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初海禁政令的施行

明代初年，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禁止民众下海贸易。明朝还将部分海岛上的民众迁回大陆。这些措施打击了福建及广东、浙江的海洋文化传统。

对于海禁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 在研究海外贸易的同时，很自然地涉及明代海禁问题。曹永和先生于1984年发表了《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 ，对明太祖的海禁政策进行梳理研究，为海禁研究打下基础。在日本学术界，檀上宽的《明朝初期的海禁与朝贡》，探讨了明初专制因素与海禁加强的过程 。在大陆史学界，晁中辰研究明代的海禁与贸易发表论文多篇，后汇集成《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一书，该书的特点在于围绕着明中期市舶司政策的调整，探讨了明代海禁政策从厉禁到松弛的演变过程。不过，以上研究着重于明朝政策的调整过程，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闽粤浙一带下层民众是怎样看待海禁的？他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明朝的海禁政策。此外，明朝的海禁在各地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它的实行力度和效果如何？怎样影响沿海各省区经济板块的转移？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底层的视野，从而获得对明朝海禁不同的感受。

一、明初海禁的实行

明代初年的海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倭寇的入侵。元末大乱之时，海盗四起，例如，福建的福清县沿海“有盗号‘净海王’，居海上十八年，劫掠不胜计。建大旗，舟中杀人，以长竿洞胸，鱼贯而沈之。截人发以为缆。官府坐视不问。”林泉生任福清州同知之时，擒获这名海盗 。陈有定于元末统治福建，“由福清平海上乌尾贼，海上人立碑颂之” 。这都说元、明时期福清沿海的海盗活动十分猖獗。最大的海盗其实是浙东的方国珍，他在元末横行于海上，曾经从浙江南下袭击闽江口的居民。后来，他的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盘踞浙江沿海区域，接受元朝招抚。与方国珍类似的还有张士诚。他原是盐枭，以走私海盐为生。元末起兵，攻克苏州等地，成为一方霸主。他们都有很强的海上势力。

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军队从南京向东南发展，灭张士诚，降方国珍，将其军队编入明军。明初，方国珍被明军击败后，大部被编入明朝水师。他们担负海上运输的重任，“洪武中，海运给辽左七十五万石，凡役官军八万余人。运军悉许附载己物，资私用” 。尽管朱元璋给予这批水师不少优惠，然而，由于海运的危险性，水师死亡率极高，许多人离家之前，都会接受家人的生祭。因为，他们再次回家的机率很小。在这种背景下，被纳入明朝水师的方国珍旧部屡屡发动叛乱。洪武元年浙江兰秀山事件便是典型。藤田明良利用朝鲜的《吏文》最早研究了浙江兰秀山的叛乱事件及其与朝鲜的关系。他发现，明初有不少明朝水军逃往朝鲜。明朝水军将领吴祯“在洪武元年平定陈均祥参与的兰秀山叛乱，后者兵败不敌，降于吴祯，但不久复叛劫杀将官，并逃亡高丽，洪武三年明朝派百户丁志、孙昌甫将其缉拿回国，并编入吴祯所部”。然而，陈均祥等人于洪武五年四月再度逃亡至高丽 。

明军初占东南诸省，张士诚、方国珍的部下多有不服明朝统治者。吴元年夏四月，“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据松江府。……遂结张士诚故元帅府副使韩复春、施仁济，聚众至三万人，攻府治，剽掠财物” 。他们与明军作战，一旦不利，便下海为盗，并与倭寇勾结。谷应泰说：“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时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帅官军出海捕之，遇于海门之上帮，及其未阵，麾兵冲击之，斩获不可胜计，生擒数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挥副使。其官校赏绮币白金有差。仍命德领兵往捕未尽诸寇” 。彼时东南海盗往往勾结倭寇，在海上骚扰明军，形成沿海倭乱。谷应泰说：“元末濒海盗起，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乙酉，“是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 。

为了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向日本派出使者。洪武“三年三月，遣莱州同知赵秩持诏谕日本国王良怀，令革心归化。日本古倭奴国，在东海中，绾波而宅。自玄菟、乐浪底于徐闻、东筦，所通中国处无虑万余里。国君居山城，所统五畿七道三岛，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屿，大者不过中国一村落而已。戸可七万，课丁八十八万三千有竒”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虽说日本四岛有三十多万平方公里，但境内多山，可耕地不多。古代日本民众食稻煨芋，平均热量摄入远低于大陆人。因此，日本有许多人以当海盗为生，想从大陆谋取生活物资。明代东亚海上倭寇的发生，也和日本内部的变化有关。日本的武士阶层产生于镰仓幕府时期，时为1185年。这一武士阶层后来控制日本政坛达700年之久。武士阶层之中形成了尚武的文化，他们的财富来自于战争。据《高丽史》的记载，高宗十年（1223年）五月，“倭寇金州”，这是历史上最早记载倭寇侵入史料。其后，朝鲜半岛的古国高丽被蒙古征服，而倭寇的入侵不止。于是，高丽人便唆使蒙古进攻日本。其后，元蒙王朝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远征日本行动。其时正值日本的镰仓幕府末期，日本为了抗击元朝的侵略，动员了全国各地的武士参战，于是，各地的武士自备武装来到抗元前线九州。抗元之战胜利后，日本方面的缴获不多，这些武士为了参战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却无法通过战争发财，大量武士因而破产，有些人沦为海盗，开始袭击朝鲜半岛。迄至元代末年，倭寇侵入朝鲜半岛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中国方面也遭到倭寇的袭击，从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开始，即有倭寇侵入山东沿海 。自镰仓幕府倒台后，日本进入南北朝分据的时代，这一时代，武士阶层在各个藩主的领导下相互征战，胜利者掠夺失败者的财富，失败者四处流浪，寻找发财的机会，有一些人沦落为海盗，试图到其他地方碰运气，所以，元末明初，日本方面的倭寇多了起来。尽管明朝的使者去日本交涉，但倭寇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夫浙连闽广，环海千里，蛮夷诸岛，交舶万艘，常候风潮，毒机矢以待” 。《明实录》记载倭寇侵扰浙江、福建、广东的事例颇多：

洪武二年四月戊子，“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翁）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 。

洪武二年八月乙亥，“倭人寇淮安，镇抚吴祐等击败其众于天麻山，擒五十七人。事闻，赐祐等绮帛有差” 。

洪武三年六月乙酉。“是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 。

洪武四年八月，“（广东）髙州海寇乱，通判王名善死之” 。

洪武五年六月丙戌，“倭夷寇福州之宁德县” 。

洪武五年八月癸巳，“倭夷寇福州之福宁县，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 。

洪武六年，连占城国也来向明朝报告倭寇入侵的消息。“贡使言：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剽劫海上。国主击破之，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 。可见，海寇活动一直深入南海。

洪武六年，福建都司都指挥张赫，“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九年调兴化卫，十一年升大都督府佥事，总督辽东海运，二十年九月封航海侯” 。

洪武八年九月癸巳（初八），“诛潮州卫指挥佥事李德等。先是，潮州濒海居民，屡为倭寇劫掠，诏德等率舟师沿海捕之，德等逗留不出兵巡御，贼遂登岸大肆劫掠。上闻而怒逮德等，至京师诛之” 。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庚戌，“赵庸讨广州海寇大破之” 。

海寇与倭寇的入侵严重影响了沿海城市的治安。王鏊论述苏州的口岸太仓州：“万屋鳞次，帆樯云集……太仓，古娄县之惠安乡耳。至元朱清、张瑄创海运于此，而诸蕃辏集为市，国初由此而漕定辽，由此而使西洋，遂为东南巨州。岂非以其时哉。然地尽东海，海寇出没。昔方国珍尝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军万户之设，而士诚亦因此而城。往时盗刘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吴骚然发动，至剧贼刘七据狼山，睥睨全吴，赖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备，而莫肆其螫。不然盖岌岌矣” 。这种情况迫使明朝拿出对策来。

明朝的思考是实行海禁。为了防止倭寇与海盗，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十二月“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时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故也” 。这是最早的海禁政策。不过，当时提出这一海禁政策也许是暂时性的，在洪武早期，明朝并没有严禁民众下海，民众出海经商事实上也存在。其时虽有海禁，多为局部的。但到了洪武中期，随着倭寇活动日益严重，朱元璋开始将地方性的政策发展到全面的海禁。在朱元璋看来，倭寇及海盗的活跃，主要是由于沿海民众私自下海贸易引来倭寇的缘故。若要防止倭寇入侵，必须严加海禁。洪武十四年，朱元璋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在福建方面，有闽县丞林逊上疏，“请厉禁沿海捕鱼，优诏答焉” 。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壬戌，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人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 。按照这两条政令，沿海的渔业和商业应当都被禁止。然而，倭寇活动非但无法停止，且有扩大之势。广东位于福建之南，南海之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也发生了倭寇入侵事件，“倭寇雷州，百户李玉、镇抚陶鼎战死” 。洪武后期，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越来越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诏：“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洪武三十年的《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杂货、铜钱、段疋、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可见，海禁政策到了洪武后期，已经演化为“寸板不许下海”了。然而，尽管明朝海禁越来越严，犯禁之事仍然经常发生。并且时有海盗袭击事件。杨荣说到洪武三十一年任浙江参知政事的赵某：“时海寇出没，劫取人财，公以计捕之。境内获安” 。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为后世所继承。永乐二年，朱棣重申：“禁民下海。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民间海船被禁，其严厉程度相当可以了。然而，海盗及倭寇入侵事件仍然经常发生。

“永乐元年，锦衣卫奏福建送至海宼若干人，法当弃市。文皇曰：‘朕尝许以不杀，今杀之不信，则后来者之路塞矣。’俱宥之，令戍边” 。

永乐八年（1410年）十一月癸酉，“倭寇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户所、福州罗源等县。”后围攻平海卫不克 。

永乐九年二月丁巳，“广东都指挥使司奏，比倭贼攻陷昌化千户所，千户王伟等战败被杀。军士死亡甚众，城中人口、食粮、军器皆被劫掠” 。

永乐十五年许亨任都浙江都指挥使，“浙东南巨镇，海寇时或窃发。公至，择人守屯堡，时训练。寇遂屏迹，居民以宁” 。《国榷》卷十六记载：“永乐十五年六月，使西洋内官张谦从海上路过浙江金乡卫，以一百六十余人，战败倭寇四千余人。”

永乐十八年正月乙巳，“有倭寇三百余人，船十余艘”，侵扰福宁等地 。

宣德四年（1429年）三月戊申，“倭贼自镇海卫右雷巡检司登岸” 。

以上记载表明，这些倭寇的数量不多，大都是几百人至数千人，最多的记载是四千人。但是，他们集中行动，来去飘忽，造成的破坏性很大。其时，明朝在沿海的卫所，多不过数千人，少仅数百人，因此，当倭寇突然登陆，每每能造成巨大伤害，甚至攻克寨堡城镇。

不断的倭寇入侵事件引起官方的警惕。导致明朝官府多次重申海禁。

宣德六年四月丙辰：“上闻并海居民有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者，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戢” 。

宣德八年七月，朝廷下旨：“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 。可见，冒充中国使者下海，竟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乃至朝廷专令禁止。

宣德十年（1435年）七月己丑，“严私下海捕鱼禁。时有奏豪顽之徒私造船下海捕鱼者，恐引倭寇登岸，行在户部言，今海道正欲防备，宜下浙江三司谕沿海卫所严为禁约，敢有私捕及故容者悉治其罪，从之” 。

从洪武永乐以来，明朝还通过了一系列严酷的海禁法律以确保海禁的实行：“一款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紬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又问刑条例内一款，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又一款：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其明刑敕法，禁谕森严，亦无非所以虑后患防未然也” 。

海禁是中国历史上海洋政策的巨大变化，过去，不论任何朝代，中国人去海外国家都是自由的，而明朝以后，中国人去海外便成为一项罪名，这给福建这样一个“以海为田”的地区，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当然，海禁政策的出现，也与当时中国人对海外观点变化有关。在宋代，中国对海外是彻底开放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沿海港口随意居住，并进行贸易。迨至宋代末年，宋朝竟然起用一个外国人——蒲寿庚为泉州市舶司使。但蒲寿庚在关键的时候却辜负了宋朝的恩典，他在宋元之际将宋朝财赋之源的泉州送给元朝，从而导致二帝小朝廷在福建沿海抗元的失败。元末，泉州的海外侨民竟然组织起自己的武装，控制泉州港，骑在民众头上胡作非为。由于这些海外侨民的不良影响，明初的中国人，尤其是内陆的儒者，有着排外的潜意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即是在这种潜意识支配下的反映。它也反映了中国人自高自大的想法：海外贸易只是对海外国家的恩惠，既然你们接受了这些恩惠还要骚扰中国，那我们就收起这些恩惠，实行海禁，不与你贸易！但真实的情况是东南沿海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并不亚于海外民众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朝廷并不理解东南人民的利益所在。

二、东南诸省岛屿的迁退

中国东南的闽浙粤沿海有许多岛屿，这些岛孤悬海外，与大陆联系不便。不过，这些岛屿周边的海洋都是丰富的渔场，渔民在此可以获得极为丰富的收获。对岛屿居民来说，岛屿还是他们可以避免猛兽侵袭的唯一地方。其时福建、广东的山区覆盖着无边无际的森林，并是华南虎占统治地位的天下。位于森林边上的农村，几乎每天夜里都要遭到猛虎的袭击。翻开福建方志的记载，许多农村因猛虎的袭击而被迫放弃，但在海上岛屿，用弓箭武装起来的居民很容易清除岛上的猛兽，从而将岛屿变成最安全的地方。岛屿面临大海，海中有来之容易的食物，农业兴起后，许多有淡水的岛屿都开发了水稻种植，所以，闽粤的海洋岛屿历来是民众的乐土，唐宋元以来，许多岛屿都成为人口众多的地方。元末战乱中，许多大陆居民逃到海坛之类的岛屿避难，这都促使岛屿经济的繁荣。从军事战略来讲，岛屿的安全还有维护海上运输线的价值，尤其是台湾海峡的岛屿扼守台海交通线咽喉，失去这些岛屿，中国沿海的万里海疆都会受到威胁。然而，当时主要出自内陆的明朝官军还不理解海洋的意义。他们仅是单纯从陆地防守的角度来看海岛。在他们看来，这些岛屿孤立海外，难以管理。于是，官府有了迁岛之议。《漳州府志》记载，“继而防海指挥有李彝者，言海岛居民多货番，以故，高皇帝乃尽迁海岛居民处之内地” 。李彝是福建史上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本章以后还将说到。他肯定是一个迁岛政策的积极执行者，然而，是否是他建议迁岛？史册有不同的记载。《明实录》载洪武二十年六月左参议王钝清的建议：“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官给田耕种” 。可见，迁岛提议者另有其人。这一政策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海洋对国家有巨大利益，尤其是海上的岛屿可以供人们生活，从而成为人们开发海洋的立足之地。所以，每一个岛屿都意味着对一大片海域的占有，放弃岛屿，意味着放弃对一大片海洋的控制权，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愚蠢的策略之一。但明朝统治者大都是来自内陆区域，对海洋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他们来说，海上孤屿的民众不好管理，他们与倭寇往来，甚至引导倭寇入侵内地，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因此，不如将他们迁入内地，化渔为农，发展农业生产。从陆战军事来说，王钝清的建议不无道理，但迁岛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这是不熟悉海洋的明朝官员所不知道的。其时，朱元璋接受了这一后患无穷的策略，下令沿海官军规划弃守的岛屿。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迁岛运动在东南沿海展开了。在这场运动中，被放弃的重要岛屿有广东境内的南澳岛，福建境内的澎湖列岛、鼓浪屿、大嶝岛、湄洲岛、南日岛、小练山、海坛岛、马祖列岛等等。这些岛屿中，最为可惜的是澎湖列岛、南澳岛、海坛岛，这几个大岛现在都设置了县治，当年也有众多的人口。例如，广东潮州境内的南澳岛。南澳位于福建的边界，是潮州的门户。“潮郡十县，内包沃野，故为岭东奥区……重门之御，用遏海氛，故南澳为重镇” 。这类要地本该驻军为好，朝廷却将其列入迁岛名单，“南澳去玄钟澳口约三十余里，属广东饶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墟其地” 。其后，南澳成为潮州海盗出没之地，对潮州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在闽粤迁退诸岛中，爆发民众大抗议的是海坛岛。海坛是福建沿海最大的一个岛屿，自宋元时期岛上人口众多，属福清县管辖。福清人说：“元户满四万，邑得以升州者，以海坛诸里佐之也” 。这是说，元代福清的规格从福清县升为福清州，是因为管辖海坛的缘故。可见福清人口之多。本来，按照朝廷的规定，这一类有众多居民居住的岛屿是不在迁海之列的，厦门岛、金门岛的居民都未迁徙，便是明证。然而，由于李彝索贿未成，海坛被列入迁退岛屿之列。

福州沿海各岛屿的迁徙工作由福州守备李彝（或云李彝为福州卫指挥）负责。福州边海岛屿很多，大多未被列入迁岛对象，看来李彝是收了钱，放过这些岛屿。唯独海坛是一个大岛，离大陆很近，岛民以为海坛岛根本不会是迁岛的对象，所以，对李彝的索贿重视不够。《闽书》记载：“皇朝洪武中，遣江夏侯视海防倭，侯以转委福州右卫指挥李彝。彝索贿无厌，而有林扬（或作林杨）者，素任侠，有气。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画图贴说本山，画作微小孤屿，外通琉球一昼夜，内接镇东城三昼夜。巡司只画一寨，烟墩悉行抹杀。太祖览图下旨曰：‘天下孤山，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尽行调过，连山附城居住，给官田与耕，官室与居。’于是，东南至福建、广东，北直沽、彭湖三十六屿，尽行调过” 。因海坛岛被列入迁徙对象，某一日，明军突然登上海坛岛，下令居民在三日内迁往内地，否则视为海盗处死！当地人林杨控诉明军：“焚臣等房屋，拆臣等基址，臣等仓卒，舟楫难完，遗其器物，撇其畜养，粮食不能尽随，资财多致失落，兼风涛大作，人力莫支，覆没之余，死亡过半！”有上万户人口的大岛，死亡过半，该是多么悲惨的事件！而且，侥幸渡海的居民被分配于福清四隅各乡安排。所以，福清四隅多有海上里、海下里的记载，这里都是安置海坛移民的地方。侥幸渡海的居民失掉财产，大都沦于贫困之中，“虽有官田，无力得耕，虽有官屋，无力得修”。然而，海坛岛原有田地784顷所担负的各种税收共计“粮米五千余石，盐额正耗五千余斤，夏税秋租为钱三千余万文，鱼课二千余担”，官方仍向海坛移民征收。林杨说：“追征期至，有司按籍科派，皂胥凭文迫取，圭撮难移，秋毫莫贷，生者代死者之纳，存者代亡者之尝。臣等产业既废，囊箧俱空，疲骨监拘，妻儿系缧。官田不敢贸易，官屋无人承买，虽欲负瓦荷椽，伐桑易镪，其可得乎？敲朴之下，何计可逃！以半菽不饱之民，携孱弱余息之女，以单衣忍冷之母，抱尪羸欲死之儿，持券街头，垂泪叫鬻。赔纳未回，批文又至，械系流离，道路困踣……遂使播弃遗黎，十死而无一生，十亡而无一存。拊心顿足，追思迁徙之时，不如沦胥以葬鱼腹之为愈耳” 。这些如泣如诉的文字，读之令人酸鼻，明初迁海的暴政残民，竟到了如此地步！

永乐元年，已经升至福建巡海指挥的李彝发生冒功事件。《明实录》记载：“先是，海寇至福建海洋，福州中卫百户孙瑛领兵御之，贼首犯官军，瑛与贼联舰接战，贼势盛，瑛及所部皆战没了，贼遂以坏舟易瑛舟，开洋去。而福建巡海指挥李彝，望瑛受敌不援，贼去，乃以挽贼空舟为己功，至是彝下人发其事。上谕兵部尚书刘俊曰：‘将兵御寇，当以身先下人，彝畏战不自进，其下死战又不赴援，更欲诬罔为功，罪不可容。国家之治明赏罚而已，有罪不诛，虽尧舜无以治天下。其遣人复验战没者加褒恤，畏缩诬罔者悉正其罪’” 。李彝犯罪的消息传到福清，海坛移民知道这是复仇的机会来了。海坛秀才林杨冒死至京城上诉，揭发李彝致死数万海坛人的事件，并请求免除海坛原来的税收。当时朱棣闻知此案，大惊，令刑部将李彝和林扬都逮捕入狱，并让福建守臣回报事件前后。李彝闻知消息，自杀而死。林杨的告状导致一名高级官员死亡，这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事件。福建官府以此为由采取拖的战术，一直不肯回报此案。于是，林杨被囚于大牢，前后达18年之久。林杨之弟则周旋于各衙门之间，用尽气力向各级官僚说明事件前后因果。因而，官吏渐知林杨的冤枉。不过，永乐帝继任之后的实政纲领是恢复祖制，他以朱元璋的真正继承者自命，认为朱元璋的政策一切都是好的，当然不愿人们暴露朱元璋时期的失策，若非林杨所告的，明明白白是朝廷的错误，林杨的下场是可知的。但是，即使如此，明成祖朱棣也不愿面对事实，林杨在狱中被关了18年，无人理会。一直到宣德皇帝上台，福建官府才正式将对案件处理的文件回报朝廷，朝廷新皇帝上任，有心为民做些好事，随后接受了林杨的奏疏，下诏闽粤浙三省，蠲免内迁居民所承担赋税杂役的一半。闽粤浙各地被迁的沿海民众都赞颂林杨的功绩，林杨也获释出狱。这是宣德元年之事。此前，内迁居民已受害二三十年了。况且，海坛等海岛的居民并未获得返回家乡的权利。

迁岛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朝廷放弃这些岛屿后，对其失去控制。以湄洲来说。“湄洲，一名 山，居大海中，周八十余里。在崇武之东北平海之东南，距郡城八十里。为莆禧、吉了门户，与琉球相望。故有居民。洪武间徙而墟之。山有甘水、茂草，野马驴孳产蕃息，骤逐之，不可得。有势家居之以为利。寇舟常就汲焉。”“此岛自唐以来居民稠密，洪武徙后，时复阑出。盖以承平不之禁，今犹如故云” 。

可见，湄洲被迁之后，成为海盗出没之地。

明朝海禁松弛之后，一些岛屿重又有人居住。“鼓浪屿，纵横七里，在厦门之西，圭屿之东。南望大担，北邻猴屿。上多民居。明初与大嶝、小嶝俱徙。成化间复旧，约二千余家。率皆洋商也” 。

明军放弃诸多海岛之后，沿海并未安全起来。这是因为，这些被弃岛屿从此成为海盗们活动的地方。整个明代，福州的海坛岛，泉州的澎湖列岛以及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都成为著名的海盗窝。

总之，由于天高皇帝远的缘故，明朝廷对闽粤的许多策略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官员的贪污腐败，使明朝政策不利于民众的一面得不到纠正。因此，明代的海禁与迁海的政令极大地打击了福建与潮州的民众。

三、明代中期海禁政策的调整

明朝海禁影响民间两大行业，即海洋渔业和海洋商业。由于海洋渔业与“下海通番”有很大区别，所以，明朝对海洋渔业较为宽容，海禁最早在这一节点上松动。

关于明代前期的渔业，《明史·朱纨传》曾提到：“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 ，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早在明代初年，明朝就实行了不准船舶下海的制度，连出海捕鱼也是禁止的。这一结论是有问题的，沿海民众的捕鱼业从来不是朝廷严禁的对象。

明代初期，闽浙粤三省都有许多疍民，朝廷将其编入河泊所管辖。例如广东：“蛋户，或作蜑户。广南惠潮皆有之，编蓬濒水而居，谓之水栏。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户……自唐以来计丁输官，明初隶河泊所，岁收渔课。其人多姓麦、濮、吴、苏、河，古以南蛮为蛇种，观蛋家神宫祀蛇，可见” 。“蛋户者，其种不可考。以舟楫为家，捕鱼为业。晋时不宾服者五万余户。自唐以来计丁输粮。明洪武初编户立里长，属河泊所，岁收鱼课。东莞、増城、新会、香山以至惠潮尤多。雷、琼则少。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年岁。土人目为蛋家，不与通婚，亦不许陆居。朝夕惟局蹐舟中，所得鱼仅充一饱。男女衣不盖肤” 。明代前期福建沿海诸县也设有河泊所，其管理对象同样是疍民，朝廷向其征收鱼课米。例如，福清县有鱼课米三千三百石，晋江县鱼课米二千二百多石，莆田鱼课米二千五百多石 ，这项税收记入《八闽通志》，一直到明代中叶还在征收。既然官府要向渔民收税，当然也要允许他们捕鱼。莆田、晋江、福清三县都位于福建沿海，该县存在着渔户与鱼课，说明福建这些地区仍有海洋渔业。从三县鱼课米的数量来看，福建疍民数量不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官府的海禁越来越严，对渔业影响也就大了。《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壬戌“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人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 。按照这一政令，沿海的渔业和商业应当都被禁止。所谓“片板不许入海”就是这个意思。永乐二年，朝廷又重申：“禁民下海，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但这些命令在民间执行程度可疑。研究中国古代的国家政策，有一点必须注意：当时官府政策的贯彻性很差，可能是因为官僚主义，也有可能是因为地方官觉得新政策对自己不利，他们都会选择逃避执行。所以，朝廷实行什么政策是一回事，实际实行什么政策是另一回事。在官府那里虽有寸板不许下海之禁，有些地方仍有渔业存在。永乐四年，魏源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到浙东察案。“濒海民千余户，造船入海捕鱼，私出外境，经月不回者。命公往理之。比至，召民询之，曰：‘汝等造船下海捕鱼乎’？曰：‘海中有鱼，非船不可得鱼，鱼课何从出’？公曰：‘入海捕鱼，常业也，何縁私出外境，经月不回乎’？曰：‘濒海之民，贫苦，朝不谋夕，经月不回，妻子何由存活’？且巡海官军不知，而吏乃言之。公直其言，遂验无籍者，绳之以法。余皆释不问。民大欢悦。岁己丑召诣行在” 。以此来看，永乐时虽有不许下海捕鱼之禁，但并未认真执行。地方官装聋作哑，有意宽待之。此外，宫廷也需要消费海产。何文渊在浙江任职时，“每岁中使至温，取供御海味、果实供馈，烦苛不胜其扰。公措置有方，民不病而事集” 。既然宫廷向民间索要海味，民众就不得不下海捕鱼，所以，渔业之禁就不可能成立。然而，明朝廷还是不时发布渔业之禁。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死，明英宗继位。其时明英宗仅九岁，诸大臣执政。宣德十年七月乙丑，“严私下海捕鱼禁，时有奏豪顽之徒私造船下海捕鱼者，恐引倭寇登岸，行在户部言，今海道正欲防备，宜下浙江三司谕沿海卫所严为禁约，敢有私捕及故容者悉治其罪，从之” 。总的来说，从洪武十七年开始，迄至明英宗登基之初的51年里，明朝都是实行极端的海禁政策，所谓“片板不许下海”，就是这一时代海洋政策的概述。不过，官府并未严格执行之。宣德十年的禁令也是如此。明英宗登基之初，由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臣执政，他们对明朝早期的严酷政令多有修补。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秋七月庚寅，因沿海发生饥荒，专门下令：“诸州县，海边水浅处所产菱藕鱼虾海菜之类，居民取之可以充食。乞令各处巡检司、河泊所，并巡捕守备官军，听民采取接济，毋得阻遏” 。这说明仅仅两年后，海洋采集业已被官府正式允许。居民下海采集海产，可以用小船，“片板不许入海”之禁已经有所松动。因此，尽管明朝有“片板不许入海”之禁，实际上下海捕鱼的民众越来越多，而明朝的海防官员也常为民众开绿灯。景泰二年（1451年）九月，浙江备倭指挥王谦等“受滨海军民赂，纵之下海捕鱼” 。广东有官员“或卖放军士或下海捕鲜，或令营干家务，以致军伍空阙” 。面对这一情况，明朝只好调整政策，弘治年间编成的《明会典》规定：“若小民撑使小船于海边近处捕取鱼虾采打柴木者，巡捕官兵不许扰害” 。可见，此时已经允许渔民下海捕鱼，并非“片板不许下海”了。但是，这时期明朝并未正式开放海禁。

明朝矛盾的政策每每引起下级官员的冲突。天顺二年七月甲寅，“敕责备倭中军都督佥事翁绍宗曰：‘嘉兴乍浦河泊所，岁进黄鱼系旧制，近年以来，因尔不许渔船越境出海，又令官军擒拿，以致不得采捕，遂缺供荐。先以取尔宜自咎，遵奉朝命，省令所辖官司，毋得阻滞。顾乃全不关心，今岁渔船又被拦截索钱，不得采捕，及船户具告前情，自知阻误，虚词妄奏，遮掩己过。朝廷托尔以边防重寄，当输忠效勤，正己率人，尔乃恣意贪黩，不才怠慢。论法实难容恕。今复从宽，且不拿问，罚俸一年。令尔自省。若再怙然不改，阻误岁进，自取祸败，决不可逃’” 。可见，严格执行渔禁的官员因妨碍皇室得到鱼货而受到处分。

然而，迄至天顺三年，这个案翻了过来。十一月壬寅“初浙江省岁贡黄鱼，有自常州夏港口出海采捕者，引致倭寇，备倭督佥事翁绍宗颇绳之汉法，镇守浙江太监卢永等奏其阻误进奉，绍宗坐罚俸一年。及是永复言，夏港口相离浙江窎远，且非所属地方，采捕之时，不得躬亲阅视，请止于本处乐塘江赭山巡检司出海采捕为便。从之” 。

明代中叶正德年间的《漳州府志》记载，漳州沿海的龙溪、漳浦二县出产海鱼，其种类有：胡鲨、鲛鲨、石首、鳉鱼、马鲛、乌鱼、黄鱼、鳜鱼、鲈鱼、鲥鱼、子鱼等等，这些鱼多为深海鱼，例如，所谓的“鳉鱼”，“首锐腹广，尾细，有似标枪，故名。”从其形态来看，应当就是金枪鱼 。他如石首鱼产于浙江与闽东沿海，乌鱼产于台湾沿海，看来，明代中叶，漳州渔民已经可以到浙江和台湾沿海捕鱼了。沿海渔业的发展表明，明代前期的海禁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厉。

此外，关于造船，明朝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又一款：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其明刑敕法，禁谕森严，亦无非所以虑后患防未然也” 。其用词虽然严厉，实有空子可以钻。官府既然规定不得擅造二桅以上的大船，那么，一桅的中等、下等海船就是可以制造的。福建、潮州沿海的渔民应该可以用中小渔船下海捕鱼。福建、广东、浙江东临大海，海岸线曲折，多半岛、海岛，渔业一直很发达。明朝允许近海渔业发展之后，闽浙粤渔业很快发展起来。从明代前期的方志中也可看到沿海渔业的正常发展。弘治《长乐县志》云：“近海者率以渔为生，在农之家，妇女亦执工作” 。这表明弘治年间福建渔民下海捕鱼是平常事了。长乐的梅花港、潭头港、松下港、漳港都是著名的渔业港，其鱼产品是相当可观的。正德年间的《福州府志》记录了43种海鱼，其中对黄鱼的注解是：“身扁薄而多鲠，味佳” 。黄鱼是深海鱼，不出海，无法捕捞。其时，海鱼出售于沿海港市，成为当地民众主要的食物来源，如兴化府的渔民“暮取诸海，且鬻诸市，为鲜鱼。腌曝成干货，卖他方为鲞鱼，或不腌而曝，名白鲞，尤他方所珍者” 。此中的咸鱼与干鱼，都是可以出售于山区的商品。山区的食盐价格较高，农民多淡食，咸鱼因而成为待客的美味。弘治年间，朝鲜的崔溥漂流到中国浙江沿海，两次遇到渔船，一次见到二只，又一只见到六只 。这都说明：浙江沿海一带，一直有渔船活动。福建沿海的船只也不少，成化十九年飓风袭击福州府，“闽、侯官、怀安、长乐、连江、福清、罗源、永福、闽清九县……官私船只，漂没万数，民溺死千余人” 。这一万多艘船只，其中会有许多是闽江上的河船，但其中也会有许多海船，这说明当时福建的海船数量是相当大的。《闽书》记载：泉州“沿海之民，鱼虾蠃蛤，多于羹稻，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 。这是说，泉州沿海人民的食物来源，海产多于粮食。

总之，虽然明初的海禁之令十分严厉，但为了百姓的利益，明朝也做了一些调整。写入大明律的海禁之令其实具有一定的弹性。此外，明朝无力做到真正的海禁，这也是有必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从大背景而言，明英宗之后，日本渐渐进入战国时代，国内各个大名之间的斗争，吸引了日本各地的浪人和武士，因此，东亚海上的倭寇活动陷入低潮。倭寇少了，明朝对倭寇的戒备也逐渐松弛，于是，“片板不许下海”之禁令被搁置，代之以宽松的政令。海上渔业和运输业都有所恢复。 xX3lL1eNawpma0/j04WW1tA9QfwGED6TgAyVtFutD5ljXnUnXCOnCtNMTM5yZS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