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新中国成立前后已经正式出版或公开发表过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有500多部。其中有通史，如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有断代史，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文体史，如杨义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朱光灿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史》、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林非著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有阶段史，如朱德发著的《中国五四文学史》；有区域史，如刘增杰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有文学思潮史，如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有文学运动史，如王哲甫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有流派史，如严家炎著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等。但文学题材史，据我们所知，还不多见。1996年，虽然有陈继会主编的《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2007年，又有丁帆著的《中国乡土小说史》问世，但是题名农村题材的小说史专著，迄今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部。为了填补这一学术空缺，拓宽现代小说研究领域；为了总结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经验；为了促进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再度繁荣，我们撰写了这部《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史》。

本书描述评析的是1917年文学革命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历史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

所谓农村题材小说是以农村的现实、历史和农民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这类小说通常描写独具地方特色的农村环境，农民的劳作、斗争、心理和民间生活习俗，刻画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命运、理想和追求，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动向、经济形势、阶级对立和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凸现农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某些本质，歌颂农民的优秀品质和艰苦创业精神，也暴露其特定生产方式和认识范围的局限性。

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是在1917年文学革命后才兴起的。鲁迅是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开拓者。他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一系列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中塑造的阿Q、闰土、祥林嫂等独特而又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阿Q的形象，他的“精神胜利法”把“国民的弱点”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国人面前。鲁迅因为所处的时代的需要，采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直面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热切关注农民的不幸命运及其精神弱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自觉将小说作为思想启蒙的一种媒介，一剂苦药，希望国人得以疗救。

在鲁迅之后，有许多作家关注农村，创作了许多农村题材小说经典传世之作，例如，茅盾、叶紫、叶绍钧、王统照、王鲁彦、柔石、罗淑、沙汀、艾芜、吴组缃、萧军、萧红、沈从文、赵树理、孙犁、康濯、欧阳山、柳青、马烽、丁玲、周立波，等等，而最有效地继承了鲁迅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当数农民作家赵树理。赵树理和鲁迅一样堪称中国农民思想和农民心理分析的大师。如果说鲁迅主要是深刻揭露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创伤，唤醒农民觉悟的话，那么，赵树理则主要是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的变化。他写出了农民地位的变化，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是继鲁迅的农村题材之后，农村题材小说的又一块里程碑，又一座高峰。赵树理的小说在反映农村的历史变革方面；在塑造转折时代的农民形象，特别是翻身的农民形象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史上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从鲁迅到赵树理，其现实主义风格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农村题材小说中，都敢于直面农村的苦难、农民的艰辛生活以及农民朴实淳厚的品质，却又落后自私的特点，他们同时又看到了农民进步的可能性，希望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促使农民觉醒，更快地迈向进步，发挥了文学干预生活的功能。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要创作方向，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

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形态是多元的。除了鲁迅、赵树理等作家创作的侧重关注现实和客观世界这类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小说，还有表现人性和内心世界这样一类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农村题材小说。这类小说并不着重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刻意渲染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农民的不幸，而是倾心于创造充满人性美、人情美，充满自然、田园气息和诗情画意的意境的农村题材小说。这类农村题材小说更加注重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其代表作家是“京派”领袖沈从文。他的代表作《边城》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其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傩送之间曲折而美好动人的爱情故事。作者怀着“对于农人和士兵”“不可言说的温爱”，描写了青年男女的情爱，祖孙父子的亲爱，人们相互之间的友爱，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们健康、优美、质朴的人性美、人情美。沈从文在一种洋溢着诗情画意和浓厚的地方色彩的特定环境中展开对“爱”和“美”的人生的描述，社会背景和矛盾被淡化、被诗化了；优美的湘西风景画和迷人的湘西风俗画，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与作品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物独特的风采，浑然交融。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使沈从文孤独地“行走”在湘西边城。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动荡残酷的农村社会现实，作者对现实政治的疏远感无疑使他的作品在当时不能得到更公平更宽容的对待。但是，时间是公正的，当我们拂去远去年代的战火硝烟，留给人们最宝贵的莫过于作家对农民丰富内心世界的极大关注和对人性的特爱。在如此敏感的政治岁月中，敢于抛开外部世界，执着地追求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足见沈从文对于独特审美观的真切关注。

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描写湘西乡村世界的农村题材小说，也承袭了五四以来鲁迅所开拓的农村题材小说的传统。当然，从量上看，还难以与鲁迅一派相比较，而从反映生活的深度看，也难以与鲁迅一派的现实主义相抗衡。但是，这类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表现了农民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使读者相信即使在黑暗的地域中，也有闪光明亮的东西，能使人们重新燃起“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正是沈从文对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独特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以关注现实世界和关注内心世界为创作方向，形象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真实地表现了旧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生动地刻画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展示了他们的发展变化和成长历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时代要求，农村题材小说在丰厚的生活沃土中有了新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当代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以及改革开放后30年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无论在作家队伍方面，还是在创作数量方面，都可谓荦荦大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农民兄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牵动着当代中国作家的情感关注，激发着他们的创作才情。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优秀的作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广大作家提供了创作动力，日新月异的新农村建设为广大作家提供了创作源泉，广大作家自觉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关注农村建设，关心农民兄弟的命运，自觉投身为农业体制改革呐喊的创作实践。三十年来，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队伍人才辈出，农村题材小说佳作异彩纷呈，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以深邃敏锐的思想穿透力，昂扬向上的思想感召力，多姿多彩的艺术感染力，再现了三十年改革大潮中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农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塑造了众多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众多农村题材小说所呈现的就是一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展史，就是一曲中国农民苦乐悲喜的交响乐，就是改革大时代的号角和记忆，而作家们之所以能创作出农民群众喜爱，城市读者欢迎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创作原则，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有机结合，真正体察农民情感、反映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他们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通过一篇篇一部部农村题材小说佳作，完成了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使命。

可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在上个世纪末、21世纪初陷入了创作低迷和阅读与销售市场疲软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作家创作群体对农村题材的放弃、读者对农村题材小说阅读兴趣和购买兴趣的锐减，以及新的农村题材小说经典传世之作的空缺。究其原因，主要是当今时代的作家和读者关注的重心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许多人认为，贫困落后的农村缺乏文学审美点，没有文学开发性，农村题材小说边缘化，甚至有许多人认为写农村题材已经过时落伍，只有写现代化才是潮流，即使写农村，似乎“农民工”成了唯一的既与农村有关又有阅读市场的题材，似乎真正的农村没有什么可写的。那么，是不是农村没有什么可写的？是不是读者真的已经不需要农村题材小说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让我们关注我国当前的国情：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古往今来农村与农民都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如何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如何建设新农村，如何建设好农民的精神家园，是和谐社会理念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软势力的文学要有所承担，作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须知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是中国版图的底色，是文艺创作的永恒的母题，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作家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另一方面，城乡差别的显著性特别是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便利性明显优于农村，这无形中促使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另外，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之以往社会大大提高，使农村人口劳动力大量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力主要以“农民工”的形式涌入城市，这虽然有利于加强城乡关系，但是大量“农民工”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与城市相去甚远，往往不能和谐地融入所在城市，因而游离在城市的边缘，无法脱离农民的身份。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的文学兴趣与社会关注的焦点已经自觉地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却仍有大量的农民及其农村生活或“农民工”生活需要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注。针对这一矛盾，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应当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适应文化多元化的趋势，积极地发挥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以实现对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关注。作家应深思：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小说创作应怎样更加密切地关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新农村变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何真正深入生活，以真挚的情感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爱农民；如何正确把握与反映农民的思想、感情、性格、精神和意愿，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如何到生活中、到民间文化宝库中吸取艺术资源；如何借鉴过去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经验，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农村题材小说，从而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基于上述思考和认识，我们撰写了这部《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史》。

为了确保书稿的质量，在写作上我们运用了下述观点和方法。

1. 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一种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所谓“美学的观点”，是指既包括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的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观点。运用这个观点进行文艺批评，必须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正确判断作品的美学价值。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评文艺，就是要求把作家、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作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具体分析，看其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否有进步倾向，并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我们运用美学的观点评析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史上的作品，首先考察的是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美学价值，及其历史贡献和深远影响。我们运用历史的观点评析作家作品，特别注意把作家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例如，我们把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洪灵菲的《大海》、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论析，既指出了这些作品“幼稚和粗糙、标语口号、公式主义、人物脸谱化、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等明显缺陷，又肯定了这些作品“反映农村生活，歌颂土地革命，描写武装斗争”“与时代合拍，和革命的方向一致，跟人民大众有一样的命运，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的历史功绩。又如，对于赵树理的评价，我们把他放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既充分肯定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毋庸置疑的历史贡献，也毫不讳言他不可否认的时代局限。

2. 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比较，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比较研究有若干种类。我们在本书中主要运用的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即时间上的比较，是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内的形态，从而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譬如，我们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塑造的农民形象、30年代左联时期以茅盾、叶紫为代表的作家塑造的农民形象、40年代解放区以赵树理、孙犁为代表的作家塑造的农民形象时，用的是纵向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就可看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农民形象，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看出农民形象的发展变化及其成长的历程。对于各个历史阶段农村题材小说的主题开拓和艺术风格变化的分析，也用纵向比较研究的方法。横向比较就是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既定形态进行比较，从而认识事物的异同性和独特性。对于同一历史阶段的作家作品如果有可比性，我们就运用横向比较。譬如，茅盾、叶紫、叶绍钧的“丰灾”小说，柔石、罗淑的“典妻”小说，沙汀、艾芜各具特色的小说，沈从文的湘西乡村题材小说和其他乡土小说，赵树理、孙犁的小说，丁玲的《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通过横向比较，我们就可看出这些作品的异同及其独特性，就可看出这些作家的独特贡献。

3. 点面结合。“点”就是从微观上对作家作品作具体、深入、详细的描述和评析，“面”就是从宏观上对作家作品作概括性的描述和介绍。“点”可以突出重点，体现深度，“面”可以顾及全局，体现广度。“点面结合”可以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地评价作家作品。为了体现本书描述评析作家作品的广度和深度，我们运用了这种“点面结合”的方法。先说“面”。全书分为3编，共计14章。每编起始都有一节“概述”，概括描述该历史阶段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全貌，勾勒其发展轨迹，以求给读者一个全面、系统、完整的印象和“史”的线索。三节“概述”串联起来阅读，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发展简史。再说“点”。“概述”之后，具体、深入地评析著名作家的经典传世之作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美学价值，及其历史贡献和深远影响，也不讳言某些作家作品的局限和缺陷，以求给读者具体、深入、辩证的感知和认知。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吸纳了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大多在书内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注明。在此，谨向有关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是我们的合著，写作的具体分工是：

程凯华：前言、第一编、第二编；李婷：第三编。

著者
2014年12月
于邵阳学院李子园校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