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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礼法、诵读经典。为此，他提出：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学习，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呢？荀子认为，按学习的顺序来说，应该从诵读《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终结；按照做学问的意义来讲，学习一刻都不能停止。先应做一个刻苦学习的学生，通过长年日积月累，做到读、记、用、发相结合而游刃有余，最终成为圣人时，才算学习结束了。只有诚心诚意，刻苦钻研，日积月累，不断地学习，才能钻研得深入，才能把握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学习无止境，必须学到老，这才算是尽头。所以，从程序上说，学习具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和止境，至于从学习的意义上分析，则学习不可有半刻停顿。
能够做到这样，就能成为一个有学问、有修养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品位、没有修养的如同“禽兽”一般的人。荀子为什么这么说，并向大家推荐必读书籍呢？因为在荀子看来，《尚书》是记载古代政事的书；《诗经》收集了历代流传于民间的符合乐章标准的诗歌，是心声的归结；《礼经》是古代礼法的总纲，也是各种条例的纲要，是法制的前提和事物的规范。所以，读书学习，只有彻底读懂、理解并能娴熟地运用礼仪、礼法了，才算达到了读书学习的最高境界，才算到尽头了，也就达到了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顶峰。《礼经》是礼仪的规则，《乐经》能够使人中心和悦，《诗经》《书经》则内容精深、见闻广博，而《春秋》则寓意隐微、道理深邃。这些典籍包含了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一切道理。所以，将这些典章典籍学通、学懂，理解、掌握了，就能合理运用它来为社会服务，这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了。
荀子总是将学习与道德修养一起讨论，将学习之道、修养之道、为人之道、为政之道作为君子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为一个人成为君子、圣人的不二法门。这种为学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各家各派尤其是儒家学者更注重此道。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古代的人学习知识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修为，为他人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所以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而当今的学者学习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以达到实现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目标，这在当今社会尤为突出。我们有些所谓高学历、高职称的“大学者”，自以为了不起，做出了些许成绩，有了一点研究苗头，就向组织伸手要荣誉、要地位、要官帽，如果不给，就以调走相威胁。还有一些人，自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才，今天作为引进人才调到此单位，从中捞一些好处（人才引进费、科研启动费、住房补助费、解决配偶、子女就业等），明天又作为引进人才跑到彼单位。他们不知道自己成长进步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单位组织的培养教育和为其提供的条件保障，更不知道自己成绩的取得也同样凝聚着同事、朋友、学生的研究心血。这种人往往只关注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关注组织的培养和他人的帮助与支持，这种人我见过很多例，最终好像也很少有成就大事业的。因为他们的学习目的不正确，人生价值观发生了偏移，世界观出现了偏差，科学精神被异化了。我认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应具有起码的道德良知与科学情操；要知恩图报，不能过河拆桥；要保持坚守，不能这山望见那山高；要懂得奉献，不能仅仅只为索取。
相信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
1911年岁末，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一天，学校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讲课中，校长突然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为什么来读书？”有的同学回答“为光宗耀祖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为什么而读书时，年仅十三岁的周恩来郑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怀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与信念，周恩来勤奋学习、博览群书，掌握了很多知识，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后来，他积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成为了党、国家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陈寅恪不为学位而读书。
陈寅恪一生漂泊，有着丰富的留学经历。在他漫长的留学生涯中，哪里有真正的知识可学，他就去哪里。学到所要学的知识就走，绝不留恋学位和虚名，最终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不懂学问”的大学问家：精通二十几门语言；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在二十余年的留学生涯里，连一个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更不用说足以炫耀于世人的博士桂冠了。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陈寅恪非常认真地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1937年，年仅四十七岁的陈寅恪左眼失明，1944年底，右眼也失明了，先后多次手术均未恢复视力。尽管他失去了治学读书的双眼，但在助手的帮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笔，先后有多项成果问世，其中包括八十五万字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他的助手黄萱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书。其坚毅之精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周恩来的读书理想，陈寅恪的读书目的和治学精神，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学问与修养、学问与事业的辩证关系，诠释了做人、做学问、修身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