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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通

王通(584—617),字仲淹,王隆第三子。隋末大儒。卒后弟子门人谥曰“文中子。”

(一)崇儒重道的一生——王通生平概述

王通生于隋开皇四年(584 年)秋冬之月 ,卒于隋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享年三十四岁

关于王通的命名,杜淹《文中子世家》载:“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中说》卷十附文)据《录关子明事》 ,则王通的诞生,更是命数中要担当王道大任的传奇式人物,文中载同州府君请关子明蓍卦,以推决治乱损益之天数,根据蓍卦以及推算的结果,子明认为:“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中说》卷十附文)又云:“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申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以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同上)自黄初元年(220 年)后推三百六十六年为 586 年。并且认为其人应生于“唐晋之郊”,“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同上)其后“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同上)虽然距离关子明推算的达者的出生时间“先丙午之期者二载”,但献公筮之曰:“此子当之矣。”(同上)认为王通即是关朗推算出的“达者”。

此文的记载,皆是北魏孝文帝时关朗根据蓍卦预言未来之事,且事事皆应验,或者有些夸张。 但据《中说·关朗篇》:“王珪从子求《续经》。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辞也,当仁不让于师,况无师乎?吾闻关朗之筮矣,积乱之后,当生大贤,世习礼乐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谁欤?’”(《中说·关朗篇》)可知当时关朗之筮已经在王氏家族内部传开,甚至已经传到家族之外。如王通秀才高第后,内使薛道衡见后,曾对其子说:“河图、洛书尽在是矣”(《中说·天地篇》),可见,王通在当时因关朗之筮,被附会神化是有可能的。因而被寄予了重振斯文的期望,其后讲学河汾,门人弟子千余人的盛况或与此有关。在司空图的《文中子碑》中,我们看到,关于王通所被赋予的重振斯文的期望,已经被认为实现了,有唐所开启的贞观盛世以及三百年基业,被认为是王通的功劳: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圣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斫之以就其时。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圣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绩,济亦厥时,子惟善守,赋而不私,克输于我,贞休之基。(《唐文萃》卷五十一)

可见,王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总也抹不去受任于天的圣哲的痕迹。

王通早慧。据《录关子明事》载:“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中说》卷十附文)文中子生于开皇四年(584 年),开皇六年根据我国传统的年龄计算法,则为三岁,实为两周岁。一般两岁的孩子,只是刚刚学会说话没多久,但尚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王通却能够知《书》,确属罕见。

开皇九年(589 年),王通六岁时,隋平江东,统一了全国。《文中子世家》记载了王通和他父亲的一段对话:

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 。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 之事。

一个六岁的童子,竟能发此议论,难怪自己的父亲都感到诧异。然据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 :“粤若夫子,洪惟命世,尽象纬之秀,钟山川之灵,爰在孺年,素尚天启;亦既从学,家声日茂”(《全唐文》卷一三三)等语,可证以上所述,当是事实。象纬指所筮之卦,山川指黄河与龙门山,孺年天启,正说明王通幼年确属表现卓异的神童

王通不仅早慧,且非常勤奋。据《文中子世家》载“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 ,正《乐》于北平霍,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开皇十八年(598 年),王通十五岁,有四方之志。

早慧又勤奋的王通,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费在著述和授徒上。按照《中说·立命篇》的记载:“夫子十五为人师焉”。可见其聪颖博识,未冠之年即能解答别人学问上的疑问。

仁寿元年(601 年),王通十八岁,《文中子碣铭》载:“举本州秀才,策高第”。(《全唐文》卷一三三)杨炯《王子安集序》中亦有:“祖父通,隋秀才高第。” 由是更是名闻天下。据《文中子碣铭》:“朝端□□(阙文)声节,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汉侯三请而不觌,尚书四召而不起。”(《全唐文》卷一三三)尽管薛道衡和王通的父亲是朋友(父党),算是王通的长辈,但宁愿“屈父党之尊”而与之相见。又《中说·天地篇》:“内史薛公(道衡)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对王通的学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命子师事之。又据《中说·王道篇》记载:“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 此外还有苏威、贺若弼等隋朝重臣及刘炫等大儒皆请见于王通。可见当时朝廷重臣以及名流对其学问和才华的尊崇。“请见”二字“还寓有道尊于势的意味” 。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中淳朴重道的一面。据《旧唐书·王勃传》、杨炯《王子安集序》,王通秀才及第后,授官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即辞官归家。

仁寿三年(603 年),王通二十岁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中说·关朗篇》),于是西游长安,向隋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同上)机会的丧失应该是双重的,对于隋朝而言,统一的辉煌帝国可能因此而失去了长保基业的良策,以至于如此短命;王通也因此未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并且丧失了对隋朝的信心,退归河汾著述讲学,朝廷数征而不至。

隋炀帝大业年间,王通隐居龙门之白牛溪,著书授徒。据《文中子世家》:“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这些门人包括一些隋唐名臣豪杰之士,“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和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另外,还有杜如晦、王珪等唐初名臣。据杜淹《文中子世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同上)薛收《文中子碣铭》:“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盛德大业,至矣哉。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愈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洙泗矣。”(《全唐文》卷一三三)著书讲学的情形,在隋季可谓盛况矣。正如杜淹所描绘的:“隋季文中子之教兴河汾,雍雍如也。”(《文中子世家》)王绩《游北山赋》及注亦云:“山似尼丘,泉疑洙泗”,“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此种讲学盛况及其文化传承后世称之为“河汾道统”或“河汾之学”。

王通讲学河汾的教材,除了儒家传统的经典之外,还有自己所编著的《续六经》。据薛收《文中子碣铭》:“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全唐文》卷一三三)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也对王通的著述情况作了描述:“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中说·关朗篇》云:“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徵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可见门人弟子各有所专,但都不出儒家经典和王通自己的著作。从以上史料还可看出,王通非一般的章句腐儒,而是立足时代,为挽救时弊,托古明义、开物垂训,弘扬王道仁政而著书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进步意义。有人认为王通泥古孔子聚徒讲学而对他进行嘲讽批判,实是一种偏见。

随王通受“王佐之道”的弟子门人,并非皆为一些年辈小于他的后生小子,往往与他同龄或年长于他,甚至有些人还是他的长辈。如王珪(571—639)是王通族叔 ,裴晞是王通的舅舅 ,陈叔达(?—635)是绛州郡守,李靖(570—649)、房玄龄(579—648)、魏徵(580—643)等年长于王通,其他人,如杜如晦(585—630)等也多为通之平辈。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故而对此产生疑惑,认为是王通后人为了自高其功,编造了王通的这些门人弟子,我们认为“只要曾求学问道于王通门下,称为门人并不过分。且门人与弟子是有区别的,古称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授受为门人。王通于河汾以道统立教,非训蒙之师,游通之门者,也多饱学之士,特为问道解惑或愿得指正品题而来,正是介于门人弟子之间者,《中说》将之统称门人,非但无谮妄之嫌,反有自谦之意。” 王通讲学的这一特点,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

大业十三年,王通去世。据《文中子世家》:“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其门人弟子数百人议,认为,王通为“至人”,“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请谥曰“文中子”。薛收、姚义等集其平日言行,经王凝、王福畤编辑,结成为语录体之《中说》。明嘉靖九年,王通从祀文庙。

王通一生,尊儒重道,为人师表。在家庭内部,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子弟情怀。《中说·天地篇》载:“铜川夫人好药,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阴阳,子始著历日。” 可见,王通的述方以及著历日,正是为了侍奉母亲与兄长而为之的。对于自己的几个弟弟,王通更是或鼓励,或批评,尽力教导之,尽到了作为兄长的责任。

王通被称为“隋末大儒”,是因为他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贡献。程颐认为他殆非荀、扬所及:“程颐门人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传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也。’”(《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朱熹以为:“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礼处有所欠缺。”(《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陆九渊以为:“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司马光认为:“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九)并为其作补传 。王阳明以为:“文中子,贤儒也。”“文中子当时拟经……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明儒焦肱就对王通的“拟圣”给予全面肯定。《焦氏草乘》卷二云:“文中子动以孔子为师,其见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拟太过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悦,则其举止言动不觉尽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诗祖李、杜,文祖迁、固,未有非之者,独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其在儒学发展史上被称为“河汾道统” 并被认为“‘河汾道统’说贯穿了北方儒学发展的全过程,是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条主线。” 明嘉靖九年,给事中张九功和大学士张璁提议,经由礼部裁定,增王通从祀孔庙。其在儒家思想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二)千年的历史疑案

因王通在《隋书》中无传,自宋初的宋咸至近代的梁启超等,皆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并认为王通的传世著作《中说》为后人伪托。最初提出此疑问的为宋咸。如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十谓:“宋咸以文中悉模《论语》,句迹仲尼事,且谓李靖、陈叔达、房、魏诸公,未尝师事,作《过文中子》,又为《驳〈中说〉》凡二十二事共十卷。”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谓:“宋咸撰《过文中子》十卷,又《驳〈中说〉》二十二事。”明郑瑗《井观琐言》卷一谓:“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实无其人。”明焦竑《焦氏笔乘》卷二《文中子》条谓:“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因阮逸为《中说》作注,宋洪迈谓《中说》:“疑为阮逸所作。”(《容斋随笔·续笔》卷一《文中子门人》条)近代梁启超则认为:“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靖等皆攀认其门人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河汾道统’者,历述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

四库馆臣在《中说·提要》中梳理了历史上学者对王通及《中说》产生疑问的原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尝辨通以开皇四年生,李德林以开皇十一年卒,通方八岁而有德林请见,归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事;关朗以太和丁巳见魏孝文帝,至开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问礼于朗事;薛道衡以仁寿二年出为襄州总管,至炀帝即位始召还;又隋书载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及长不识本生;而有仁寿四年通在长安见道衡,道衡语其子收事。洪迈《容斋随笔》又辨:《唐书》载薛收以大业十三年归唐,而世家有江都难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语事。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唐会要》载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太兴殿为太极殿,而书中有隋文帝召见太极殿事,皆证以史传抵牾显然,今考通以仁寿四年自长安东归河汾,即不复出,故世家亦云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而《周公》篇内乃云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阮逸注曰:太乐之署,炀帝将游江都作此曲。《隋书职官志》曰:“太常寺有太乐署。”是通于大业末年复至长安矣,其依托谬妄亦一明证。

而自宋咸对王通提出疑问后,历代很多学者曾对此怀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且辨之甚详,有学者认为王通实有其人,如明郑瑗以为:“王绩有《负苓者传》,陈叔达《答绩书》有曰:‘贤兄文中子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陆龟蒙《送豆卢处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于隋代,知圣人之道不行,归河汾间修先君之业’。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诸孙也’云云。后司空图、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绩乃文中子之弟,而叔达又亲及门者也。文中子果不诬矣。但史失其传。”(《井观琐言》卷一)

关于对初唐一些高官名臣如陈叔达、房玄龄、魏徵等疑其非为王通门人的,只要掌握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文章资料,当不会置疑。如陈叔达在《答王绩书》中曰:“古人云:过高唐者,学王豹之讴;游睢涣者,学藻绘之功。”称自己曾:“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识大方。” 并不因为自己的名爵而影响他们在学问上的师生关系。并指出自己撰《隋规》,正是向王通学习的结果。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历述世事亲故如薛收、姚义后云:“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明确指出诸贤为王通门人。王福畤曾录其仲父王凝所转告的魏徵之自述:“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中说》卷十附《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魏徵诸人虽执弟子之礼,但王通仍称之为先辈,可见王通为人之谦逊,也可知其关系介于师友之间。

清人王士祯更曾为之力辩:“或疑文中子以为房杜李诸公未必皆出其门者,陋儒也。予读司空图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梁卫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图唐人也,又文中子乡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吾故特笔之以结此辈之舌。若门人薛收等议谥文中子,则详《唐书·文苑·王勃传》,文中子之名则附见《王绩传》。”(《香祖笔记》卷四)

事实上,现存的史书,虽然没有王通个人的传记,但新旧《唐书》在《王绩传》、《王勃传》及《王质传》中都提及王通,《旧唐书·王绩传》称:“兄通,字仲淹,隋大业末名儒,号文中子。”《旧唐书·王勃传》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617 年)卒,门人薛收相与议,谥曰文中子。”《旧唐书·王质传》称:“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此外《旧唐书·经籍志》也载及王通著作云:“《中说》五卷,王通撰”,《新唐书·艺文志》亦载“王通《中说》五卷”。此外,薛收《文中子碣铭》,皮日休《文中子碑》,司空图文《文中子碑》等,都可证王通其人的存在。

因此,只要掌握了这些史料,就不会对王通的存在生疑。

关于《中说》被疑为伪托之书,古人也曾为其辩诬,并阐明被疑为伪书之原因,如明郑瑗谓:“其书亦出后人所増益张大,牵合傅会痕迹宛然,在唐时已不甚为人所尊仰,故韩柳诸贤俱无称述,或谓即宋阮逸伪作,亦非。李翱《答王载言书》云:‘理有是者而辞章不能工,王氏《中说》是也。’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则《中说》之传久矣,然陈同父《类次〈文中子〉》云;‘分十篇,举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与龚氏本书各不同,如阮本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龚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民到于今称之,尔朱荣控勒天下,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龚本曰出而不声,隠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阮本则因董常而言,终之曰吾与尔有矣’。由是观之,则逸或不能无增损于其间,以启后人之疑也”。(《井观琐言》卷一)

《中说》北宋时尚有阮逸注和龚鼎臣注两种刻本。今传世本皆系据阮本转抄、翻印。龚本至南宋时犹存,后佚。此外尚有陈亮于南宋初年参校阮、鼎两本的类编本,可惜亦佚。据陈亮云:“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书多与逸异。”(《陈亮集·类次文中子引》)《直斋书录解题》卷九记有:“《中说注》十卷,正议大夫淄川龚鼎臣辅之撰,自甲之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后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这二百余处异文,今已不可全知,仅据现存的资料看,龚本优于阮本是肯定的。可见,《中说》在编辑流传的过程中,曾被“増益张大”,尤其是阮逸在为其作注释时,曾“增损于其间”,使其与龚本存在诸多差异,而后人只根据阮本,难免会发现一些与史实不合的记载。故而生发出一些本不该存在的疑问。

宋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卷五中对于前代学者的疑问给予了全面的否定:“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书·艺文志》已有王通《中说》,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经》,敷为《中说》。李、薛、房、杜皆其门人。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其书所言合矣。司空图又谓文中子致圣人之用,房魏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读《文中子》,且以其书并之太公家教,刘蕡读《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讥之,是虽当世儒者好恶不同,推尊之或过毁损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书,决非阮逸所作明矣,岂容斋偶忘之乎?盖《容斋》所疑不过因薛收、李靖之事,安知薛收不于文中子既死而方应义举,李靖初年从学而后乃投笔乎?”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全面为王通辩诬的当数明人宋濓:

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此书乃阮逸伪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谓通生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皮,唐人也,距隋为近,其言若此,果无是人乎?书果逸之伪作乎?

一云通行事,于史无者,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职善恶毕书,以为世法戒,人有秽行,见诸简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

一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未必其门人,脱有之,何不荐诸太宗而用之?隋大业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将焉荐之?(《文宪集》卷十七)

《四库提要》在梳理了前人的疑问后,也对王通实有其人,《中说》实有其书,作了充分的肯定:“考《杨炯集》有《王勃集序》,称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炯为其孙作序,则记其祖事必不误。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二语亦与今本相合,知所谓文中子者实有其人,所谓《中说》者,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亦实有其书。”

通过阅读以上材料,我们以为《中说》所记王通言行思想,除有些传抄讹误外,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今本《中说》尚有附录六篇:《叙篇》(阮逸撰)、《文中子世家》(杜淹撰)、《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后四篇可能是王福畤撰述先人闻见及整理王通著述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以上史料使我们对王通的存在不再生疑,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隋末大儒,门人弟子上千,众多唐初名臣皆为其门人,他们为何没有为其在史书中立传,总会令人疑惑不解。

我们知道,唐初,由陈叔达、房玄龄等参与撰写《隋书》,魏徵为总负责人。难道他们真没给王通立传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云:“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上文史料曾对此解释不屑一顾。确实,正史中有秽行的古人甚多,史臣也往往以“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善,何故单单删掉王通的传记,若因秽行而删掉王通的传记,实不能让人信服。但如果是因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或不愿告人的秘密,史臣以王通有“秽行”为借口,故意删掉了王通的传记,当是还能让人理解的。《隋唐通录》是何人所撰?究竟成书于何时,已无从考察。但关于王通可能有过传记,然被史臣所削,此记录无疑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以为,删掉王通传记的最有可能的“史臣”是长孙无忌。因他曾与王通之弟王凝结怨,而《隋书》最后成于长孙无忌之手。王福畤《东皋子答陈尚书》记其结怨始末:凝为监察御史,曾劾侯君集谋反,“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三则对“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的原因作了类似的分析,以为“宋史谓通为长孙无忌所恶,当时畏无忌,故遗通。而无忌之恶王氏则由于王凝次子勮劾贬侯君集,君集与无忌善,因而恶及其祖耳。”此说见于“仇俊卿《通史》,”且“本于宋史”,谓“它石论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此说虽然关于弹劾侯君集之事的当事人不确,但却把未为王通立传或保留其传记的原因分析得较为合理。现代学者,如邓小军《隋书不载王通考》等则对王凝弹劾侯君集,因此获罪于长孙无忌,从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隋书》亦不为之立传分析得非常具体、细致,颇具说服力。

那么,既然王通的传记可能在《隋书》中被删去,《唐书》中是否为其作了补传呢?《旧唐书·王绩传》谓通“自有传”,可事实上,《旧唐书》里根本就没有王通的个人传记,那么可能是已经列入计划中,但最终没有书写。也可能是已经写了,但因其为隋时人又被删掉了。

总之,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隋书》和《唐书》没有王通的传记,但并不排除当初曾为其立传的可能。另外,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吕才序述王氏六代家世后强调指出:“国史、家谍详焉。”可知当时国史中当载其父祖兄弟传记甚详。

所幸的是,司马光作了《文中子补传》,今存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九及《永乐大典》残卷。 弥补了《隋书》之不足。

(三)王通的著述

王通在短暂的一生中,可谓著作等身。王通的著述见诸于史载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主要有四类:

其一为《太平之策》,又称《太平十二策》,编为四卷。据杜淹《文中子世家》:“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魏相篇》载“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已逸。

其二为诗歌一首。王通献《太平十二策》失败后,“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

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

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

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

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

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

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

(见《文中子世家》)

其三为《续六经》,又称《王氏六经》。王通所续《六经》,即《续诗》、《续书》、《礼论》、《乐论》、《元经》、《赞易》共八十卷六百七十五篇,到唐初已有部分散佚。王通子福畤勒成七十五卷六百六十五篇,分为六部,号为《王氏六经》 ,但今多已不存。

王通《续六经》的目的,据其弟子薛收云:“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文中子碣铭》)《中说》则分述其《续六经》的目的:“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礼乐篇》)据当时读者的评价,《续六经》包含着治国安邦,匡世救弊的功用,如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以为:“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

《续六经》积淀着家族和前贤的智慧,薛收谓“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文中子碣铭》)其中,《续诗》共十卷三百六十篇,贞观时小序亦亡,该书今已无存。所收为自晋宋迄周隋,即晋、宋、北魏、北齐、北周、隋六代诗歌,其收录标准为“甄正乐府,取其雅奥。”(杨炯《王子安集序》)以达“化俗推移之理”。《续诗》有“四名”、“五志”。“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事君篇》)。《续诗》的“化”相当于《诗经》的“雅”,“政”相当于“国风”,但又不尽相同。《事君篇》云:“郡县之政,其异列国之风乎?列国之风深以固,其人笃……变风变雅作而王泽竭矣,变化变政作而帝制衰矣。”《天地篇》云《续诗》的作用“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学习《续诗》便会明白历代君主得失,还可以规正性情,“《诗》以正性”。从中可以看出其对《诗经》的仿效和传承关系。

《续书》一百二十篇,共二十五卷,今已无存。贞观王凝整理《续六经》时,已失其小序。其宗旨在于明“帝王之道”。主要根据自西汉至晋代的命、对、议、制、诏、册等选录编辑而成,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谓:“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王通自述选录汉晋的原因是:“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敢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王道篇》)贾琼问《续书》之义,王通说:“天子之意,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周公篇)。王通撰《续书》的目的为“以存汉晋之实”(《礼乐篇》),用来辩明事理,以振皇纲,以明王道。其书还经过王勃的校订、补缺,并作序,王勃称《续书》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经始汉、魏,迄于有晋,择其典物宜于教者,续《书》为百二十篇,而广大悉备” 谓《续书》乃取“近古之对、议”,“制、诏、册则几乎典诰矣。”《序》云:“间者承命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当补修其阙,爰考众籍,共参与旨。”并称:“刊写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续书序》)

《元经》十五卷五十篇,现存《四库全书》本《元经》为十卷,有薛收《传》及阮逸注。《旧唐书·王勃传》称:“祖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皆为儒士所称。”王通自谓:“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议》焉。”(《中说·王道篇》)可见,《元经》是效法《春秋》笔法,以行褒贬,代赏罚,侧重于史论的著述,王通曾详述其著《元经》的主旨:“《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问易篇》)王通评定史迹的标准为“三才之去就”。据陈叔达《江公答书》云:“自微言泯绝,大义乖坠,三代之教乱于甲兵,六经之术灭于煨烬,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贵虚饰以佞一时。……魏晋之际,夫何足云,中原板荡,史道息矣。……然国于天地,与有立焉,苟能宅郊堙,建社稷,树师长,抚黎元,虽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规模典式,岂徒然哉!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元经》纪年实起于晋惠帝永熙元年(290 年),迄于隋开皇九年一统区宇之岁(589 年),共计三百年。开皇十年后为薛收续。《元经》薛收原序云:“元经始晋惠帝,终陈亡,几三百年。”薛收为其做传,因过早去世而未成。杨炯《王子安集序》云:“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未就而殁。”“其书始晋太熙元年,终隋开皇九年,凡九卷,称为通之原书,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徳元年,称收所续。”(《四库全书·元经提要》)王勃整理《续六经》,然于《元经》之《传》,亦“未终其业。”(杨炯《王子安集序》)现存《元经薛氏传》之传文仅到卷九“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其后便无传文。

《元经》为王通《续六经》唯一的现存著作,然历代多认为其为阮逸之伪作,“崇文无其目,疑逸依托为之,陈氏曰:称王通撰,薛收传,阮逸补并注,按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为作也。”(《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然考其内容宗旨,皆与《中说》及其时人记载相吻合,只是在流传或薛收、阮逸在作传、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文字上的讹误,以及部分篇章的残缺。故而引起后人种种猜疑,而认为其为阮逸伪作。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为伪作前,我们不妨相信其为王通著作 ,但其残缺遗漏之文,阮逸作注时,曾为其作过补充修订。

《礼论》原十卷二十五篇,到王福畤整理时,已亡五篇,今已无存。《乐论》十卷二十篇,在贞观年间也已亡五篇,今亦不存。 《中说·礼乐篇》云:“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可知王通撰《礼论》、《乐论》的目的主要是“正礼”、“正乐”。《中说》中有一段对王通居家的描写,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严格遵守礼法的夫子形象:“子闲居俨然,其功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子之服,俭以洁,无长物焉,绮罗锦绣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妇人则有青碧’。子宴宾无贰馔,食必去生,味必适,果菜非其时不食”(《事君篇》)。王通认为礼乐的真谛是:“《礼》以制行,《乐》以和德”(《中说·魏相篇》)。从中可以看出,礼是一种体现个人修养的行为规范。然而王通对于礼、乐并非是另为创制,只是纠正汉以来的偏失而已,“汉魏,礼乐之末,不足称也”(《中说·述史篇》),“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礼乐篇》)。

《赞易》共十卷七十篇,今已无存。王通极为推崇《易》道,他说“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王道篇》)因而在事君篇中云:“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但对于《易》的理解极为深刻,认为《易》的精髓在于“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中说·周公篇》)“《易》,圣人之功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中说·问易篇》)。他认为《易》不只是占卜、象数之类,更应关注人事,他称赞“汾阳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魏相篇》)。可知王通对《易》的认识,不在于《易》的“言象物而识物情”的推演之理,而在其注重对人事的实践。

其四为《中说》,又称《文中子》或《文中子〈中说〉》,共十卷。《旧唐书·王勃传》云:“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四库提要》云:“《中说》十卷,旧本题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说》五卷,《通考》及《玉海》则作十卷,与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畤《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篇,通弟绩《与陈叔达书》一篇,又《录关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畤贞观二十三年序。”

《中说》旧题王通撰,实为门人纂集王通言行记录而成。王凝曾言:“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中说·关朗篇》)可知《中说》是根据程元、仇璋、董常和薛收四人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且薛、姚还撰写了卷首与序言。其后,又经王凝、王福畤编辑整理。据《王氏家书杂录》,贞观年间王凝任监察御史时即开始搜寻门人的记录:“(王凝)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卷首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并将之编集成册,后由王福畤最后编定。“余因辨类分宗,编为十篇,勒成十卷。”并将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仿诸纪谍,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王氏家书杂录》),惜已不存。

此书在编辑及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讹误,比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指出,王通以开皇四年生,李德林以开皇十一年卒,通方八岁,而有德林请见,归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事。关朗以太和丁巳见魏孝文帝,至开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问礼于朗事等,《考古置疑》卷五认为“此其谬误断无可疑,故谓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者此也。”

此书流传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个版本,即阮逸注本和龚鼎臣本。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载:“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书多与逸异。”并载“陈亮参取阮龚本,类次为十六篇。”只可惜龚本与陈亮编辑的本子现已不传,故而阮本的讹误之处,已无从校改了。

以上是王通的生平与著述的概况。王通一生,崇儒重道,并以孔子为榜样,聚徒授学,此举为当时和此后的政治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通的门人,据王绩说:“以董常、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称俊彦”(《游北山赋》自注)。除此之外,还有房玄龄、魏徵、杜如晦、李靖、窦威、陈叔达、王珪等唐初名臣。大业十三年五月,王通在病中得知李渊在太原起兵,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王道篇》)并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魏相篇》)。看来他对李渊起兵是积极响应并抱有深刻期望的。薛收在《文中子碣铭》中最后说自己“将以肆力王事,思存管、乐。”即与王通的教导有关。可惜就在这年五月甲子日(据薛收《碣铭》),王通便英年早逝。受其影响,他的门人多投靠唐军。正如王绩在《游北山赋》中所说的:“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王绩亦云:“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而诸贤申才之时,正当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王通的设教河汾,对于初唐的政治文化,对于“贞观之治”的巨大成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中玄机,古人早已勘破:“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司空图《文中子碑》) Lc77G3ZU4tc5sBfTf0AotdyyZ6cEYGvV/0ymKWnmKL4OCWB0Torv0S8VchBWft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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