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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培训、武器研发、政策咨询等麻省理工学院的三大战争服务活动中，武器研发活动的规模最大、战略意义最重要。战后的统计显示，在五年时间里，麻省理工学院共参与了数百个研发合同，涉及合同经费总计 9303 万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大致相当于 2009 年的 11 亿美元以上。康普顿校长曾经指出，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人力投入来看，新武器、新材料的研发都构成了麻省理工学院最大的战时活动。 [1] 尤其重要的是，武器研发活动比起教育培训和政策咨询更有效、更直接地决定了二战的走向，因此更具战略意义。
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乃至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武器研发基地是辐射实验室。辐射实验室的主要研发目标是雷达。雷达一词是Radar的音译。Radar是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的字母缩写，即“无线电探测与测距”。雷达的作用在于发射电磁波对目标进行照射并接收其回波，由此获得目标至电磁波发射点的距离、距离变化率（径向速度）、方位、高度等信息。
雷达技术的运用使得人类对目标的观察和侦测不再依赖于肉眼和天气状况，因此在二战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雷达技术的发源地并不在麻省理工学院，而主要在英国等欧洲国家。但是，在雷达技术产生以后，各国都非常重视其研发。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都先后独立开发出了基于回波原理的无线电探测技术（即雷达技术），且各国的研究思路互不相同。美国的雷达研究一度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技术方向的选择。现代雷达的研究有两个基本方向需要做出选择——一是选择脉冲波还是连续波，二是选择长波还是短波。在 1940 年以前，脉冲波雷达已经作为各国研究的重点，连续波雷达研究逐渐减少。从波长看，雷达可以分为长波雷达和短波雷达。雷达的波长越长，其对于高度、方位等的探测能力和探测精度越差。在战争中尤其致命的问题是，战机可以通过低空飞行来躲避长波雷达的监视。因此，短波（尤其是微波）被认为是现代雷达的一个基本要素，微波雷达则是战争雷达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型。但是，微波雷达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微波装置，即生成、传输和接收微波的装置。1940 年以前，这种微波装置的性能无法达到实战要求。因此，在是否发展微波雷达的问题上，美国军方存有疑虑。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队伍的缺陷。首先是人才稀少。据估计，截至辐射实验室成立以前，美国全国研究脉冲雷达的科研人员在 20～50 人之间。 [2] 更大的问题是研发力量分散。在辐射实验室成立以前，美国国内有若干重要的研究机构涉足雷达技术领域。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和陆军通讯部队是最重要的两家军方机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贝尔实验室等是最重要的非政府机构。这些机构沿着各自的思路进行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重点研发生成、传输和接收微波的速调管装置，麻省理工学院重点研究微波引导和控制，贝尔实验室主要研究晶体混频器及其他接收设备等。由于研发力量的分散，美国军方和非政府机构中平均每个机构研究脉冲雷达的人员在 3～10 人。
在研究方向的选择方面，两位重要的科学家起到了关键作用。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是电子科学方面的物理学家，曾负责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下属的“微波及其探测设备”研发部（D-1 部门）的工作。1940 年上半年，为了进一步明确微波的重点应用方向，他同另外一位科学家阿尔弗雷德·卢米斯共同访问了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和陆军通讯部队。访问结束后，他们一致认为，“微波及其探测设备”研发部（D-1 部门）的首要工作应该是研究雷达，而且要把雷达研究的重点放在 40cm以下的短波雷达。1940 年，D-1 部门改组为微波委员会，卢米斯担任首任主席，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主任鲍尔斯作为秘书。紧接着，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建立了负责雷达研究的第 14 研发部，由康普顿校长负责。同时，微波装置的难题被英国科学家解决。1940 年秋天，英国研制的空腔磁控管运抵美国，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地生成 10cm微波的装置。空腔磁控管对于雷达研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为发展微波雷达提供了信心。
微波委员会认为，英国空腔磁控管研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研发活动集中在伯明翰大学进行。因此，微波委员会建议借鉴英国的经验，在美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大型中心实验室进行雷达研究。最初，该实验室选址为华盛顿，依托于美国陆军。但该方案很快被否决，有一种疑虑认为隶属于陆军的雷达研究部门将无法满足海军的技术需要。而且，根据美国对国防研究委员会的设计初衷，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任务是动员美国已有科技力量为国防服务。因此，国防研究委员会不能自建研究机构，而只能资助已有机构的研究。当时有条件作为辐射实验室依托机构的共有五家，分别是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卡内基研究院、贝尔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位于西海岸，被认为不利于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尤其不利于同东海岸若干重要机构的合作。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正在执行另外一项国防研究委员会研究项目。作为企业研发机构的贝尔实验室则认为雷达研究更适宜于在大学中组织进行。当时对辐射实验室选址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包括美国科学院院长兼贝尔实验室主任朱厄特、微波委员会主任阿尔弗雷德·卢米斯、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范·布什和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主任鲍尔斯教授等。这个决策群体同麻省理工学院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要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要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在职教授。同时，康普顿校长本人也一直支持雷达研究。于是，辐射实验室顺理成章地被选址建立在麻省理工学院。1940 年 10 月 25 日，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正式批准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辐射实验室。
截止到二战结束，辐射实验室共参与了 150 个不同型号雷达系统的研发，涉及雷达、导航、预警、火力引导等战场上的各类技术问题。由辐射实验室研发的雷达占到二战时期雷达总量的半数以上（如表 2 所示）。换言之，盟军在二战中主要使用辐射实验室研发的雷达。
表 2 辐射实验室开发的雷达占二战时期盟军雷达总量的百分比 [3]
在 1945 年的校长报告中，康普顿以 6 种关键技术装备为例说明辐射实验室如何对二战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1）H 2 X空载雷达。由于战事紧迫，H 2 X空载雷达还未来得及进入生产线批量生产就由辐射实验室供货。该装置参与了 1943 年 11 月 1 日至 1944 年 3 月 15日对德国的大轰炸。由于气候的原因，如果没有H 2 X空载雷达，德国冬季只有 4至 5 天时间里的能见度便于进行有效轰炸。H 2 X空载雷达装备到盟军部队以后，在这四个半月时间里全天候地对德国实施了有效空袭，从而使盟军的空袭作战效率提高了 6～8 倍。 [4]
（2）“洛兰”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该系统是依据雷达原理设计的舰艇、飞机导航系统。“洛兰”系统装备到盟军之前，盟军舰艇为了躲避敌方潜艇而需要曲折航行。同时由于无线电静默的需求和气候原因，盟军飞机和舰艇的航线经常会出现偏离。严重的时候，盟军舰艇会与在两百英里以外的护航飞机失去联系。“洛兰”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被设计研发出来以后，盟军在整个大西洋和太平洋上均覆盖有由海岸站点发射的“洛兰”网络。配备该系统的舰艇或飞机无须计时计和天文观测的辅助就能迅速可靠地定位。许多参与越洋空运的盟军飞机和舰艇都使用这种导航方法。“洛兰”系统在战争后期已经开始着手民用开发并迅速用于民用航行，因此被认为是战争研究的一大永久受用产品。 [5]
（3）SCR-584 防空火力装备。雷达装备被使用以前，盟军防空火力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肉眼，从而受制于气象条件。SCR-584 装备用雷达技术取代了肉眼视觉跟踪，使盟军防空火力能够克服天气限制、自动而有效地发挥作用。 [6]
（4）ASV等系列反潜艇雷达装备。二战以来，盟军在海洋上深受德国潜艇的困扰。1942 年，德军潜艇战役把盟军推向了绝境。盟军被德国潜艇击毁的舰船和人数都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作战力量和补给线都受到致命的威胁。当时盟军配备了相当数量英国生产的雷达装置，而德国的潜艇能够避开英式雷达。为此，雷达实验室开发了更加有力、精确的ASV等系列美式雷达装备。ASV和相关探测设备被装备在盟军的飞机和舰艇上用于定位和跟踪潜艇。由于这些装备的使用，德国潜艇被带有深水炸弹的盟军战机日夜跟踪而无法有效投入战斗。于是，德国潜艇先是在美国海岸停止了活动，紧接着在地中海和整个欧洲受到严重打击。这被认为是二战期间潜艇战的转折点。 [7]
（5）微波远程警戒装置。该装置被认为是二战期间最强大的大型雷达装置。微波远程警戒装置在二战期间总共装备了 5 套，但发挥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它能够探测出有意驶向某一地区的敌我飞机，从而对盟军空中作战力量实现引导和组织、同时对敌方空中力量做出预警。很多盟军飞机因为这种早期的导航而得以安全返回基地。在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中，微波远程警戒装置用于引导轰炸机编队。在诺曼底登陆战中，5 套微波远程警戒装置的使用确保了每一支美军陆军部队都得到空中力量的有效保护。此后，这些装备在太平洋战场上用以对日作战。 [8]
（6）飞机地面控制着陆系统。在这一系统被发明以后，盟军飞机即使在地面及其路径完全被云雾或黑暗所遮盖时，也只需要飞行员根据耳机里的语音指示实现安全着陆。早期的民用和军用飞机都依赖于飞行员的肉眼实施着陆。在该系统开发出来以后，“被障碍物阻挡视线的（盟军）飞行员一次又一次地着陆，从未偏离理论着陆点超过大约一架飞机的长度，也从未偏离过航线。” [9]
上述技术装备是辐射实验室供给盟军的 6 项代表性技术，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技术。康普顿曾经指出“从雷达研究中发展出很多新技术，其应用之广泛、之重要都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10]
康普顿关于雷达相关技术的评价在交战双方的军方看来也是基本恰当的。有美国军官认为对战争胜利帮助最大的三项技术装备是推土机、C-47 运输机和雷达。欧洲盟军的一位军官则评论指出“（雷达技术）成倍地增加了空中力量的有效性”。 [11] 德国潜艇舰队总司令、海军元帅、曾接替希特勒担任纳粹德国国家元首的卡尔·邓尼茨将军曾经绝望地悲叹：“通过雷达，敌方（指盟军）使德国U型潜艇失去了最根本的偷袭优势……发明雷达的科学家是盟国的救世主。” [12]
较之于麻省理工学院校方和二战交战双方军方的说法，美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对雷达和辐射实验室的评价要更高。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不同，雷达的国防意义在于广泛使用、有效消灭敌对国的有生军事力量。因此，曼哈顿工程重要参与者、196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汉斯·贝特评价指出：“原子弹只不过为战争画下了句号，真正赢得战争的却是雷达。” [13]
毫无疑问，盟国是以鲜血为代价赢得二战的，因此，雷达赢得二战的说法或许有夸大之嫌。但是，雷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的进程。由于辐射实验室在雷达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说辐射实验室有效地影响了二战进程也毫不为过。在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这样一种依存于大学的非军事力量在国家和人类面临危机时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认为产生了一种新的大学形态。
战后，辐射实验室很快被解散。但是，辐射实验室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失。辐射实验室解散以后，其成果被汇编为“辐射实验室丛书”。1944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西多·艾萨克·拉比认为这套丛书是“继旧约圣经之后最伟大的工程”。
[14]
丛书对微波理论和技术、实用雷达、系统工程、远距离导航、控制装置、计算机装置、晶体理论、天线制造等研究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战后至少有两项诺贝尔奖——核磁共振和微波激射同辐射实验室的雷达研究工作直接相关。同时，辐射实验室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开启人类的信息时代做出了重要贡献。缔造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工业的基础发明——晶体管，其起源则是雷达研制过程中半导体检波器所使用的高纯度半导体材料。此外，现代计算机中的阴极射线显示器、存储器等也都同辐射实验室的工作密切相关。
回顾二十一世纪科学与工业的发展简史可以看到，电子与信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辐射实验室的工作。
人才则作为另外一种成果在辐射实验室获得成长。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刚加入辐射实验室时仅仅是雷达研究的门外汉，战争结束以后则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统计显示，从辐射实验室共走出了 9 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 1944、1952、1965、1967、1968、1988、1989 年的 7 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51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 1970 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他们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技能和工作风格等方面都曾受辐射实验室的影响。
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之前所有的创新组织，辐射实验室组织了大规模的协同创新活动、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大科学与大工程时代。无论是从人员规模、资金规模还是效益来看，人类社会此前所有的创新组织都无法同辐射实验室相提并论。根据1940 年辐射实验室创建时的计划，第一年的实验室运行经费为45.5 万美元，预计人员设置为 50 人（含机械师和行政辅助人员）。二战结束前，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达到 1200 人，另有 2700 名技工、助理、机械师、速记员、业务员等，以及常驻实验室的陆海军联络军官近 200 人。 [15] 辐射实验室的年度运行支出也远远超出第一年合同规定的资金额度，在1945 年达到了300 万美元/月以上，按不变价格折合为 2009 年的 3600 万美元/月。 [16] 从资金额度上看，实验室的月度运行支出已接近麻省理工学院二战期间的全校年度运行总收入，达到实验室建立之初预算的 80 倍。辐射实验室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几乎以每半年扩建一次的速度不断增加。截至战争结束前，除机库以外的辐射实验室建筑面积已经达到3.8 万平方米。同时，在美国其他地区和盟军占领的其他战区，还分别设有辐射实验室的工作站和分实验室。这些扩张，使得辐射实验室成为二战结束以前除曼哈顿工程以外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研究工程。 [17]
如果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分析，辐射实验室的效率也是相当高的。康普顿在 1945 年的校长报告中指出：“事实证明，雷达研究是二战期间最具生产力、最具效用的一项战争事业。”
[18]
根据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合同，由第 14 研发部资助、辐射实验室为主体完成的雷达装置和洛兰系统的研发总成本为 1.41 亿美元，获得订单将近 17 亿美元。因此，从效益上看，订单金额达到研发成本的 12 倍以上。辐射实验室的工作效率也是史无前例的：在短短 5 年里，辐射实验室完成了正常情况下 20 年时间里才能完成的创新任务。
那么，辐射实验室是怎样组织如此大规模、高效益的协同创新活动的？下面从几个方面分析其组织行为学特征。
辐射实验室是一个实体组织。前文已述及，美国雷达技术的研发力量在实验室成立前相对分散。最初，美国各方也试图以虚拟方式组织地理上分散于各地的研发资源。围绕着雷达研究，微波委员会每周会组织专家在哈佛大学开会讨论并形成研究任务的拆包分工，然后发包给不同机构的研发团队，最后将各个团队的成果整合起来。但是这种分散——集中的虚拟模式在实践中的效果很不好。参与组建辐射实验室的肯尼斯·本布里奇指出：“很快就表明这种工作方式太艰难了。这项任务很复杂，分离的工作使得整合后的系统完全不对路，每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理论和技术言之有理，可是，系统就是不对路。”
实体化的辐射实验室将各研究团队在地理上集中起来，从而有助于沟通与协同效率的提高。
从组织的静态结构来看，辐射实验室在实验室主任之下主要根据技术模块设置若干技术部门（初期为 7 个、后来分为 12 个技术部门）。在技术部门之下设有若干个研究小组，研究小组还可以自行设立子小组。到 1945 年，技术部门下设的研究小组已经超过 100 个。
从组织决策过程来看，辐射实验室最大的特色是分布式决策体系。在实验室的顶层结构中设有指导委员会和实验室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实验室主任由罗彻斯特大学杜勃立担任，全面地负责实验室工作。两名副主任中，一人主要负责处理人员、实验室材料与物资供应等问题，另外一人负责学术问题。在顶层结构中虽然设有实验室主任和副主任等，但权力并不集中在某一个体。顶层的决策权主要属于以物理学家为主的指导委员会。根据 1944 年 1 月的会议记录，指导委员会由 22 位人员组成，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莱斯学院（后来的莱斯大学）、亨特学院、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史密斯学院、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德逊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等。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辐射实验室的工作非常投入、经常召开会议，因此指导委员会对于实验室的重大决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实验室的决策实体。战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总结认为指导委员会是辐射实验室取得巨大成效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同时，在辐射实验室的不同层级间，决策权也是分布式的。实验室的下属各部门和研发小组都有权决策本部门和本小组的事务。例如，研究小组具备与零件供应商的谈判权和选择权。因此，可以看到辐射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在动态运行过程中是相对去科层化的。
与分布式决策体制相适应，辐射实验室推崇一种“有机体”组织文化。
在科层化组织中，一般强调上下层级之间的信息流动以正式的指令方式进行。同时，每一层级一般单向度地同上下层级交流信息，同一层级的不同部门要交流信息则需要通过上一层级的协调或中介。因此，科层体系中每一层级所能获取的信息和智慧是相对有限的。辐射实验室在交流环节尤其注重去掉组织运行中的科层化。在指导委员会，各位委员没有排名之分，召开会议时也是平等参会。实验室特别强调跨越层级、部门和团队实现非正式、无障碍的沟通与交流，在不同的团队之间、团队内部之间都有良好的交流渠道和交流习惯。非正式交流形成了整个实验室的“血液系统”，实验室因为交流的充分性而成为一个“有机体”。由此，每个部门、团队都能从更多的渠道获取信息与智慧。无论是在指导委员会还是各个部门、团队，实验室的技术决策完全是在非正式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交流活动的去科层化可以说是辐射实验室的一个核心特征。真理和灵感无法通过指令来形成，而必须通过思想碰撞来发现和产生。这是辐射实验室能够取得巨大创新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文化氛围的建立同阿尔弗雷德·卢米斯密切相关。卢米斯被称为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自建了水平极高的专业性研发实验室，每年邀请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家举办“暑期研修”。暑期研修采取一种非正式交流的形式。后来，卢米斯担任微波委员会主任并按照暑期研修的经验召集组建辐射实验室。辐射实验室也被认为是一种放大了的暑期研修营。
辐射实验室最初设定的目标包括 3 个：飞行器微波拦截；地基高精度瞄准雷达；飞行器导航系统。
这 3 个目标是具体的、有吸引力的而又可实现的：这 3 个目标都是具体的功能性装备，同英美军方的战备需求直接相关；无论是从社会责任还是从技术前景来说，上述目标都对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充满吸引力；由于英国方面解决了核心的微波装置问题，上述目标设定的实现从理论上看是可以预期的。协同创新目标的合理性和吸引力，是辐射实验室能够汇聚和整合各方面力量的一个重要前提。
辐射实验室的人才结构是以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核心的，其中物理学家是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据统计，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物理学界半数以上的一流人才加入了辐射实验室。人力资源的招募也是通过科学家来实现的。实验室最初拟聘请劳伦斯为实验室主任，后来劳伦斯因为其他重要工作无法分身而聘请杜勃立为主任。但劳伦斯并未放弃其在辐射实验室的责任，他和杜勃立一道、不断地从物理学界吸引优秀人才参加实验室。作为顶尖的物理学家，劳伦斯登上一列行经全国的火车，在火车沿途的各个主要大学物色人选。这种通过科学家来招聘科学家的滚雪球方式确保了辐射实验室的人才队伍有四个重要特征。其一是保证了实验室的人才主体是科学家同行。其二是人才招募唯才论举，很多尚未成名的青年才俊得以加入实验室。其三，人才的学科知识背景日趋多样化，为多学科交叉奠定人才基础。到了二战后期，辐射实验室根据研发需要逐渐招募到各个学科的人才，包括生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建筑学、数学、人类学、天文学等多个学科的人才。其中，1970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是因为深厚的数学功底而供职于辐射实验室，其主要工作是参与飞行器控制的研究。
其四，辐射实验室的人才资源库是开放的，能够从美国全国吸引人才。在指导委员会和各部门、各团队，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工比例实际上并不高。麻省理工学院在战后总结认为，在辐射实验室建立起来以后，其他院校的贡献要远大于麻省理工学院。换言之，仅仅依赖于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不可能取得雷达研究的杰出成就。因此，康普顿把辐射实验室称为“战争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机构”。
[19]
雷达研究仅仅是麻省理工学院战争研究的一个缩影。据统计，在国防研究委员会的 19 个研发部门中，其中 11 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是由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完成的。而这些工作又主要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水平专业化实验室。1945 年的校长报告特别提到以下实验室（或相关研究）的战争贡献：
（1）仪器实验室。除雷达以外，在战争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麻省理工学院技术是德雷珀枪炮瞄准仪。该设备为枪炮设定合理的提前角来射击移动目标。约有八万套瞄准仪安装在盟军舰艇之上以提高防空炮火射击的精确度。瞄准仪在打击日本战机尤其是自杀式飞机时留下了极佳的记录。瞄准仪主要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仪器实验室完成研发的，是以负责实验室的C.斯塔克·德雷珀教授的名字命名的。 [20]
（2）自动控制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是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自动控制专业实验室和相关教学计划的高校。二战期间，实验室在电机工程系戈登·布朗教授的领导下主要研究枪炮和火力的自动控制问题。其中，最典型的装备是陆军 40mm口径防空火炮等。同时，该实验室还参与军队的战术设计。因为其战争贡献，拥有 140 名员工的自动控制实验室被称为“国家资产”。 [21]
（3）回旋加速器。麻省理工学院是二战期间美国保持回旋加速器运转的少数几个机构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回旋加速器在战争期间每天 24 小时运转，为冶金、医药和化学战争等多个领域的战争项目提供放射性示踪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应用是将原料用于保存全血清并形成相关产品。 [22]
（4）高压电实验室。二战期间，由罗伯特·范德格拉夫教授领导，威廉·比克纳教授及其他人员联合参与的高压实验室为海军设计并建造了 5 套超高压X线装置。该装置在数百万伏电压下运转，主要用于检测各类军需品。该领域的科学家、海军军官对该装置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代表了当时高清晰度、高分辨能力X线成像的最高水平。 [23]
（5）燃料研究。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的霍伊特·霍特尔教授、格伦·威廉教授与机械工程系的理查德·索德堡教授、欧内斯特·诺伊曼教授合作共同致力于燃料研究。研究重点是特种新燃料的热力学性质及燃烧特性。 [24]
（6）绝缘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由麻省理工学院亚瑟·R.范·希普尔教授领导，主要从事绝缘和非传导性材料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材料在高频电场内的特性。该实验室研发出若干种新型非传导性材料及相关设备，用于战争服务。 [25]
（7）液氧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弗雷德里克·凯斯教授和机械工程系的塞缪尔·柯林斯教授对液氧制备及应用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常规的氧气生产厂家一般采取用大罐压缩或液化氧气的方法，但这并不能满足盟军海上运输或者远距离作战的需要。在战争中，潜水艇、航空机组、医院、兵工厂等都需要氧气。麻省理工学院对战争的贡献是提高了氧气产品的生产效率，开发了轻便型氧气运输装置。 [26]
（8）化学战实验室。化学武器在一战期间被广泛应用，二战期间各国也都需要相应的国防力量进行化学战或阻止敌方发动的化学战。美国化学战研究中心实质上是一支化学战部队。二战期间，隶属于化学战研究中心的艾德伍德兵工厂已经无法满足战争需要，需要再建设一个类似的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本来在二战爆发前已经有新建一个化学工程专业实验室的规划，但战争阻碍了资金的筹集。二战中，麻省理工学院自筹经费建成了化学战实验室并将实验室转交给美国化学战研究中心运作。 [27]
（9）风洞实验室。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风洞实验室主要承担了对军用飞机模型进行测试的任务。同时，风洞实验室还为波音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及美国其他风洞实验室培养了若干工程师。 [28]
（10）分析中心。该中心主要通过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微分分析仪等计算器为战争研究提供计算服务。其中重要的计算包括海军枪支弹药射程计算、天线模式分析、无线电信号传收特性及相关数据计算等。 [29]
可以看到，二战期间的麻省理工学院几乎所有的高水平专业化实验室都参与了战争服务。这些实验室或者是战时临时动员组织起来的，或者是战前由麻省理工学院自行建立的。在国防武器装备的研发方面，理工学院的专业实验室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发展为一种国防价值远大于常规军队的国防力量。
[1]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 John Burchard. QED ： MIT in World War Ⅱ.The Technology Press.P215.
[3] H. E. Guerlac. RADAR in World War Ⅱ（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ysics ，1800-1950； V .8）.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Tomash Publishers，1985：692.转引自：马晓琨：《战争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开发机构——美国MIT辐射实验室案例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东北大学：全球化视阈中的科技与社会——全国科技与社会（STS）学术年会（2007）论文集》，2007。
[4]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0-11.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5]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1.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6]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1-12.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7]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2-13.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8]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3.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9]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3-14.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10]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11]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6.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12] M.Skolnik，“Rad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EEE Aerosp . Electron . Syst . Mag .，2000，10（15）：P27-43.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13] R.Buderi. The Inven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311.转引自：马晓琨：《战争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开发机构——美国MIT辐射实验室案例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东北大学：《全球化视阈中的科技与社会——全国科技与社会（STS）学术年会（2007）论文集》，2007。
[14] R.Buderi. The Inven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311.转引自：马晓琨：《战争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开发机构——美国MIT辐射实验室案例研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东北大学：《全球化视阈中的科技与社会——全国科技与社会（STS）学术年会（2007）论文集》，2007。
[15]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16]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17] John E.Burchard. QED ： MIT in world war II .MIT Press，Cambridge，2003.P225-226.
[18]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19] T.A.Saad，“The Story of the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 IEEE AES Magazine ，90（10：47.
[20]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7-18.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1]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8-1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2]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1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3]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2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4]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2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5]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2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6]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21.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7]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21.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8]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22.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9]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4-1945.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Cambridge，October，1945.P22.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