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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虽然是中国 56 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几乎在 2008 年发生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之后，才被世人所认知和瞩目。其因是出于长期以来羌族分布地域偏僻、人口稀少，进入现代社会后又较少产生社会作用力所致。然而，正是这长期不被一般民众所提及与关注的羌族，却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输血的民族”，使汉族、彝族、普米等 16 个民族有着古羌民族的成分和直接血缘关系；同时也是纳西、傈僳等其他一些民族有着间接血缘关系的母体民族。正是因古羌族与多地域土著的融合，促成当多个新民族诞生的同时，羌族本身人口的锐减、分布地域的收缩及各朝代官府的围剿，使其从庞大部族逐渐地进入了人口较少民族的行列。然而羌族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民族概貌上的变化，并不能遮盖住她在历史、文化、民族等领域的巨大贡献与建树，也不可能影响到自称“尔玛”的羌族至今为我国唯一沿用古老民族称谓的事实，仅此一点，便应知晓该民族于远古时期被视为一代枭雄的缘由与必然。
今日的羌族为距今五千年左右新石器时期晚期，分布在我国北部、西部广大地区以狩猎为生的庞大氐羌部族中的一部分。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于中原地区国家的出现与社会形态在地域上“五方格局”
的形成；更多源于政治、民族利益等多方因素所形成延绵不断的大小战争，在破坏着各方原有民族生息平衡的同时，也形成了人群的大规模迁徙、融合与民族成分的更变。经长期的迁徙与融合后，大批羌族部落从我国北部、西部分别进入西藏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峡谷地带、甘肃南部藏区、陕西西南部现宁强县等地，另部分迁聚于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岷山山麓。至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世纪 50 年代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羌族人口仅为3.57 万人，至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羌族人口已超过 30 万。“汶川大地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扩建、该地区他民族更改为羌族族属，及出于历史原因为躲避杀戮改变族属的羌族后代，重新回归本民族族属等，使现有羌族人口已达 30.9 万，超出了人口在 30 万以下为人口较少民族的标准。
羌族历史久远，分布于陕西和青海等省的古羌部族，于距今四、五千年前已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今在陕西西安市东门外灞桥所出土的“半坡遗址”，即当年羌族先民所建，村寨四周建有御敌壕沟、由独立家庭住所聚集的村落以及公用墓地等设施的完整村落。而且当时人们使用的生活器具：制作面饼的擀面杖、案板与今日众人所制作的式样和功能完全一致，不同处只是以石质打磨成型或陶器制作而已。与此同时，古代生活于青海西部、甘肃等地羌人在陶器制作上，呈现了震惊世界的《五人连手舞蹈纹彩陶盆》《双人抬物纹彩陶盆》《三人长裙双耳陶罐》《彩陶鼓》，以及出土于陕西临潼的《五鱼纹陶盆》等若干精美作品，无不体现古羌人文化底蕴的丰厚和制作工艺的完美而无不令今人所折服。此外唯羌族所特有，高达数十米、筑成正四边、六边、八边型的无梁柱传统石砌“邛窿”，充分体现出了新石器期时代晚期至汉代，羌族民众所掌握的高超数学计算、建筑理论与工艺水平，致使中国羌族的“邛窿”建筑被列入“世界建筑史”而永葆青春。
以“孤岛现象”生存的羌族，由于长期的封闭和无民族文字，必然导致民族语言的丰富并产生具有很大差别的方言。在羌族南、北两大方言中，包含多种不同的“土语”。至二十世纪 80 年代中期，川西北地区的羌族聚居区民众仍使用民族语言，凡进入当地者必需通过翻译才能进行沟通。但近三十年来，当地与本省乃至全国贸易渠道的开通、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兴起，虽然本民族语言还在中老年人中使用，但年轻人基本转用汉语，甚至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年轻人因较少受到民族文化“珍贵性”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视甚至轻视本民族文化涵盖下的民族习俗、歌舞、传统仪式，一味追求所谓的西方模式和“现代文化”，为传统羌族文化的保留与传衍受到极大的威胁。
羌族虽无民族文字，但要注意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记录事物的“符号”。古老的羌族，笃信多神，民间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司“释比”或“许”，为了延续和保持祭祀仪式仪轨的不可更变而形成民族传统仪式规范，各地区和村寨担任为民众驱鬼除疫，进行许愿、还愿仪式的巫师“释比”或“许”手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由师傅传承下来的手抄本“经书”约达五百部之多。为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成功申报了国家“十·五”“十一·五”少数民族古籍出版项目，于 2009 年初由四川民族出版社编篡、出版了拥有 145 万字，分别以史诗、创世纪、敬神、祭祀还愿、婚姻、丧葬驱邪治病保太平、哲学伦理、科技工艺、建筑、农牧、医药等项分类的《羌族释比经典》。《羌族释比经典》内容繁复、涉猎面广，而且采用“三对照一附表”
格式出版，为广大掌握汉文字人员的研究和使用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距今 30 余年前，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无论是所举行的传统仪式、生活的民族习俗、手工艺制作，还是以不同形式所展现的歌舞，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各个方面还均呈现着“原生态”的鲜活之态和泥土芬芳。但随着时间脚步的飞跃、“开放”政策的实施与当地道路的通衢，川西北地区人间仙境“九寨沟风景区”和“黄龙风景区”的开发和被列入世界级物质遗产后，犹如潮水般的旅游者便蜂拥而至，从此敲开了川西北羌族世代生活和繁衍地区的大门。此后卫星通讯、互联网等一切“现代化”电子时代的到来和产物从天而降，世界一切光怪离奇迅速进入了这块长久宁静的土地，便开始潜移默化地渗透、融合，深刻地改变着所有的传统“原生态”，其中最为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出现了人为的“传统”甚至“‘祭祀·仪轨”。当然，我们没有权利阻止羌族民众永远生活于千百年来闭关自守的“孤岛”之中，他们完全有权力进入、掌握与享受现代生活。但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等于是抛弃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俗，而是应清楚地知道该如何立足于正确的科学角度给予对待。
对于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对待方式，总体来看目前在统一的“挖掘、保护、传承”的前提下，属于国家与省区一级的研究单位和艺术院校，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出发，着实地对民族文化艺术在进行第一手的“田野考察”，并从不同角度与方面进行着研究与实践，其目的是要把这些宝贵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富矿以现代手段进行记录、保存、研究与发展，使之真正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而年复一年地努力着；但与此大相庭径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却毫无文化意识与知识，一切只以眼前能否获得经济利益、增加自己的“业绩”为标准，倾全力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打造”，致使已传承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民族“人文魁宝”毁于一旦。在我所从事田野考察工作的 30 余年中的后 10 年，改变民族传统祭祀仪式仪轨，更变传统仪式表演的内容与角色，以舞台表演形式导演“原生态”舞蹈甚至“仪式舞蹈”，人为编造“传统节日”等现实，几乎成为正常现象而比比皆是。至于有关人员因“为了美观”而不懂民族文化内涵地将他民族服饰无原则地“拿来己用”的严重现实已达到难以纠正的地步。文化是一个民族历经千百年的积累、陶冶与传承才得以体现的财富，她虽然厚重却经不起“现代文明”的撞击而会毁灭于一代人的手中。有人说传统文化要进行“打造”“开发”，要把文化做成“产业”，我觉得这些话的出台，其缘由是出于这些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然而这些对地方似乎很有“实惠”的做法，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迅速成长，而作为从事民族文化工作学者们仅有的微薄之力，企图通过谏言、劝阻，看来只能说明是学者螳臂当车式的木讷。
然而深入边远民族地区，不畏辛苦地去了解、体察和学习民间舞蹈中富有的文化底蕴及民族特色舞姿，再通过现代编导手段将其打造成为符合现代社会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呈现于舞台，仍是当今一些专业舞蹈工作者的执着追求。
身为四川籍的北京舞院民间舞系教授田露，怀着对家乡羌族舞蹈长久的情思，于十余年前已曾进入过川北汶川、茂县等地进行调查。汶川大地震后，众多羌寨被毁、人员伤亡、古老传统仪式毁于一旦……这种更强于他人的刺痛深深地钉入了川妹子田露的心间。这一份对谁人不曾提起的沉重心思，使她在 2014 年提出了《西南少数民族舞蹈传承与保护——羌族舞蹈传承与创作发展规律探索》课题，并带领学生来到茂县黑虎寨和理县蒲溪乡再次对民间歌舞和老艺人进行多个层面的考察、学习，逐步积淀着内心中对羌文化的认知。
任何事物，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所收获。在北京舞蹈学院甲子华诞之际，捧出了以羌族“春季祭典”为题材，将展现古老羌族传统文化、民族追求与粗犷、扑拙、优美舞姿的民族舞蹈《春祷》。这一在田露老师的和全体参与者努力下的作品，以三段式格局和简洁的身体语言，清晰地向观众阐释了身居岷山高地的羌民，的春之际渴望，同时也以舞台艺术手段向社会展示了羌族民间艺术的深刻、富庶与娟秀。
《春祷》是汲取羌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家乡儿女内心对故土之情的无言回报，更是一种以现代表演形式来展现民间原生态舞蹈与传统文化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就以上几点，即使《春祷》还存在着哪样的不足或欠缺，我以为都应为《春祷》的勇敢问世喝彩！
《随羌风而舞》这本小书，记录了《春祷》参与者从田野考察到构思、编排至献演的几乎全过程、个人的心得和体会，同时也是体现从民间艺术体验上升到舞台抽象表达，从实践提升到理论的一册现身说法。我虽不是舞蹈编导也不是作舞者，但出于早期对羌族舞蹈文化的考察、研究和喜爱，使我在《春祷》问世的前前后后产生了难以摆脱的情缘。所以在自己不能为《春祷》的诞生出谋划策、添砖加瓦，但在其他方面可尽微博之力下，斗胆为《春祷》的编创者和演职人员们编辑了《随羌风而舞》一书，以表对弘扬羌族文化与艺术者们的敬意。
2015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