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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人类的海洋经济是其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海洋文化往往又成为海洋经济定型的关键因素。台湾的海洋经济初步形成于明清时代，当其萌芽之际，台湾经济便受到了闽粤海洋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渗透到台湾经济的各个层面，从而铸就台湾海洋经济之个性。
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海洋文化理论的黑格尔
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
这类以“征服与掠夺”为主题的海洋文化，即是海盗文化，它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海洋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中国的海洋文化中，海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明清时期海盗的出现，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
明代的海禁是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中国唐宋以来传统的海洋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海禁最严厉的时代，多数港口失去了船影，北方许多地区，民众不以海鱼为食，马可波罗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渐渐退化为内陆商业城市，就连当地的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到福州。但是，在研究明代初年的海禁之时，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明代的海禁政策并未在中国沿海得到全面的贯彻，至少在闽粤交界的漳州与潮州，当地民众仍然下海贸易，如果官军前来制止，他们便拿起武器反抗，于是形成了以漳潮人为主的闽粤海盗团体。明代初年，漳潮海盗多次与明朝水师作战，并将他们击败。
于是，中国古老的海洋文化在闽粤边区得到延续，而海盗文化一时成为这一时代海洋文化的代名词。明代前期，漳潮人将自己的海洋文化发展到南洋的许多地区，这是郑和下西洋时在旧港遇到陈祖义为首的漳潮海盗的原因。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明代的海禁未能完全泯灭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它只是化明为暗，从海疆城市的公开交易变为海疆边远区域的私人贸易，而其贸易的主体，也从合法的市民变为非法的民间武装，这类武装，是当之无愧的“海盗”。
从明初以来，当海盗成为漳潮许多区域的“文化传统”，景泰年间，“月港、海沧诸处居民多货番，且善盗。”为了制止这些海盗，官府想尽各种办法。漳州知府谢骞的办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月港、海沧的民众请到府衙来做客，使他们没有时间去当强盗。
但这一办法肯定无法持久。其后王阳明、俞大猷等人的对策是在海沧、月港一带招募“海沧打手”充任官军，达到“以盗止盗”的目的。然而，迄至倭寇时期，仍然有许多漳潮人去当倭寇，因此，戚继光大败倭寇之后，“倭寇”的队伍不是从海上遁走，而是从福建境内逐步退到漳州和潮州，并在潮漳边界又坚持了十几年，一直到万历中期仍有活动。万历末年，漳潮海盗再度猖獗起来，并有泉州籍海盗参加，这就是袁进、郑芝龙系统的海盗。
迄至郑成功崛起，闽粤海盗基本上控制了台湾海峡。正如崇祯年间的傅元初所说：“历稽往事，自王直作乱，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无盗，特有甚不甚耳。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
在世界史上，海盗是海上秩序的破坏者，同时，他们也是一批海洋冒险家，海洋上的边远岛屿常是他们驻足的地方。闽人探航台湾有悠久的历史，宋元时期，福建与台湾的联系已经相当频繁。台湾岛北部的流求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
明朝海禁政策实行后，澎湖巡检司撤退至泉州，台湾海面一时罕有福建水师活动。但是，福建水师放弃的地方，往往成为闽粤海盗活动的区域。明弘治、正德之际，费宏在送陆君美的一文中说：“琉球、日本诸海国，去闽仅数千里，而彭湖、鼋鼊、高华诸屿，隐然可数于烟波浩淼之间。奇货珍材以售于华人，获辄数倍。故滨海冒禁之民，往往通贾胡，驾巨舶，倚风涛，旁午出没。”
此文中的“彭湖、鼋鼊、高华诸屿”，便是当时对台湾的称呼。这条史料表明，闽粤海盗早在明代中叶就来到了台湾，乃至费宏等人怀疑倭寇也有在台湾活动。其实，明中叶以后的倭寇有一些为华人
，而且主要是漳潮海盗。倭寇活动的后期，漳潮海盗受到沉重的打击，便向澎湖与台湾逃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潮州海盗林凤、林道乾。
万历三十年，福建水师参将沈有容在台湾海面袭击一股来自广东的“倭寇”，而后登上了台湾，访问当地的东番首领，从而使福建官府与东番首领之间建立了共同对付海盗的同盟。
万历末年，泉州同安人袁进纠合海盗驻扎于台湾的“赤磡（即赤嵌）”，他们有数千盗伙，并有大船数十艘。
袁进被招安之后，明末又有颜思齐、郑芝龙、李魁竒、锺斌等海盗团伙在台湾活动，他们也在台湾驻扎数年。崇祯十三年吏科都给事中王家彦在奏疏中说到：“闽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无所，且沙砾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赋急，穷民縁是走海如骛。长子孙于唐市，指窟穴于台湾，横海鸱张。如先年周三、李魁竒、锺斌等，其最毒者也。”
明代的海盗往往是亦商亦盗。张增信认为，林道乾等人在台湾的海盗活动，对台湾沿海航路的形成有其重要意义。
事实上，袁进及颜思齐、郑芝龙在台湾时，也是漳泉海商在台湾活动的时候。明朝严禁月港的海商到日本贸易，但允许月港商人到台湾的鸡笼、淡水、北港等港口贸易，于是，漳泉商人以到北港贸易为理由申请“船引”，抵达台湾的北港后，又北上日本的平户及长崎二港。有时候，他们也在北港与南下的日本商人贸易，这便使台湾的北港成为一个贸易据点。袁进及李忠的海盗在名为“赤墈（今台南赤嵌）”的地方建立水寨，开始长期定居。
其实，正是闽粤海盗的活动开发了台湾的北港、鸡笼、淡水诸港，而闽粤海盗的主要港口北港，恰是中日贸易进行的地方。明万历末年，台湾海盗袁进被招安之后，林锦吾成为台湾北港的海商首领，但其人无法处理当地商人之间的争执，不得不申告福建右布政使沈演等人。
至于明末海盗首领李旦及郑芝龙，干脆以北港为基地做贸易，往来于日本及台湾、漳泉之间。
天启年间，荷兰及西班牙的“海盗政权”出现于台湾。据张燮《东西洋考》的记载，荷兰人之所以来到台湾，首先是一些闽南商人将荷兰人带到澎湖列岛，在引起明朝抗议之后，又是李旦、许心素为首的闽南商人居间调停，最后明朝的官员默许荷兰殖民者占用台湾的北港。
台湾分别被荷兰人及西班牙人占据后，再次成为国际海盗的巢穴。当时的荷兰人及西班牙人，都在海上劫掠对方的船只以及与对方贸易的中国船只，这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城堡，客观上成为闽粤民众深入台湾的据点。就在荷兰人城堡的周围，逃荒至台湾的福建移民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发展水稻种植业和甘蔗种植业。然而，荷兰人的残酷剥削最终激怒了他们。为了对付荷兰及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闽粤海商力挺郑芝龙及郑成功父子。
而郑氏父子在海上崛起，也被明清二朝视为海盗，但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闽粤商人全面控制了台湾，郑成功及郑经将土地分给军队的将领，鼓励他们开发良田，发展农业
，从此，台湾的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之，在明初的海禁之后，最早是闽粤海盗探索台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并在当地屯住，从而开拓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的港口。而后荷兰及西班牙人的“海盗政权”，在台湾南北分别建立了驻扎军队的据点，控制了部分沿海平原，这使台湾沿海区域进入农耕时代；迄至郑成功及郑经时期，闽粤民众对台湾的开发深台湾内地，为台湾平原区域的农耕经济及城市经济奠定了基础。
在黑格尔看来，海洋商业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展现：“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
对我们来说，黑格尔所说的海洋商业观念并非只在西欧国家发展，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
由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构成的闽南商团，是中国最早的海商集团，早在唐宋时期，他们就探航海外，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来到西亚及东非的海岸。
那一时代的晋江半岛，因土地贫瘠，当地居民以海上贸易的收入维生，并从两浙路、广南东西路运入粮食。
宋元时期的泉州商人走遍亚洲沿海区域及东南亚的海上岛屿，他们是这一时代最成功的商人。就宋元时期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闽南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
明朝是闽南商人的又一个辉煌时代。明朝实行海禁之后，是漳潮民众最先冲破海禁到海上航行
，明代中叶，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南海贸易。
从潮州人与泰国的密切关系来看，他们早在明代前期就在暹罗（泰国）经营商业，而后在泰国获得极大的成功。这类情况在东南亚是普遍性的，东南亚的各个港口都有闽粤移民居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后，与漳潮商人结下深厚的关系，是漳潮海盗商人将葡萄牙人带到浙江舟山的双屿港。
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之际，在马尼拉贸易的华商亦以漳泉商人为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
荷兰人抵达东南亚，也是闽南人最先与其贸易。
尽管有欧洲殖民者卷入远东贸易，然而，“当时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始终掌握在华人手中。”
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闽粤商人集团发展很快。明代晚期，海澄建县后，漳州商人获得了合法经营海外贸易的权利。“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
许孚远说：“据海澄县番商李福等连名呈称：本县僻处海滨，田受咸水，多荒少熟，民业全在舟贩，赋役俯仰是资。”
其时漳州月港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周起元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大都澄民之习夷者，什家而七”，他们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
万历年间的月港已是“货物通商旅，资财聚富商”。
当地商人拥有大海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
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王应山说：“海澄新邑，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
泉州的对外贸易也在嘉靖年间重兴。嘉靖二十三年，泉州安平镇的黄堪说：“本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
从此，泉州人也加入了海上贸易。明末泉州的安平镇（又名安平镇）已经是著名的海港城市，“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
闽南人（漳泉潮）商业的发达，使其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漳泉潮一带，形成了重商的习俗。何乔远论泉州：“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
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
泉州安平镇的儒业也很发达，该地做官的人很多，并产生过蔡清、王慎中等著名的大儒。这些大儒虽然服膺儒学，但也敬重商业。蔡清对朋友说：
“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复，又别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纷纷董董，上之人大概都不甚照管他。号照管者，恐亦未尽其道，只是任他自贫、自富、自有、自无，惟知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而已。田连阡陌由他，无卓锥之地亦由他也。则夫今之士者，上既未得有官者之禄，下又不得为农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怀，如何得全不为一家数口计长远，而徒坐守穷饿，朝不谋夕哉。许鲁斋先生固尝有言以教学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令事此。但要戒令勤恪不华。如清则孑然只身，却有难者耳，近日亦颇为此费心。非是图货财滋植，但得免债负，能自给，斯过望矣。借人钱本，令的当兄弟或义男营运生理，此决不害义。但营运要取利少而平穏者，是长策耳。亦恐欲速不达也。因便寄去云云。”
从蔡清的这封信中我们可知，其实蔡清自己也是靠商业谋生，所以，他提倡儒者也可以经商，甚至可以放高利贷，只是不要将眼前利益看得过重，经营要有长远性。既然儒者这样看待商业，老百姓更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者。泉州商人郑承元，“剖橐中余藏，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逐赢得为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与里中贵公子当世之贤人所以富者同乐。观时变趋若鸷鸟之发，犹孙吴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人虽学其术，弗如之矣。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伯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乃锐身出与家仆俱南走越，北走吴，酤出入金钱而卷之。”
弃儒经商成为常态，“（林某）弃儒习贾业，比壮有余积，主海舶为业。曰商行。”
在交通条件不佳的古代，泉漳潮民众扬帆出海，走遍东南亚每一个港口做生意。他们擅长计算，每到一地都赚到盆盈钵满，因而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又因闽粤帆船在南海上穿梭往返，他们又被称为可以与荷兰人相比的“海上马车夫”。漳泉潮海商集团就此成长起来。清代的《闽政领要》论述漳州府：“府人民原有三等，上等者以贩洋为事业，下等者以出海采捕驾船挑脚为生计，惟中等者力农度日，故各属不患米贵，只患无米”
。可见，不论贫富，闽南人都与海洋贸易息息相关。清代中叶，漳泉籍闽南商人大都聚居于厦门。“厦门故海上一都会，以资自雄者不啻十数家。”
据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嘉庆、道光年间广州的行商，多从厦门移去，他们多为漳州籍和泉州籍的商人。因此，英国人来到东方后，对厦门商人十分敬重，鸦片战争前夕，一个英国人曾这样评价闽南商人：
“厦门的港口是优良的……当地人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与水手。由于他们家乡的贫瘠，多数人无业可就，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性格驱使他们离乡背井，到台湾、到中华帝国的各个主要商业中心，或者到印度洋群岛，或者到他们本土沿岸的渔场去。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就很少再贫困下去，相反地，他们往往变得富裕起来。由于他们资金多，人又勤劳和擅长经营，他们于是支配着全岛和全省的贸易。他们的家乡观念很重，每当他们获得少量财产，不是立即回家，就是把大笔款项汇回来……难怪，大部分的中国船只属于厦门商人所有，大部分投入沿岸贸易的资金也是他们的财产。”
100 多年前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商人经营的商业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然而，偏是英国人给予闽南人如此之高的评价！对于闽南商人的历史地位，其实不需要再多费笔墨。
闽南商人与台湾商人集团的崛起。强大的闽南海商集团早在明代就将自己的势力伸入台湾。当郑成功在台湾土地上升起大明旗帜的时候，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闽南商人的胜利。台湾原为闽南人经营的地盘，却在明代末年被荷兰人占据。当这一事件发生之初，闽南人还以为多了一个贸易伙伴，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的演变使他们失望，荷兰人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开始限制闽南人的商业活动，并用种种理由猎取闽南人的利益。他们之间的争议最终引来了闽南杰出政治家郑成功对台湾的讨伐，荷兰人走了，台湾从此成为闽南人的囊中物——首先是闽南商人郑成功、郑经的天下。
当时郑成功与郑经将闽南商人团结在自己的周边，率领他们进行东亚的商业拓展。不过，这一商团的根本目标是控制大陆的对外贸易，所以，不论他们与清廷之间的战斗打得多激烈，双方都在寻找合作的机会。在清廷的分化之下，多数闽南的政治人物投入清朝，并成为清廷利益的代表人物。清朝通过他们瓦解了明郑政权，并统一了台湾。此后，闽南人在清朝的政府里形成隐然可见的一股力量，其代表人物，先有施琅，李光地，后有蔡世远、蓝鼎元等人，清廷对台湾政策及海洋政策，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制定。清朝驻守台湾的水师将领，也多由闽南人担任。所以，尽管台湾有明清朝代的更替，但闽南人对台湾的控制没有任何变化。台湾府成立后，又隶属于台厦道管辖，台厦道长驻泉州府属的厦门，这也造成漳泉人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服食、祀祭、婚丧，悉本土风，与内地无甚殊异。”
官府承认：“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背井之客。”
“窃以台湾民鲜土著，半系籍隶漳、泉。”
这使漳泉商人在台湾有较大的优势。“台湾弹丸，外区为逋逃渊薮。近地多漳泉人，外多系土番”。
闽南人到台湾，也将他们重商的习俗带到台湾，清代前期的台湾人“负贩贸易，颇似泉漳”
，较大的商人，则多源自内地，因而有“海船多漳、泉商贾”之说。
如果说清代早期台湾的商人以漳州人为多，自清中叶以后，台湾的商界，泉州人占据独特的地位。这是因为，清代前期渡台的两个港口都隶属于泉州。当厦门最早成为对渡台湾的合法港口之时，虽然厦门是泉州的隶属地，但其地漳州商人甚多，所以，台湾对漳州贸易发达。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清朝增补泉州的蚶江为对台贸易港口，该港与台湾的台南港、鹿港之间都存在着贸易，这使泉州人在台湾商界的地位更高。台湾的彰化县是鹿港所在地，道光《彰化县志》记载：“远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
当时经营对台贸易的商人，大都要将在台湾采购的商品运到厦门、蚶江等港口之后再北上江南及渤海的港口，这是因为，驻台商人多是厦门及蚶江商人的代表。清代中叶以前，其实没有严格的台湾商人。台湾多数商号，都是泉州蚶江及厦门商号的分支，来往于两地港口的商人，在台湾，也许可以称为台湾商人，在大陆，他们不是以泉州商人自称，就是以厦门商人为荣，个别商人的籍贯，则是在漳州等地。由于漳泉紧密不分的关系，晚清以前，在大陆各个重要港口，只有泉漳会馆或是漳泉会馆，从来没有台湾商人自己的会馆。在台湾的港口，商人分为北郊、南郊，北郊做北方港口生意，南郊做南方港口生意。其实，厦门的商人也有北郊、南郊之分，同样是北郊走北方航路，南郊走南方航路，他们的经商范围完全一样。因此，所谓台湾商人，往往就是厦门商人，厦门的北郊和台湾的北郊，其实是同一商人组织，其成员也是同一批人。一直到了 1875 年台湾建省之后，台湾人在北京才有了自己的会馆，开始有了自己的商帮组织。不过，即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台湾商人在闽南仍然能找到自己的知音。
明清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网络实际上是由闽南（漳泉潮）人控制的，所以，台湾商人与漳泉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加入闽南人在东亚的商业网络。其实，台湾正是闽南人商业网络的一部分。从台湾商人发展史来看，他们原为闽南商帮的一个分支，而后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台湾的重商文化起源于闽南，也可以说，它是闽南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海洋经济发展的最高点，在于该地经济与海洋连为一体，休戚相关。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农人手中只要有一把锄头、一片土地，他们就可以耕地生存；海洋经济则建立在“耕海”基础上，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大海有关，海洋给他们带来利润与食物，没有海洋，他们固有的生存方式就无法延续下去。
古代漳泉潮区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海上商业为前驱的海洋经济。早在唐宋之际，泉州人“每岁造舟通异域”，开拓了闽南通向西亚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代，闽南生产的各种瓷器和陶器，是东南亚各地最常见的日用品。闽南的白糖，更是受到欧洲国家的欢迎。因月港成为晚明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漳泉潮一带的丝织业也发展起来。
明清时代闽粤海上贸易的发达，改变了闽南人的经济结构。自从明代中叶开始，泉州沿海就出现了城镇化的倾向
；这一趋势同样出现于漳州与潮州。陈全之在嘉靖十九年至嘉靖三十年期间撰写《蓬窗日录》的时候，“漳之龙溪县海沙（沧？）、月港者，夷货毕集，人烟数万。”
晋江的安平镇，明末也是十万人以上的大镇。明代大厦门湾周边市镇的发展，最终导致厦门城的崛起。
闽南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样出现于农村。例如，这一时代泉州农村，不再以粮食生产为其主要产业，而是发展在市场上可以取得较高价值的商业性农业。万历年间的《泉南杂志》记载：“甘蔗，干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
这条史料说明当地人种蔗业的规模已经影响了粮食生产，于是，他们的粮食消费主要靠海上贸易通道进口。
这种状况在晚明愈演愈烈，明代的《泉州府志》说：“且近年以来，生齿日繁，山穷于樵采，泽竭于罟网，仰哺海艘，犹呼庚癸。非家给人足之时。顾物力甚绌。”“封疆逼狭，物产硗瘠，桑蚕不登于筐茧，田亩不足于耕耘。稻米菽麦，丝缕绵絮，由来皆仰资吴浙。惟鱼虾蠃蛤之利稍稍称饶。”
当地物质的缺乏，迫使本地从外地进口各种消费品，“泉地斥卤而硗确，资食于海外，资衣于吴越，资器用于交广，物力所出，盖甚微矣。”
漳州农村的变化也不亚于泉州，清初的龙溪县农民：“惟种蔗及烟草，其获利倍，故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田渐少，而粟弥匮乏，几何其不枵腹耶？”
康熙年间的《漳州府志》说：“烟草，相思草也。甲于天下，货于吴、于越、于广、于楚汉，其利亦较田数倍。”
讲闽南话的龙岩也是著名的烟草产地。龙岩烟商走遍全国各地开设烟厂。
闽南人更为突出的是下南洋贸易，乃至在海外形成了华侨社会。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漳州人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云：“闽广之人，扬帆而往者，自明初迄今，四百余载，留寓长子孙，奚止十万之众。”
他们下南洋谋生，为南洋诸国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镇，为东道国工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窃谓海者，闽人之田也。闽地狭窄，又无河道可通舟楫，以贸易迁江浙两京间，惟有贩海一路，是其生业”
。
明清时代，朝廷屡行海禁，而闽南人数次出面反对海禁，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海洋。“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
“查得漳属龙溪、海澄贰县地临滨海，半系斥卤之区，多赖海市为业。”
“闽中事体，与各处顿殊，其地滨于斥卤，表里皆山。即思耒耜而力耕，常苦无一夫之亩。以是涉涛而远贩，聊以赡八口之供。”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一旦实行海禁，对他们的影响极大，“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
从当时闽粤二省沿海区域对海洋的依赖性来看，可以承认其为海洋型经济。
闽粤海洋经济对台湾的影响。在研究海洋经济时，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台湾与海南同为中国的两个大岛，地理条件相似，但海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台湾，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与闽南人在岛内所占比例以及明清闽南人的经济导向有关。由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构成的闽南人，是中国最擅长经商的一批人，他们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在当地经营各类生意，形成商业社会。海南岛上的闽南人数量不多，他们大多由南宋时期移民海南，虽然他们也经营商业，但因人数较少，未能形成相当的商业规模。前赴台湾的闽南人，多来自明清之际的闽粤，这一时期的闽粤，已经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在闽南人的故乡，即有发达的渔业
、蔗糖业
、制茶业
和种稻业
，他们来到台湾，便将这些产业带到台湾，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渔业来说，闽南人很早就进入台南的港口捕鱼，明代中晚期，每年都有数百艘闽南的渔船到台湾南部海场捕鱼。
渔民将捕获的鱼制成鱼干或是咸鱼，运到大陆市场出售。这是早期台湾经济的重要内容。闽南人进入台湾内地后，稻米种植成为他们的主业，他们最早在台南附近开垦农田，被迫向荷兰人缴税。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荷兰人占据台湾时期，在台湾从事各项产业的也是居住在城堡之外市镇上的闽南人，而居住于城堡之内的荷兰人，大多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们多为士兵及军官，并有少数会计人员和牧师，所以，荷据时期的台湾产业，是以闽南人为基础的。荷兰人也从事商业，但他们所经营的内容，主要是以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蔗糖换取日本的白银
，所以，这一时期的台湾，实为中国商品的转运站。
台湾经济的主体是闽南人。随着台湾政权的更替，闽南人对台湾的统治巩固，闽南农民逐步向台湾南北各地挺进，台湾西部平原成为田连阡陌的良田。迄至清代中叶，台湾东北的宜兰也成为粮食产地。因台湾商品经济发达，台湾的稻米向福建等缺粮省份输出。“台湾一府地方宽阔，近来田土开辟日广，天时和暖，四季皆可种植，与内地逈不相同，产谷最饶。不特漳泉一带籍以接济民食，即内地兵糈眷米，亦赖台米散给养膳。”
清代中叶，台湾运到福建的大米很多，“复又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通算不下八九十万。”
吴振强估计，清代台湾输出的大米，最盛时每年有一百万石
，林仁川、陈杰中的估计也差不多。
清乾隆年间，台湾人口不过 100 多万，人均输出一石粮食，是当时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流行于闽南各地的种蔗制糖业，很快成为台湾的主要产业。据康熙年间高拱乾的《台湾府志》记载，“旧岁种蔗，已三倍于往昔；今岁种蔗，竟十倍于旧年。”
寥寥数语，生动地反映了台湾蔗田的迅猛发展。清初的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觔；乌糖百觔价银八、九钱，白糖百觔价银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糖觔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每篓到苏，船价二钱有零。”
这条史料说明，当时的台湾糖已经向江南的苏州等城市出口。其时，台湾糖在日本市场上也大受欢迎。自 1637 年至 1683 年，中国船只输往日本的沙糖数量，平均每年达 169 万斤。
这些蔗糖，主要来自福建与台湾。
台湾米糖的出口，使台湾可以进口大陆各地生产的日用品。“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翦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橘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菰，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绵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绵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
可见，清初台湾的出口贸易，是其经济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相形而言，清初海南岛虽然也能出口一些大米和蔗糖，但其生产规模远远不如台湾，因而海南的经济发展步伐逐渐落后于台湾。
清代台湾的开发，其实有赖于闽南人的海上网络。当时出发于厦门港、蚶江港、汕头港的闽南商人，驾驶大船来到台湾，从台湾购取乌白糖和大米，销售闽南生产的各种日用品；然后，他们从台湾出发，驾驶大帆船到北中国海的各个港口，在上海、烟台、天津、大连、营口等城市出售产自福建的茶叶、纸张、糖。回程时，他们载运东北的大豆、上海的棉布、浙江的丝绸。这种三角贸易使闽南沿海民众富裕起来，也使台湾的各种产品得以销售。台湾，正是在闽南人的商业网络中发展起来。
清代中叶，台湾的大米及蔗糖出口都受到影响，“查商船之所以日少者，其故亦有二，台湾所产，只有糖米二种。近来粤省产糖充旺，纷纷外贩。至台地北贩之糖获利较薄。米谷一项，又以生齿日繁，致本地价亦增昂。漳泉一带船户赴台，常虞亏本。因而裹足不前。”
道光年间，台湾经济发展一度迟滞，是因为它可供出口的商品减少了，取得的利润也下降了，可见，这种经济结构建立在海洋经济的基础上。晚清时期，台湾又发展起茶叶、樟脑两大商品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的乌龙茶生产，成为晚清台湾的经济支柱。
但这两项产业都是福建省的传统产业，早在五代时期，闽国进贡的土产中便有了“白龙脑”这一物品
，而乌龙茶，则是清初福建武夷山的发明
，并由泉州安溪人将其扩种到福建各地，并带到台湾。
因此，台湾的乌龙茶及樟脑业，也可看成是福建特产经济的转移和发展。换句话说，明清时期台湾的海洋经济，是福建明清以来形成的海洋经济的移植。
自从明末清初闽南人开发台湾以来，海上贸易就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导向，只有在海外市场上取得较高利润的商品，才会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这种经济，可以称为海洋经济，它是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说是台湾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但是，台湾的海洋经济并非凭空而来，它是闽南人上千年海洋经济的结果，是闽南人最高层次海洋商业的移殖。事实上，它是在闽南人海洋商业网络中成长，并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获得发展。
综上所述，明朝的海禁使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被压缩到闽粤交界的漳潮区域，明朝海禁松弛之后，闽粤海洋文化向环中国海区域传播，构成以闽粤人为核心的海洋贸易网络。台湾作为闽粤海洋网络的一个枢纽，从其海洋经济发生的一开始，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巨大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闽粤的重商文化，培育了台湾的商人阶层；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海洋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中国前列的根本因素。（本文原刊于《福州大学学报·文史哲版》2013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