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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战争培训

战争培训是指麻省理工学院在战前或战争中开展的、直接针对战争的教育培训。从培训的对象来看,不仅包括军事活动相关专业的非现役学生,还包括面向现役军官开展技术培训、研究生教育等。从培训的主体来看,战争培训分为直接培训和间接培训两类。直接培训是指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行为,间接培训是指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个人参与规划或实施的培训。其中典型的二战直接培训项目包括气象学培训、雷达培训、工程国防培训项目、V-12 项目和陆军专业人才培训项目等。从战争培训的主导者来看,一类是院校主导的,另外一类是政府或军方主导的。气象学培训、雷达培训等都是麻省理工学院发起和主导的,工程国防培训项目、V-12、陆军专业人才培训项目等是政府或军方发起和主导的。

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个大型战争培训项目是 1940 年学校自主启动的气象学培训。天气预报被认为是现代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最早开设气象学课程的院校之一。1940 年之前,美国陆军、海军和气象局曾陆续组织人员到麻省理工学院进行零散的气象学培训。1940 年,麻省理工学院正式开设免费的气象学培训,这些课程既有为期 10 周的暑期课程,也有为期 1 年的课程。同年,麻省理工学院正式建立了气象学系。1940 年、1941 年和 1942 年度,全职参加气象学培训的人数分别为 30、98、117 人。加州理工学院、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也紧随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围绕着培训,麻省理工学院对课程和教材进行了多次修订和调整。1942 年 2 月,气象学培训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麻省理工学院同陆军航空兵部队签订合同,建立了高等气象学新课程。新课程以培养气象军官为目标,学制为 8.5 个月,每三个月为一个学期。新课程的形成,是五所提供气象学培训的院校和陆军、气象局等机构会议协商的结果。新课程的主要特征是针对战争需要更新了课程内容,例如把培训重点放在美国作战的北半球气象分析方面。气象学培训项目是由院校自主发起、军方后续跟进的,在全国范围内只有有限的几家大学展开培训。但是,有限的气象学培训对于整个美军的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对于二战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截至 1944 年 6月,共计有陆军航空兵部队的 699 名军官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新课程的系统培训。连同之前旧课程的培训,共有近 1000 名军官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气象学培训。除陆军航空兵部队外,美国海军、气象局和掌管陆军的陆军部等也有总计数百人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气象学高级课程和初级课程的培训。以气象学培训学员为班底,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组建了 3515 大队。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是美国空军的前身。战后的 1947 年,美国在陆军航空兵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与陆军、海军并列的独立军种——空军部队。基于这种历史背景,在美国空军及其前身陆军航空兵部队,有很高比例的军官和技术型军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这也是二战至今美国空军在技术上高度依赖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气象学培训类似,麻省理工学院于 1943 年建立了雷达学院。雷达学院的主要目的是结合辐射实验室研发的雷达开展相关技术培训。后文将会讲到,二战期间盟军的作战高度依赖于辐射实验室,因此,雷达学院的培训量相当大。从1943 年雷达学院建立至二战结束的不到两年时间里,共有 8657 人接受雷达实验室的培训,其中包括 2761 名陆军军官、5552 名海军军官和 344 名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工作人员。统计显示,在盟军的每一处雷达站都有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学院的校友,而且一般是作为技术负责人开展工作。同时,雷达学院为全美其他高校的雷达培训提供课程和师资。 [1]

另有一类重要的培训最早称为“工程国防培训(EDT)”,1941 年 7 月和 1942年 7 月先后改称为“工程科学与管理国防培训(ESMDT)”“工程、科学与管理战争培训(ESMWT)”(后文将EDT、ESMDT统称为工程国防培训项目)。区别于气象学培训,工程国防培训有以下几个特点:项目由美国国会授权、以国家名义进行资助,由美国教育部负责管理;项目不限于少数学校,所有的美国高校都可以申请提供相应的培训并接受资助,战后统计共计有近 230 所大学获得资助;项目包括的学科范围广,从早期的工程与技术学科扩展到后来的工程、技术、科学与管理等多个方面。二战期间,EDT的拨款为 900 万美元、ESMDT的拨款为 1750 万美元、ESMWT的拨款则为 3000 万美元,因此工程国防培训的财政拨款总计达到 5650 万美元。在美国历史上由政府资助、与国防相关的教育与培训项目中,工程国防培训项目的规模和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 为确保管理规范,康普顿 校长组建了国防培训项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提议课程设置、遴选师资、招录选拔培训对象、分配经费、管理相关档案文档等。美国教育部在管理工程国防培训项目时将美国分为 22 个区,每个区设一个顾问负责管理。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波士顿属于北新英格兰区,该区由麻省理工学院爱德华·莫兰教授担任顾问。同时,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达夫斯大学等六所波士顿地区参与工程国防培训项目的院校建立起一个合作组织,并且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置了工程国防办公室、由该办公室负责处理六所院校培训过程中面临的对外宣传等问题。从上课时间来看,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国防培训课程可以分为全日制课程、兼职课程和夜班课程等几类。课程涉及很多个专业领域,其中海军建筑、航空发动机、航空工程等方面的课程需求量大,且一般是受陆军、海军等部门合同委托开设。此外也涉及工程基础、工程材料、工程制图、纺织、粉末与炸药化学原理、应用金属学、应用数学、弹道学、仪器与振动测量、振动及其应用等方面的课程。统计表明,麻省理工学院在 1941 年至 1944 年的 4 年时间里总计提供工程国防培训课程 156门,注册培训人员 7635 人,其中约 4000 人来自美国军方、其余 3600 多人为非现役军人。由于培训课程的内容大多同战争直接相关,因此接受培训的非现役军人也大体是服务于战争的。例如,超高频技术课程的培训对象包括美国其他 40 所工程院校的教师,这些教师作为战争培训的师资接受培训。此外,还有很多工程国防培训课程是面向为美国军方提供服务的民用机构。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局势最紧张的1942 年和1943 年,由于武器研发的任务繁重,麻省理工学院参与工程国防培训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因此这两年里麻省理工学院对工程国防培训的规模有所削减。

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第三类重要的培训是V-12 和陆军专业人才培训项目,二者分别是由二战期间美国的两大兵种海军和陆军设立的(美国空军直到战后才正式从陆军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兵种)。麻省理工学院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承接海军V-12 项目和陆军专业人才培训项目的院校。尽管有服务战争的巨大压力,海军V-12 项目的培训出人意料地要求大学必须从学术观点出发,力争在工程领域使受训的海军军官达到大学学位水平。美国海军负责该项目的人力资源部门指出:“应在海军所急需的领域内给未来的海军军官一种学院式的教育。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保留正常的学院生活模式。” [2] 为此,在V-12 项目中,海军的人力资源部门从教室、宿舍、食堂、教学方法、教学技能等各个方面全面地同大学进行协商和沟通。海军有派驻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军官,专门同教授会和学校管理者沟通V-12 项目的执行细节。因此,在所有的战争教育培训项目中,V-12 是要求最严格的项目。陆军专业人才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的目标是在大学建立起一个人才储备库,以便陆军随时能从中抽调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陆军专业人才培训项目的管理完全是军事化的,学生每天需要完成军事训练才能再开始技术培训课程,并且学生的住宿也是军营化的。 [3]

上述几类培训项目是规模较大、组织程度高的典型战争培训项目。此外,各个院系还有很多相对零散的培训项目。

通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战争培训情况可以管窥美国国防人力资源动员方式。美国军队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和相关计划的有序性是二战中同盟国和轴心国双方其他参战国都不能企及的。相对而言,其他各国都是动员劳力上战场。美国军队中的大量现役人员却被动员进课堂,以此形成战争中的技术人力资源。一战以来,美军对现代战争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技术将在战争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表现在人力方面,美军提出的目标是确保每位士兵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即便最底层的士兵也应掌握一定的技术。 [4] 回顾战争史可以发现,工程、技术、科学、管理等技能先后在战场上体现出战斗力。由于培训的作用,二战中美军的单兵能力、团队能力都很高。当然,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战争培训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也是同美军以技术为战术支点的做法相联系的。换言之,现代战争中装备和战术的技术含量越高,对人员的技能要求就越高,更进一步地,对战争培训的要求越高。

从战争培训所依托的机构来看,美国国防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是以普通院校为主体的。仍以工程国防培训项目为例来说明。1941 学年,美国有 12 万人在144 所高校的2260 门课程中受到培训;1942 学年,有45 万人在196 所院校的7800门课程中受到培训;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直至二战结束前,每年平均有 60 万人在200 多所院校的 13000 门课程中接受培训。 在普通院校中开展如此广泛的战争培训在当时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相对而言,很多国家把大学作为全面战争的兵源地、预备役兵营,而美国大学除了作为兵源地之外,更作为技术人员储备基地。因此,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高等院校已经是美国国防力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的战争培训活动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美国其他高校在气象学、电子学等多个学科的战争培训活动中,从课程设计、师资培养、教材编制等方面直接受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在美国政府和社会认识到工程对于国防的重要作用之后,很多培训是同院校的工程教育优势相结合的。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首次开设的工程课程或工程专业至少包括建筑学、电子工程、化学工程、海军建筑工程、电化学、公共健康、建筑工程、航空工程、工业生物学、气象学、食品技术等 [5] 。麻省理工学院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和引领作用,因此,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一所工程院校在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战争培训活动中凸显优势。其次,后文将会讲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培训活动历史较长、经验最为丰富,在一战中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内对战争培训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广泛参与到战争培训的领导活动中。同期很多其他大学出于种种顾虑对于战争培训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康普顿校长等则积极推动战争中的培训工作。1943 年,美国军方发起一项全民军训(UMT)运动,旨在对 18 岁以上男性公民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康普顿校长也是这项运动的支持者,并于战后的 1946 年担任了全民军训总统咨询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全民军训运动是一项相对激进的国防培训计划,受到了很多大学的反对。康普顿校长接受任命的行为清晰地表明了他支持战争培训的立场。

[1] John Burchard. QED MIT in World War Ⅱ.The Technology Press.P228.

[2] John Burchard. QED MIT in World War Ⅱ.The Technology Press.P302.

[3] John Burchard. QED MIT in World War Ⅱ.The Technology Press.P302-311.

[4] John Burchard. QED MIT in World War Ⅱ.The Technology Press.P2.

[5] John Burchard. QED MIT in World War Ⅱ.The Technology Press.P9. 13E0ZWy+ayLt+DWe3WDgL1sPsyZs2loWVE/2Iuk/EBmKT7TybZwJsRjW+YnkGM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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