纪并震惊世界的众多环境公害事件就是明证，这些公害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众多人非正常死亡、残疾或患病。生态危机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危机的集中体现。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恶果，其中之一便是严重生态问题的出现。苏东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也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责任。人们逐渐怀疑甚至否定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环境问题不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民族主义分歧的旗帜，也成为国内外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借口。苏东剧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这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不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他们普遍产生了“双重幻灭感”；但是，西方一批左翼理论家没有放弃追求社会主义，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死亡，它们只是那种“不好”的社会主义形态的终结。在这场重新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因其对人类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和人口爆炸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为争取生产条件而斗争的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权运动、和平运动、民权运动与生态环境运动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凸现了自然危机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限问题。它的出现不仅使人们深刻反思科学技术及其利用等问题，而且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以实际的行动来维护地球生态平衡。绿色生态运动被推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社会运动的最前端。在奥康纳看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中，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理论的预计” [1] 。新社会运动这种结构性变换的基础是“三种‘古典式’管理模式（即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削弱；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变化；南部国家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瓦解和消亡——引者注）的瓦解，以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成倍增加” [2] 。从地球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扩展到那至今被贬低或者被忽视的生活领域（努力维护绿色地带、生态多样性、有毒废弃物的清除等）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一种结构性变化。20 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多种多样的绿色思潮和环境保护运动出现了，并且获得了蓬勃发展。它们主张实现生态经济，要求加强基层民主，反对核扩散，维护世界和平等。它们的思想和政策以及实践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大批与系统论、生态学以及未来学等学科相关的著作在西方社会问世，如E.舒马赫（Schumacher）的《小即为美》（1973 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4 年）、H.格鲁尔（H.Gruul）的《被掠夺的星球》（1978 年）等。它们促使生态学、系统论和未来学得到广泛传播并且深入人心，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理论支撑。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指研究生物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mst Haeckel）在 1866 年首创了生态学这一概念，当时的生态学主要被理解为非人的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关系。从总体上说，生态学以系统科学的关联原则为哲学前提，以整个地球生命物质圈层的整体性为基点，它关注生态环境系统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依存性，批判过度滥用人类的主体能动性，认为只有限制现代工业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对生态的根本性破坏，才能够把人类从生态危机的悲剧中挽救出来。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生态学获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作为一个新的整体学科，现代生态学不再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上而是从生态整体的意义上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生态结构。生态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得近代物理学的“物质不灭定律”受到极大挑战，人们逐渐认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熵定律”否定了物质能量转化的无限可能性，强调物质能量的转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物质能量的转化对于人类的可利用性是有限的。现代生态学主张阻止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对生物圈的污染和毒化，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从而从根本上保护人类的生存。生态学有自身的基本原则，即“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必须用整体、系统、关联和平衡的思维方法及其手段来对待、处理自然和社会之间以及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3] 。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顶峰，它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必须把贯穿在所有的科学分析层面的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方法论与有机论或有机主义的方法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包含比其他的科学更多的分析层面，因为这些科学仅仅限定在具体的、特定的分析层次上的。其他的科学当然也应该是辩证的，但与生态科学相比，它们被限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因此，只有生态科学才是真正的辩证科学” [4] 。系统论是指根据各种关系和整体性去观察整个世界，强调有机组成原则，把世界看做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各种统一的整体大系统。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Tansley）在 1935 年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认为生态有机体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赖以及相互作用形成了有机的自然整体系统。“生态系统”概念把生态学和系统论结合起来，为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提供了新的视野。
随着现代科学系统理论的诞生，生命科学在 20 世纪获得了很大发展，生命系统研究日益深入。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环境科学”的概念。环境科学充分运用生态学、工程学、地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综合研究了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以及如何控制对人类不利的变化等问题。
德国学者奥西普·费莱希泰姆（O.K.Flechtheim）在 1943 年首次提出“未来学”概念。一般来说，未来学是指以未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的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管理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未来学主要研究威胁当代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它非常强调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和普遍性，主张通过调整技术的规模来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新问题。
生态学、系统论、生命与环境科学以及未来学等理论的发展，为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 20 世纪相继发生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内在本质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武器。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行为有所觉醒，从内心萌发出生态意识（如必须根除人对自然所采取的那种盲目索取的态度以维护生态平衡，否则人类自身的生存必将受到更大威胁）。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彻底转变，人们开始形成和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文化即生态文化。生态价值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一次非常重要的觉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人类这次觉醒的直接产物。
作为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灵魂和高峰，哲学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而后者也不断重构前者。在西方哲学史上，目前已经发生四次哲学的转向：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的语言转向、哲学的文化转向、哲学的荒野（环境）转向。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alston）提出哲学的荒野转向这一命题，指的是哲学界转向严肃反思人类与地球生态系之关系。他高举环境伦理学旗帜，宣称自己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实现从文化向荒野的转向。在他看来，人们既要有文化气质，同时也要有荒野气息和泥土气息。哲学的荒野（环境）转向孕育了生态哲学，它不再仅限于重点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抽象理论思辨问题，而是着重关注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萌芽的生态哲学的产生既有其强大的现实推动力，即生态危机以非常紧迫的状况而非警示或预言的形式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它的产生又有其必要的理论基础，即它产生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心物二元论和还原论等现代哲学理论基础的背景之下。“大地伦理”、“物种歧视”、“自然界内在价值”、“代际伦理”、“动物权利”、“人类中心主义”等诸如此类的关于生态、物种和动物保护问题的争论构成了哲学荒野转向的主题。
生态哲学的产生表征人类开始告别工业文明时代进而步入一个新文明时代即生态文明时代，它从哲学的高度重新思考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考虑自然的价值，进而倡导生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生态哲学的发展使自然界重新复活，标志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
总之，人类要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的危机和自然的危机，就必须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自然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重建自然与社会、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 [5] 中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结合点，开辟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生态批判。福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正在看到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所有将生态和人类福利简化为单调的生产过程）进行生态批判的崛起。这种批判基于三项主张：第一，一种制度如果追求无休止的几何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财富，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如果不是短期的话）都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一种制度如果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开来（目前这种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已被推向极端），那么它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将是格格不入的；第三，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球，产生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6] 。
[1]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第 2 页。
[2] 同上书，前言第 4 页。
[3] 黄新华：《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政治学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3 年第 3期，第 50 页。
[4]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 页。
[5]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K.博尔丁在 1953 年出版的《组织革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认为它是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逐步变化的结果，是观念和理想乃至技术手段的革命，将引起人们在观念、理想和技术手段方面的一系列的变革。
[6]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