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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德·马修（Gerhard Masur）1968 年曾说，危机观念正在穿透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今天，全球环境危机的观念已深深地扎根于大多数人的心中。“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一天比一天恶化，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中毒事件接连不断，动物种类不断灭绝，植物种类不断绝迹，河川海洋变成了脏水沟。在后工业和消费社会里，人类濒临精神和理智崩溃的边缘。” [1] 面对 20 世纪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日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岩佐茂（Shigeru Iwasa）把 20 世纪称之为“环境破坏的世纪”。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说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 [2] 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在全球范围的扩大以及资本的全球发展，世界接连出现了一系列影响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而人类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所导致的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生态危机是其中尤为突出的方面。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接二连三发生的一系列影响非常恶劣的环境公害事件逐渐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各个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浪潮风起云涌，各种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理论思潮不断涌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活跃的生长点，同时也是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既坚持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它将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企图实现两者的现代“联姻”，展现出生态学（“绿”）和马克思主义（“红”）紧密结合的理论特色。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和批判精神，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并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直接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直至追溯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对资本主义的贪婪与罪恶进行深刻的批判和抨击，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能力，有力应对了现代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危机或弊端的严厉批判，二是对未来的社会理想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设计以及对实现这种社会之变革途径的探索。从总体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是其理论最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其最有特色的地方；而它所提供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替代性方案及其变革途径等方面的探讨有待结合当今社会的具体现实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佩珀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了强大的社会建构主义而转向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向” [3] 。因此，从生态批判的角度深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
首先，需要对下面三对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学术界对“the Ecological Marxism”这个英文词组的三种不同译法。王谨最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 年第 4 期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学者，并将之译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慎之在 1991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阿格尔（Ben Agger）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译著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译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唐正东、臧佩洪在 2003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的译著中，将之译为《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使用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译法的学者还有徐觉哉、王雨辰、何萍、曾文婷等。刘仁胜“在2003 年之前发表的文章中都采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译法，而在 2003 年之后的文章以及博士论文中，都将之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以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对应” [4] 。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有周穗明等。使用过“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译法的学者有陈学明、俞吾金、张之沧、黄炎平、何萍、黄继锋等。其中，陈学明使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两种译法。
本书采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译法的理由在于：第一，在这三种不同的译法中，中国学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目前中国期刊网所发表的以“the Ecological Marxism”作为文章相关标题的 437 篇文章中（截至2012 年 6 月），使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译法的文章近三百一十九篇，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译法的有 105 篇，使用“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译法的只有 13篇。这就表明，绝大部分中国学者在使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译法上取得了一定共识。第二，刘仁胜所给出的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译法的理由是不成立的，“the Ecological Marxism”和“the Ecological Socialism”（生态社会主义）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对称。生态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the Ecological Marxism”只与狭义的“the Ecological Socialism”具有对应性。如果笼统地使用这种对应性，只会造成概念上的更大混乱。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是其重要的理论主题，其理论也展现出“红”（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与“绿”（生态学、生态运动）相结合的旨趣。
目前，国内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这两种理论派别的关系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包庆德、包红梅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两者派别不同。其主要代表王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是由西方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第二种看法是两者是相关发展阶段。其主要代表周穗明和季正矩等人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三种看法是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相提并论。一部分学者的文章题目是生态社会主义，但通篇谈论的都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思想，此时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彼时又称之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将两者混为一谈。 [5] 以上归纳、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尤其是他们所说的第三种观点在许多学者中都存在，这不利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准确、顺利开展。
目前中国学术界公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着最大影响的思想流派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现实生命力的增长点。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七章论述了“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意大利的理论家卢西那·卡斯特林那（Rusina Kasterina）就认为它“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指 20 世纪——引者注）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6] 。“环境的主题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思想中的核心部分。” [7]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理论主题之一。总的说来，试图把“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一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从生态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展开激烈批判，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变革以及人的自由解放紧密挂钩，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追求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全新社会。人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从而满足人类物质上有限而又丰富多样的需求。人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人类可亲的家园。佩珀认为构成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主题有：“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即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一定是国家所有）；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而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面向地方需要的地方化生产；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正；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 [8] 如果要给生态社会主义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那就是以社会主义的视角对生态环境难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这种简单的定义并不能使本身很复杂的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得以明晰，它必须从狭义和广义来进行区分。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态政治理论流派，它对现代生态环境难题进行社会主义视角的政治理论分析，并且论及未来绿色社会的制度设计及其实现。其核心议题在于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 [9] 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以生态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无政府主义、追求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这一生态社会主义派别，它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追求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着对应性。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将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与对生态环境难题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运动。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有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 [10] 。也就是说，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阵营既包括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方法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包括以生态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但有紧密联系的理论思潮。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相同性，都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而引起的绿色运动之中；两者都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都以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为理想追求和行动纲领；其具体的理论主张也具有共同点，例如都认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危机，主张以一种非暴力的改良性质的道路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等。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及批判精神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以及探讨解决这种危机的方法与途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部分，它是其指导思想之一。在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阵营里，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态理论家，如传统保守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等，只有那些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与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的相关性”，“构成了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的理论基础” [11] 。尽管各个发展阶段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社会理想进行了详尽描述，也探讨了如何实现理想社会的革命道路和策略，但他们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可行的实践操作；而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与政治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通过成为一些绿党的行动纲领来影响绿党的各种决策及相应行为，进而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在奥康纳看来，整个世界在 20 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间所发生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变化“导致了一些有关社会及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生态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12] 。这说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进一步区分：他们着重于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其实践活动则更多地以生态学社会主义来命名。
生态批判（Ecological Critique）与生态批评（Ecological Criticis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态批判是指社会理论家（包括环境伦理学家、生态哲学家、社会生态学家等）立足于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结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揭示出生态批判产生的理论根源和历史条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及相关事物进行批判和否定，并且寻找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生态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四大批判（其他三大批判为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拓展到更深的层面。生态批判的视角可以是多维度的，既可展开技术、消费现象层面的生态批判，也可展开哲学本质层面的生态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制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统一，其生态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反生态性，资本主义体系在生态上不可持续，需要用与生态可持续性相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生态批评是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英美文学界、进而出现于世界各个国家的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它结合现实的生态问题和文学文本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注重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以及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认为，生态批评是对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批评。许多生态批评家都将探究生态危机的文化和社会原因，进而把解决这些文化与社会问题作为生态批评的主要诉求。生态批评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生态视角对小说、戏剧的研究；环境文学的研究。生态批评“倡导寻找自然写作文学传统，通过重新发现、重新发行、重新评价文学作品，恢复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自然写作体裁，起到唤醒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作用”；它主张“全面考察主流文学体裁和经典文学作品，以挖掘表现出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分析评价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通过“分析、阐释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批判其中的反生态思想，以便推动学术界从生态的角度去重新评价经典文学并重新建构文学经典”。 [13]
生态批判和生态批评具有一些共同点：例如两者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全球性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日益深化的生态危机是它们产生的主要语境，它们都受到风起云涌的绿色运动的感召。两者的目的也具有一致性，即揭露和批判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唤醒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最主要的特征是把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阈延伸到自然文化领域；而生态批判则主要是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对生态环境危机进行理论思索以及相对应的实践运动。
其次，需要明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和问题域。
随着人类生存危机的逼近以及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人们逐渐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近几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尽管人们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对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仍众说纷纭，学术界难以确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这种局面严重阻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有必要对其定义进行厘定和界划，科学定位其学派性质，进一步阐明其问题域。
所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是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研究对象。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其科学定位这个问题上，目前国内学者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西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它“以否定工业文明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为特点……在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 [14] ，并且“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增长模式” [15] 。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苏东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它“首先是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进行批判的反思继而通过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 [16] 。第四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能被轻易地归于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它是一种介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展的最新理论形态。 [17] 第五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流派，它“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 [18] 。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以上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定义域过宽，它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探讨过生态问题，但又不以探讨生态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家纳入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来，如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都曾在某些著作中讨论过生态问题，但是他们只能被看做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 [19] 第二种观点没有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严重对立，实质上它与后现代主义无缘，相反，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走到一起去了。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曾明确地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严格区分开来，他把生态主义称为后现代主义。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明确指出，当前的危机并不是一种由现代化本身引起的危机，而是一种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非理性动机所造成的危机，我们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他反对笼统地否定现代化，主张给现代化划定界限。我们应该切记：生态社会主义阵营既包括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以生态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前者坚持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后者则坚持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第三种观点定义域过窄，它“准确地概括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和福斯特的理论，但是却无法涵盖高兹、莱斯、佩珀等这些不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主题的理论家” [20] 。第四种观点没有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与源的深层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充分借鉴和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观点、方法以及批判精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进展，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当代社会现实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崭新理论流派。最后一种观点比较符合实际，但也需要跟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而不断调整。
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问题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较少有原则性的争论。一般来说，对自然展开文化和价值的批判、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生态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它从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展开激烈的生态批判，认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强调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没有生态剥夺、社会公正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
问题域也称为问题空间，指的是一门学科或者一个学派主要关注的问题。在确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定义域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确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弄清其基本论域和理论问题。本书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不仅为他们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而且对于我们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和‘历史’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1]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建构思路：对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建构以及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建构。阿格尔和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的理论；奥康纳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趋势。第一重矛盾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它会引起生产不足的危机即生态危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注重挖掘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层面来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自然、反生态的本质，并揭示出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这是其理论上的一个共性。这一点既区分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生态哲学思潮，也显示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关联。生态批判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主题，也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他们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及时地把批判资本主义的视阈扩展到自然界和生态领域，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能力。
具体说来，“本·阿格尔和莱斯是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维系统治合法性的角度论述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奥康纳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运动，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破坏生态条件。……高兹和福斯特侧重于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与生产方式的特点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 [2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密切联系在一起。技术批判、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生态殖民主义批判、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以及“控制自然”意识形态层次上的批判，这些都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开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具体层面或者不同视角。
建设一个不同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懈的理想追求。他们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无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才能避免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是一个既能够满足个人需要，又不会损害生态系统，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并能够实现双赢，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的高度民主、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他们尽情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并且探讨了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和具体策略。从总体上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持乐观的态度。
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和问题域来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加拿大的莱斯、阿格尔，法国的高兹，英国的佩珀，美国的奥康纳、福斯特等。莱斯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他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批判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初步建立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框架。阿格尔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建者，他首次明确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系统论述了“消费异化”理论，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正式成立。高兹是法国左翼思想家、萨特的学生、《现代》杂志的编委、《新观察家》周刊的创始人，他从 1970 年后逐渐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主张用生态理性来超越经济理性，并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高兹等人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佩珀是英国牛津布鲁克大学地理学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区分开生态运动的各种政治派别，提出划分“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概念，主张把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推进到社会正义。奥康纳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原主任和《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创办人，他以“生产条件”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把文化和自然因素纳入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之中，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建构起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认为解决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转变国家的职能。福斯特是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博士、《组织与环境》以及《每月评论》主编，他从马克思的文献着手，梳理和重构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并建构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主张进行人类第三次革命——生态革命，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佩珀、奥康纳、福斯特等人所提出的思想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具备了更准确和清晰的理论主张，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成熟。
[1]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 页。
[2]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128 页。
[3] 戴维·佩珀：《论当代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年第 4 期，第 78 页。
[4]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 年第 3 期，第 58 页。
[5] 包庆德、包红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6] 卢西那·卡斯特林那：《为什么“红的”必须是“绿的”》，赵培杰译，尼克利奇编：《处在 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 页。
[7]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8 页。
[8]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前言第 3 页。
[9] 郇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江汉论坛》2006 年第 4 期，第 15 页。
[10] 同上刊，第 13 页。
[11] 郇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江汉论坛》2006 年第 4 期，第 13 页。
[12]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第 5 页。
[13] 陈茂林、秦志勇：《生态批评研究综述》，《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第 2 期，第8 页。
[14]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走向》，《求是学刊》2001 年第 4 期，第 8 页。
[15]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6 页。
[16] 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9 页。
[17] 蔡萍、华章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吗》，《学术论坛》2007 年第 7 期，第69页。
[18]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575 页。
[19] 王雨辰：《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与问题域》，《江汉论坛》2007 年第 7 期，第40 页。
[20] 王雨辰：《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与问题域》，《江汉论坛》2007 年第7 期，第40 页。
[21] 同上刊，第 41 页。
[22] 王雨辰：《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与问题域》，《江汉论坛》2007 年第 7 期，第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