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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事业管理的客体又可以称为设计事业管理的对象，设计事业管理最主要的对象实际就是指社会公共设计事业，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设计等，社会公共设计事业最大的特征是非营利性、服务性以及一定的公益性并基本依靠特指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所以，设计事业管理的对象包含了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但设计事业管理客体中的社会组织究竟指的是哪种社会组织或涉及了哪些社会性组织呢？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林祖华主编的《公共关系学》窥见一斑：
营利性组织追求的是利润，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如企业、旅游业等。服务性组织是为服务对象谋求利益的，以服务对象的利益为终极目标，主要包括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社会公用事业机构等。互利性组织以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互获利益为目标，如一些群众团体、宗教组织等。公益性组织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目标，是为国家和社会公众谋求利益的。如政府、军队和治安机关等。
根据引文中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服务性组织、互利性组织和公益性组织之间具有高度的交叉性和互渗性，而这些社会组织毫无疑问以社会公利事业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所以，我们所谓的设计事业管理的客体首先应该包含了上述所引三大类社会组织，但以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社会公用事业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司法机构等服务性组织和部分公益性组织为主，我们可以称之为设计事业管理的组织性客体。对组织性客体的管理又可以分为他管理和自管理，所谓他管理就是社会其他机构、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或社会契约的授权对组织性客体所做的职责性管理，如对学校、医院建筑的建设就必须接受国家特殊场所建设的要求而进行特殊性设计和建设；所谓的自管理就是指组织性客体自身对自己所从事的内外运营性、协调性、发展性、完善性的管理活动，如建筑事务所就必须对自己的建筑师、财务状况进行日常性的规范和约束。下面这一案例就是依法对组织性对象所做的他管理：
以意大利来说，想要破坏建筑物的想法就难以执行。因为建筑物受到法律保护，即使是屋主，也不能随便破坏一面墙壁。比起拿到建筑许可，取得破坏的许可还更难。所以，比起新建技术，改建技术进步更多。
新建技术必须得由社会组织来推动发展，同样改建技术难度更大、进步更多且也必须得由社会组织来推动，这种他管理是一种物质文明累加的推手，不但能给民众留下很多回忆，也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建筑技术不断前行、不断完善。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国内现在到处强行的大规模拆迁，真是不寒而慄，与意大利包括整个欧洲相较而言，中国在设计管理上的他管理不是不足而是极度可怕的过剩，人家的他管理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建筑设计上的他管理简直就是在敲响中华民族物质文明最后的丧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文革”期间政府对北京古城大规模破坏运动的扼腕悲痛、厉声痛斥看来并没有真正唤醒某些管理者的良心，这样的他管理显然不要也罢。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设计事业管理的组织性客体自然就是指与设计活动有关的社会组织，但把医院、法律机构、社会公用事业机构等似乎与设计行为无关的组织统统包含进来，是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泛化之举。这个问题很简单，如今的社会是一种生态系统的协作型社会，社会各部类、各组织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彼此的交叉、融合已很难将各自截然分开。如监狱也会对犯人定期举办手工艺比赛、设计教育、环境改造活动等；对军队进行建筑工程、防范工事、军械使用和养护的训练与教育更是具有战略意义；设计市场经营、设计版权保护的法律问题已经让法律界争论得热火朝天。如果说今天仍然仅仅将设计创意机构、工艺研究机构、设计生产部门作为设计事业管理的组织性客体显然不合时宜。
图2-1 香港国际机场效果图（百度图库）
除了设计事业管理的组织性客体外，设计事业管理的第二类客体就是事务性设计客体。毫无疑问，事务性设计客体强调的是发生中、动态中的设计事业事务或设计事业活动。如民间工艺品展示活动、民间工艺研究活动、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活动、国家性建筑设计创意竞赛活动、行业性工业产品设计竞赛活动、设计教育的普及、群众生活日用品的开发和提档升级、设计师劳动生活的保障性措施、城市或社区公共娱乐设施和环境设计景观的建设和维修等等，这些活动是社会设计事业组织为民众所做的具体的社会设计事务，毫无疑问肯定算作设计事业管理的重要对象。对事务性设计客体所做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管理首先需要明确的必须带有一定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公众性和公正性成分。香港国际机场（见图2-1）是填海工程的伟大杰作，对于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紧缺的香港来说，要修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飞机场简直就是奢侈的梦想，香港政府经过反复磋商和论证，最后决定在香港海域的人工岛上修建一个独立机场。该计划不仅仅是作的经济上的考量，同时也因为原先香港唯一一座民航机场位于九龙城区，接近香港市区的太子道，巨大的噪音污染令附近集居的港民苦不堪言。作为一个为民谋福利的项目，新界西大屿山赤鱲角的填海工程并未得到全民的理解，环保人士担心，大面积的填海工程将可能让香港美丽的海域面积减少（香港因海港得名：芳香的海港），地产界人士担心该项目会破坏景观，从而造成中环地价大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表示担忧，怕填海造机场会使香港负债累累。在中英两国政府的积极磋商下，香港国际机场工程还是于1992年启动并于1998年正式启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设计工程项目相当成功，启用后第二年就获得了美国建筑博览会评选出的“二十世纪十大建筑成就奖”、随后多次获得英国独立航空调查机构Skytrax评选的“全球最佳机场”，从而再次向世界展示了香港魅力。这个工程项目的建设活动本身就是事务性设计客体。
第三种设计事业管理的客体叫意识性客体。意识性设计客体强调的是设计事业管理客体的公共意识、公共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等。社会公共设计利益需要靠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公民来维护，社会意识和人口素质是社会公共设计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方面维护、一方面破坏的做法永远都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设计事业。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利益主体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必然形成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意识、平等意识和未来意识。这三种意识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观念，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社会公共设计事业必须要依赖合作意识、平等意识和未来意识才能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巩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命价值得以体现的时空，设计事业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寻求人类的精神归宿和伸展人类的思维空间并彰显内在生命的崇高价值，而这一切必须从培养和树立人和社会的公共意识做起，这个公共意识就包含着合作意识、公平意识、未来意识以及大美的意识，热爱我们共同的权益、热爱我们共同的世界、热爱我们共同的理想，唯有如此，方能“人共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名法道德，致知造艺，以至于天人感会，无不须施此心，即无不能同此理，无不得证此境。”
社会公共设计事业管理中意识性客体实际指的就是个体和群体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社会道德观，即人心。设计事业管理的意识性客体不仅仅秉承了以人为本、至情至性的崇高性，同时也不折不扣地贯穿着公共管理以人为本、至情至性的神圣感：实际上，作为一个学术性用词意蕴的变迁，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内涵的大多数组合义是从私人部门管理学领域借鉴和发展而来的，这些内涵的词根大多数出自传统悠久的科学管理学和人际关系学。
而新公共管理学最醒目的首个特征——总是最大限度地将公共社会组织“瓦解”成若干管理细胞来分散性地实施公共管理。
“私人部门管理”、“人际关系学”、“‘瓦解’成若干管理细胞”都深刻地说明了公共管理包括设计事业管理所凸显的以人为本、至情至性之价值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行了“加利福尼亚明日计划”，该计划由一家名为“明日的加利福尼亚”的非营利性组织赞助并命名，该组织致力于提升公众意识，去关注那些阻碍建设更加持续、更加宜居且更加富饶的加州的规划问题。首先，“加利福尼亚明日计划”号召人们在一个迥然不同的管理机构下保护土地、空气和水资源，该管理机构应有权划分允许和禁止开发的地理区域。州一级政府也应负责制定空气和水的质量标准。这些地理区域应作为根据环境标准、人口政策和区域发展总体指导方针的不同而决定应当开发或是保护的依据。州政府批准有关新聚居地的选址、设计以及现有聚居地的重建等议题的区域性计划时，应以环境健康与安全标准和就业机会为主要考量。
“加州明日计划”对整个美国更大的意义就在于唤醒政府和公众的环保意识与合理性区域规划设计，一切的规划设计都应当以全民利益为根本，无论是州政府还是整个区域的公民首先应当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价值观上取向明朗而公正，关键是向善。设计事业不仅仅是造物事业，同样与人类的精神理念是时刻保持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