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福建史：1368-1521年最新章节_徐晓望著

第四节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明英宗正统年间，闽粤二省突然暴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广东是黄萧养起义，在福建是邓茂七起义和叶宗留起义，这两次农民起义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影响极大。

一、叶宗留和闽北矿徒起义

闽北矿徒起义的核心是叶宗留起义，它的发生与明代的矿税政策有关。明代前期福建的矿冶业相当发达，但是，它一方面促进了福建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明朝矿税政策的僵化，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首先，固定税额制往往成为民众的负担。矿产的开采，从来没有永远兴盛的，宋朝开矿，矿税的征收，是根据矿产的有无而制定的。但明朝对白银狂热的需要，使之不愿意听臣下免税的意见。因此，一旦矿主确定了上缴税额，这一税额在官方的簿册里便不可能轻易地消失。有时，矿产开采竭尽之后，矿主无以应付，如建阳县武仙山银坑“年远湮塞，比因本县里老虚报，额办课银一千三百余两，俱是煎银夫甲陪纳” 。又如大田县的银瓶山，“旧产银铁，国初置银冶，鼓铸者拆，往往鬻妻子家室以偿国课” 。可见，固定税额制往往造成矿主的破产。然而，矿主破产后，矿税仍不得不交，于是，其额定赋税便由当地民众负担。闽北地方官的做法是：将其分摊到百姓的田赋里，由农民承担。采矿得利的是外来的矿主，他们留下的税额却要本地民众承担，这是极不合理的。

其次，官府直接办理银矿，也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明代福建的银矿先是民营，官方收税。其后，官方认识到银矿的利润，将许多银矿收归官有，自己经营。这类银矿多是调发各县民夫开采，连工具也要百姓自备，宁德县的林聪说：“坑坎深远，山水泛滥，多用桔槔，昼夜更直，泄去积水，方可用工。稍有迟缓，则矿仍旧淹没，无从采取。其出矿之处，幽暗窄狭，虽在白昼，亦须松明点照。人夫才得更替，即差采打松明、柴炭、木杠等项合用杂物。加以坑坎陡峻，夫匠人等，搬运矿石，不可径出。横木作梁，攀缘而上，劳役艰难，莫甚于此。”因此，开矿成为人人畏惧的劳役。永乐年间，沙县民陈添保联合民众捣毁龙溪银矿。关于这件需要说明的是：按《明实录》原文为龙溪，朱维幹先生的《福建史稿》认为沙县与尤溪相邻，而远离龙溪，陈添保捣毁的银矿应是在尤溪，龙溪为尤溪之误。其实，明代的永安、漳平二县未设立之前，沙县是与龙溪相邻的，所以，沙县人陈添保会到龙溪去捣毁银矿，便是受压迫的反映。

再次，官方直接开采银矿，往往造成民营矿业矿夫的失业。据史册记载，明代初年在福建北部开矿的民营矿主与矿夫，多为浙江处州人与南直隶的徽州人。徽处二州与福建的建州，自宋代开始即为中国南方的主要银矿产地，当地民众形成以采矿为生的经济模式。徽处矿徒来福建开矿有其历史渊源。约在宋元时期，南方矿徒常有闹事受罚的，朝廷的处置办法是：将闽籍矿徒的罪犯流放浙江开矿，而将浙江矿徒的罪犯流放福建采矿，所以，浙江矿徒对福建矿产是很熟悉的。明代初年，福建北部的人口锐减，而徽处二州的人口却十分密集，其过剩人口要寻找出路，许多人便想方设法到福建开采矿产。《明实录》记载的福建矿主多为徽处二州之人，其原因在此。自明朝官府直接开矿之后，他们所用矿夫多从民间调用，这便导致徽浙矿夫的失业。本来，明代矿山动辄集聚成百上千的矿夫，他们所得工资很低，为了维持生活，经常骚扰当地民众。由于人多势众，他们在与地方民众发生矛盾时，常是大打出手，已经成为当地治安的一大问题。明朝直接开矿，进一步剥夺这些人生活的来源，于是造成徽浙矿夫盗劫福建矿产的问题。

上述问题其实不是不可解决的，如果明代的官府能了解下情，调解矿主与本地民众的矛盾，在税制方面合理一些，及时免除停办矿产的税收，都可以大大缓和矿业与本地民众的矛盾。但是，明代的政府机构十分僵化，很小的事情都要通过中央政府的讨论。对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的政府来说，某个矿点的废置，确实是很小的事，没有理由为其花去很多时间。这样，地方的上诉往往几十年得不到处理。而且，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在免除税收方面十分谨慎，他们知道，许多官员都会为地方说话，想尽办法要为其家乡免除一些税收，如果都听他们的，中央政府会落到没有税收的地步。所以，他们在免除一项税收方面非常谨慎。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免除的。这样，便造成矿税政策方面的僵化，一个矿产的税额设置十分容易，但其免除却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当地民众来说，开矿带来的利益是一时的，因此添加的税收却是长期的，从长期利益考虑，他们情愿选择不开矿。因此，早在明代初期，福建就有不少地区实行局部的封禁政策，不许外来人在这些山区开矿，这就引起了地方势力与外来矿工、矿主之间的矛盾。正统初年，幼龄的明英宗登上政治舞台，由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学士执政。三杨中，杨荣为建安人，在他们影响下，朝廷“下诏封坑冶，民大苏息。”这反映了闽北人的利益。但是，失业的矿工又如何处置呢？朝廷在这方面却缺乏考虑。而且利润丰厚的银矿诱惑着外地的矿主，正统十年夏四月，提督福建各银场都御史王文说：“往者银场不开，诸坑首匠作纠合亡赖，千百成群盗采，甚至互相仇杀，劫掠乡村。有司捕之，辄肆拒，诛之不胜” 。例如，宁德县的宝丰场停办后，“奈何外郡有无籍顽民，往往聚集群众，偷矿煎银，甚至肆为劫掠，拒敌官军，杀伤人命，殃及无辜” 。这样，盗矿成为明初福建最大的社会问题。叶宗留起义实际上是封禁与盗矿这对矛盾激化的结果。

当时封禁与反封禁斗争最为激烈的是闽北的铜塘山地区。铜塘山绵延数百里，贯穿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交界区，其最高的山峰在海拔1000～2000米之间，山深林密，矿产丰富。早在宋代，这里的采矿业即非常发达，是宋代铜、铅、锡、银的主要产区之一，据史册的记载，宋代江西铅山境内的采矿工常有十几万人。明政府宣布禁矿之后，失业的矿主与矿工潜入山区采矿，“其始托名采木，实则利于铜铁，或妄意其中有银矿也。……大抵盗首以此诱聚流民，流民不知，从而蝇集，始则各挟所有以贸易，往往相矜以利，又割取自长之菽粟，或击鲜烹肥，恣意无禁。”宣德七年（1432年），“浙江豪民项三等聚众潜入铜塘，又于四十二等都地名包公尖、五十都地名横山头、五十都地名洪水坑等处，起立炉场一十三处，聚众万余” 。正统七年（1442年）处州人王能复入掘矿，“掠广丰、崇安二县”，当时闽浙巡按派军队将其驱逐，并采用诱降的政策“抚之，许给荒地耕种，诱获至郡，斩数百人。”后来发动起义的叶宗留即为这一事件中逃出的首领之一。

叶宗留逃出后，成为浙江矿工有名的首领，他干脆集聚矿工强采宁德的宝丰场银矿。不久，朝廷的政策又有很大的变化，太监福安上奏：“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永乐、宣德间，云南、福建、浙江产有银矿之所，悉令采办煎销，上纳京库。此诚国家大利。近年或采或止，国用不足，请如旧制，各遣内外官员开场煎办” 。在福安的建议下，明朝廷又恢复了在福建的采矿政策。当时的宝丰场是福建境内较为有利可图的银矿，该矿由官府恢复开采后，叶宗留手下的矿徒又失业了。官方文献记载：“时福建既开银场，贼犹侵扰不已，或投牒有司云：‘留宝丰场听我采取，不然杀人’，或以竹揭纸票题云：‘浙江马大王领五百余人，定限某日大战。’”宁德县丞颜清查出，这些“通牒”都是叶宗留所为。据颜清的记载：叶宗留的部属有铁甲护身，武艺高强，强悍好斗，官军望风披靡。从这些史料看，叶宗留已与官府形成对抗的关系了。

叶宗留正式起义发生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九月。先是，该年二月起，叶宗留率众徒盗掘闽浙间的矿场三处，皆一无所得，面临破产的危险。于是，他对矿徒说：“以吾之众，即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废于山间，常苦不给也”。矿徒响应，于是，他出掠政和县及其村落。还浙江庆元县，处州失业矿工纷纷加入，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他带领这支队伍再次入闽，连克浦城、建阳两县，逼近建宁府城，闽北大震。次年的官方文献记载：“浙江处州贼叶宗留伪称大王，传写妖书，流劫金华、武义、崇安、建阳、铅山诸县” 。可见，他主要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封禁山区活动。

在叶宗留起义发生后不久，又有尤溪县的炉主蒋福成起义。尤溪县是福建著名的产铁区，但这并没给当地民众带来好处，“福建尤溪县河泊所官蔡伯达言，本县原有山场铁炉十九所，常年输课人户，因致贫窘，流死者多。其所耗铁课，累及见在之人，而无藉之徒，又往往私集逋逃军囚，采矿煎炼，皆不办课，甚至劫掠人民。及官军巡捕，因而拒斗。”正统年间，官府对当地炉主加强镇压，“其私炼之户，即令补办课程，所集之人，审其从来，果隐藏军囚，惩治械发，仍逐年委官点视” 。然而，当时的官僚机构已经非常腐败，由其来整顿矿业，不过是增加一种扰民的借口而已，矿主们也无法接受。如大田县志（按，大田县原辖尤溪县）记载：“旧产银铁，国初置银冶，鼓铸者拆，往往鬻妻子家室以偿国课。故逋逃聚为盗，蜉结蚁连” 。正统十三年（1448年），“尤溪炉主蒋福成乘乱，因炉丁号集居民，村落贫人及亡赖悉归之。旬日，有众万余，遂袭尤溪，据之” 。

大批开矿人员最终走上暴动的道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如前所述，这与明朝廷拙劣的矿税政策有关。开矿是古代小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明朝廷对开矿显得手足无措，拿不出一套切实可用的矿税政策，反映了在理学末流的影响下，朝廷政策的滞后性。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制。这是因为，商品经济使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趋激烈，古老的道德已失去约束人类行动的功能，只有依靠法制，商品经济才能健康地成长。而中国的儒学是一种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治国理论，与商品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在明代初期，由于大政方针未定，明朝廷对开矿问题的处理措施不力，也给各级官员留下了从中渔利的机会，于是，一场原可避免的动乱便在闽北矿区发生了。叶宗留起义之后，朝廷罢免了不少地方的银冶。“上杭银冶疲人衅盗，岁输率不当岁费，公言当塞竟塞” “倪敬，字汝敬，无锡人。正统进士。景泰中按闽。有言闽地锡坑，货足裕国。下部议。敬拜命未行，即具疏言，闽地残于寇盗，其仅完者，不宜以供亿重困之，事乃寝” 。其他地区的矿产也是开少废多。其时章懋任福建佥事，推行“听民采矿以绝盗” 。这使银矿对民众的压力锐减。

二、租佃矛盾与邓茂七起义

1．邓茂其人及邓茂七起义的原因

邓茂七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由租佃关系直接引起的农民起义。它的出现，与城居地主的发展很有关系。这是明代的特殊现象。租佃关系原是农村的阶级关系，而城市主要是工商业者的地盘，宋元福建城市的繁荣主要是商品经济的繁荣，这是毫无疑问的。明初商品经济的倒退，使工商城市面临生存的困境，在传统工商业中获得利润的财主们。要考虑资金的再投入对象。由于明初工商业的不景气，而土地却是永远获利的财产，所以许多工商财主将资金投入农村购地；由于战乱的影响，许多农村的地主也进入设有围墙的城市避难。这样，明初城居地主多，便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正统十四年（1449年）建阳县民言：“本县盐粮市民折钞，乡民纳米，缘乡民多耕市民田土，收成还租之余，仅足食用，盐粮不能办纳” 。福建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山多田少，田散布于城外的乡村，少则十几里路，多则几十里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主佃关系便很难维持了。对传统的乡居地主来说，佃户是其收入的来源。他们在春天将粮种与耕牛出借佃农，秋天收成时折收粮食。佃农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他们也要相应减租或是放债。这一种主佃关系形成后，往往会使佃户对主人形成依附关系，佃户在农闲时要为主人做活打工。但是，一旦地主迁往城市，这种关系便瓦解了。城居地主对几十里外的农田经营情况根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在收成的时候收回自己的定额租。而对农民来说，只要缴纳了一定的租额，佃主对他无可奈何。在这一情况下，佃农是较自由的。他们可以决定在地里种什么庄稼，可以决定种一季还是二季。但是，由于与地主的关系淡化，他们也很难从地主那里得到资金与救济。而且，城居地主不像乡居地主，乡居地主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耳闻目睹农民的生活情况，对农民受灾多少有点恻隐之心；而城居地主根本做不到。连明代官员也说：“甚矣，贫民之须恤也。夫贫民者，去年一人之食，今年二人之所种也，今年二人之食，明年四人之所种也。何以知之，彼指青苗而求借于富民也，及其秋成，则必倍而偿之。夫故曰：一人之食，二人之所种也。二人之食，四人之所种也。是以贫民终岁勤劳而与富民营其财利，尚不无饥寒也。富民犹且奴视之，伤哉，贫乎！为民父母者，富民之民皆吾子也。吾不能均齐之。而又纵强以凌弱，是诚何心哉？” 。明代官府在回顾农民起义时也不得不承认：“时郡邑长吏受富民贿，纵其多取田租，倍征债息，小民赴愬无所，茂七因扇怵之为盗，劫其富民尽杀之。复拒捕，杀巡检及其县官，遂大肆劫掠，伪称铲平王” 。可见，邓茂七在起义后自称铲平王，便是代表着农民对富户们的愤怒。永福县人回顾邓茂七起义时说：“先时尤溪县贫民，佣于永邑，永人奴隶遇之。至是率众侵轶我邑，所过屠戮，邑里为墟” 。还在邓茂七起义之前，福建主佃之间的矛盾便很激烈了，在佃农看来：田里的收入有限，为什么要将农田的收入一半分给那些不管他们死活的城居地主？当他们在赤日炎炎如火烧的日子里耕田时，当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挨饿的时候，这些上等人又在做什么？因此，他们对地主阶级早已怀着极大的不满，而邓茂七起义，便是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

关于邓茂七的来历，史册上有各种说法，高岱的《鸿猷录》与张楷的《监军纪略》都说邓茂七是江西建昌人，本名邓云，因杀人逃亡福建宁化县，后于宁化起义。张楷是朝廷派来镇压邓茂七起义的京军统帅，对邓茂七应当是了解的，所以谷应泰的《明史纪史本末》及近人著作多用张楷说。但是，这里有两个错误：其一，邓茂七起义最早发生于沙县，这可求证于方志与《明史》；其二，邓茂七其实不是江西人。关于这一点，《福建史稿》的作者朱维幹先生有过辨析。他的理由有二：首先，邓茂七的家乡在沙县夏茂，此地有许多姓邓的人，邓氏家族并不违言邓茂七是当地人；其次，据《明史》、《闽书》记载，邓茂七起义是从沙县开始的，而不是在宁化。我们认为朱维幹先生的考证是有道理的，首先，起义的核心一直是在沙县与尤溪一带。邓茂七起义后，驻于南平县的王台镇称王，王台，又称越王台，相传此处原为汉代闽越王的行宫，邓茂七据此称王，有模仿古人之意，但这是闽人的观念。其次，邓茂七的家族都卷入了起义，例如，他的弟弟邓茂八，他的侄儿邓伯孙，都出现于朝廷的史册中。如果邓茂七是江西人，他逃难来闽，应是单身汉，不可能那么多邓氏家族的人都参与起义。再次，《延平府志》记载邓茂七起义爆发的核心地区是沙县、尤溪两县，说邓茂七为沙县人。这是可信的。“沙民有邓茂七者，及弟茂八，时编为二十四都总甲” 。

此外，关于邓茂七的身份也有多种说法，《龙岩县志》说：“沙尤之俗信鬼，茂七者，沙县之舆皂也。因以左道惑众，愚民从之者数十万人。伪称罗平王” 。这条材料有二点是与其他材料不同的。其一，它认为邓茂七是沙县吏员；其二，邓茂七组织了某种秘密宗教。就第一点而言，邓茂七起义是从乡村发起的，它的领导者应是农民而不是县城的吏员，所以，谓邓茂七为县衙门舆皂的说法可能是误传。至于邓茂七是否是某种秘密宗教的组织者，值得考虑。福建历来是秘密宗教传播的区域，而邓茂七起义后，发展极为迅速，数月之间，席卷全省，如果不是宗教的作用，一般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明。

2．邓茂七起义的发生

正统年间（1436～1449年），以叶宗留为首的矿盗横行于闽北。为了抵御“强盗”，巡闽御史柳华下令福建“诸郡县严守城郭，乡巷里门创栅立隘，重叠合还为复屋，各置金鼓，钩刀凶器具有。村落无大小各立望高楼，小者立其中间，大者立于四维。乡民各设总小甲统率之，夜则番直鸣鼓击柝，以备不虞，不从者听总小甲惩治” 。这样，总小甲便成为在民间很有权力的要职。后人记述：柳华允许总小甲掌管乡民，“况所编总小甲，率多强梗狡猾之徒。往往别生枝节，以侵夺于民。沙有邓茂七时编为总甲，乡例佃人田者，岁还谷外有鸡鸭馈田主，曰冬牲，茂七倡革之。又倡议其合还租谷令田主自备脚力担回。田主不堪，诉于县” 。县官欲审邓茂七，而邓茂七不予理睬，县官便令巡检司派人去逮茂七。茂七拒捕，杀死几名官兵。县官又增派300名官军下乡剿捕。茂七率乡民设伏，将这批官军杀伤殆尽。于是，邓茂七一不做，二不休，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刑白马，歃血誓众，兴兵反。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乌合至十余万人” 。如诗人所咏：“闽南初置千夫长，邓贼乘机潜聚党。一朝变起沙尤间，山谷群蛮应如响。竹枪纸甲锐且坚，白昼横行争扰攘” 。邓茂七自称“刬平王，伪设官属” ，一说邓茂七自称“闽王” ，一时震动明朝廷。

在邓茂七起义之前，福建全省恰似布满干柴等易燃物的地方，一旦有星星之火，便有燎原之势，《宁德县志》记载：“本朝正统十四年七月，沙寇邓茂七叛，贼党四起，流劫乡村，侵掠城郭。人民子女被驱掳、遭杀伤者众，官民外窜” 。建安县“正统间，沙尤盗起，民避而奔山。遂相攘略” 。起义的中心在沙县、尤溪两县，由于受迫害的福建农民纷纷起兵响应，起义像波浪一样向四方各州县扩展。并与矿工首领叶宗留、蒋福成相互呼应，造成全闽震动之势。

在福建东部，永福县志记载：“正统十三年，邓茂七煽乱沙县，其党东击永福，所过无少长尽屠之。邑遂残破。景泰二年，户仅一千二一十八，口亦止于三千三百七十三” 。（按，永福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破坏，是因为当地佃户多为尤溪县人，他们受压迫之久，反抗也非常激烈，破坏性也大）。“余珍，正统间知闽清。沙尤寇犯境，珍率民兵御却之，民颂其功” 。又如古田的方志所述：“正统戊辰、己巳间，沙尤寇邓茂七为乱，邑无所御，士女以长途阻水，舟楫虽通，不能奔省府。唯窜伏嶻嵲之墺，墟墓之穴，勿恤豺虎蛇虺也。稚弱号啼，辄弃去，或壅其口而绝。贼至居县庭，分徒大掠，民庐焚燔殆尽” 。据载，邓茂七的部下攻下永福、古田、闽清、罗源诸县，并在连江、长乐境内活动，官府大惊，“福郡城中起编户守城，盛为之备。村落居民皆扶老携幼入城，日以千计，号啼载道” 。

在福建西部，邓茂七的主力一部由宁化入闽西，攻下闽赣交界处的杉关，然后顺流而下，攻克建宁、光泽、邵武、顺昌诸县，据《明一统志》的记载，建宁县因“沙寇犯境，民多被胁从” 。可见，有大量的农民加入了义军。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闽西义军在陈政景的率领下进入汀州境内，攻克清流，围攻汀州府城四旬，不幸失利，陈政景被俘送京师。但其余部四处游击，一部分进攻宁化县，被汀州官军所败，另一部分进入江西境内，攻下瑞金县城，大闹宁都、石城、广昌，正统十四年二月，江西巡抚胡渊等奏：“福建流贼转劫赣州府宁都县，抢掳人畜，远近动摇。以致吉安府泰和县居民亦仿效，聚众强劫人财” 。可见，邓茂七起义影响到江西省。在福建南部，邓茂七之众直指龙岩，“岩民有为之响导者，遂大求贿于岩，且令协众，不尔，且屠邑。邑人骚动，时王源、刘囗谋薄贿，以缓其锋，而急求救于郡。茂七怒，遣贼将杨福、姜京五以数万众压岩。时府卫官兵亦至，遂迎战于铁石洋，我师败绩。福等乘胜追至岩山之阳，官民死者甚众。贼遂入城，官民居储焚掠殆尽” 。这是明朝官府的记载。其后，杨福率义军连下漳浦、南靖、长泰，又围攻漳州府城，当时漳州大部已落入义军手里，城内官兵人心惶惶，几有崩溃之势。但明朝沿海卫所的大将顾斌及时率精锐部队赶到，经过一番苦战，击败了义军。然而，义军余部围攻南诏镇（今诏安）八个月，直到外省官军赶来后才溃败。

在福建的东南部，邓茂七派出的大将陈敬德“由德化寇永春，永春民郭荣六击破之。余贼吴都总等分寇诸县，远近望风降附，将攻郡城（泉州），郡守熊尚初请调卫军，未下，自提民兵与晋江簿史孟常、阴阳正术杨仕洪拒于城南古陵坡，被执，皆死之” 。农民军分兵抄掠泉州的惠安、安溪、同安、永春等县，泉南大震。

在福建的北部，早有叶宗留的矿军在活动，其著名领袖，除了叶宗留之外，尚有陈鉴胡等人。叶宗留的事迹如前所述。而陈鉴胡，也是矿军中十分剽悍的一部。史册记载，他曾去见邓茂七：“及邓茂七称铲平王，鉴胡集陈唐其等四百余人，俱以红帕首往附之。散掠福建、浙江、江西诸县境，都指挥吴刚死于建阳书坊，都督陈荣死于铅山祝公桥，知县邓死于永丰，指挥龚礼死于遂昌，皆其所杀。徒党至二千余，于是，自称大王，国号太平，建元泰定，立统兵元帅、都指挥诸官名，编成什伍，攻围处州” 。从各方面记载来看，闽北七县里，建阳、浦城、松溪、政和都在义军控制之中，而建安县与瓯宁县的义军也很活跃。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庚午，邓茂七一部2000余人，“逼城结寨”，围攻建宁府城，但被知府张瑛击败。

双方战斗最为激烈的是福建中部的延平府。邓茂七正式起兵后，八闽震动，其时，朝廷派出的御史丁宣与福建最高级长官都云集延平城，他们派出“邓洪等统官军两千讨贼”，结果全军覆没，义军占领沙县。用武力不行，丁宣又试图招安邓茂七，他下令义军解散免死。但邓茂七豪迈地说道：“吾岂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窥焉！” 其后，明军又派出都司能张指挥率官军4000余人进剿。邓茂七在双溪口设伏，待明军大部队过去后，率二三十名勇士出击，义军以木栅拦住隘口，使官军的前后失去联系，并将其后卫部队及指挥官全部歼灭。随即，邓茂七部登上道路两旁的山上大呼，官军惊慌失措，全部溃散。邓茂七大获全胜。正统十三年（1448年）八月，邓茂七乘胜围攻延平府城，大败延平府官军。延平府城即今南平市，是东南有名的山城，她坐山面水，城墙高厚，仅有东西两个山口与外部联系，易守难攻，自古有“铜延平”之称。邓茂七驻兵于南平郊区的王台镇，指挥义军多次攻打延平府城，与官军有胜有负。九月，邓茂七余部攻将乐县城，“围城周历凡七重，十月一日，造吕公车成，与南门大楼齐高，中垒四层，藏贼百数”，猛攻将乐县城，失利溃退。正统十四年（1449年）正月，邓茂七部下大将林宗政在南平城外山道中伏，被延平府官军所败。当时延平府五县除了延平府城与将乐县之外，都在邓茂七的控制之下。

综上所述，在邓茂七起义后的一二年内，福建境内有20个县被义军攻克，延平、建宁、邵武、汀州、泉州、漳州等六个府州被义军围攻，其中邵武被攻克。官方感叹：“福建所属州县，除光泽、莆田、闽县、长乐、福清、惠安六县外，余皆被贼劫掠罢弊敝” 。在福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发展之迅猛，参加群众之多，也是福建历史上罕见的。

三、京军入闽与邓茂七的失败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廷。当时的福建卫所军极为腐朽，福建左布政使宋彰承认：“所属愚民啸聚作耗，都指挥、千百户等官率兵剿捕，每战辄北者，盖由平昔不能记诵武经，操习武艺” 。在福建卫所军队屡战屡败的背景下，朝廷开始调集外省军队，正统十三年八月，朝廷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率南京官军到福建作战；十月，朝廷又派出装备火器的京军二万前来福建镇压；增援张楷部官军军队27000人，并由宁阳侯陈懋为其统帅。十一月，明军前部张楷大军来到江西的广信府，这里与福建交界，而叶宗留部活动于闽赣交界处，挡住了张楷的前进之路。张楷派指挥戴礼率500人为先锋，都督陈荣率兵2000继进。在黄柏铺，戴礼与叶宗留部相遇，一场大战，死伤过半，叶宗留中流矢而死，叶部退往深山，拥叶宗留之侄为主；而戴礼得到陈荣的支援，继续前进，在玉山县十二都中伏，被叶希八的矿兵击败，戴礼与陈荣皆战死山中。叶希八获胜后，掠浦城，退往浙江，拥众数万人，屯兵云和、丽水一带，浙江其他的矿兵首领陶得二、陈鉴胡皆附于叶希八。张楷闻知叶部退兵，方从江西小路进入浦城。此时，江西方面的官军已打通通往分水关的入闽大道，并在建阳击败邓茂七部义军，二路官军会师于建宁府城。建宁府距延平仅有百余里路，这样，驻扎延平的明军摆脱了四面被围的危机。

时至正统十四年二月，延平府之外的各地义军大都失利，邓茂七的部下也发生分化，张繇孙、罗汝先叛投官军，并为其诱惑邓茂七再次攻打延平府城。福建山区的消息闭塞，邓茂七部并不知道外省官军已由北部通道进入延平，于是，他率领4000义军出击。官府以屡战屡败的延平卫的官军迎战，而以外省军队设伏。乘义军半渡之际以火器猛攻，邓茂七中流矢而死。义军退回沙县后，集结于陈山寨一带，拥邓茂七之侄邓伯孙为主，在沙县与尤溪一带仍有很强的势力。三月，尤溪义军郑永祖部4000人再次进攻延平，失利。四月，北来的官军在古田水口击败义军所部千余人，舟200艘，打通了延平府与福州府的联系。

在宁阳侯陈懋主持下，明朝廷对参加叛乱的义军采取招抚与镇压两手并行的策略。“明年春，师次建宁，有欲屠沙尤二县者。公曰：‘如此则益坚贼心矣’。乃下令谕之，俾各复业，能斩贼首者官赏与王师同。于是降者日众” 。尤溪县起义民众失去首领后，有解体之势，明官军千户龚遂荣乘机招抚万余人。邓茂七部下有大将张留孙，剽悍善战，所向无敌，邓茂七死后，他仍为邓伯孙部下，是起义军的中坚力量。龚遂荣使反间计，故作答允张留孙投降书，而误投于邓伯孙寨。邓伯孙见信，果真以为张留孙叛变，竟将张留孙杀害。于是，起义军内部相互猜疑，人心瓦解。正统十四年五月，官军乘机攻打陈山寨等要地，“擒获贼首邓茂七家属并伪都督黄宗富等一百五十五人，”邓伯孙等人也被俘虏。在这一形势下，朝廷更以宽大的政策招抚起义的民众。正统十四年六月初八，朝廷专为福建起义的农民颁诏：“其胁从为盗人等畏避罪犯，逃散山林，或奔遁海澳，及递年结聚出没为盗，势不能散者，不分首从轻重，悉赦前罪。诏书到日，各安生业。所司照例加意优恤，仍免粮差三年，凡递年但系拖欠公私债负，悉皆蠲免” 。在这一背景下，起义农民军大多解体。另一种说法是：邓茂七在顺昌被俘。“己巳六月，神机之兵扼顺昌，俘茂七以献，沙冦平” 。

但是，起义军的余波所及，各地仍有不少反抗斗争。就在朝廷颁布诏书的六月，已提升为右参政的前建宁府知府张瑛在镇压农民军的战斗中被杀。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福安等县贼首陈严四等集徒千余，竖立旗号，伪称大王，劫掠乡村，烧毁房屋” 。正月癸巳，“沙县流贼二千余突入清流县，杀死民人，烧毁房屋” 。景泰元年闰正月丁未“福建贼首罗丕于沙、尤诸县肆杀掠” 。为了镇压义军，“宁阳侯官军驻郡城中，分处居民，率一家供二军月余，剿其余党，福建始平” 。实际上，直到景泰五年（1454年）十月，在朝中执政的于谦还说：“福建、浙江正统年间，贼首邓茂七、叶宗留等作耗，杀害生灵，不可胜计。其后贼首虽已就擒，而余党窜伏山林者尚多” 。可见邓茂七起义影响之深远。其时汀州一带的官军滥杀平民，引起更激烈的斗争。如吴宽所咏：“贼徒失计渐诛夷，流血成川归洗荡。守帅何曽论胁从，刻日搜山当不爽。军门有令谁敢违，汀州推官独称枉。……纷纷总作邀功计，道路所获皆牵连。下车解缚焚簿籍，似此活人知几千。” 其后，汀州反抗运动连续多年，应当也是邓茂七起义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