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人类社会产生起，设计事业就像天赋神权一般是一种全民事业，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摒弃设计广泛的全民性、普遍的适用性、深邃的精神性、快速的流传性而进行无设计化的政治统治，军事武器、监狱、镣铐、刑具包括军事学校、警察学校的设计、建构等都是用来加强政治统治的。设计的政治功能和事业属性尽管尚未变成普遍认知，但人们常常隐隐感觉到其内存的这一特性，只是一直以来人们以为这是设计的附带性能，从而忽略了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国家事业的本质。但这不等于设计事业与政治行为可以混为一谈，我们不得不申明，设计与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政治的本质不是服务而是征服；设计不仅为统治阶级服务更为普罗大众服务，设计的本质既是归顺更是服务。政治试图征服的是普罗大众，设计归顺和服务的对象也是普罗大众，政治归于统治阶级阵营，设计归于普罗大众阵营。理想主义者常常宣扬政治为民的口号，但这仅仅限于口号，设计却大不一样。
设计为民即造物为民是实实在在的真相，政治主张不是决定政权稳定的关键，民有所生、民有所用、民有所养、民有所终才是决定政权是否能够稳定的关键，说到底，面对一个衣食住行皆有保障的政权，人民必定拥护，衣食住行的物质保障堪忧，人民必定会“闹事生非”。什么叫天赋人权，生存权是第一人权，然后才能谈得上公平权、发展权等，说到底，生存权是一切其他人权的基础。衣食住行，即设计的第一要务，首先满足大众的生存，然后才能谈得上大众的享受。
所以，设计事业管理虽然可以归结于政治背景之中，但又成了政治稳定的厚实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换句话说，对设计事业的管理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民生、民用、民养的关注和投入，只是设计事业的管理能够更加深刻体现“帝德涵运，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畅冥外”
之非政的公共人本思想，任何一种政权统治阶级如果真具有了非政的公共人本思想就必定能取得“上天感怀，神灵降德”
之政绩。人民乃国家权力之根本、国家命运之靠山，所以人民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方面的和谐统一、平衡发展才是一国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其中物质需求又是生之根本。
因为设计事业是国家事业，所以从事设计事业管理就基本是国策性的活动，不是该不该做，而是不得不做好的问题。设计事业作为国家事业有两层含义：
1．设计天生就是为人服务的，任何有意义的设计都应该具有明确的服务性，服务性的第一大特征就是有用，第二大特征就是易用，所谓易用就是非常容易使用且不用花太高的成本就可以使用。像城市里的公交车和地铁不但有用，而且易用，票价便宜且四通八达，充分体现了公众服务性。设计一诞生就是为了满足生活和社会的需要而被人们争相接受的，碗是用来盛饭、杯子是用来喝水、锅是用来烧菜、刀是用来切割、鞋子是用来护脚，一切的装饰和变形都不能影响正当的用途，而且这些日用品还不能价格过于昂贵，必须在人们正常的消费能力之内才可以畅销。今天城市里的住房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昂贵，把住房当成昂贵的商品来进行暴敛横财不但不道德，也违背了民生民用民养的根本原则，如若政府不把“住”当成是服务性的事业来对待，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生态环境的落差越来越明显，特别对于收入平平或收入低下的弱势群体来讲，这种“住”的困境会尤为突出。城市里的棚户区、贫民窟就是这么产生的。
今天的设计呈现全球化融合的大趋势，许多融合与借鉴可以丰富自身设计的内涵与外延，但无论如何融合，设计通行的法则都不会被篡改，那就是服务于现实世界，要么就是对五花八门的虚幻和浮夸进行视觉的批判，负责任的设计师和设计实践都明白设计应该是现实世界的服务者。拿澳大利亚来说，当代的澳大利亚视觉文化充斥着本土和外来艺术家创作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一切可能性，这些多样性、差异性和可能性通过艺术的媒介和实践对虚幻的假象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表达出坚决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对现实世界的遵从、是对浮华的否定，这说明了通行世界的设计都带有相同或相似的使命，那就是服务人类。
过分地给设计贴上流行和时尚的标签并不利于设计本身的发展，只会造成“虚幻的假象”。无论到什么时代，设计仍然要落实到生活本身上来，或满足物理之用，或满足心神之需，如果两者皆不能用，其服务功能就丧失殆尽，流行尽管炫目、时尚尽管新奇，一时风光之后消费者仍然可以敬而远之。设计“虚幻的假象”仍然应当要服从于“现实世界”，否则，人们不但可以“表达出坚决的怀疑”，而且都可以对其置之不理，这一点在一切流行文化中恐怕都是适用的：
当我们考虑到流行和时尚的问题时，很少有人真正有机会和天分将自己的情感和观点传输给家人、朋友或同事以外的人们。政治家利用电子传媒传输自己的政治主张。演员们也这么做，但往往却说着别人的话。如果言论真的自由，小说家和新闻工作者能获得更多的读者，但读者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
收音机、电视和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最强有力的获取外界信息的工具。这些媒介为音乐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人民提供了方式手段。作为一个熟练的歌词创作人，他应该拥有与千万人交流的能力。这种理想的实现（随同你试图影响同时代人的愿望一起）将令你尽其所能。
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应该“传输自己的主张”，绝不是“说着别人的话”，言下之意就是人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尊重生活、尊重现实本身，哪怕是小说家和新闻工作者，也应当要尊重现实世界、为生活本身传递真言。收音机、电视、电影这些伟大的设计和发明创造，之所以称得上伟大，就在于它们是“最强有力的获取外界信息的工具”，它们使音乐家、歌词创作人“拥有与千万人交流的能力”，现代视讯技术正在改变世界，因为这些设计秉承了一个根本原则：立足现实本身，为整个世界和人类提供最便利的服务。
2．国家的组织者和统治者应该从战略高度将设计的发展作为塑造民族意识和国家精神的切入口。设计如果天生就具有意识性、全民性和战斗性
，那么将设计提高到与政治、军事、法律、科学同等的高度来成为治理国家、服务民众的事业也就不足为奇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了。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制造原子弹、氢弹、航空母舰，世界强国为什么都注重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武器工业的发展为了震慑对手并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航空航天技术的研发和实践是为了长己国之威风、树本国之声誉，皆为大用。
哪怕是绘画、美术、雕塑、艺术设计等，亦可以成为国治之利器。对于日治时期台湾美术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当时的画评家王白渊先生称：“以台阳美术协会为中心的艺术运动，亦即是台湾民族主义运动在艺术上的表现。”其影响在成立之初就遍布全岛，因其受到“台湾文化协会”负责人蔡培火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主干杨肇嘉等人的大力声援而被人们视为台湾知识分子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光辉的文化象征。
一个时代的统治者仅仅依靠武力只能逞匹夫之勇而难成大器，真正精明的统治者掌控的是人民的大脑而非人民的手脚，所以国歌、国徽、国旗等等符号性、标志性的设计才具有了更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民族主义者对设计的兴趣往往不在乎设计技法的本身，但他们往往能够让设计迸发更为耀眼的光芒。如二十世纪初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以其平静而普遍深入的姿态始终主宰了设计艺术的发展。1904年，弗雷德里克·马克库宾（Frederick McCubbin）作为民族主义者中最负盛名的画家完成了其三幅一联的巨作《先锋者》。该作成为澳大利亚发出独立宣言的标志。
事实上，在阶级社会，设计从本质上来说表现了特定阶级的愿望——是特定阶级斗争的武器。但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能充分认识到设计的这一阶级斗争功能。毕加索（Picasso）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曾有过与帝国主义者作英勇斗争的记录。马蒂斯（Matisse）就是世界和平运动光荣的一员。但他们却被人们偏执地认为是当时的资产阶级艺术家。
不管怎么说，或者又可以这样说，艺术家从属于哪个阶级并不重要，但艺术家对人民精神的影响力和公诉力一直就是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发挥的，除非这样的统治者不是艺盲也是文盲，当然也有像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恐惧包豪斯设计（Bauhaus Dseign）那样的特例，说它是特例，那是因为希特勒将包豪斯设计当成对立面的自由风了。
设计是造物运动，但这般造物却暗含着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核，设计创造的物理世界、物质视觉、物化环境可以化生出更广阔的精神财富和精神世界来，诚如元杂剧的兴旺发达即是现实物理世界的造化：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空前黑暗的时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成为杂剧空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为杂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都市经济的畸形发展，为杂剧的流行准备了物质环境，同时也将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注入了杂剧作品之中。文人受到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与广大人民同其命运；他们和艺人在一起，深入民间，从事杂剧的创作，对杂剧的充实和提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中，北方杂剧发展的最高峰所以出现在元代的初期，是有其原因的。杂剧在元代的变迁趋势，前后不同。在第一期中，杂剧的作家有56人，其生地大多在北方，其作品之可知者有348本。在三个时期中，第一期的作家最多，作品最多，其作品之流传到今天的也最多。这可能与元代初期，接近政治中心的地区，其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特别尖锐有关。
“都市经济”的“物质环境”、“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文人和艺人一起，深入民间”、“接近政治中心的地区”等等关键用语都说明了元杂剧出产于当时现实的物理世界、物质视觉、物化环境的历史真相，虽然没有脱离视觉的物体性，可设计却是带有强大的精神启迪意义的慢热型创造——稳固、具象、博大、深沉。既然如此，国家将重视这一艺术形式，可好好利用之，却不可忽视之。
统治阶级不但要尊重设计和设计师，更要自始至终善待设计和设计师。因为设计事业不仅仅是设计师个人之事业，实乃国家事业，其最本质的核心理念就是一国之政策、一国之统治、一国之力量一定要将设计作为丰富国力、调和国力、显示国力的根本大法。我们常论综合国力，何谓综合国力？政治军事是一极，科技经济是一极，文化艺术是一极，国际声誉是一极，两硬两软却都与设计息息相关，国际声誉同样包含了设计品牌和设计创意的无形资产，恰如新加坡的花园城市不仅是经济的象征更是文明和礼貌的象征。
设计事业作为国家事业是通过如下三个方面来体现的：
1．政府对设计发展表现出了热忱的重视和扶植。如各国政府间组织的定期的设计创意交流活动，国际社会上的大型演艺活动、大型展览和大型拍卖活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全球各国人民，设计活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时时包围着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奢侈品的国际性贸易、国际性交流活动不断加强等都体现了政府对待设计发展宽容、鼓励和扶持的态度，起码对本国全民性物质生产的推进在当今时代基本已经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默认，这种默认很大程度上是要表现本国强大的工业生产以及本国具备的舒适的人居环境。政府对尖端、高端的大型设计工程项目的亲力亲为实际仅仅表达了一种态度和表率作用，从而引导设计生产应当向社会纵深全面普及的态势。
2．设计活动的举办由社会力量自行决定，而不再由政权操纵，政府只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设计事业是一项公共福利性的国家事业，政府权力的淡出不是轻视设计事业，恰恰是将设计事业交予更为专业化、普众化的社会力量纵深发展。策划者、设计者、生产者、消费者的自治时代在设计界早于其他任何行业已经形成。奢华曾经代表精英享受，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今天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奢华的现代定义很难清楚地界定，尤其是奢华和现代的关系已经被人视为相互对立。奢华是精英的，是基于文化教养或至少要迎合传统观念。而现代人雄辩滔滔，认为现代是平等的、民主的、包容一切的；似乎该打破神圣，和传统对比，才叫现代，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的二元论，尤其奢侈品已经成为重要的西方产业：高价精品已是大量生产品。
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奢侈品也司空见惯、遍布大街小巷，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政府莫大的宽容和开放，也表现出了现代商业传媒、现代科技产品不但无孔不入，而且极富诱惑力，所以当这些代表现代式的设计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公众的时候，公众不但表现出了极大的回应热情而且渴望参与其间
，这正体现了设计休闲化、生活化、自由化、平民化的趋势，这种休闲化、生活化、自由化、平民化并没有削弱设计国家事业的属性，恰恰向政治势力提醒了人民身心需求的生动性和活泼性。
3．公众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情趣越来越成为设计发展形态的主宰力量。设计作为事业就是要强调它的普适性和民众性，起码绝不是政治势力的附庸，否则所谓的设计就不能称为事业，只能算统治意识的实物化。所以，现代设计的发展主要由公众的生活态度、人生意趣、社会关系来决定，任何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是断不能扭曲人民大众之精神趣味的。从现代办公环境的设计上看，我们能领略其中的含义。自二十一世纪初，办公大楼的设计已不存在什么“绝对”模式了。那种传统的办公室设计方案是用高墙和门锁将管理者和员工隔开，秘书和办事员都有自己专用的办公桌和座位，而这样的传统做法如今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代替传统设计的是敞开式的办公室空间，有少量的私人办公室是供管理者使用的，员工们共用一个敞开式的工作空间，仅仅用半高的隔板象征性地将各自的办公桌隔开。……临时性的聚会地点和咖啡座席又正在日益打碎办公室内坚硬刻板的隔板。
毫无疑问，是人们追求开放和社交的意识心理和渴望团队合作及和睦友好的工作态度决定了现代办公室工作场所反传统的发展形态。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交由民众的情趣自由和喜好去抉择，今天来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设计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它必须依赖人民切身切心的体验和感受来抉择去或留，而政府所做的正应该是将设计生产与人民的身心健康融合起来。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政府的态度是浮在设计生活的表面还是隐身于设计生活的背后其实并不紧要，因为设计生于民心、愉悦民心、归于民心，与政权的强和弱其实无关。我们目前正活在所谓的品牌过渡期，不可讳言地，这个时代，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地日益增加，要去判断何种为好或坏的品牌都已不甚容易，为了有智慧地征服这段过渡期，开拓货真价实的品牌时代，极需经过健全学习的专家。需要设计者拥有一种为要掌握顾客需求而跑遍大江南北进行研究，打造无论在何地推出皆问心无愧的名牌此等的工匠精神，乃当今世道。
说到底，设计事业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尽力让设计为人服务，服务至上是设计事业管理万流归宗的唯一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