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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倬彼我系”乃王勃一首诗的题目
。王勃为本书所要探讨的河汾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河汾王氏家族，为隋唐之际居住在河汾之地（黄河、汾河流域的交界地带）的以“文中子”王通、其兄王度、其弟王绩以及其孙王勃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王氏家族作家群体。王氏家族居住的具体地理位置为“绛州龙门县”
，即今天的山西省河津市
。
《倬彼我系》大致是一首追念祖德、颂扬家风、自我勉励以及教育子弟的诗歌。在王勃的存世作品中，与其诸多才华横溢的诗篇相比，此诗甚为古朴，为《诗经》式的四言体，事实上也是其仅存的一首四言体诗歌。然而此诗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其艺术性，而在于王勃在对自己家族的追述中，所体现出的对于家族的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同和颂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出自有周”，且曾“居卫仕宋，臣嬴相刘。乃武乃文，或公或侯”的世家大族，乃是渊源深厚的文化世家，其诗中有：“爰述帝制，大搜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贻厥孙谋，永为家宝。”而这一世家至隋唐之际，依旧秉承着“礼乐”、“诗书”之文化传统，为隋唐的文化、文学建设贡献颇著，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故而本书就借用王勃此诗之题作为书题，以彰显王氏家族在文化文学上的丰硕功绩。
河汾王氏为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
太原王氏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新唐书》卷七十二中）宗敬死后，即葬于晋阳城北，墓地称“司徒冢”。其后太原王氏后裔徙居各地，又形成许多支源于太原王氏的衍派。宗敬之裔孙王翦，为秦国将军。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征燕国，平楚地，下百越，战功十分显赫。秦始皇论功行赏时，王翦与大将蒙恬共执牛耳。王姓与蒙姓同居天下之先。王翦之子王贲亦为秦国将军，曾败楚军，平魏地，征辽东，屡立战功。王贲子王离，字子明。秦二世夺大将蒙恬兵权，任用王离为大将军。巨鹿之战，王离败于项羽而亡。王离有二子，长曰王元，次曰王威。王元为避乱，徙居山东琅琊，是为琅琊王氏之祖。王元四世孙王吉，为东汉时谏议大夫，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王威仍居晋阳，西汉时任扬州刺史。其后子孙散居各地。至九世孙王霸，又重返故里，定居太原。王霸生于东汉，屡聘不任，隐居读书。王霸有二子，长曰殷，东汉时中山太守，食邑祁县，其后裔称祁县王氏；次曰咸，随父居晋阳，其后裔称晋阳王氏。后来，太原王氏的两个分支即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人才辈出，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影响巨大的名门望族。
定居祁县的王殷，即为本书王通的十八代祖，杜淹《文中子世家》称为“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中说》卷十附文）
祁县王氏至文中子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同上）此即王绩在《游北山赋序》所说的：“永嘉之际，扈迁江左。”
至四代祖虬，据《文中子世家》：“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并州府治所在今天的太原。据《录关子明事》：“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中说》卷十附文）王绩《游北山赋序》称：“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王通曾族彦，据《文中子世家》为同州府君，王绩《游北山赋序》云：“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王通祖父一，据《文中子世家》载，为安康献公，曾任济州刺史。文中子之父王隆称铜川府君，据《文中子世家》：“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此即为本书所研究的河汾王氏家族父祖世系的大概状况。
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家族，为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当无疑义。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太原祁人也。”太原祁王氏属于当时的士族高门，为山东旧族之一，太原王氏是南北朝隋唐的“四姓”或“五姓”之一。《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三年春正月条：“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胡注：四姓，卢、崔、郑、王）《唐国史补》：“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之钑镂王家，喻银制而金饰也。”（《唐国史补》卷上）在唐代，太原王姓与山东崔姓、范阳卢姓、赵郡赵姓还有李姓号称“海内五大姓”，王氏家族在太原、在整个唐代的地位可见一斑。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有“累世经学”条：“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也乎。”王氏家族即属于“累世经学”的世家大族。
王通的十八世祖王殷就曾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文中子世家》）十四世祖王述曾“著《春秋义绝》”，九世祖王寓、八世祖王罕、七世祖王秀都以文学显，六世祖王玄则“以儒术进”，曾“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江左号“王先生”曾著《时变论》（《文中子世家》）。据《中说》卷一《王道篇》
记载，五世祖江州府君王焕，曾著《五经决录》，曾祖同州府君王彦曾著《政小论》。祖父安康献公王一“深明易理”，著《皇极谠义》。还曾撰写过禹庙的碑文：“子登云中之城，……降而宿于禹庙，观其碑首，曰：‘先君献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达。’”（《中说·王道篇》）王通之父铜川府君王隆，曾承诏著《兴衰要论》，并“传先生之业，教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
在这个文化世家中，世代相传的即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发挥，以及如何训导子孙为学。尽管家族谱系久远难以确证，但至少从王通六世祖开始就已经是世代为官，且皆通晓经学。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祖上：“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牒详焉。”朱熹在与王绩的隔代唱和《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中赞之曰：“华宗盛文史”，
王氏家族成员对于自己的家学渊源，也颇为认同和自豪。如王珪
曾云：“世习礼乐莫若吾族。”（《中说·关朗篇》）可见，王氏为家学渊源深厚的儒学世家。
古人习惯上以郡望称呼某一家族，虽然此一家族辗转迁徙，已经离开发祥的郡望，却依旧用旧郡望称之。如“琅邪王氏”，即使在东晋“衣冠南渡”之后，也仍以“琅邪王氏”称之。然而，“正像伊霈霞对博陵崔氏以及戴维·约翰逊对赵郡李氏的研究所表明的，组成唐代世家大族的家族，不再拥有一个领地广阔（landholdings）、可以叶落归根的共有祖地。”
本书所研究的王氏家族，虽是太原王氏的一支，但到我们所要探讨的隋唐之际的河汾王氏，至少上溯到王通的九代族王寓，已经离开了太原祁，根据杜淹的《文中子世家》：王通的九代族王寓“仕晋，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王绩：“高祖晋阳穆公自南北归，始家河汾焉。”
祖父安康献公王一从北周武帝征战有功，得获赐地。
王绩《游北山赋序》称：“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之受田。坟垄寓居，倐焉五叶；桑榆成荫，俄将百年。”可见，至本书所要探讨的作家们生活的时代，王氏家族已在河汾之地生活了将近百年。
尽管以郡望称呼自己的籍贯为古人习惯，且本书所研究的主要作家王绩在其《游北山赋序》中也自称：“余周人也，本家于祁。”然而，主要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书的王氏家族在文中称为“河汾王氏”，而不称其为“太原王氏”。因太原王氏到了隋唐，除了本书所要探讨的居于河汾的王氏之外，徙居各地的分支已非常多。而本书所主要探讨的作家，只局限于隋唐之际的居住在河汾的以文中子王通、其兄王度、其弟王绩以及其孙王勃等为主要关照对象的作家群体。若粗略的以太原王氏为题，则在表述上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混乱，而直接用河汾王氏，则能够非常清晰明了地阐述本书研讨的对象。
河汾，即黄河与汾河流域交界地带。王氏家族居住的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即位于此。史书上，如两《唐书》在说明王绩、王勃等人的籍贯时，基本上都说他们是“绛州龙门”人。在古代诸多记载王氏家族的材料中，在谈到他们的籍贯时，或说他们是太原祁人，或说他们是绛州龙门人，而在谈到他们的文化影响时，则常用“河汾”、“汾阴”等概念。自北魏时期，河汾地区就已兴儒重教，颇具文化传统。《魏书》卷四十二《薛辩传》云：“（薛）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新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而王氏此一分支自晋阳穆公定居河汾以来，在此地影响甚著。王绩《游北山赋序》自称：“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绝非自高自大的虚妄之词。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称：“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谍详焉。”
而自晋阳穆公北归，至王通辈，在河汾之地，也该算是“五代冠冕”了。并且，儒学传家的王氏家族，对北朝及河汾之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王通诸父族皆有著述，其父王隆且在此地“传先生之业，教门人千余”，皆在文化上颇有建树外，本书所要探讨的作家之一王通，在隋曾“秀才高第”，继承了经术进身的家族文化传统，并向隋文帝献“太平十二策”，后退居河汾，著述讲学，远近诸贤，慕名前来问学或投为门下弟子千余，一时间，使得河汾文化传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许多贞观名臣，诸如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徵、李靖、薛收等皆为其弟子或曾问学于王通
，受王通的影响甚深。其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导的大力倡导“王道”的文化思想被称为“河汾道统”。关于王通的著述讲学活动，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关学编·李二曲传》云二曲布衣，又当王通之年，“远迩咸以夫子推之”，“东西数百里间，耆儒名士，年长一倍者，亦往往纳贽门墙，彬彬河汾之风焉。”可见学者们把河汾作为一区域文化概念，而把龙门作为一行政地理概念
。在这一点上，虽没有人对此做过特别的说明，但仿佛已经达成共识，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意味。而本书的研究，自然是一种文化研究，故而用“河汾王氏”这一概念，而不用“龙门王氏”。
除了表述上的方便，和“河汾”一词更具文化韵味外，本书用河汾王氏这一概念，既有使王氏家族不言自明地带上了深深的文化色彩这一初衷外，也暗含着笔者对“河汾道统”的仰慕，对王隆、王通父子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儒道废弛”、“礼崩乐坏”之后的聚徒授学之举的追怀，笔者希望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能够开启心智，渐明为人之道与为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