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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水稻种植区，粮食产量较高。但因多山的缘故，福建农田分布于山地各处，总面积不大。小农分居各个乡村，在节衣缩食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过着“食山而足”的稳定生活。
福建是东南诸省中平地最少的省份，如古人所说，“山林居其九，田亩但一分耳”
。人口压力迫使民众尽量地开发可耕地，“山非沙石，自麓至巅，尽耕治为陇亩”
。尽管这样，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福建省可耕地不多。明初在全国进行了较详细的田地登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福建纳税田地为1462. 6万亩。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北宋时福建已有1109万亩田地，经过300多年的开发，福建田地数仅增加了350万多亩，这充分说明山地限制了福建田地的开发。而与此同时，福建人口大有增长，从北宋时的204万人增加到391. 7万人，其增长幅度超过田地，明初平均每户18亩、每人3. 73亩，和北宋时福建每人5亩多田地相比，人均占地量下降了一亩多。和国内其他省相比，福建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例如明代的湖广省（含今天的湖南省、湖北省）人均47亩地，人均占地要比福建多11倍。这表明福建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是远远不如外省的。
福建山区降水丰富，许多山环水抱的小平原是粮食基地。如永春，“山无顽石，地尽沃壤，多山林、陂池、囿苑之利，土田膏腴，水泉灌流，率一斗而收六七石。故其民多得饱”
。浦城拥有最多的这类田地。《浦城县志》说：“浦当南北之冲，土地绵亘，多阡陌、山林、泽薮之利，视他邑为饶”
。大致说来，浦城虽然位于山区，实际上境内地势较为平缓，可耕地较多。又如邵武府虽然位于山区，但是，“其土夷旷”，该府的邵武、泰宁、建宁、光泽四县都是产粮地。
与它相似的还有建宁府的建阳、建安、崇安、瓯宁等县，建宁府八县中，除了寿宁、松溪、政和三县外，其余五县都有较多的田地，所以，历来闽北成为福建的粮仓，福州民间有“食不尽浦城米”之说，即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只要有地耕种，农民的生活较为稳定。不过，他们也要注意节约。邵武同知陆勉于弘治年间任职邵武，他的《谕俗辞》：“邵武人，听我嘱……山场多，土产薄，女织麻，男种粟；俭些用，积些谷，当煮饭，只煮粥，宁吃菜，莫吃肉；粗器皿，布衣服；日积升，月积斛，多置田，少起屋；养鱼苗，喂猪畜，有功夫，书尽读”
。可见，当时邵武民众的生活，大略是粗茶淡饭，食肉是很难得的。但这首诗也透露了当地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男耕女织，自己养鱼喂猪，经营得好，可以积钱买田盖屋。我在闽北农村时，了解到当地农民一生三件大事：结婚、盖房、购置坟墓。做成这三件大事，需要稳定的生活和终身努力。从总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是过得去的。有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民生活较差，吃不饱、穿不暖。如政和县的西南部二里，“地在山脊之上，东水流东，西水流西，地高田瘠，又居政和之下下，不宜杂植。止有小禾一种，且沙砾靠天，不能常稔，是以其贫极”
。“其田甚少，土甚瘠，获甚薄，民甚穷。雨旸时若，则中户仅裕一年之食，下户犹待贸易以足之。不幸荒歉之臻，则上户之粟，或有仓箱之积者，非十倍其常价不出也。是以富民遇荒歉则益富，贫民遇荒歉不免于死亡矣”
。山区民众之困穷，由此可见。
明代的农民起义一直是政府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从明代中期到明代晚期，福建的西南山区长期处在不安定之中。尤其是在闽赣粤三省边界，邓茂七的影响持久不衰，佃农与平民的起义屡屡发生，例如：
大田“县以东，地广而民少，县以西，地狭而民稠，值岁歉，西民则携妻子而东客尤地（即尤溪县），赁田屋，不土著，故轻为乱。捕至亡命，无可诘”
。
“盗之出没，必有窝主，而其劫掠，必有熟识勾引之人，近年有等无赖窝居此邑者，类多奸细，聚劫则托故而他往。收捕则亡命于故乡。向使吾民不赁之田舍而给之衣食，彼亦安能一朝之居耶？”
可见，佃农依然是农民起义的积极参与者，而由于租佃关系引发的起义，屡屡发生，例如：“天顺六年（1462年），上杭溪南贼反。……先是，溪南人李宗政愤嫉邑之富豪侵略，有司弗禁，乃招诱流亡聚众攻破县治，纵兵劫掠。监军暨三司官驻兵汀州，恃城自保不敢进。”后来，官府采取招安为主的策略，“贼闻而降者数万人。”巡按御史伍骥“督将士逼贼巢而营，贼悉力来拒，骥命都指挥使丁泉领奇兵出贼巢后，焚其寨……伏发，力战死之。丁虽亡，贼亦创甚。骥督战益急，宗政等皆就擒。遂平贼”
。这一次大规模的闽西农民起义的发生，距邓茂七起义失败仅13年。如傅衣凌先生《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所揭示，明代福建因租佃矛盾发生的斗争是非常普遍的。我认为这类斗争最终导致佃农拥有较大的田地经营权。在邓茂七、叶宗留起义中，闽中的地主受打击很大，例如：“永乐中，建安有巗叟先生李公，名埜，字士林、庄毅。质信之行，乡人式之。慎保俭逊之训，子弟服之。正统间，沙尤盗起，民避而奔山。遂相攘略。恶少聚谋，将犯髙山。公居邻境，往叱之，曰：‘汝欲得米，何乃蹈死！指囷示振，谕以典宪，恶少散去。又请诸有司抚而平之。有盗窃其廪，公止左右勿追，豪雠嗾其奴杀公之驴，乃馈以驴肩。贫者负息不责，得陶人昧甓直数万，不与争。疾革，语其子，勿作佛事，第焚逋劵于乎，岂孔氏所谓造次颠沛，必于是者乎”
。这位李埜绅士，原来是很富有的。但在大乱之中，他的粮仓“捐给”暴动的民众，某位欠其“数万”的制陶商人也不付账了，他不敢讨要。实际上，他应是处于破产边缘了。在大乱中被杀的绅士更是不可胜数。漳州的林京，为参政林瑜之子，在龙岩家中。邓茂七农民军杀至龙岩时，他先是想法守龙岩城，“力不能敌，偕其子绶间道走郡城请援。”后被农民军截获，被杀。与其同时死于邓茂七之乱的，还有王玄弼、庄伯和、唐孟元等人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又如同安人萧秉乾：“慷慨尚义，正统辛酉岁饥，出稻二千石入官，储以赈贫民。岁己巳，沙尤寇发，延及诸邑。秉乾倡义，率民兵屡战不利，被擒”
。“戊辰，邓茂七冦沙尤，蹂闽之下上，屠戮如割草菅”
。明中叶何乔新说：“八闽自沙尤之变以来，民桀骜，下凌上，贱犯贵，相师成风”
。这也就是说，邓茂七起义之后，明代的租佃关系发生变化，不是地主欺侮佃农，而是佃农欺侮地主了。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多数地方大土地制难以发展，而佃农的土地经营权越来越大。他们拥有这一权力之后，便有权决定在地里种什么庄稼，可以决定种一季还是两季，由于佃农在福建农民中所占比例较大，佃农获得经营权，从而加强了明中叶小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
邓茂七起义另一个影响是：西南山区的动乱长期延续。即使在李宗政起义失败后，闽西与漳州山区仍然是朝廷头痛的地方，当地的民风强悍，漳平县人崇尚武艺，“诸乡各隔越山谷，人以自卫，故有习武艺者，如小都，钯手、钩刀手是出其乡，世传足以出奇行阵；长安萍湖第二宅，棍手、枪手，亦擅一乡骁壮；方家山善射，则徭人之余技，华寮蛇窟之善弩，则斗虎口以夺食，皆其乡落相沿之术”
。这些山民的生活极为贫困，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造反的鼓动。自邓茂七起义之后，福建西南山区一直是动乱之源，“山有大帽者，跨赣、潮、汀、漳之域，绵亘数百里。……秋冬，往往剽掠村落，其至市镇近城之地，间有乘虚而入者，盖其负固恃险，乍出乍没，驰之则猖獗，捕之则逃匿，终莫得而歼灭者，其势然也”
。明朝对这些山寇大多是无可奈何，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二月癸酉，巡抚副都御史李昂言：“赣州界福建、广东、湖广之间，流劫之贼，动以千计，云合鸟散，去来无常。将殄之以威，则道路崎险，不便用武；将守之以兵，则士苦暴露，飞挽为难”
。连延福建、广东、江西山区的山寇，有时会发展为相当规模的农民起义，可见以下记载：
天顺八年三月，广东境内的杨四、谢茔等人，“累年纠合福建上杭、江西安远等处贼，流劫福建之上杭、武平，广东之长乐、兴宁、龙川等县境”
。
“成化十四年，上杭县溪南贼首钟三等哨聚，劫掠乡邑，为三省害。”
“成化二十三年，上杭贼首刘昂、温留生纠武平所千户刘铎，佃人丘隆等数千人，分头遍寇邻境，攻掠江西石城、广昌、信丰，广东揭阳等县，杀官劫库”
。
弘治四年九月，“福建漳州府强贼温文进，聚徒三百余人，攻劫漳平县治，开狱放囚，烧毁民居，复流劫安溪县，聚众至三千”
。《福建通志》记载：“弘治四年，漳平盗温文进寇安溪，陷县治。副使司马垔讨平之”
。
“弘治八年，上杭来苏里贼首刘廷用、张敏、陈家寿等聚众攻掠邻县……招集广东流贼千余人，攻瑞金，劫掠会昌、宁都，荼毒富豪，转掠广东程乡等县”
。
“正德二年，程乡贼李四子等作乱，七年，三省官兵会剿，平之”
。
“正德八年，芦溪贼反。南赣汀漳军门王守仁合二省兵讨平之”
。
“正德十二年，岩前寇刘隆等作乱，都御史王守仁平之。守仁驻上杭，遣老人刘本义等往各地方晓以祸福，许其自新，于是，刘隆等归义纳降，余党悉解”
。
正德十二年六月，“福建南靖等处贼詹师富等，据险流劫，众且万人”
。
在上述事例中，汀州、漳州山民的强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俊的《平寇记》写道：“漳泉介潮、赣、汀、延，林箐绵密，民生丧不识吏，盗薮也”
。这段文字表明朝廷对于山区民众屡屡反抗的认识是：这些山民从未与官吏打交道，所以不知什么是法律，在这一背景下，明朝为了加强对山区的统治，陆续增建了一些山区县，如邓茂七起义之后的景泰二年十月辛卯，“以福建沙县地广民稠，设永安县于沙县浮流”。景泰六年八月戊辰，又设立寿宁县，成化六年七月丁酉，开设福建漳平县，成化七年设归化县，成化十四年十二月设永定县
，县城是明朝廷的触角，明朝廷靠这些新设的县城了解山区各种势力的分布情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因此，这些新县设立后，大多能收到巩固治安的效果。如漳平县，“设县之初，民皆朴野，其梗化者哄然，不知法而已，无他肠也。弘治四年，龙溪之境，石锥岭下，渠魁温文进倡乱，平邑小民四出从之。遂攻劫县坊，四境搔然。集兵以御，战于县东，斩首无数。已而遁入各乡，剿擒殆尽，死者又数百人。乡民乃知王法之不可犯。安辑五十余年”
。因此谢彬说：“漳、延、汀三郡，徼于闽岭，实相馋齿，山盘谷阻，绵亘联络，封狐之所窟穴，政教未易以达。惟分疆立邑，使我扼其吭，彼失其据，则乱萌自息。试以近事言之：如李乌嘴之乱，则设永安，温文进乱，则设漳平，郑星乱，则设大田，盖其初一龙岩耳”
。但这一效应是比较缓慢的，一直到明代后期才收到较为明显的效果。郭造卿的《闽中分处郡县议》总结道：“又历考闽属，自国朝来，每因寇乱设县即定，建宁之设寿宁，延平之设永安、大田，漳州之设漳平，及近日宁洋、海澄，而无不定者。独汀州当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设归化，而其地盗少；十四年设永定，而窃发间有者，盖南通潮、漳，而北上杭，三图皆寇薮也。迩日乃靖者，赣分大埔（大埔属广东），而又立平远耳。……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
。由此可见，经过设县以后，明朝对福建南部的统治日益走上正轨。
除此之外，明朝还加强了对三省边界的军事管理。“八闽始分二道，建宁道领建延邵汀，福宁道领福兴泉漳。若汀漳则皆二道尽绝处也。漳濒海邻广，而汀则邻江广，疆域蜿蜒，林竹深密。恃险负固者往往弗靖，兼以三省逃遁，土著杂扰，势不相摄，故亦往往相侵犯。成化六年镇巡议请添漳南道以专。汀于时惟设分巡，尚未有兵备道名，后来苏胜运岩前诸处为患未息，当事协谋剿平之。成化二十三年，又复议请设兵备一员，驻扎上杭以控其冲，兼理分巡事”
。
总的来说，自邓茂七起义之后，福建西南汀州及江西赣州、广东梅州的山区，都成为反官府力量肆行无忌的地方。这一带的豪强每年在秋冬之际便出山掳掠，成为三省大害。鸟瞰福建西南部的历史，从南宋以来，福建西南部一直是动荡不安的，尤其是汀州、漳州、延平府三县之交的地区，朝廷只能控制县城与部分乡镇，在远郊的山村，有许多反抗朝廷的力量。在明朝，经过朝廷几百年的经营，山区的反抗势力所占地盘越来越小，因此，他们的反明行动不像宋朝那样最终发展到不可控制。一般地说，在普通的年景里，明朝廷还能保持表面的平静，这给当地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机会，这是明朝胜于南宋的地方。不过，一旦遇到战乱时期，三省边界的武装力量都要乘时而起，骚扰三省区域，成为朝廷极为头痛的治安之癌。当然，这些事变都是局部的，相对而言，明代前期福建处于和平时代。
明代前期，福建是国内少有的人口大省，在明初各省经济凋敝的背景下，福建显得特别突出。虽然福建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官吏腐败，人头税过重，租佃剥削过重，但这一问题在那一时代是普遍性的。相对而言，在儒者的引导下，明代前期保持了国内的社会稳定，福建的核心地区除了遭遇一次邓茂七、叶宗留起义的破坏之外，多数地区百余年不见兵革。和平环境保证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代前期的福建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尤其是福州、莆田、泉州、漳州一线沿海区域，人口密集，已经出现了早期城镇化倾向。
明代前期的福建在国内享有较高的评价。“闽盖八郡，地方数千里，物阜而民众”
。当时官员也愿意选择到福建做官。“广西与福建皆极中土之南，其民之良顽，俗之美恶，施政宣化之难易，盖不待辩已章章然明且白矣。仕而乐于得福建不乐于得广西者，人情皆然，自非有志之士，其孰能免于此哉”
。
明代福建人口令人瞩目。从唐朝的藩镇割据到元朝统一中国，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的时代，大规模的战争陆陆续续打了600多年，几乎没有停止。元朝统一之后，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元初与元末，都有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从唐代中叶到元末，福建在这数百年的战争期间，属于偏安的省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大规模的战争波及福建，往往成了尾声。除了元末的战争对福建造成较大的破坏，由于福建山多平原少，一般地说，战争对福建人口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在北方及长江流域，每一次的战争，都造成人口锐减，因此，几百年来，福建人口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明代初年，福建计有384万的人口，在广东、广西诸省之前，可与四川、湖广二大省相提并论。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不过，就近千年的历史而言，明初是福建人口在全国占比最高的时代，其后，福建人口的绝对值虽然仍在发展，例如，清代晚期福建人口达到1500万，比明初福建人口增加四倍，但是，其他各省人口增加更多，清末中国许多省份的人口都达到数千万。相对而言，福建渐成为人口小省。其他各省人口超过福建，主要原因是可居住的平地较多，可耕地也多。以湖广而论，该省占地相当于今日的湖北、湖南二省，土地面积广大。明初湖广省的人口虽然不如福建，但其发展潜力巨大，约于明代中叶，湖广的实际人口就大大超过福建了。所以，福建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明初是一个特例。过了这个时代，福建人口占比就下降了。那么，明初的福建人口就没有增长吗？不是的。除了少数有溺婴习俗的地区外，福建多数地区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只是这些地区的人口在本地缺乏谋生的空间，大都向外发展。例如，闽西汀州人向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四川诸省发展，形成上亿人的客家民系；而闽南人向沿海各省发展，占据了中国多数沿海岛屿，中国的岛屿，从南到北，多与闽南人有关，如台湾、海南岛至今仍是流行闽南方言的地区，这些地方汉族人口的增长，都与闽南人的扩张有关。由此来看，宋元明三代，福建人在南方各省中的重要地位，福建移民成为以上诸省人口的重要来源之一。至于福建人口的海外扩张，留着后文叙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