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从历史数据看麻省理工学院

自 1872 年开始，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每年都需要向学校领导机构——学校董事会做出年度报告。报告涉及很多统计数据。从建立校长报告制度至今，有两组数据在全部的校长报告中都有涉及，分别是学生和教工的人员统计数据。图 1和图 2 反映了人员数据变化的情况。

就本科教育规模而言，大致划分为 4 个发展阶段。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于 1865 年入学。1865 年至 1915 年前后是本科教育规模的稳步增长期，属于第一个阶段。1920 年前后至 1940 年前后则是本科教育规模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的本科在校生人数有一定的降幅。1945 年至 1975 年前后，本科教育稳步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1975 年以后，本科教育长期稳定在三四千人的规模。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大致也可以划分为 4 个发展阶段。1865 年至 1920 年前后，研究生规模非常小。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开始培养研究生是在 1886 年，但直到1900 年和 1920 年其在校研究生规模才分别达到十人和百人以上的规模。1940年，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达到 759 人，接近当年本科教育规模的三分之一。因此，1865 年至 1920 年可以划分为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阶段，即以小规模为特征的起步阶段。1921 年到二战以前是稳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45 年开始，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迎来又一个快速、持续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持续到 21 世纪初期。在第三个阶段，研究生数量从 1945 年的 378 人稳步增长到 21 世纪初期的6000 余人。进入21 世纪以后的第四个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大体稳定。可以看到，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阶段划分基本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1981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自该年度以后，研究生的规模都超过本科生规模。

图 2 反映了建校以来麻省理工学院的师资规模变化情况。从图 2 可以看到，教师规模和教工规模的变化也大体分为 4 个阶段。1920 年前后和 1945 年是重要的时间点。1945 年以后的 20 年间迎来了教师和教工规模的最快增长期。总体看来，教职工总数比教授总数的增长要快得多，教授在教职工总数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比例。这里需要对Faculty做一个说明。Faculty在麻省理工学院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组织，麻省理工学院的Faculty可以翻译为教授会，是学校的一个主要权力机构，校长需要对其负责。作为个体，Faculty是指教授会成员、可以简称为教授，实质上包括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含有教授头衔的各类终身系列人员。

生师比的概念是近年来才出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官方文件中，因此很长一个时期内麻省理工学院并未对生师比进行估算。麻省理工学院的生师比概念实际是指在读学生/教授的比值。本书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中统计的学生、教授数量换算出生师比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到，生师比在 1947 年以后稳步下降，此后的比值长期保持在 8～9 之间。

在校长报告中，教师的学术发表情况也仅在一个时期内有全面的统计和报告。早期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会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列举出全校的发表情况，包括作者、题目、出版刊物名称和时间等信息。在 1961 年以后，或许是因为全校的发表数量过多，校长报告不再对学术发表做出详细列举和准确统计。本书从对学术发表有报告的 60 余份校长报告中选取了 13 个年份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4 所示。根据人员统计信息计算获得教授的平均学术发表情况，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1930 年前后，学术发表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无论是从教授学术发表的总量还是师均情况来看，1945 年以后都有快速增长。

总而言之，从学生规模、教师规模、学术成果数量等三个方面的统计来看，麻省理工学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迎来了一个稳步发展期，在二战后迎来了另外一个快速发展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各项数据的波动都不大。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是麻省理工学院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当然，这仅仅是从极其有限的几个统计数据所得出的初步假设。另外，上文仅仅描述了数据变化的大体趋势，各项办学数据的变化情况在时间拐点上并不严格地一致。

但是，上述数据指标的变化反映出麻省理工学院的若干基本规律或根本变化。在麻省理工学院第 14 位 校长保罗·格雷看来，20 世纪的前六七十年里，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从工学院到世界一流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 ^[1] 按照格雷校长的说法，麻省理工学院的转型期大体从迈克劳林校长开始，至朱利叶斯·斯特拉顿校长结束。迈克劳林校长于 1909 年上任，朱利叶斯·斯特拉顿校长于1966 年卸任。格雷校长认为，60 年转型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段发生在30～60 年代之间的三十多年里。 ^[2]

结合数据变化情况和格雷校长等人的判断，本书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转型期进行聚焦研究。本书以 1917 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1917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史上和美国历史上都是较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是麻省理工学院搬入新校区以后办学的第一年，也是美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份。这两个重大事件都对麻省理工学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麻省理工学院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后文将会详细论述。这里简要介绍新校区建设对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重要历史意义。

新校区从条件保障上为塑造一个全新的麻省理工学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直至 1885 年，整个学校仅有一栋大楼。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在校学生数量从 1865 年首批入学的 72 人增加到1885 年的 600 多人。作为一所理工院校，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需要足够的实验场地。并且，在学校逐渐发展起来以后，麻省理工学院的生源逐渐从波士顿地区扩展到美国全国，进而逐渐从走读制向寄宿制过渡。因此，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麻省理工学院办学空间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校方尝试扩大校区面积或搬迁校址。1909 年，麻省理工学院获准并开始建设新校区。1916 年，麻省理工学院正式从位于后湾的老校区搬到位于剑桥的新校区。新校区占地共计 50 英亩（合 303.5亩），建筑面积 68 万平方英尺（合 6.3 万平方米）。较之于老校区，新校区还有一个优势是拥有更大的扩展空间。1939 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面积增加到102.5 万平方英尺（合 9.5 万平方米）。如果在老校区办学，这种面积扩张是无法实现的，进而学校的人员规模无法发生图 1 和图 2 所示的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讲，办学空间的充足对于从根本上保持麻省理工学院的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19 世纪后期直至 20 世纪初期，一直尝试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发展专业教育的哈佛大学曾经多次试图兼并麻省理工学院。1905 年，麻省理工学院董事会不顾校友的反对意见、即将把学校成功地并入哈佛大学时，麻省高等法院判定并校行为违法。高等法院认为，两校的并校行为违背了麻省理工学院向州政府提交的建校申请书精神。虽然有麻省高等法院的判决，但是并校的主张在 1905年以后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仍然是存在的。新校区的建设则使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都放弃了并校的设想。

较之于老校区，麻省理工学院新校区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是毗邻哈佛大学。由于地理上的近邻关系，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在教学上展开了深入的合作，两校很快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课程互选和学位互授。 因此，地理上的相邻对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两校教育哲学和教育特色的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1963 年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总结回顾了校址搬迁的历史性意义，尤其强调对学院未来的转折性影响：“校址搬迁标志着麻省理工学院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师生们都为逃离博伊尔斯顿大街破烂狭小的老校区感到解脱，同时也为查尔斯河畔新校区里宏伟的白色建筑感到自豪。对麻省理工学院来说，新校区的意义不仅在于办学空间的增加，更重要的意义是为学校学术品质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新校区直接影响到此后三十年的发展。经过三十年时间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从一个地方性机构发展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机构。迁入新校区预示着麻省理工学院将迎来更伟大的时刻。迈克劳林校长位于新校区的校长办公室里有一副题词“Alia initia e fine”，意思是“终点是新的起点”。这幅题词很好地诠释了新校区的意义。” ^[3]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顿·罗杰斯校长的弟弟罗伯特·罗杰斯看来，搬入新校区对麻省理工学院而言是一次“成人礼”，标志着麻省理工学院“立志于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列” 。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选取麻省理工学院搬入新校区之后的第一学年、同时也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1917 年作为研究起点。那么，为什么应把 1980 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品质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稳定和成熟。从社会环境来看，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和麻省理工学院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已经逐步稳定下来，甚至包括冷战的基本走向都已经较为清晰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至 80 年代初期，麻省理工学院的各项统计数据、办学基本面逐步稳定。直到今天，麻省理工学院的很多核心办学数据同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并无特别显著的变化。后文还将讲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科布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完善，此后三十多年里变化不大。此外，1980 年 9月，杰罗姆·威斯纳卸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保罗·格雷继任为麻省理工学院第14 位校长。本研究以校长报告、校长文献为主要的历史研究材料，因此把 1980 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因素使得关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要重点关注 1917年至 1980 年之间的六十多年：（1）若干办学数据的变化情况；（2）1917 年和 1980年的若干重大事件；（3）该时段包含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转型期和学术品质重要形成期。

当然，任何社会事务的发展都不可能人为地设定时间进度，这里只是为本书明确一个大体的时间范围和研究重点。同时，本书关注的重点虽然是 1917 年到1980 年之间的麻省理工学院，但不局限于这一时间段。显然，1917 年的数据是以前若干年的结果，1980 年的办学行为则会影响到以后若干年。因此，解释 1917 年至 1980 年发生的变化，需要合理地回顾 1917 年以前和 1980 年以后的麻省理工学院办学历史。

[1] Paul E.Gray，“Julius Adams Stratton（May 18，1901-June 22，1994）”， Biographical Memoirs ， Volume 90.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This PDF is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at 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id ＝ 12562.P383，390.

[2] Paul E.Gray，“Julius Adams Stratton（May 18，1901-June 22，1994）”， Biographical Memoirs ， Volume 90.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This PDF is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at 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id ＝ 12562.P383，390.

[3] “President’s Report Issue：1963”， Massachus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ulletin ，Volume 99，Number 2，November，1963. Copie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Office of Publication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ssachusetts，02139.P2. mjI56llJE+n7Nob8hNhsMMb+uRSRwILl59fvKECvAHypHRTr8z1GkAKHQrRznO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