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基础科学理念

梳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文献可以发现，建校初期的罗杰斯校长把“科学”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立校哲学之一。进入 20 世纪以后，“科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及美国高等教育的意义再次凸显。

在《目标与计划》中，罗杰斯等人把有用知识具体化为现代科学与技艺的结合。罗杰斯等人判断，科学使工业及工业技艺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商业、农业、制造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等领域，工业技艺的最新进展几乎无时无刻不向我们表明，科学对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技艺的发展不再仅仅依赖于经验，而且依赖于科学原理。”

进入 20 世纪以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历任校长也都对科学有深刻的论述。1909 年上任的迈克劳林校长指出：19 世纪以来的科学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革命性力量和现代性要素，科学正对教育活动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19 世纪因科学而成为一个革命性的时代，成为人类历史上新旧交替的一条分界线。人类历史在 19 世纪之前是前科学时代，从 19 世纪开始步入了科学时代。 迈克劳林校长特别强调，科学融入教育的过程是一种现代化过程：“当今时代，如果还没有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培养出一个人科学思考的习惯，那么这个人就还属于中世纪而不属于现代。” 根据迈克劳林校长的观点，现代性和科学性越强，传统性就越容易失去价值：“如同战争中不畏牺牲的勇气在现代的枪炮面前毫无作用一样，科学发挥作用的地方，激情、勇气和顽强等传统精神的作用就弱化了。” 因此，迈克劳林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判断，科学将在高等教育中发挥显著性、甚至引领性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牢记：‘科学不仅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仅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更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否觉察到，科学理念都对生活整体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迈克劳林校长指出，科学在工业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以服务工业为重要使命的理工学院必须更加重视科学与工业的结合：“美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业品的制造和分配对于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麻省理工学院主要培养能够成功处理工业过程中重大问题的人才。科学的重要性对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人们都认识到，制造和分配的问题本质上是科学问题。当然，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之初，也有少数人预见到这种发展趋势。但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还不敢想象科学被用于处理工业问题时会具有这样大的力量。” 可以看到，迈克劳林对科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的表述，与罗杰斯等人在《目标与计划》中的判断基本一致。但 20 世纪初期的迈克劳林校长更多是从两个角度来提倡在高等教育中加强科学的要素，第一个角度是从培养现代公民的角度，第二个角度则是从培养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专才的角度。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基础科学（或纯科学）的理念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报告中被持续地强调。1921 年，麻省理工学院第七位校长欧内斯特·福克斯·尼克尔斯在其就职演说中明确地提出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活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应用科学研究和纯科学研究。两种类型都体现了探究的精神并采用同样的工具、方法，而且具备类似的实验室条件。两种类型的差别不在方法上，而在研究目标和研究动机上。应用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获得一个明确的、可用于改造事物的结果。纯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是发现新的知识。纯科学研究不考虑是否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纯科学研究产生的基本发现为应用科学研究提供原始材料，因为知识在被发现以前毫无疑问是无法被应用的。” 紧接着，尼克尔斯校长指出纯科学对于产业创新和产业革命所具有的意义：“任何对科学的应用，往前倒推一两步、至多三步就能倒推到实验室中的纯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对实验室纯科学研究首次发现的事实和原理进行应用。正如约瑟夫·约翰·汤姆逊所指出的：‘要想对一个产业实施革命性变革，或者要想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就必须从纯科学研究实验室寻找机会。’” 尼克尔斯校长在这里提到的汤姆逊是发现电子与同位素、发明质谱仪的英国物理学家，190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克尔斯同时指出，20 世纪 20 年代的科学所面临的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纯科学知识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从而需要增加新的纯科学知识：“现代意义的应用科学研究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我们所谓的‘纯科学研究’则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因此，应用科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吸取了几个世纪以来纯科学研究积累下来的成果。但是，随着应用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很多领域的纯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被利用开发殆尽，应用科学研究缺少进一步发展的源泉。” 在此背景下，应用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必须做出选择。一条道路是维持现状，让应用科学的发展源泉继续枯竭下去。第二条道路是加强纯科学研究，让应用科学的发展源泉更加丰富起来。

1923 年，麻省理工学院第八位校长塞缪尔·卫斯理·斯特拉顿在题为《科学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的就职演说中形象地阐述了科学如何孕育了电力系统、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在此基础上指出麻省理工学院应当作为科学事业的引领者。

1930 年开始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第九位校长的康普顿是一位物理学家。事实上，康普顿在被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担任校长之初并不情愿离开普林斯顿大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虽然是一所工程名校，但是在科学领域却是乏善可陈。康普顿本人在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之前主要是一位科学家。在决定是否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之前，康普顿向朱厄特征询了意见。朱厄特把康普顿以及美国工程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机会明确地勾画了出来：“它们（指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工程学院）在几十年前发挥了有益的功用，在我看来做出了奇迹般的工作。但目前和未来，它们在有用性方面已经远远落后。工程学院已经太接近于中等专业学校的风格。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向这些学校的纲领中灌输更强烈的对基础科学以及研究的兴趣……” ^[1]

在这一背景之下，康普顿校长自上任之日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他特别强调把基础科学同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传统相结合，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件大事是更加强调和重视发展基础科学。发展基础科学既是为了基础科学本身，也是为了工程学科的发展。”

从上述校长演说的梳理可以看到，科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教育哲学中的分量逐渐加重。尤其是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基础科学、纯科学的概念逐渐在麻省理工学院被突出地强调出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而且，这一时期对科学的强调是从政治论角度出发的。布鲁贝克曾经提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的，即为了闲逸的好奇而追求高深学问；一种是从知识的应用出发发展高深学问。 ^[2] 从罗杰斯到迈克劳林再到康普顿，主要是从政治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并推进基础科学、纯科学的发展。在就职演说中，这几位校长都从造福于人类、服务于工业的角度来讨论基础科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所谓的“科学”是“工业科学”。由于这一背景，同时由于后文将要提到的一些举措，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基础科学发展并没有导致科学与工程之间相互割裂，而是把二者紧密融合起来。在后来给《普林斯顿日报》的信中，康普顿校长对于最终促使他接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原因进行了说明：“这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可以让科学在工程教育的土壤中发展。这样一种责任意识最终超过了（我的）其他想法（并促使我同意接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自迈克劳林校长开始，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意识到复兴科学的重要性。由此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科学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真正复兴主要是从康普顿时代开始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直至 1916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新校区问题未得到解决，同时也还存在与哈佛大学并校的可能。

第二，20 世纪 20 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导层极不稳定，前后几任校长（或执行校长）履职时间都很短暂。迈克劳林校长在 1920 年卸任以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一职空缺，由艾利休·汤姆逊担任执行校长。此后，正式接任第七位校长的尼克尔斯健康状况不佳，履职不到两年去世，艾利休·汤姆逊第二次出任执行校长长达一年多。直至 1923 年，麻省理工学院才确定其第八位校长——萨缪尔逊·斯特拉顿，但他的任职时间也是相对较短的，仅仅 7 年时间。20 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层的不断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校难以持续地实施重大的战略行动。

第三，具体学科领域的正确选择。基础科学本身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学科，而且在某一具体学科又细分为很多方向。例如，物理学可以细分为力学、电学、声学、光学等多个方向。在基础科学及各学科的细分领域内，知识的进展是不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说，19 世纪属于化学，20 世纪前半叶属于物理学。20 世纪头三十年，基础科学的革命性发现主要发生在物理科学中的量子力学领域。30 年代以来的麻省理工学院正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在一位科学家校长上任以前，麻省理工学院并没有就科学事业的发展找准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

第四，与第三个因素相关，30 年代基础科学的发展需要战略科学家“谋篇布局”的能力。虽然多位校长洞察到了科学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但麻省理工学院长期缺少若干有影响力的战略科学家来引导整个学校的发展航向。对于学科领域的正确选择，归根结底依靠最接近和最全面掌握真理的科学家。在围绕战略方向组织战略行动的过程中，领导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要素。因此，复兴科学的战略需要富有领导力的科学大家来制定和执行。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史上，康普顿是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以来第一位活跃在科学一线的科学家校长。在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以前，康普顿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工作十多年，发表学术论文超过百篇。1924 年，康普顿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29 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可见，康普顿在 20 年代已经获得全国性的学术声誉，并积累了一定的大学管理经验。当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以后，康普顿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管理事务上。1930 年以后，康普顿几乎没有发表物理学领域的学术论文，而更多的是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对美国科学界、教育界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头几年里，处于物理科学第一线的康普顿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科学搭建起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团队。关于这一点，后文有详细介绍。此外，与康普顿搭档的范·布什同样对科学与工程领域有很深的见解，是一位同样富有领导才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康普顿与范·布什的组合，对于麻省理工学院找准具体科学方向并坚定地走下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1]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Chancellor 1978-79.Published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ssachusetts.P8.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 John S.Brubacher.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Jossey-Bass Publishers，San Francisco，Washington，London，Revised Edition，October，1982，P13. X41Fh+uuXKkXSF8YmiA+4SE7QIJNjLqtdwfJ7uvikRGdd8+CW968fllvFHsirc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