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的文学研究多注重单个作家的个体研究，而往往忽略对作家群体、家族文学的关照，这与我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的历史文化状况是很不相称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家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闻一多先生曾指出：“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陈寅恪先生也认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可见，家族作为基本的文化单位，其创造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性已得到学术大师们的首肯。

一个家族可以一时在政治或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只要在文化上占据优势，这个家族就往往会有重新振兴的机会。因此，文化家族几乎是所有世家大族中生命最长久、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最为不朽的家族。即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幻，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但王谢等所代表的家族所创造的文化，却是无法移植到任何一家的，他们因而倍受后人的仰慕而万古长青。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虽与学术有别，但考察历史上一个个的世家大族，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的遗传基因也常在兄弟、父子、祖孙等家族范围内绵延不绝。譬如我们熟悉的三曹、两陆、二谢等。

事实上，对家族内部文化和文学上的同生共长、绵延相继的现象，古人已经注意到。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但对于家族文学这种现象的关注，并未引起学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近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部分学者主要以六朝时期的家族作为关照对象并对陈郡谢氏、河东裴氏、河北崔氏、兰陵萧氏、江东陆氏、琅邪颜氏、琅琊王氏等大家族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仕宦、婚姻等方面。有些学者已对家族文学进行了一些个案或综合性的研究，或在某一研究领域内涉及到家族文学。就笔者接触到的有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主要论述了永明文学与江南吴姓、侨姓士族的关系。程章灿的《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以及《世族与六朝文学》，对家族文学研究多有开拓。萧华荣的《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涉及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的研究。张天来的《魏晋南北朝家族观念与家族文学》，对吴郡陆氏、陈郡谢氏等家族文学概况进行了分析。李真瑜的《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丁福林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王春元的《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等，都对某些家族文学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探讨，推进了家族文学的研究。

有些文学史等著作，也涉及关于家族文学的现象，比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不少名门望族世代习文，以维持其声誉，因而家族内部对于子弟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并由此而形成了诸多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如当时最为显赫的王、谢二家。王氏家族不但权势崇隆，爵位相继，而且七代之中文才相续，难怪被王筠视为家族的荣耀（见《梁书·王筠传》）。至于谢家，那更是‘芝兰玉树’般的、典型的家族文学集团。从《世说新语》、《宋书》及《南史》等书所载大量有关谢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有意识地经常组织儿女在一道‘讲论文义’，相助相长，而且也的确培养出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谢混、谢灵运、谢惠连以及后来的谢庄、谢朓等，都曾对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一些海外学人的著作，如日本田仲一成的《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美国艾尔曼（B.A.Elman）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包弼德（Peter.K.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等，都涉及关于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内容。

以上研究成果，都对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对笔者具有启发意义。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都离不开各自的世界” 。文学作品的创造当然也离不开它们的生成环境，而在宗法制的社会里，家族无疑是艺术生成和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世界”。而作品又“缔造一个世界”。 那么，作家所缔造的“世界”，与包括家族在内的本真的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无疑，通过家族文学的研究和探讨，我们一定能够解答或者部分地解答这些问题。否则，透过无法穿越的时间的河流，我们在探讨作家“各自的世界”与他们所“缔造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时，若仅仅把目光局限于一些作家个体，而不去寻找作家“各自的世界”（家族即是作家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找寻家族内部一个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对文学的生成、发展等作透彻精辟的研究的。因而通过家族文学的研究，对于探明文学的生成原因、文学的发展轨迹与脉络、文学与社会文化及家族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家族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都将会有新的进展与收获，从而为文学的进一步研究拓展更为广阔的领域。因而从家族的角度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笔者选择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进行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其一，从目前家族文学文化研究的分布来看，其“研究生态”需要改善。上述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的关于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阶段，且明显侧重于一些著名的文化家族，如吴郡陆氏、陈郡谢氏、琅邪王氏等。其他像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等则成果甚少。当然，这样的“研究生态”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毕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门阀士族最具势力的阶段，世家大族往往延续数代甚至十数代而不衰，且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因而这些倍受关注的家族无疑是他们所处时代最具研究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家族了。

隋朝实行科举制之后，世家大族的地位有所衰落，但其影响力还是巨大的。虽然，《新唐书》统计出的 369 位唐代宰相只是 98 个士族的后裔。唐代世家大族在高级行政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南北朝时期小，但这个比例仍旧很高，大约占到百分之六十。 可见，家族在唐朝的政治上依旧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引柳芳论氏族说：“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又说：“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九：“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可见，家族在唐朝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倍受重视。

同时，家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对于文化建设来说，其作用亦不可低估。隋唐的文学文化家族可谓多矣。比如薛道衡、薛收为代表的薛氏家族；上官仪、上官婉儿为代表的上官家族；杜审言、杜甫为代表的杜氏家族；王维、王缙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白居易、白行简、白敏中等为代表的白氏家族等；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发现唐人父子、兄弟、夫妻、祖孙以文学并称者甚众，对各项都举例说明，还特别指出王劇、王勔、王勃、王助、王劼、王劝为兄弟六人皆善文者，此皆本书所研究的王氏家族的成员，等等。同时他还指出：“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崔尤著。盖自六朝、元魏时，已为甲族，其盛遂与唐终始。……而能诗之士弥众，他姓远弗如也。”他还随之信手罗列崔氏能诗者近六十人，然后总结说：“初唐之融，盛唐之颢，中唐之峒，晚唐之鲁，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可见，这个文学高度辉煌的朝代，产生的文学家族跟魏晋南北朝相比，并不逊色。尽管如此，选择隋唐的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在学界尚不多见，因而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此种“研究生态”需要我们去改善。

其二，从时间上看，隋唐之际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期，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上的文学文化家族进行研究，可以见证文学的承上启下的一些特点，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评价。

隋唐时期，国家在历经了数百年的分裂后重新走向统一。政治的一统对于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大一统的皇朝服务成为隋初和唐朝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融合南北文风，创造出“尽善尽美”的文学，正是时代对文学的期待和要求。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要求，文学是怎样发展变革的？通过王氏家族的文学研究，我们正可看出文学发展的一些脉络和承上启下的时代特点以及南北文风的融合等。正是他们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共同努力，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迎来了盛唐文学的辉煌。

其三，从所选择的家族个案来看，隋唐之际王氏家族的成员，包括文中子王通、王度、王绩、王勃等在内的主要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积淀并继承了先唐文化和文学的诸多因素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对三教合一，古文运动，宋明理学，诗歌、传奇、辞赋、散文等唐朝及以后的思想、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唐代的文学家族虽然很多，隋及初唐也不乏像薛道衡、薛收等为代表的薛氏家族，杜易简、杜审言为代表的杜氏家族，上官仪、上官婉儿等为代表的上官家族等文学世家，但他们在文学史上主要以诗赋留名。可以说在隋唐之际，只有河汾王氏家族对于唐朝的主要文体，如诗歌、传奇、辞赋、骈文等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故而对于唐代这些文体的发生、发展都可从王氏家族的文学中管中窥豹，了解一斑，从而使王氏家族的文学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

另外，本书所研究的三代作家，其生活的时间跨度不大，即使从王通出生之年（584 年）算起，到王勃辞世（676 年）也只有九十余年，适合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研究。

为此，笔者选择了对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的文学、文化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隋唐文学、文化的研究尽微薄之力。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学者也不乏对于本书所探讨的王氏家族的作家进行研究，如在思想史上对王通的研究比较多。在文学史上对王绩、王勃的研究比较多。但一般都是把他们作为独特的个体进行关照，单独研究他们的思想以及文学上的贡献与价值。但贾晋华的《河汾作家群与隋唐之际文学》一文，对于一个“从未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要作家群——河汾作家群”及其作品进行了稽考和评述，指出隋大业中，以王通讲学为主要背景，在河汾一带聚集了一批作家，可考者有王通、王度、王绩、薛收、杜淹、凌敬、薛德音、陈叔达、仲长子光。作品现存有王通 1 首诗、王度 1 篇传奇、王绩 13 首诗文、薛收 2 首文赋、薛德音 1 首诗、陈叔达2 首诗、凌敬可能 1 首诗以及《中说》文论数则。文章认为，河汾作家群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和业绩，不但在隋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初唐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及初唐的第二代诗人。 此文这种对于隋唐之际河汾作家群整体进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等，对本书颇具启发意义。 1Z/iXTnE22EfFPB+6XGmqUHhDrr7kNzrYKqjuDYzJXzctFjshpXO/rcrmFySQl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