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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584—617），字仲淹，王隆第三子。隋末大儒。卒后弟子门人谥曰“文中子。”
王通生于隋开皇四年（584 年）秋冬之月
，卒于隋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享年三十四岁
。
关于王通的命名，杜淹《文中子世家》载：“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中说》卷十附文）据《录关子明事》
，则王通的诞生，更是命数中要担当王道大任的传奇式人物，文中载同州府君请关子明蓍卦，以推决治乱损益之天数，根据蓍卦以及推算的结果，子明认为：“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中说》卷十附文）又云：“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申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以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同上）自黄初元年（220 年）后推三百六十六年为 586 年。并且认为其人应生于“唐晋之郊”，“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同上）其后“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同上）虽然距离关子明推算的达者的出生时间“先丙午之期者二载”，但献公筮之曰：“此子当之矣。”（同上）认为王通即是关朗推算出的“达者”。
此文的记载，皆是北魏孝文帝时关朗根据蓍卦预言未来之事，且事事皆应验，或者有些夸张。
但据《中说·关朗篇》：“王珪从子求《续经》。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辞也，当仁不让于师，况无师乎？吾闻关朗之筮矣，积乱之后，当生大贤，世习礼乐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谁欤？’”（《中说·关朗篇》）可知当时关朗之筮已经在王氏家族内部传开，甚至已经传到家族之外。如王通秀才高第后，内使薛道衡见后，曾对其子说：“河图、洛书尽在是矣”（《中说·天地篇》），可见，王通在当时因关朗之筮，被附会神化是有可能的。因而被寄予了重振斯文的期望，其后讲学河汾，门人弟子千余人的盛况或与此有关。在司空图的《文中子碑》中，我们看到，关于王通所被赋予的重振斯文的期望，已经被认为实现了，有唐所开启的贞观盛世以及三百年基业，被认为是王通的功劳：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圣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斫之以就其时。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圣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绩，济亦厥时，子惟善守，赋而不私，克输于我，贞休之基。（《唐文萃》卷五十一）
可见，王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总也抹不去受任于天的圣哲的痕迹。
王通早慧。据《录关子明事》载：“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中说》卷十附文）文中子生于开皇四年（584 年），开皇六年根据我国传统的年龄计算法，则为三岁，实为两周岁。一般两岁的孩子，只是刚刚学会说话没多久，但尚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王通却能够知《书》，确属罕见。
开皇九年（589 年），王通六岁时，隋平江东，统一了全国。《文中子世家》记载了王通和他父亲的一段对话：
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
。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
之事。
一个六岁的童子，竟能发此议论，难怪自己的父亲都感到诧异。然据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
：“粤若夫子，洪惟命世，尽象纬之秀，钟山川之灵，爰在孺年，素尚天启；亦既从学，家声日茂”（《全唐文》卷一三三）等语，可证以上所述，当是事实。象纬指所筮之卦，山川指黄河与龙门山，孺年天启，正说明王通幼年确属表现卓异的神童
。
王通不仅早慧，且非常勤奋。据《文中子世家》载“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
，正《乐》于北平霍，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开皇十八年（598 年），王通十五岁，有四方之志。
早慧又勤奋的王通，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费在著述和授徒上。按照《中说·立命篇》的记载：“夫子十五为人师焉”。可见其聪颖博识，未冠之年即能解答别人学问上的疑问。
仁寿元年（601 年），王通十八岁，《文中子碣铭》载：“举本州秀才，策高第”。（《全唐文》卷一三三）杨炯《王子安集序》中亦有：“祖父通，隋秀才高第。”
由是更是名闻天下。据《文中子碣铭》：“朝端□□（阙文）声节，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汉侯三请而不觌，尚书四召而不起。”（《全唐文》卷一三三）尽管薛道衡和王通的父亲是朋友（父党），算是王通的长辈，但宁愿“屈父党之尊”而与之相见。又《中说·天地篇》：“内史薛公（道衡）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对王通的学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命子师事之。又据《中说·王道篇》记载：“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
此外还有苏威、贺若弼等隋朝重臣及刘炫等大儒皆请见于王通。可见当时朝廷重臣以及名流对其学问和才华的尊崇。“请见”二字“还寓有道尊于势的意味”
。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中淳朴重道的一面。据《旧唐书·王勃传》、杨炯《王子安集序》，王通秀才及第后，授官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即辞官归家。
仁寿三年（603 年），王通二十岁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中说·关朗篇》），于是西游长安，向隋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同上）机会的丧失应该是双重的，对于隋朝而言，统一的辉煌帝国可能因此而失去了长保基业的良策，以至于如此短命；王通也因此未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并且丧失了对隋朝的信心，退归河汾著述讲学，朝廷数征而不至。
隋炀帝大业年间，王通隐居龙门之白牛溪，著书授徒。据《文中子世家》：“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这些门人包括一些隋唐名臣豪杰之士，“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和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另外，还有杜如晦、王珪等唐初名臣。据杜淹《文中子世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同上）薛收《文中子碣铭》：“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盛德大业，至矣哉。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愈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洙泗矣。”（《全唐文》卷一三三）著书讲学的情形，在隋季可谓盛况矣。正如杜淹所描绘的：“隋季文中子之教兴河汾，雍雍如也。”（《文中子世家》）王绩《游北山赋》及注亦云：“山似尼丘，泉疑洙泗”，“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此种讲学盛况及其文化传承后世称之为“河汾道统”或“河汾之学”。
王通讲学河汾的教材，除了儒家传统的经典之外，还有自己所编著的《续六经》。据薛收《文中子碣铭》：“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全唐文》卷一三三）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也对王通的著述情况作了描述：“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中说·关朗篇》云：“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徵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可见门人弟子各有所专，但都不出儒家经典和王通自己的著作。从以上史料还可看出，王通非一般的章句腐儒，而是立足时代，为挽救时弊，托古明义、开物垂训，弘扬王道仁政而著书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进步意义。有人认为王通泥古孔子聚徒讲学而对他进行嘲讽批判，实是一种偏见。
随王通受“王佐之道”的弟子门人，并非皆为一些年辈小于他的后生小子，往往与他同龄或年长于他，甚至有些人还是他的长辈。如王珪（571—639）是王通族叔
，裴晞是王通的舅舅
，陈叔达（？—635）是绛州郡守，李靖（570—649）、房玄龄（579—648）、魏徵（580—643）等年长于王通，其他人，如杜如晦（585—630）等也多为通之平辈。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故而对此产生疑惑，认为是王通后人为了自高其功，编造了王通的这些门人弟子，我们认为“只要曾求学问道于王通门下，称为门人并不过分。且门人与弟子是有区别的，古称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授受为门人。王通于河汾以道统立教，非训蒙之师，游通之门者，也多饱学之士，特为问道解惑或愿得指正品题而来，正是介于门人弟子之间者，《中说》将之统称门人，非但无谮妄之嫌，反有自谦之意。”
王通讲学的这一特点，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
大业十三年，王通去世。据《文中子世家》：“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其门人弟子数百人议，认为，王通为“至人”，“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请谥曰“文中子”。薛收、姚义等集其平日言行，经王凝、王福畤编辑，结成为语录体之《中说》。明嘉靖九年，王通从祀文庙。
王通一生，尊儒重道，为人师表。在家庭内部，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子弟情怀。《中说·天地篇》载：“铜川夫人好药，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阴阳，子始著历日。”
可见，王通的述方以及著历日，正是为了侍奉母亲与兄长而为之的。对于自己的几个弟弟，王通更是或鼓励，或批评，尽力教导之，尽到了作为兄长的责任。
王通被称为“隋末大儒”，是因为他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贡献。程颐认为他殆非荀、扬所及：“程颐门人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传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也。’”（《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朱熹以为：“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礼处有所欠缺。”（《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陆九渊以为：“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司马光认为：“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九）并为其作补传
。王阳明以为：“文中子，贤儒也。”“文中子当时拟经……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明儒焦肱就对王通的“拟圣”给予全面肯定。《焦氏草乘》卷二云：“文中子动以孔子为师，其见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拟太过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悦，则其举止言动不觉尽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诗祖李、杜，文祖迁、固，未有非之者，独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其在儒学发展史上被称为“河汾道统”
并被认为“‘河汾道统’说贯穿了北方儒学发展的全过程，是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条主线。”
明嘉靖九年，给事中张九功和大学士张璁提议，经由礼部裁定，增王通从祀孔庙。其在儒家思想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因王通在《隋书》中无传，自宋初的宋咸至近代的梁启超等，皆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并认为王通的传世著作《中说》为后人伪托。最初提出此疑问的为宋咸。如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十谓：“宋咸以文中悉模《论语》，句迹仲尼事，且谓李靖、陈叔达、房、魏诸公，未尝师事，作《过文中子》，又为《驳〈中说〉》凡二十二事共十卷。”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谓：“宋咸撰《过文中子》十卷，又《驳〈中说〉》二十二事。”明郑瑗《井观琐言》卷一谓：“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实无其人。”明焦竑《焦氏笔乘》卷二《文中子》条谓：“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因阮逸为《中说》作注，宋洪迈谓《中说》：“疑为阮逸所作。”（《容斋随笔·续笔》卷一《文中子门人》条）近代梁启超则认为：“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靖等皆攀认其门人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河汾道统’者，历述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
四库馆臣在《中说·提要》中梳理了历史上学者对王通及《中说》产生疑问的原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尝辨通以开皇四年生，李德林以开皇十一年卒，通方八岁而有德林请见，归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事；关朗以太和丁巳见魏孝文帝，至开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问礼于朗事；薛道衡以仁寿二年出为襄州总管，至炀帝即位始召还；又隋书载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及长不识本生；而有仁寿四年通在长安见道衡，道衡语其子收事。洪迈《容斋随笔》又辨：《唐书》载薛收以大业十三年归唐，而世家有江都难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语事。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唐会要》载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太兴殿为太极殿，而书中有隋文帝召见太极殿事，皆证以史传抵牾显然，今考通以仁寿四年自长安东归河汾，即不复出，故世家亦云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而《周公》篇内乃云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阮逸注曰：太乐之署，炀帝将游江都作此曲。《隋书职官志》曰：“太常寺有太乐署。”是通于大业末年复至长安矣，其依托谬妄亦一明证。
而自宋咸对王通提出疑问后，历代很多学者曾对此怀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且辨之甚详，有学者认为王通实有其人，如明郑瑗以为：“王绩有《负苓者传》，陈叔达《答绩书》有曰：‘贤兄文中子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陆龟蒙《送豆卢处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于隋代，知圣人之道不行，归河汾间修先君之业’。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诸孙也’云云。后司空图、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绩乃文中子之弟，而叔达又亲及门者也。文中子果不诬矣。但史失其传。”（《井观琐言》卷一）
关于对初唐一些高官名臣如陈叔达、房玄龄、魏徵等疑其非为王通门人的，只要掌握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文章资料，当不会置疑。如陈叔达在《答王绩书》中曰：“古人云：过高唐者，学王豹之讴；游睢涣者，学藻绘之功。”称自己曾：“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识大方。”
并不因为自己的名爵而影响他们在学问上的师生关系。并指出自己撰《隋规》，正是向王通学习的结果。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历述世事亲故如薛收、姚义后云：“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明确指出诸贤为王通门人。王福畤曾录其仲父王凝所转告的魏徵之自述：“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中说》卷十附《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魏徵诸人虽执弟子之礼，但王通仍称之为先辈，可见王通为人之谦逊，也可知其关系介于师友之间。
清人王士祯更曾为之力辩：“或疑文中子以为房杜李诸公未必皆出其门者，陋儒也。予读司空图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梁卫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图唐人也，又文中子乡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吾故特笔之以结此辈之舌。若门人薛收等议谥文中子，则详《唐书·文苑·王勃传》，文中子之名则附见《王绩传》。”（《香祖笔记》卷四）
事实上，现存的史书，虽然没有王通个人的传记，但新旧《唐书》在《王绩传》、《王勃传》及《王质传》中都提及王通，《旧唐书·王绩传》称：“兄通，字仲淹，隋大业末名儒，号文中子。”《旧唐书·王勃传》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617 年）卒，门人薛收相与议，谥曰文中子。”《旧唐书·王质传》称：“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此外《旧唐书·经籍志》也载及王通著作云：“《中说》五卷，王通撰”，《新唐书·艺文志》亦载“王通《中说》五卷”。此外，薛收《文中子碣铭》，皮日休《文中子碑》，司空图文《文中子碑》等，都可证王通其人的存在。
因此，只要掌握了这些史料，就不会对王通的存在生疑。
关于《中说》被疑为伪托之书，古人也曾为其辩诬，并阐明被疑为伪书之原因，如明郑瑗谓：“其书亦出后人所増益张大，牵合傅会痕迹宛然，在唐时已不甚为人所尊仰，故韩柳诸贤俱无称述，或谓即宋阮逸伪作，亦非。李翱《答王载言书》云：‘理有是者而辞章不能工，王氏《中说》是也。’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则《中说》之传久矣，然陈同父《类次〈文中子〉》云；‘分十篇，举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与龚氏本书各不同，如阮本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龚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民到于今称之，尔朱荣控勒天下，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龚本曰出而不声，隠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阮本则因董常而言，终之曰吾与尔有矣’。由是观之，则逸或不能无增损于其间，以启后人之疑也”。（《井观琐言》卷一）
《中说》北宋时尚有阮逸注和龚鼎臣注两种刻本。今传世本皆系据阮本转抄、翻印。龚本至南宋时犹存，后佚。此外尚有陈亮于南宋初年参校阮、鼎两本的类编本，可惜亦佚。据陈亮云：“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书多与逸异。”（《陈亮集·类次文中子引》）《直斋书录解题》卷九记有：“《中说注》十卷，正议大夫淄川龚鼎臣辅之撰，自甲之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后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这二百余处异文，今已不可全知，仅据现存的资料看，龚本优于阮本是肯定的。可见，《中说》在编辑流传的过程中，曾被“増益张大”，尤其是阮逸在为其作注释时，曾“增损于其间”，使其与龚本存在诸多差异，而后人只根据阮本，难免会发现一些与史实不合的记载。故而生发出一些本不该存在的疑问。
宋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卷五中对于前代学者的疑问给予了全面的否定：“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书·艺文志》已有王通《中说》，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经》，敷为《中说》。李、薛、房、杜皆其门人。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其书所言合矣。司空图又谓文中子致圣人之用，房魏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读《文中子》，且以其书并之太公家教，刘蕡读《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讥之，是虽当世儒者好恶不同，推尊之或过毁损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书，决非阮逸所作明矣，岂容斋偶忘之乎？盖《容斋》所疑不过因薛收、李靖之事，安知薛收不于文中子既死而方应义举，李靖初年从学而后乃投笔乎？”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全面为王通辩诬的当数明人宋濓：
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此书乃阮逸伪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谓通生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皮，唐人也，距隋为近，其言若此，果无是人乎？书果逸之伪作乎？
一云通行事，于史无者，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职善恶毕书，以为世法戒，人有秽行，见诸简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
一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未必其门人，脱有之，何不荐诸太宗而用之？隋大业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将焉荐之？（《文宪集》卷十七）
《四库提要》在梳理了前人的疑问后，也对王通实有其人，《中说》实有其书，作了充分的肯定：“考《杨炯集》有《王勃集序》，称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炯为其孙作序，则记其祖事必不误。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二语亦与今本相合，知所谓文中子者实有其人，所谓《中说》者，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亦实有其书。”
通过阅读以上材料，我们以为《中说》所记王通言行思想，除有些传抄讹误外，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今本《中说》尚有附录六篇：《叙篇》（阮逸撰）、《文中子世家》（杜淹撰）、《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后四篇可能是王福畤撰述先人闻见及整理王通著述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以上史料使我们对王通的存在不再生疑，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隋末大儒，门人弟子上千，众多唐初名臣皆为其门人，他们为何没有为其在史书中立传，总会令人疑惑不解。
我们知道，唐初，由陈叔达、房玄龄等参与撰写《隋书》，魏徵为总负责人。难道他们真没给王通立传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云：“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上文史料曾对此解释不屑一顾。确实，正史中有秽行的古人甚多，史臣也往往以“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善，何故单单删掉王通的传记，若因秽行而删掉王通的传记，实不能让人信服。但如果是因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或不愿告人的秘密，史臣以王通有“秽行”为借口，故意删掉了王通的传记，当是还能让人理解的。《隋唐通录》是何人所撰？究竟成书于何时，已无从考察。但关于王通可能有过传记，然被史臣所削，此记录无疑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以为，删掉王通传记的最有可能的“史臣”是长孙无忌。因他曾与王通之弟王凝结怨，而《隋书》最后成于长孙无忌之手。王福畤《东皋子答陈尚书》记其结怨始末：凝为监察御史，曾劾侯君集谋反，“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三则对“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的原因作了类似的分析，以为“宋史谓通为长孙无忌所恶，当时畏无忌，故遗通。而无忌之恶王氏则由于王凝次子勮劾贬侯君集，君集与无忌善，因而恶及其祖耳。”此说见于“仇俊卿《通史》，”且“本于宋史”，谓“它石论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此说虽然关于弹劾侯君集之事的当事人不确，但却把未为王通立传或保留其传记的原因分析得较为合理。现代学者，如邓小军《隋书不载王通考》等则对王凝弹劾侯君集，因此获罪于长孙无忌，从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隋书》亦不为之立传分析得非常具体、细致，颇具说服力。
那么，既然王通的传记可能在《隋书》中被删去，《唐书》中是否为其作了补传呢？《旧唐书·王绩传》谓通“自有传”，可事实上，《旧唐书》里根本就没有王通的个人传记，那么可能是已经列入计划中，但最终没有书写。也可能是已经写了，但因其为隋时人又被删掉了。
总之，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隋书》和《唐书》没有王通的传记，但并不排除当初曾为其立传的可能。另外，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吕才序述王氏六代家世后强调指出：“国史、家谍详焉。”可知当时国史中当载其父祖兄弟传记甚详。
所幸的是，司马光作了《文中子补传》，今存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九及《永乐大典》残卷。
弥补了《隋书》之不足。
王通在短暂的一生中，可谓著作等身。王通的著述见诸于史载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主要有四类：
其一为《太平之策》，又称《太平十二策》，编为四卷。据杜淹《文中子世家》：“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魏相篇》载“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已逸。
其二为诗歌一首。王通献《太平十二策》失败后，“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
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
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
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
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
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
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
（见《文中子世家》）
其三为《续六经》，又称《王氏六经》。王通所续《六经》，即《续诗》、《续书》、《礼论》、《乐论》、《元经》、《赞易》共八十卷六百七十五篇，到唐初已有部分散佚。王通子福畤勒成七十五卷六百六十五篇，分为六部，号为《王氏六经》
，但今多已不存。
王通《续六经》的目的，据其弟子薛收云：“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文中子碣铭》）《中说》则分述其《续六经》的目的：“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礼乐篇》）据当时读者的评价，《续六经》包含着治国安邦，匡世救弊的功用，如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以为：“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
《续六经》积淀着家族和前贤的智慧，薛收谓“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文中子碣铭》）其中，《续诗》共十卷三百六十篇，贞观时小序亦亡，该书今已无存。所收为自晋宋迄周隋，即晋、宋、北魏、北齐、北周、隋六代诗歌，其收录标准为“甄正乐府，取其雅奥。”（杨炯《王子安集序》）以达“化俗推移之理”。《续诗》有“四名”、“五志”。“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事君篇》）。《续诗》的“化”相当于《诗经》的“雅”，“政”相当于“国风”，但又不尽相同。《事君篇》云：“郡县之政，其异列国之风乎？列国之风深以固，其人笃……变风变雅作而王泽竭矣，变化变政作而帝制衰矣。”《天地篇》云《续诗》的作用“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学习《续诗》便会明白历代君主得失，还可以规正性情，“《诗》以正性”。从中可以看出其对《诗经》的仿效和传承关系。
《续书》一百二十篇，共二十五卷，今已无存。贞观王凝整理《续六经》时，已失其小序。其宗旨在于明“帝王之道”。主要根据自西汉至晋代的命、对、议、制、诏、册等选录编辑而成，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谓：“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王通自述选录汉晋的原因是：“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敢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王道篇》）贾琼问《续书》之义，王通说：“天子之意，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周公篇）。王通撰《续书》的目的为“以存汉晋之实”（《礼乐篇》），用来辩明事理，以振皇纲，以明王道。其书还经过王勃的校订、补缺，并作序，王勃称《续书》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经始汉、魏，迄于有晋，择其典物宜于教者，续《书》为百二十篇，而广大悉备”
谓《续书》乃取“近古之对、议”，“制、诏、册则几乎典诰矣。”《序》云：“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当补修其阙，爰考众籍，共参与旨。”并称：“刊写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续书序》）
《元经》十五卷五十篇，现存《四库全书》本《元经》为十卷，有薛收《传》及阮逸注。《旧唐书·王勃传》称：“祖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皆为儒士所称。”王通自谓：“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议》焉。”（《中说·王道篇》）可见，《元经》是效法《春秋》笔法，以行褒贬，代赏罚，侧重于史论的著述，王通曾详述其著《元经》的主旨：“《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问易篇》）王通评定史迹的标准为“三才之去就”。据陈叔达《江公答书》云：“自微言泯绝，大义乖坠，三代之教乱于甲兵，六经之术灭于煨烬，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贵虚饰以佞一时。……魏晋之际，夫何足云，中原板荡，史道息矣。……然国于天地，与有立焉，苟能宅郊堙，建社稷，树师长，抚黎元，虽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规模典式，岂徒然哉！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元经》纪年实起于晋惠帝永熙元年（290 年），迄于隋开皇九年一统区宇之岁（589 年），共计三百年。开皇十年后为薛收续。《元经》薛收原序云：“元经始晋惠帝，终陈亡，几三百年。”薛收为其做传，因过早去世而未成。杨炯《王子安集序》云：“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未就而殁。”“其书始晋太熙元年，终隋开皇九年，凡九卷，称为通之原书，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徳元年，称收所续。”（《四库全书·元经提要》）王勃整理《续六经》，然于《元经》之《传》，亦“未终其业。”（杨炯《王子安集序》）现存《元经薛氏传》之传文仅到卷九“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其后便无传文。
《元经》为王通《续六经》唯一的现存著作，然历代多认为其为阮逸之伪作，“崇文无其目，疑逸依托为之，陈氏曰：称王通撰，薛收传，阮逸补并注，按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为作也。”（《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然考其内容宗旨，皆与《中说》及其时人记载相吻合，只是在流传或薛收、阮逸在作传、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文字上的讹误，以及部分篇章的残缺。故而引起后人种种猜疑，而认为其为阮逸伪作。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为伪作前，我们不妨相信其为王通著作
，但其残缺遗漏之文，阮逸作注时，曾为其作过补充修订。
《礼论》原十卷二十五篇，到王福畤整理时，已亡五篇，今已无存。《乐论》十卷二十篇，在贞观年间也已亡五篇，今亦不存。
《中说·礼乐篇》云：“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可知王通撰《礼论》、《乐论》的目的主要是“正礼”、“正乐”。《中说》中有一段对王通居家的描写，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严格遵守礼法的夫子形象：“子闲居俨然，其功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子之服，俭以洁，无长物焉，绮罗锦绣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妇人则有青碧’。子宴宾无贰馔，食必去生，味必适，果菜非其时不食”（《事君篇》）。王通认为礼乐的真谛是：“《礼》以制行，《乐》以和德”（《中说·魏相篇》）。从中可以看出，礼是一种体现个人修养的行为规范。然而王通对于礼、乐并非是另为创制，只是纠正汉以来的偏失而已，“汉魏，礼乐之末，不足称也”（《中说·述史篇》），“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礼乐篇》）。
《赞易》共十卷七十篇，今已无存。王通极为推崇《易》道，他说“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王道篇》）因而在事君篇中云：“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但对于《易》的理解极为深刻，认为《易》的精髓在于“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中说·周公篇》）“《易》，圣人之功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中说·问易篇》）。他认为《易》不只是占卜、象数之类，更应关注人事，他称赞“汾阳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魏相篇》）。可知王通对《易》的认识，不在于《易》的“言象物而识物情”的推演之理，而在其注重对人事的实践。
其四为《中说》，又称《文中子》或《文中子〈中说〉》，共十卷。《旧唐书·王勃传》云：“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四库提要》云：“《中说》十卷，旧本题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说》五卷，《通考》及《玉海》则作十卷，与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畤《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篇，通弟绩《与陈叔达书》一篇，又《录关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畤贞观二十三年序。”
《中说》旧题王通撰，实为门人纂集王通言行记录而成。王凝曾言：“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中说·关朗篇》）可知《中说》是根据程元、仇璋、董常和薛收四人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且薛、姚还撰写了卷首与序言。其后，又经王凝、王福畤编辑整理。据《王氏家书杂录》，贞观年间王凝任监察御史时即开始搜寻门人的记录：“（王凝）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卷首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并将之编集成册，后由王福畤最后编定。“余因辨类分宗，编为十篇，勒成十卷。”并将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仿诸纪谍，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王氏家书杂录》），惜已不存。
此书在编辑及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讹误，比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指出，王通以开皇四年生，李德林以开皇十一年卒，通方八岁，而有德林请见，归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事。关朗以太和丁巳见魏孝文帝，至开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问礼于朗事等，《考古置疑》卷五认为“此其谬误断无可疑，故谓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者此也。”
此书流传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个版本，即阮逸注本和龚鼎臣本。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载：“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书多与逸异。”并载“陈亮参取阮龚本，类次为十六篇。”只可惜龚本与陈亮编辑的本子现已不传，故而阮本的讹误之处，已无从校改了。
以上是王通的生平与著述的概况。王通一生，崇儒重道，并以孔子为榜样，聚徒授学，此举为当时和此后的政治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通的门人，据王绩说：“以董常、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称俊彦”（《游北山赋》自注）。除此之外，还有房玄龄、魏徵、杜如晦、李靖、窦威、陈叔达、王珪等唐初名臣。大业十三年五月，王通在病中得知李渊在太原起兵，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王道篇》）并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魏相篇》）。看来他对李渊起兵是积极响应并抱有深刻期望的。薛收在《文中子碣铭》中最后说自己“将以肆力王事，思存管、乐。”即与王通的教导有关。可惜就在这年五月甲子日（据薛收《碣铭》），王通便英年早逝。受其影响，他的门人多投靠唐军。正如王绩在《游北山赋》中所说的：“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王绩亦云：“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而诸贤申才之时，正当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王通的设教河汾，对于初唐的政治文化，对于“贞观之治”的巨大成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中玄机，古人早已勘破：“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司空图《文中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