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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村占地面积过多，造成大量的土地资源浪费，因此受到各方的批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各种数据都在证明这个观点，各种感性认识也支持这种看法，因此没有必要回避，必须正视。但是，如果我们从辩证角度，以全面的视角看待空心村的占地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大与小之间包含着一种辩证关系，虽然也有应该批评纠正的地方，但也确实具有值得肯定之处。只有唯物地辩证地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更好地解决空心村存在的问题，可能更有好处，可能会找到最佳的切入点，发挥空心村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空心村占地面积之大，在国家层面已经有数据说明，前文也列举了一些数据，因此不想重复。就整个村庄聚落而言，新旧聚落之间所占面积应该大体相当，或者新聚落占有面积略大于旧聚落，因为新聚落不如旧聚落集聚，分散的结果就是扩大了整体占地面积。聚落面积的扩大在传统文化氛围里，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古代追求人丁兴旺，人口的增加必然就要求住户的增加，于是也就引发聚落的扩大。我们比较习惯于只注意传统提倡的大家族生活方式，总是看到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倡导，似乎这就是传统家庭的基本模式。大家庭的居住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聚落的拓展，因为大家庭整合的关系，在居住方面可以压缩一些使用房间，不仅在卧室方面可以减省，特别是在房屋功能室方面可以减省，因此必然会延缓聚落拓展的速度。
但是，古代统治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要求，那就是子女成年必须分户，以利于国家分派税赋劳役，同时，也有利于瓦解土豪坐大，从而削减对抗朝廷的可能力量。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古代“分户析产”制至迟在商鞅变法时期已经形成。《史记·商君传》中说，商鞅变法时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进入汉代，诸子平分钱财地产的继承制度业已确立。兄弟继承家庭产业，不论是土地房屋，还是金钱物品，兄弟都一样，不得有异。这种彻底的平均分割家产的办法，不仅长期为社会所认可，也从唐代和清代的法律中得到体现。《唐律疏义·户婚上》中规定：“同居应分不平均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疏义日，谁户令应分田宅财物者，兄弟均分……违此令者是为不均平。”清代的《大清律例》卷八也规定：“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封先尽嫡长子孙。其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
分户之后，可能居住在一幢大屋里面，也可能另外建造新房分居，这就意味着聚落的扩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提醒，因此在百姓中间，都流传一句俗语，“树大分权，人大分家。”分家之后，至少当时就需要增添一些功能房屋，诸如厨房等，子女长大之后，就需要提供新的卧室，于是建房是每一代农民永恒追求的梦想，也是必须完成的现实任务。
与“分户析产”制同时，历史上也存在一种“多代同堂”、“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过，这种大家庭数量很少，且很难长久维持。早在汉代，就有伦理说教提倡不分家异居。《后汉书·樊重传》中记载说，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唐朝也曾旌表过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如张公艺等。不过，一方面，这样的家庭很少，例如，许倬云的研究指出：“汉世有‘累世同居’的美谈，细绎之，我们只不过找到四条而已。”事实上，即便是以世族门阀占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也不占主流。《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可见，无论下层百姓，还是官僚贵族阶层，其生活的基本形态都是以个体独立的家庭为主流。麻国庆的研究指出：“实际上，据史料记载，所谓‘孝友’、‘孝义’的数世同居的大家庭，《南史》13 家、《北史》12 家、《唐书》18 家、《五代史》2 家、《宋史》50 家、《元史》5 家、《明史》2 家。可见多代同居的义门，自古以来，还是甚为少见。”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以平常心态看待聚落的扩大，聚落的扩大还意味着百姓具有建造新民居的经济实力，这也在一个方面反衬过去聚落扩大缓慢，其中原因就有百姓没有能力建造新房屋，以拥挤居住的方式应付生活。由此看来，这个时候的聚落之小，并非就是好事，因为它是没有经济实力的象征。2014 年，贺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7337 元，力争“201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8150 元以上。”
以现今农村普通的 5 口之家（夫妻 2 人，2 个孩子，1 个老人）计算，年收入可以达到 4 万元左右。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 年广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4〕73 号），农村建房的基本造价，“经测算，农村危房改造拆除重建每平方米平均造价约 750 元，每户建 60 平方米平均约需 4.5 万元。”也就是说，农民 5 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基本上能够建造一层，就是以两个劳力计算，大不了也就积攒两三年，肯定能够建造一层水泥楼房。在建造风潮下，怪不得各家各户都竞相建造水泥楼房，不管是否当下急需报废更换旧房屋，都要建造新民居，于是加速了聚落面积的拓展。这种加速，很显然说明我国的经济走势良好，农民有着良好的收入预期，即使稍微借贷部分建房款，也不必担心不能还上，因此农民的新民居是一块丰碑，标志着国家政策的惠民。
还看看过去的聚落发展，从来就没有空心村现象的出现，因为过去年代的聚落拓展是缓慢的，时间能够有效地消解新建住房带来的扩张。如今则不同，新民居大多的 21 世纪之后的新房，在如此短短的二三十年内集中建造新民居，村庄聚落就没有办法有效消化，于是出现集中膨胀现象。再回看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地二三十年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14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聚落短时间内急速膨胀是正常现象，是经济增长在新民居建造方面的反映。
从一个村庄聚落看，占地面积显然较之过去要大，并且新聚落应该还会略大于旧聚落。在过去，旧聚落面积膨胀的速度远远低于今天，现在之所以集中迅猛地膨胀，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快速发展，新民居建造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在聚落方面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村庄聚落的扩大是好事，是对于我们经济发展惠民政策的肯定。但是，这种急速发展膨胀也带来一些附产品，导致空心村现象的出现。
这种空心村现象，不仅反映在整个村庄聚落方面，同样反映到单体民居方面，因此也希望能够从这个方面进行剖析。过去，村庄聚落盛行大屋居住，一幢大屋里面居住着几户甚至十多户几十户人家，人口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口人，因此一幢大屋占地面积必然较大。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江氏系列大屋，江家老宅位于白花寨脚，围龙屋式样。由中围和东西两附围共三围组成，其中中围坐南向北，东西宽23.3 米，南北长 11.4 米，265.6 平方米。后围龙南北长 24.5 米，东西宽 72.1 米，1766.5 平方米。中屋共三进两厢，东西各有一落廒连接副围，副围共两进两厢，西附围西面是碓屋，围龙上的小屋进深5.7 米，面积也应该在1000 平方米以上，总体占地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江家二房围屋又叫“三堂出水”、“白花地道围屋”，位于白花村田心寨，坐东向西，东西长 56 米，南北宽 62.5 米，面积 3500 平方米，12 天井，21 厅，人口约 180 人。江家三房老屋，位于莲塘仁冲村，又名大江屋，占地面积5761 平方米，建筑物的南北长 72.95 米，东西宽 50.3 米，建筑面积 3669.39 平方米。共四进六纵，内有大小厅屋 23 间，天井 16 口，房间 80 间，为桂东地区最大的府第式客家建筑。大天井面积约为 40 平方米，小天井为 9 平方米，房间面积最大的有 31 平方米，最小的有 20 平方米，每个房间基本上为二层。早年居住人口最多时达 48 户，340 多人，现仍居住着 32 户，近 200 人。江家三房新围位于仁冲村，南距江家三房老屋约 50 米，东西长 37.2 米，南北宽 93 米，3459.6 平方米，共三进六横，天井全用花岗岩铺成，中轴线上的厢房全是木构件制成，前有晒坪，晒坪外是围墙，也是三堂出水。
一幢房屋占据如此大的面积，这在现代新民居中是不可想象的，从来就没有哪一个农民自建自住的水泥楼房新民居占有这样的面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桂政发〔2013〕18 号）规定：“严格实行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制度，村民建新房入住后应当及时拆除废弃的旧房，并复垦、复绿。”“农村宅基地面积，平原地区和城市郊区每户不得超过 100 平方米，丘陵地区、山区每户不得超过 150 平方米。”事实上，这个标准并没有得到有效遵守，2005 年与1996 年相比，全国农村人口减少了11％左右，约1 亿人，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反而增加了 0.73％。
“在宅基地面积方面，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村民建房也开始追求大面积，据测算，目前广西农村户均拥有宅基地面积在 200 平方米以上，个别村民户占地甚至达到 500 平方米以上，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贺州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甚至一些乡镇，诸如昭平县五将镇的一些农户，其住房严重超标。由于“农村住宅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农民建房户型随意性大，有的房屋南北宽度超过 12 米以上，有的一户三四口人建了三至四层楼房，还有的仿造别墅式样建房，这些都是要占用大量的宅基地。”
贺州市铺门镇中华村生态乡村建设工作，投资 100 多万元对道路进行硬化，无偿拆除破旧房屋 20 多座，让出荒地、旧宅基地 20 多亩进行美化绿化，自发筹资 20 多万元，投工投劳 1500 人次，推进农家广场、篮球场、戏台等村级文化公共设施和基础路网、排污、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这里也从另外一个视角告诉我们，农户占据了超标国家规定的宅基地标准建造新民居，因此在新旧民居相对中，新民居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小，但是与国家标准相对，新民居的占地面积还是偏大。
为何农民在建造新民居的时候，还是偏大建造。首先，那是因为我们监管没有到位，核准的建筑占地面积与实际面积没有核对，因此造成面积占用过多的现象。只要深入农村，确实大量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批核的建房面积是多少，但是实际建房之时，总是加以扩大。这种扩大还不算附属的房屋，诸如建厨房，杂物房或禽畜圈栏等，如果这些附属房屋的占用面积计算在内，那么超标就更加厉害，一般可以占到主建筑的一半左右。其次，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由于过去都是平面拓展的砖瓦房屋，只能通过在平面上不断拓展，才能满足建筑面积的需要，满足居住人口的需要，因此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包含着以大为美的审美倾向，房屋占地面积不达到一定的标准，就没有气派，不能显示富有和大气。再次，包含一种比阔心理，你家占据多大面积，我也必须占据大致相等的面积，你有宅基地，我也有宅基地，不能在房屋方面输给你。房屋是一个门面，而且永久地矗立在那里，一时输了脸面，就可能很难挽回，因此必须跟上。同时，占有超标面积，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占了就占了，不占还真的白不占，因此在可能的情况，总是倾向于多占宅基地。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单体新民居的实际占有面积呈现过多过大现象，也导致整体聚落占据的面积过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传统砖瓦房屋整体高度一般在 6 米左右（即一丈八至二丈比较普遍），这里内含木板楼的砖瓦建筑，如果只有纯粹平房，内部不带木板楼，则在 4 米以下，这是南方传统民居通常的垂直高度。虽然从山顶屋脊看，砖瓦房屋的高度也不算低，大体可以达到水泥楼房的二层高度，因为基本标准是每层 3 米，由于砖瓦房屋是一种平面铺展的方式进行扩充建造，因此给人的审美感觉并不算高。村庄聚落的新民居最为平常的准三四层（二层半即准三层，三层半即准四，总之，半层即上推一层计算），也就是在 9－12 米的高度最为普遍，也有高至准五六层的水泥楼房，那么它的高度就在 15－18 米，显然，整体而言，新民居的建筑高度比砖瓦房屋高。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建筑理念的影响，现代社会都是建造水泥楼房，楼房本来就是要往高处伸展，才能称之为楼，因此这是一种时代的风尚。城市的象征就是高楼大厦，如今有能力建造水泥楼房，自然不会以一层为标准，然后像过去的砖瓦房屋那样，不断向平面拓展，那样就接近传统，但是远离现代。果真如此，还是会被人称为平房，只不过是水泥平房，不具有现代意义，从此被人讥笑，因此一种社会氛围和社会心态，也要求建造新民居的农民，必须以楼房的思维进行建造，也就是必须往高处发展。这种心态确实引导着住房必须建造一定的楼房高度，而不完全是出自实际需要，体现某种虚荣心理。如前所述，一个山区乡镇的农户，全家只有三四口人，却非要建造三四层的水泥楼房，从实用角度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从社会心理看，则具有合理性，符合社会的普遍性要求，不至于落伍被人讥笑。
传统聚落的房屋高度，大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同一类型的房屋高度相关很大的情形。新民居建筑的水泥楼房则完全不同，大家都在建造水泥楼房，高度楼房的层数可以有很大区别，也导致楼房高度相差很大。有的因为经济条件原因，只暂时建造一层，高度在 3 米左右，这种情况不多；有的建造两层，高度在 6 米左右，这在村庄里面占有一定比例；更多的住户建造准三四层，高度在 9－12 米，属于村庄聚落中的大部分；还有的建造到准五六层，高度在 15－16 米，占据大概15％的比例。很显然，楼房之间的高度参差不齐，在最高层往远处一看，往好里说是错落有致，其实是杂乱无章，没有一种整体的美感。不像传统聚落那样，俯瞰整合村庄，房屋的高度大体一致，形成一种波纹式的审美效应，令人赏心悦目。
楼房高度还有一个方面值得关注，传统聚落不仅讲究房屋高度的大体一致，还讲究房屋高度的礼节有序，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在整个村庄聚落里面，后一幢房屋必须比前一幢房屋高于行，即使一块砖头的高度都行，但必须高于前屋。前屋不能挡住后屋的视线，也就是不能挡住后屋的出路，不能挡住后屋的财路。即使是同一幢大屋也必须如此，贺州市莲塘镇仁冲村大江屋，整座房屋为四大栋结构，后栋高于前栋，寓意为“步步高升”。一栋砖瓦房屋如果只有一个厅堂，那么厅堂所在的屋顶应该是最高，两边稍微低矮一些，以突出厅堂的中心地位，因为这是摆放祖先牌位的房屋。如果一幢房屋的平行结构有几个厅堂，一般是单数，则中间的厅堂屋顶最高，其他厅堂的屋脊稍为低矮一些，因为中间厅堂最为尊贵，属于整个大家庭的祖屋，共有的祖先牌位必须安置在这个厅堂，不能安置在两侧的厅堂，那里只能安放小家庭的祖先牌位。如果是兄弟分别并排建房，则兄长必须建造在上位，即正向面对房屋的右手方向为上位，弟弟只能建造在下位，不仅如此，上位兄长的房屋也必须高于弟弟的房屋，即使一个砖头的高度也必须如此。由此可见，传统村庄聚落的房屋，虽然看上去，高度大体相当，但实际上还是很有讲究，还是存在高度上的细微差别。这种差别是一种社会伦理文化的体现，与钱财的多少无关，只要个人处在那样的社会生态位置，就必须遵循，不能出现任何逾越现象，否则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必须修正过来。
我们再看看新民居建筑现象，传统文化凝聚在建筑高度里面的理念，已经完全被破坏，完全没有一个高度可以遵循的规律，完全是自由决定各自的建筑高度。正是这样一种参差不齐现象，因此整个聚落在建筑高度上就显得凌乱不堪，既没有现代的审美规律，也没有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完全是一种自由散漫现象。这种自身散漫的建筑高度，如果细加剖析，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得以理解。一是传统建筑理念已经被解构，不管好的坏的，都一股脑儿地被人们所抛弃，因此对于传统建筑文化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于没有任何印象，一切都是随心所欲没有规矩。二是现代建筑理念还没有建立，或者说，还没有建立适应村庄聚落的现代建筑文化及规矩，于是就只好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城市里面的水泥楼房建筑，就没有遵循村庄聚落的建筑文化理念与规矩，村民在看到城市的建筑模样之后，自然就完全照搬到村庄聚落，于是也就没有任何高度方面的约束。三是年轻一代具有很强的个性，在现代思潮影响下，只顾着张扬自己的个性，较少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利益，在个性解放的幌子下，个人主义比较严重。因此，在房屋建造，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更不考虑聚落的整体布局，自己想建造多少层就建造多少层。即使知道一些过去的规矩，也是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一定要突出自己，感觉在全村里建造最高的楼房，不仅威风，而且象征出人头地，传统房屋的高出一头，不也是有着如此意思吗？你居住在后屋，因为经济实力原因只能建造一层，我不能因为你就只能建造一层，否则可能不够房间居住，这也是一个现实原因，因此也就不能怪罪我在前屋建造准三层四层。也在这样一种现实原因的促使下，只要出现一例这种情况，那么后面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也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后来的建造者，非得按照传统建筑理念去限制楼房高度，因为楼房原本就是不断往纵向建造的，这是楼房建造的必然之理，因此有着自身的内在要求。传统砖瓦房屋不同，它是一种横向建造发展态势，因此传统建筑文化不规定横向的宽度，只规定纵向的高度，因为它具有可操作性。如果限制楼房的建造高度，那么就是违反楼房建造的内在之理，必然会影响它的具体可操作性，就会变得不可操作，正像前面所述，有时可能导致前屋根本无法建房，这显然不行。因此，这就是现代建筑之下的道理，水泥楼房高度不一，确实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