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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往往承担多项任务。他们既需要完成学院的教学工作和校外的战争培训工作，还需要完成一定量的合同研发任务，同时，很多教师还参与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各类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领导着美国国防科研活动的方向，其作用绝不亚于领导常规军队的将军。
二战期间及战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最重要的国防战略科学家是范·布什。布什被认为是二战期间“最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天才的工程师、富有想象力的教育家、正直能干的政治家。 [1] 布什组织和领导了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曼哈顿工程、辐射实验室等研究计划，并且为二战以来的美国确定了科技政策的基本轨道。 [2] 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布什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提交了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该报告被认为是科技政策学的奠基之作，它奠定了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基调，并且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科技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布什于 1934 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获选科学院院士使布什拥有了全国声誉。1935 年，美国研究委员会就专利政策展开调查研究，布什作为“专利体系与新兴产业发展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相关的政策咨询与决策。1938 年，布什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紧接着被任命为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的主席。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以后，由若干战略科学家自发组成的一个圈子对科技界的国防动员进行讨论。这个圈子除了布什以外，还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柯南特、美国科学院院长兼贝尔实验室主任朱厄特、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理查德·托尔曼等。在 1940 年的一次讨论以后，这个圈子认为应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以加强对科技资源的动员。范·布什将讨论起草形成一份分为四个段落、总计不足一页纸的建议书，然后将建议书提交给罗斯福总统。十分钟以后，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建议，并于 1940 年 6 月 27 日要求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构成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之外，还包括陆军、海军代表各一人和专利委员一人等。此后，美国先后又对各个方面的政府研究机构进行了完善和协调。1942 年，美国建立了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其下属机构包括国防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三部分。无论机构如何调整，范·布什始终是战争期间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第一负责人，拥有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完全信任。总结起来，二战结束以前，布什对于美国重大战略政策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同上述人员一道，把美国科技界的国防动员提前到美国参战前一年半。在关系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布什等人能够对危险做出提前判断并展开合理的行动，其意义自不待言。
（2）形成了一种新的科技动员和科技创新体制。这种新体制有两个特点：其一，布什坚持不建立任何隶属于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独立实验室，而是同大学与企业签订研发合同、依托于大学和企业的既有实验室。其二，坚持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独立性，尤其是独立于用户——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控制之外。由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同大学等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这一做法削弱了军方对研发活动的直接控制。在辐射实验室，美国军方作为各种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和需求者，可以提出技术需求，但是无法对大学的研发行为进行直接的干预。同时，在若干重要的组织原则上，布什坚持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所资助的项目都采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成功的经验。
（3）支持并推动曼哈顿工程的实施。1940 年起，美国原子弹研究计划（即曼哈顿工程）被移交给布什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局负责。1941 年开始，布什加速推动计划，多次面见总统并提交了曼哈顿工程的组织计划等。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与布什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需要注意的是，布什在二战中的政策贡献中，至少前两方面同麻省理工学院是密切相关的。布什 1939 年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从时间上看，二战期间布什已经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了。但是，布什在美国科学政策中的作用是以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为主要基础的。因此，布什被认为是麻省理工学院参与美国科学政策的一个典范。
在上文提到的由布什、柯南特、康普顿、朱厄特、托尔曼等组成的对美国国防科研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圈子中，除了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之外都同麻省理工学院有密切关系。其中，朱厄特于1902 年至1904 年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此后长期同麻省理工学院保持友好的关系并直接地促成了康普顿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托尔曼则先后于1903 年和1910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国防研究委员会的7 名委员包括陆军代表1 人、海军代表1 人、专利事务委员1 人、柯南特、托尔曼、康普顿、莫兰等。莫兰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学院院长。考虑到军方代表和专利事务委员一般不参与研发选题等专业事务的决策，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实际决策力量中麻省理工学院校友的比重竟然高达 4 /5（把布什也计算在内）。这一方面能够解释为什么国防研究委员会能够团结高效地运作，另外一方面也能解释为什么二战期间美国的若干重大科技政策都类似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内政策。不仅是在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高层如此，在科学研究与开发局的 21 个下属研发部门（19 个研发部门＋ 2 个研发团队）中，有 6 个部门的负责人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师。
除了上文提到的布什、康普顿、莫兰等麻省理工学院教师的政策贡献之外，还有很多老师影响美国的防务计划、劳工关系、经济统计等方面的全国性政策。统计显示，每年有近 20 项重要的咨询服务被 1940 年至 1945 年的校长报告重点提及。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人数在 300～350 人之间，教工（含教授）人数在 580～700 人之间。粗略估算，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教工中承担政府咨询服务的教师每年将近 200 人，用于政策咨询的时间总计为 5 万小时/年。这些咨询工作大多数是志愿性、义务性的，一般不由任何校外机构支付报酬。按照折合报酬 50 万美元/年估算，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咨询工作总计劳动价值为 300 万美元（从 1940 年到 1945 年按六年计算）。这个水平基本同二战期间学院的年度运行总收入相近（1940 年的总收入为 333.4 万美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范·布什、康普顿等对于美国科技政策的影响方式已经不止于“咨询”，而是参与到政策的形成、执行等全过程。现代社会中政策活动越来越复杂，科技和教育政策本身还包括很多专业知识。政策活动中的咨询者和组织者、实施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性大学的政策咨询功能是一种广义的“咨询”，是指在政策全过程中做出贡献并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总而言之，二战中的美国大学是否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的本质是否发生了变化？
通过本章的介绍可以看到，在二战期间的国防和战争活动中，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占有重要的基础性、主体性地位。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长曾经通过观察美国大学与战争的关系得出结论：“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大学像今天的美国大学这样，对国家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美国在二战中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一个极其分散、毫无体系的“教育体系”，却在国家的危急时刻成为一种决定性的战略力量。在欧洲大陆也有相当数量的、历史更为悠久的研究型大学，但这些大学在二战中的表现都远不如美国大学。雷达研究是因为英格兰的研究机构无法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之后完成开发工作，因此移交到盟国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类似地，曼哈顿工程是盟国与法西斯国家在核科学领域的一次竞争，最终也是由美国研究型大学领衔在德国之前完成原子弹的发明。辐射实验室和曼哈顿工程的成功，既是美国国防研究全面战胜德国的一个标志，更大程度上也是美国教育和科技战胜德国的一个标志。
辐射实验室及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时期能够取得上述成就，其原因是多个层面的。较浅层面的原因在上文已经涉及，主要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及辐射实验室本身独特的氛围等。较深层面的一些原因包括社会文化环境、院校历史积淀等。后文将会详细讨论深层次的原因。本书后面的结构如下：
第三章重点阐述麻省理工学院的公共服务精神，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比其他多数美国高校更主动地参与战争服务？
第四章重点介绍科学的复兴与康普顿改造，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能够有效地服务战争并影响战争进程？为什么全国只有不足 50 名专业研究人员的美国能够研发出雷达？
第五章重点介绍战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
第六章则分析大学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回答以下问题：1917 年至 198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有何制度意义？麻省理工学院的崛起同美国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有何联系？
第七章回答本书第一章及本章提出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及其他一批美国大学发展出了哪些不同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性格、品质？同时，第七章得出本书的概括性结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iographical Memoirs V .50，P89.This PDF is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is Press at：http：//www.nap.edu/catalog/573.html.
[2]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iographical Memoirs V .50，P89.This PDF is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is Press at：http：//www.nap.edu/catalog/5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