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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同年 10 月，康普顿在校长报告中指出，在战争的阴影下，“教育机构的首要问题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捍卫自由、和平等美国社会的基本理想” [1] 。由此，康普顿提出，麻省理工学院和所有美国教育机构应担当国家责任：“我们的直接目标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服务国家——增进人民的自由和机会” [2] 。在校长报告中，康普顿明确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三大战争动员政策。康普顿指出，在动荡与危机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要义”是有效地保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将混乱降到最低。“第二要义”是将教师、实验室等资源投入到健康、安全、生产等公共福利中。“第三要义”是当国家面临的危机升级到一定程度时，学院应暂时把正常的教学与研究计划置于次要地位、将资源用于国防与战争活动中。 [3] 康普顿提出，所谓的危机升级到一定程度，是指类似于 1917 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情况出现。
由此可以看出，康普顿提出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防与战争动员政策是同整个世界局势相联系的。首先处理的是动员力度和动员时机相结合的问题。当战争局限于亚欧大陆时，麻省理工学院仍然以教育教学为主要任务；当美国准备参战或陷入局部战争时，麻省理工学院应为战争进行技术和人力等方面的准备；当美国卷入全面战争时，麻省理工学院也应全力进入到战争状态。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现代研究型大学不能如同军队那样在第一时间被投入到战场。而这一思路也是一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及整个美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一战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劳林校长明确提出，应当吸取某些国家号召青年学生立即上前线的教训、为国家保存技术人力资源。在迈克劳林校长的建议下，一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组建了战争筹备委员会，主张学生不应直接应召入伍，而是应该继续学习和研究技术问题。 [4]
此后，二战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民众的预期。麻省理工学院很快就全面地展开了战争培训、武器研发和政策咨询等战争服务。1940 年的校长报告宣布将麻省理工学院的政策重点从“第一要义”调整到“第二要义”和“第三要义”：“我去年做报告时，正值欧洲战争刚刚爆发。当时我提出，当面临战争威胁时，麻省理工学院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尽可能持续、有效地实施其教育和科学研究计划。那个建议刚提出，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求我们对政策做出调整。” [5] “在为国防做出重要贡献方面，我们拥有人员和设备的优势。我们应该对人员和设备如何发挥最大的作用做出经常性的评估，进而将其用于国防。我们要尽可能延迟紧迫性不大的研究计划，对教学安排进行内部调整，并且增加人均工作量。我们不容许我们的设备固定用于校内某一特定方面的研究和工作。尤其是很多麻省理工学院所独有的设备，它们应当能够为其他机构所用。我们应该尽可能把我们的员工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显然，教学以及研究人员的整合要比分散更有利，整合起来的麻省理工学院才能作为一支强有力的国家防卫力量。” [6]
纵观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战争动员政策，有以下几个特征：
（1）动员时间较早。从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到 1939 年 10 月麻省理工学院正式做出战争动员，仅仅间隔不到两个月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的战争只是发生在欧洲、尚无法准确断定德国的行动是否将如同 1915 年那样引发世界大战，更无法准确断定美国是否会卷入战争。但是康普顿的判断比普通社会民众更加准确。康普顿在 1939 年 10 月做出的校长报告中判断，类似于 1917年那样的世界大战有可能再次发生。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正式参加二战。因此，从时间上看，麻省理工学院的战争动员比美国正式参战提前了两年多。在同时期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这是一种罕见的积极战争动员政策。斯坦福大学等其他高校直至珍珠港被袭之后才开始战争动员，后文将详细对比。积极动员政策直接影响到麻省理工学院在战争中的动员策略、动员程度等，进而影响到麻省理工学院在整个美国的战略地位。
（2）动员方式科学。麻省理工学院是以技术（technology）立校的。根据对技术的理解，麻省理工学院特别强调和坚持“技术”在国防与战争中的作用。1939年的校长报告指出，无论世事未来朝着哪个轨道发展，科学与技艺人才都是增进人类福利的必需品。这是提出国防与战争动员“第一要义”的根据。1940 年的校长报告回顾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校理念，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在和平时期是国家工业竞争力基本要素、从而在战争时期更是国防基本要素：“根据国家的需要，我们学院确立了清晰而富有建设性的目标，我们很幸运能为这样一所学院工作。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于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需要受过技术训练的人来拓展对国家资源的利用方式并开辟新的工业纪元。不论是繁荣还是萧条、和平还是战争，麻省理工学院都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目标……在国家面临军事危机时，除了防御和攻击武器的设计外，生产方面的技术效率也是国防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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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顿在 1940 年指出，战争的威胁与战争的现实对于麻省理工学院而言是一种机遇：“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程师来提高国家工业生产力。科学家则拥有更多的机遇来发现新的事物，创造新的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类健康和生活条件，提高人类的智识水平。具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则能够更有效地处理问题，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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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一开篇仍然强调科学与技术的永恒价值与时代意义：“学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通过教育和研究发展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技术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具有基础性的社会价值。”
1942 年的校长报告指出：“在这场战争中，技术（technology）优势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因素。因此，以技术（technology）冠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具有关键意义。”
由于这种对科学、技术的信仰，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中把科技这一国防要素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技术展开的——人员培训是以技术培训为主，科学研究以装备技术研发为主，政策咨询以科技政策为主。
（3）动员效果良好。二战期间，整个麻省理工学院保持着一种以服务国家为核心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使得师生的认识能够基本统一，从而使得学院的资源能够有效地集中起来。1942 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指出，良好的动员应该具有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专注性：“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切努力、一切计划、一切政策都是依据国家的战争需要而制定的，也是在国家需要的指导下而进行的。对于每一次变革和调整，我们都会问以下的问题：‘这是否有利于我们学校对战争的胜利做出最大的贡献？’……这种态度是很重要的，战争要求将全国的资源都迅速集中起来，这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敷衍。”
在战后的总结中，康普顿再次指出：“麻省理工学院战时活动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品质，我时常希望这一品质在战后的项目中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品质是指团结、精简。无论有多少困难、无论有多大困难，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工作只有一个评判标准——‘对麻省理工学院整体或者麻省理工学院中的个体而言，这是否是有助于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特别强调‘专注’，他常常选定最希望完成的一件事情，然后集中组织所有的能力和活动去实现目标。战时的麻省理工学院就呈现出这样的政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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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方式、效果等来看，麻省理工学院的战争动员是积极的。但并非所有的美国大学都在二战期间实施了积极、有效的战争动员。
这里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对比。两校同为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建立于 1885 年，比麻省理工学院晚二十多年。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这两所大学都是因战争而崛起——麻省理工学院因二战，斯坦福大学因冷战。斯坦福大学在 1900 年同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发起建立了美国大学协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福大学比麻省理工学院更早地发展出研究型大学的品质。但是，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中逐渐崛起为美国最伟大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则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都相对地默默无闻。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首先是战争动员的速度和时机。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参战前两年多已经开始战争动员和政策规划，而斯坦福大学迟至美国参战之后 1 年仍未形成有效的战争动员。直到 1942 年 12 月，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层才形成一项计划，决定将“斯坦福大学的资源调整用于伟大的公共服务活动”。
这导致斯坦福大学在整个二战期间缺少一种领导力，无论是从战争服务还是政策制定方面都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的追随者。
更重要的是，斯坦福大学在国防项目中的参与程度远不及麻省理工学院。1941 年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曾经指出，在国防项目中的参与程度是衡量大学战略性地位的重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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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斯坦福大学服务战争的形式主要是参与战争培训，在武器研发和政策咨询方面的贡献远远不及其他重要的大学。较之于战争培训，武器研发和政策咨询等对于整个战争的大局更具决定性。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能够提供战争培训的机构多达数百上千所，就教育竞争而言，战争培训已经不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服务，尤其是不能同院校办学优势相结合的战争培训更难以获得美国军方的认可。
从前文关于辐射实验室选址的介绍可以看出，二战初期的美国大学总体上对于建立政府资助实验室的态度并不积极。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曼哈顿工程中。在德国物理学家已经成功地完成铀裂变之后，盟国的原子弹研发需要加快核反应堆的建设。在核反应堆选址的问题上，有工作基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持有不同的态度。哥伦比亚大学认为在校园中建核反应堆将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哈佛大学则对曼哈顿工程是否能够成功持悲观态度。芝加哥大学哈钦斯校长则主动要求将核反应堆建立在芝加哥大学。因此，美国的核反应堆研究最早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的，后来研究重心被转移到芝加哥大学。
怎样解释大学在战争动员中的差异？显然，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同美国的教育体系相联系的。美国教育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去中心化，由此决定了院校在面临同样的环境时不会采取比较一致的政策，或者说大学都会根据自身的判断采取相互之间有极大差异的行动。美国大学分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两类。由于美国没有所谓的国立大学，因此所谓的公立大学实际上主要是指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或者公立大学）除了自身的行政与学术权力组织之外，还受到州政府的各种限制。州政府对公立大学的影响，除了通过经费，也通过行政命令、法律等手段。比如多数州政府都要求公立大学至少在本州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美国私立大学则属于独立的法人，其最高领导机构是学校董事会。私立大学的这种体制设计和法律地位，使得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缺乏干涉私立大学办学行为的合法权。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干预私立大学的决策，都会遭到私立大学抵制。因为私立大学能够自主决策，因此其办学策略是多样性的。例如，在战争动员中，可以选择教育培训、武器研发和政策咨询中的一种或几种形式。尤其是在同政府机构合作的问题上，美国高等教育界大多数学校是保守的。后文将会详细讨论，很多大学的这种保守性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行为会对大学的学术自由造成消极的影响。这是二战爆发前美国很多大学的主导性逻辑。
[1]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8-1939，The Technolog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39.P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2]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8-1939，The Technolog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39.P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3]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8-1939，The Technolog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39.P9-1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4]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9-1940，The Technolog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40.P9-1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5]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9-1940，The Technolog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40.P9-1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6]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8-1939.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40.P10.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7]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9-1940.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40.P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8]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39-1940.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40.P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
[9] John E.Burchard. QED ： MIT in world war II .MIT Press，Cambridge，2003.Pv.
[10]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ident’s Report Issue 1940-1941.Cambridge，Massachusettes，1942.P6.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内部收集、编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