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17年，文学革命兴起以后，许多作家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的底层，有的提出了“爱被侮辱被损害者”，有的以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写出了他们悲苦无告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启发人们去做改革社会的思考和探索。而农民和他们的生活，也成为一些作家所关注的对象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但毕竟由于作家的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当时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还不很多。据茅盾在1921年的统计，在当时发表的短篇小说中，描写男女恋爱的占百分之九十八，而描写农村生活的则为数极少，而且思想内容不深，在艺术上存在着严重的观念化的毛病。如鲁迅所指出的，即便有“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小说，也普遍存在着所表现的内容“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的问题。只有鲁迅，凭着他对中国社会本质的深刻观察和长期的思考探索，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在小说创作中批判了封建的社会制度、礼教势力和伦理道德观念，启发人们的觉醒。特别是他的涉及农民生活的小说，不论在所描写的社会背景，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以及艺术技巧的运用上，都比同时代的作家要广阔、深刻、尖锐、卓越得多。

鲁迅的涉及旧中国农村景象和农民生活的小说，创作于1920年至1925年之间。就当时的社会形势来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并向前发展的时期；而就这些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来看，主要是属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时期，小说表现了当时的历史生活的特点，以及作者对当时社会时代认识的敏感和高度。如在《阿Q正传》中，揭露了以赵太爷为首的地主阶级对赤贫农民阿Q的残酷剥削和致死的迫害，同时从阿Q的悲剧命运中，也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变质及其脱离农民群众的必然失败的结局。《故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农村的一片阴晦、萧索、破败、荒凉的景象。从闰土的性格、精神的变化中，可以看到在饥荒、苛税等的重压、盘剥和兵、匪、官、绅等反动势力的欺凌迫害、敲诈勒索之下农民的灾难，同时表现了作者为改变这种苦难生活的希望和追求。《祝福》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普通淳朴的农村妇女，一个善良可怜的灵魂，是怎样被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势力从生活上、精神上、肉体上所虐待、折磨、蹂躏，直至最终被吞食的悲剧，从而撕破了被封建统治阶级涂金描彩的“仁义道德”、“节妇烈女”的帷幕，暴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势力凶恶狰狞的“吃人”面孔，为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村妇女的悲苦和不幸，提出了悲愤沉痛的控诉。《风波》反映了张勋复辟在农村生活中和农民心理上引起的一场小小的风波。张勋复辟失败后，一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一切又恢复原来那样的平静。这种平静而无风波的生活，正可悲的说明了辛亥革命并没有引起农村的任何变革。这是历史的悲剧！《离婚》则描写了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年轻的农村妇女爱姑的失败。她的丈夫姘上了一个小寡妇，想遗弃她。她不能容忍，敢于在人人敬畏的慰老爷、七大人面前，据理争辩，控告“小畜生”和“老畜生”的劣行。然而在以七大人、慰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权势的控制和高压下，爱姑被“合法”地遗弃了。这种失败的结局和悲剧的命运，是旧社会劳动妇女不可逃避的，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有着决定命运的影响，起着主宰成败的作用。

鲁迅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把目光注视着中国农村，站在被压迫农民的立场上，以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平等、友善、真诚的态度，写出了《故乡》、《阿Q正传》、《社戏》、《风波》、《祝福》、《离婚》等以表现农民生活和命运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鲁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卓越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许多饱含着血肉的农民典型形象，至今还活在读者心中，其中最著名的有闰土、阿Q、祥林嫂，对以后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是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开拓者。

在这个时期，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叶绍钧、杨振声、汪敬熙、王统照等，也写过一些农村题材小说。

叶绍钧从五四时期起，一直关注着社会，探讨着人生的意义。他在描写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同时，常把眼光注视着农村劳动农民。1919年3月，他在《新潮》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为《一生》），描写了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的农家妇女“伊”悲惨的一生。在“男尊女卑”的封建陈规陋俗支配人心的时代，“伊”15岁出嫁，夫家娶她是为了得到一个抵得半条牛的帮工。生儿饿死，备受公婆、丈夫的虐待。在忍无可忍之下，“伊”只好逃到城里做佣妇。但不久又被强迫索回。丈夫死后，“伊”被当做牛一般卖掉，用这身价做了死人的殓葬费。小说结尾令人深思地写道：“伊”的被卖是符合封建“成例”的：“伊是一条牛，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小说运用纯粹的白描手法，不做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陪衬，如实地写出“伊”的悲惨的一生，构成对不把妇女当人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习俗的强烈控诉。小说写作前夕，叶绍钧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封建社会强加在广大妇女身上的三从四德、贞操节烈、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是造成“女子不幸的原因”，他要求“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应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那荒谬的‘名分’、‘伪道德’，便应唾弃它，破坏它。” 这恢复妇女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呼吁，鲜明地贯穿在小说的客观描写中。小说题名《这也是一个人？》，就画龙点睛地显示了这一思想启蒙的意义。1921年在3月16、17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阿凤》，描写的是一个童养媳阿凤的不幸遭遇。在封建专制的旧社会，野蛮的童养媳制度摧残、断送了无数年轻少女的青春生命。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阿凤本是渔家的女儿，很小就做童养媳，12岁跟着养母给有钱人家做“佣妇”，饱尝了有着“虐待狂”的养母的虐待。小说别具匠心地把主人公置于养母外出的特殊环境中，渲染她那被压抑的活泼自然的天性得以恢复的情景：她哄着主人的孩子唱歌，逗着小猫嬉戏，“被阻遏的人类心里的活泉”“涌溢而出”，身心沉浸在“生命的自由，快乐”里。小说利用这瞬间的场景与平日被虐待的痛苦构成强烈的对照，有力地暴露了童养媳制度摧残人性的罪恶。1921年6月20日至6月23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晓行》则是悯农之作。作品通过“我”早晨漫步于田涛之间，与车水的农夫的一席对话，透露了农村受灾，地主依然不放松对地租的勒取，“他算出来的数目就好比石头的山，不能移动一分”，逼得农民投河自杀，也不发善心的残酷景象。1921年7月3日至7月8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悲哀的重负》，描写“我”在一只行驶于乡间水道的航船中的所见所闻：农村中发生了娶媳妇为生病的儿子冲喜所造成的悲剧；发生了年轻的村妇带着病孩入城当姨娘找不到主家的悲剧；发生了乡下妇人当了城中富室仆人而厌弃农村的悲剧。作者在航船舱里的喧扰嘈杂中，渲染出一种窒闷沉郁的悲剧气氛，慨叹由农村经济凋敝、古老的野蛮习俗和都市的畸形文明所形成的狠毒势力，把农村驱上绝路和歧途，小小的航船已载不动人间的悲哀了。叶绍钧对农村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倾注了深厚的同情。可是他对农民的描写有些地方存在着唯心主义色彩。他认为“美”和“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是他对人生的理想。不过这种理想很容易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破。例如在《晓行》中，作者所描写的农民的艰辛，是由于地主老爷的狡诈手段造成的。他们平时专用巧取的手法勒索农民，在灾年，“使受灾的更受些灾害”，使农民破产，地主发财。即使地主把农民逼得投河自杀，地主不但不负任何责任，还说“欠租”是“重大罪名”，男人死了“还要向他女人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本质，企图用什么人间的“爱”来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

“极要描写民间疾苦” 的杨振声，在1919年3月《新潮》第1卷第3号发表的《渔家》，描写了一对忠厚老实的渔民王茂夫妻的不幸遭遇。由于地主阶级和水上警察的残酷剥削，他们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只有眼泪拌着辛酸过活。他们已有两天没动烟火了。王茂去地主家借米没有借到的痛苦情景，女人在家焦急的心情，以及儿女“饿死了”的叫喊，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生活的困苦和艰难。就在这一家懦弱者的哭喊声中，肥头大耳的水上警察又来逼税，而对凶残的水警的淫威，王茂夫妻更是害怕。王茂企图用“时气不好”、“没有饭吃”，乞求再等几天。警察竟以“抗税”的罪名将王茂带走。屋子被雨水冲倒，儿子被砸死，妻子晕过去，儿女的哭叫声……这家破人亡的情景，有力地控诉了地主阶级和水警的凶残，引起人们对王茂一家的怜悯和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虽说小说的艺术结构还显幼稚，但它和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一样，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写农民生活、反映农民疾苦的作品。杨振声于1920年9月《新潮》第2卷第5号发表的短篇小说《贞女》描写女主人公阿娇的悲剧命运，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更加残酷的生活图景：阿娇嫁给李家的“神主”（木头牌位）做贞女，被迫以十八九岁的青春生命餍足封建“贞烈”观的吃人要求。鲁迅曾把封建贞烈称为“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 阿娇便做了这吃人的“昏迷和强暴”的牺牲品。这篇只有千余字的小说，自始至终对于“礼教”、“贞烈”等等未置一词，只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了两个典型的场面：一是在晚秋一片肃杀的氛围中，女主人公与木头牌位完婚的仪式。在这里，一切按照迎亲婚礼的程序进行，是那么一本正经，但在不更世事的孩子的眼里却无疑是送殡。另一个场面是次年暮春，阿娇在花园里，面对生机盎然的自然界，受到相反的刺激，引起绝望的情绪。第二天他终于悬梁自尽。两个场面生动地烘托出阿娇的悲剧命运，构成对吃人礼教的血泪控诉。

汪敬熙也是较早反映农民疾苦的小说家。1925年他自选了一本小说集《雪夜》，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在《雪夜·自序》中说：“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掺入丝毫批评的态度。”其中《砍柴的女儿》描写了一个天真活泼、朴实可爱的砍柴女，正当她“自在快活”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极丑的礼教——一个象征性的名字——老太婆索要她的灵魂。并以要她“嫁一个不相识的男子”，“坏了名声”，甚至“使你死”相威胁。可是砍柴女坚定地回答：“我不怕，名声不好更不怕！反正我不能嫁给一个不相识的男子，更不能给你我的灵魂！”最后她终被礼教诬以杀人的罪名，活活被烧死。小说表现了砍柴女不畏强暴，坚强不屈的性格。1925年，汪敬熙还写了个短篇《瘸子王二的驴》，描写了王车庄的王二遭兵祸的悲惨经过。王二本是老实可靠的庄稼人，他有做饭菜的好手艺，在街坊邻居的帮凑下租了张家老店的馆子。由于他的腿瘸，买了一头快腿的驴，引起不少人的羡慕，更使王九爷、李老五、快班老总这些地主显贵们眼红。但王二要命也不卖，表现了他敢于蔑视地主老总的反抗性格。可是他却又终没逃出军阀混战中的兵祸。他的驴被抢，家里的积蓄被搜光，王二无可奈何，自解自嘲道：“命运低，遇见坏种，钱花了，驴没了。命还在呀！再干两年，我王二就又有钱，又有驴了。”这种宿命论观念和他的自解自嘲正是兵匪和地主老总践踏压榨的必然结果。

汪敬熙和叶绍钧、杨振声等人都是新潮社的小说家。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新潮》“从1919年1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新潮社虽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流派，但体现着“为人生”的创作倾向。

王统照和叶绍钧都是“为人生”派中的著名作家。王统照的早期创作，正如茅盾所指出的，“比叶绍钧更加强调着‘美’和‘爱’”。王统照的特点是把“爱”与“美”当做改善“烦闷混扰”的社会人生的药方，认为“美”就是“爱”，“爱”就是“美”，二者是“交相融而交相成”的。 他的早期小说，如短篇集《春雨之夜》中的不少作品就是通过描写实际生活与理想生活的矛盾，来反映他对“美”和“爱”的理想生活的追求。稍后，由于王统照“对人生的苦痛的尖刺愈来愈觉得锋利，对解决社会困难的希求也愈来愈迫切” ，在他的小说里就展现了旧中国的苦难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广阔画面。1922年发表的《湖畔儿语》，1923年发表的《生与死的一行列》，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开始向现实突进。前者通过一个流浪儿童答话，侧面写出了一个农村贫家妇女苦于生计被迫卖淫的悲剧以及腐败的社会对孩子心灵的戕害；后者则从正面描写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民老魏，终于为穷困孤寂的生活所吞没，又在令人窒息和寒栗的氛围中默默地死去的悲剧。1927年11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发表的《沉船》则是王统照以真切的生活体验，描写北方农村的穷困破败和动荡不安的第一篇成功之作。小说通过一个叫刘二曾的农夫一家的悲惨遭遇，沉痛控诉了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帝国主义的罪恶。刘二曾是一个近40岁的农夫，由于“兵火、盗贼、重量地租，赋税与天灾”，他携家带子，从“长守着的故乡”，加入了那群衣衫褴褛的难民行列，怀着“空浮的无量的欢欣和勇敢”，抛弃了一切，乘着命运的船去闯关东。但哪里是他们的“乐土”呢？有的只是杀人如麻的封建军阀，敲骨吸髓的地主豪绅，把中国人看得“比狗还贱”的帝国主义者。一只日本小火轮载上四五百名的搭客，又遇上风浪，于是“命运之舟”沉没大海，四五百口无辜的中国百姓无一幸免地葬身鱼腹。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旧中国军阀混战，外侮内患，天灾人祸的社会人生画面。如果说《湖畔儿语》、《生与死的一行列》，标志着王统照已走到现实主义的门槛，那么，《沉船》则标志着他已进入了现实主义的殿堂。他已找到了一处发展现实主义创作的丰富的生活矿藏，他在以后的数年间，就是以描写北方农村的破败不堪和动荡不安的情景，而达到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高峰的。20世纪30年代写的长篇小说《山雨》鲜明地体现了王统照这一创作的新进展。

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影响下，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现代小说领域内涌现出一批在描写农村方面显示出独特艺术个性的乡土文学作家。其主要作家作品有：王鲁彦，主要作品有《柚子》、《黄金》、《菊英的出嫁》，许杰，主要作品有《惨雾》、《赌徒吉顺》；许钦文，主要作品有《父亲的花园》、《鼻涕阿二》、《疯妇》；徐玉诺，主要作品有《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王任叔，主要作品有《疲惫者》，潘训，主要作品有《乡心》、《晚上》、《人间》；彭家煌，主要作品有《怂恿》、《陈四爹的牛》、《喜期》；蹇先艾，主要作品有《朝雾》、《水葬》；台静农，主要作品有《地之子》、《天二哥》、《新坟》；冯文炳，主要作品有《桥》、《桃园》、《竹林的故事》等。这些乡土文学作家都把一幅幅散发出强烈的泥土气息的风俗民情画，布满了新文学的画廊。典型的乡土小说在表现农村生活和描写农民的痛苦时，总是把具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和作品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强烈地显示出作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早期“乡土文学”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最广泛地展现了中国农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风俗画面，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表现了封建传统意识桎梏下农村的落后、愚昧、闭塞、野蛮和破败，以及各种病态性陋习恶俗，描写了传统观念和阶级压迫对下层人民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整个“乡土文学”作品构成了反映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并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我们民族的风俗史。

在当时一般作家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市的明暗的时候，乡土小说横空出世，拓宽了五四新文学表现的天地，推动了农村题材大量进入现代小说领域，使鲁迅所开拓的农村题材得以拓展和深入，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起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I+wth4b06tQ0Ric+xU7mXi/tQ+AdrjRf10URgcGUXZgx1DRZgvCYeIlVTVh5nz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