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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官僚体制力图将人民的生活圈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这种界定并不能给民众带来幸福，明代前期商品经济的退步，使福建民众过着低水平的生活。但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平衡，很快被来自各方的压迫打破了，而被压迫的民众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叶宗留起义与邓茂七起义，极大震撼了明朝的统治者。从中国农民的历史看，叶邓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受人瞩目的事件之一。这是因为，叶宗留起义是矿工起义，而邓茂七起义则是因为地租问题直接引起的农民起义，这在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明代社会的动乱与明初社会的平衡被打破有关。官僚机构的腐败，商人地主的发展，官府日益加重的矿税负担，都使民众无法保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从而被迫发动起义，争取解放自己。
明代地方吏治在洪武、永乐年间尚可，但到了明代中叶之后，贵戚豪横，宦官当政，朝臣结党，吏治出现了腐败的倾向。一些官吏千方百计对民众巧取豪夺。洪熙年间，漳州卫千户甘斌“豪横多矣，强夺民田，诈传诏旨，无所不至”
。而明代一些官吏的素质也令人怀疑。天顺三年（1459年）福建建安县老人贺炀言：“县令之职民生休戚所系，即令铨授多年老监生，有近60岁者，其意岂不以逮满九载年几七十，非惟高显升擢所不敢觊，抑且吏部勒令致仕有所不免，曷若多索金银为子女计，纵获罪罢职，亦不失为富翁。此所以贪酷庸懦者众，廉能仁惠者少”
。史册记载，“时福建参政宋彰，交趾人，与中官多故旧，侵渔万计，贿王振得为左布政使。抵任，将责尝焉。小民苦为所迫”
。据记载，当时有不少福建民众因害怕宋彰的剥削，因而投入邓茂七的队伍当中。这类人还有不少。仅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其中被点名的福建官场上的贪官污吏有：宣德十年四月的福建按察司副使刘棻
；正统元年八月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张忠、邢端
；正统元年十一月的福建右参议樊翰官
；正统二年五月的福建行都司都指挥佥事蒋贵
；正统二年七月的福建道监察御史王学敏
；正统三年八月的监察御史丁俊与福建参政颜泽
；正统三年十月的福建按察司副使姚震
；正统六年闰十一月的福建监察御史李旭
，正统七年十一月的福建都指挥同知孙安
，正统十年的福建左布政使方正
；正统十年七月的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挥佥事蒋贵
；正统十二年六月的福建建阳县主簿钱琬
。如此之多的高级官员被卷入贪污案件，说明明英宗登基以来，福建官场贪污腐化的风气迅速蔓延，尤其是许多监察官员被卷入，让人感到明代福建吏治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连皇帝也说：“福建司府县官平日酷虐下民，贪黩无厌”
。其中有李旭之类的人物，“贪婪无厌，积至巨富，屡以厚赂获高擢”，也有刘棻这类“与部民市，溢取价利”的按察副使，这类人物云集福建官场，福建政坛的乌烟瘴气，可想而知。
明代初期的行省制度有“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之意，这一制度曾经有效地约束了明代前期官吏的官风。但在明代中叶却起不了作用，其根源在于明朝皇权高于一切带来的惰性。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建立于他们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之上，只要他们按照法律行事，他们便立足于不败之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法律是他们坚强的后盾。但是，古代东方吏治中的“三权分立”，只是地方的一种制度，它的最高仍皇帝。鉴于皇帝的切身利益，他要求地方官廉政清明，相互监督。但是，他的思路，往往又受到朝廷官员的牵制，而朝廷的官员常常又是结党分派，地方大吏在朝廷中都会有人支持。如果有人轻易地触犯某个地方大吏，他不是冒犯一个人，而是冒犯一个集团，如果这个集团能够左右皇帝的看法，冒犯者往往死无葬身之地。明代的官员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身安全保障，在官场上，如果他们懂得做人，圆滑地处理与其他官员的关系，他们有希望步步高升；倘若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是轻易地冒犯他人，往往会陷入泥沼而不得升迁。所以，尽管明代地方也有所谓的“三权分立”，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发挥它的作用。
明代初年，朝廷的赋税是相当低的，但到了明代中期，朝廷的赋税已有相当的增加。福建人彭韶讲过这一问题：“国家升平百十余年，生齿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然而，官府仓库少有储蓄，人民衣食艰于自给，比之国初，无经营战征之事，无创作营造之大（工？），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财之多也。国初设官有数，今则内外文武加数倍矣。国初宗戚有限，今则远近亲疏，日益众矣。初僧道有额，今寺观日增矣。初宾贡有节，今四夷络绎矣。初土赋有常，今进献多门矣。初上用俭朴，今百度侈丽矣。初赋役尚简，今差使实繁矣”
。从彭韶的描述中，可知明代中叶，虽然天下太平，但统治阶层的膨胀与消费的增长，开支大增，这一笔支出被千方百计转嫁到民众身上。由于田赋是有定额的，于是，朝廷新的开支转化为贡赋转嫁到各地民众身上。蔡清曾说过福建各地的贡赋：“福建僻在海隅，去京师近万里，民间所贡方物，如白糖、樟脑、荔枝、龙眼之类，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处所无者，有司科民当地买办贡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杂皮、生铁、肥猪、鹅之类，若悉办本色，则路费靡矣。是以有司例科银两佥付解户入京买办。远方之民乍一到京，四无知识，莫知所从。于是，京中有一种名揽户者，就而与交，其主家、铺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单弱，多方诱误，将银权买货物稽期图利者有之，货物失意或酒色荡尽，却转诱他人那补此负重复诳误者有之，甚至有诓逃无所追究者。解户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贻累亲属”
。由此可见，当时的进贡制度，给民众带来相当的危害。据明代前期的方志记载，每个府县除了额定的赋税外，还有各种名色的杂贡，从茶叶、丝绸到荔枝、龙眼，从箭竿、火器到枪杆、刀柄，凡是政府要用的各种物件，都化作贡赋在各县征收。而且，这类贡品越来越多，每部府志、县志，都要用几十页的篇幅来记载这些内容。因此，从总体而言，明代中期朝廷的支出大增，民众的负担也相应加重。
盐赋在正统年间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如前所述，明代福建的“盐粮”实际上成为一种人头税，成为普通百姓的巨大压力。老百姓不堪重负，逃走外地，由他们负担的盐粮无从征收，官府便将其摊到其他百姓身上，这使百姓不堪其苦。正统十二年闰四月丙戌，“福建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言四事。一，盐粮出于户口，户口有多寡，则盐粮有增减，固无一定之额也。今各处盐粮之徵，悉从旧额。如本县旧额户口比之新册多粮九百一十余石，逐年分派里甲陪输于民，甚有所损。乞敕户部今后盐粮止依新册征收。”后来，朝廷接受了陈敏政的意见，“事下礼部会议，以为户口盐粮宜从勘报”
。但是，这已经是邓茂七起义的前夜了。
明朝廷其实也知道下层官员的素质，便有意提倡儒学，培养一些忠诚于儒学清官似的人物。他们在地方往往能够调整赋税政策，化解民间之怨言。例如：“雷应龙，字孟升，上元人。正德中知莆田，有鬻子输税者。应龙出俸赎还”
。“王彝，字友伦，四明人。宣德八年知仙游县。先是民困赋役，逋亡者众。彛劳心招抚奏免小屿寨弓兵，均枫亭驿，匀编莆田五里助驿，别辨科征，以均税粮，民力渐纾。营建县治，学宫、坛壝、仓库、道路无不毕举。甫三载，卒于官。邑人哀慕之”
。弘治年间黄济任南安知县，“南安为都四十有八，而滨海四十一都，自宣德后逋亡过半。田地日荒，复为邻郡豪强乘间兼并。济多方招徕，按数核实，使逋民复业。复无不田，田无不赋，赋无不均”
。
由于有一些清官疏解地方问题，所以，明朝前期的社会矛盾有时得以缓解，即使发生问题，还有挽救的可能。
在元末农民的大起义中，福建的地主阶级纷纷组织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并取得了胜利，所以，入明以后，福建的大地主制仍然是很发达的。虽说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时，曾将大批地方豪富迁至北京，但是，由于各地有商人地主发展的条件，他们很快再次崛起，成为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如安溪李森，“田数万亩，粟数万钟，计山百区，出木数千万章，僮千指。益尽力居积”
。“知县高瑶，福州人，家居早作，课奴力田，徙倚于门扉”
潘本愚于天顺元年间任兴化知府：“郡中富室出息质人田，久之，赋寄空籍。官按征，质田者代输，而富室幸免。本愚下令富室输税”
。明代中叶的仙游林翁“家于县西，始事勾股，既，乃于城西樊圃杂植桑柘、棕榈、果树若菜茹，因号西圃主人。既又市田数亩、廛数区，而勤力于其间”
。这位林翁“始事勾股”，说明他原来是一位会计人员，这类人物对金钱是比较敏感的。他从原来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经营的内容相当广泛，即种田，又种植各类经济作物，还经营商店。他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谋取市场利润，这使他与传统的食租地主有了区别。这类人物还有不少，如同安县的林处士，“同安富室多坐食，少务农桑，处士身致赢，尚计口力田，抱瓮决渠，备劳苦而适也”
。富室因有广泛的经济收入，他们的子孙以消费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是不论中国、西方社会共同的特点。但在这种背景下，还是出现了上述同安林处士之类的人物，他们虽然富有赀财，但还是亲自参加劳动，而且“计口力田”，这说明他善于运用资本增值的规律，以谋以市场利润。
在社会的下层，一些人被迫以雇佣为生。“高天佑，福州学生，贫约，父为人耕，每以身代”
。也有一些人从平民起家。生活于元明之际的陈智：“父丧而家落，母躬勤教育之时，资助于舅氏。十余岁，智识日长，骎骎能卓立，治生产有条理，为乡党所称。既冠，家益饶裕，择胜徙居邑之西。为人重义喜济施，急人之急，通医术，凡有求者，趋赴之不间。风雨蚤莫。多所济活。道圮梁坏，率发帑廪修治以便行渉。性刚直，遇私竞，争不平，公其是非，未尝毫发茍狥。言出靡不服者。里中有陈公道之号”
。
有些大地主对百姓的压迫相当严重，明中叶的王守仁曾这样说：“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垒算，或有贫难不能尝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垒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盗”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明代福建大地主阶级之猖狂，难怪在历史上曾引起民众激烈的反抗。
明代商人的高利贷剥削也是很重的，例如叶向高的家族在明初多有巨富。譬如叶贽：
籍父业，客尤溪，贷子母钱。属邓茂七乱，子钱家久负。其后岁丰，争以谷尝钱。
公悉听之。粟既多，又山谷阻绝，不能致，且红腐矣。越三岁，大歉，远近皆来受粟，倍其息
。
又如叶淮、叶汉在闽清县放高利贷：
“有恶公于闽清令者，令逐公。归未几，邑凶，赋逋，上官督之急，令窘甚。问计于三老，三老曰：此君逐叶某，邑人无所贷金，故逋耳。盍礼而招之。招之而来，使输赋可旦夕办也。令如其策招公，公立应之。令大喜，以鼓吹导公，而使其民次第为券纳君怀。公笑曰：自吾父子兄弟与邑人交至欢矣。今有急，吾固当拯券，何为哉？！逾岁大稔，民争负粟偿公。直反浮于赋”
。
由此可见，当时福建商人地主的财富，可与县令抗礼。他们以高利贷剥削山民，谋取高额利润。有的做得十分过火，如永乐时的政和县：“故其田甚少，土甚瘠，获甚薄，民甚穷。雨旸时若，则中户仅裕一年之食，下户犹待贸易以足之。不幸荒歉之臻，则上户之粟或有仓箱之积者，非十倍其常价不出也。是以富民遇荒歉则益富，贫民遇荒歉不免于死亡矣”
。在这种背景下，遇到好的官员，尚能通过各种方式救济，如景泰年间，王麟任沙县典史，“癸卯大饥，召大姓谕之，封其余廪，第民家为三等，贸粟有差，饥者以不馑死”
。但许多官吏只知贪污，老百姓就只好铤而走险了。正统十三年（1448年）九月，邓茂七义军包围延平城时，官员试图招安，一个农民军领袖回答：“我等俱是良民，苦被富民扰害，有司官吏不与分理，无所控诉，不得已聚众焉。……我等家产破荡已尽，乞免差役三年，庶可生聚”
。
以上史料表明：明代中叶土地经营中的商业资本出乎意料地发达，主要是因为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这对福建商业资本的流向影响很大。在海外贸易发达时期，沿海过剩的资本很容易地进入海上贸易。而在明代前期，海外贸易被禁止，资本没有出路，土地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有大量的资金流向土地，造成明代前期的土地兼并。
明代福建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寺院经济极为发达，这有其历史渊源。唐宋时期是福建寺院经济最发达的时代，当时的福建民众，只要有稍好一些的田地，都要捐给寺院，造成福建境内寺院田地连绵阡陌的状况。不过，唐宋的寺产，大都是地方公产，因此，福建各级衙门的开支，大都来自寺院。其时，北方各地的寺院田产，大都被视为寺院的私产，所以，福建的这种制度是相当特殊的。元代的统治者对佛教极为宠信，给予优免税收的特权。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元代以后，福建地方政府的开支，不再动用寺院财产，这一迹象表明：福建寺院财产在不知不觉中私有化了。明代前期，福建各地仍有很多寺院，如邓茂七起义爆发的核心地区——沙县，“曷邑无寺也，曷寺无僧与田也，而僧若田之在沙者独异焉。以田言之，多者二三十顷，少者亦不下五七顷，率皆膏腴，遍溪谷，不知其始何以有是也。以僧言之，皆闽福杂户，军匠诈冒，或父兄披剃而子弟附从。或子弟占籍而父兄持管。根连株据，蚕食猬集，牢不可破焉。慧黠者积聚既裕，却归本俗，置娶室家，复以戚属之。其顽懦者则纵肆淫凶，靡所不至”
。其他各地的情况也与沙县类似，蔡清说：“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举福建又以泉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
。其实，其他各府也不亚于泉州，《延平府志》说：“延平郡邑寺观布境内，盖自唐宋以及我朝，其来尚矣。寺观率多田粮，或百石，或七八十石，少者亦三四十石。田粮称上户必曰寺观，民无几焉”
。
如果说寺田较多是历史留下的情况，问题在于：这些寺院中有很大一部分落在假冒僧人的流民手中，他们大多不懂经书，凭着寺院的势力鱼肉百姓，《建宁府志》记载：
切见建宁一府，寺观之田，半于农亩，所赖有宋诸儒，流风遗韵未泯，其民耻为僧道，而为僧多系福清县江阴里及莆田、长乐沿海之民，隐变军、盐、匠、灶户籍，祖、父、子、孙、兄、弟、叔、侄，原籍娶妻生子，止以法名占据袭充。或一家而住三寺、两寺，或一人而管三庵、四庵，或典拨田亩，厚私藏而累里甲以粮差，或举放私债，索重息，而致佃人于逃窜，或奸淫妻女而谋杀本父本夫，或妆饰盗情而致死愚夫愚妇，争端百出，健讼屡年，恃其财贿，夤缘钻刺，务求必胜，以压服乡民
。
以上史料表明，当时的上层僧人腐败程度不亚于官府。又如延平府属的顺昌县，“顺昌为邑小，而二氏之居，布列于中外亦广。”“盘踞名山，所在相望，栋宇之僭，拟诸王公，赀产之富，不啻豪右，游手群聚，蚕食一方”
。这等僧人与乡间豪强恶霸无异，因而，老百姓对僧人的看法也改变了。如果说唐宋时期福建民众因佩服高僧的德行而把田地捐给寺院，现在，这种理由显然不存在了。明代的思想家对僧寺占田过多均表不满，蔡清说：“以无君无父之人，兼饱食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锥之产者何限？各处无征田粮洒派贫民者又何限？其僧田为豪右巧计僭据者又何限？……若以今富僧与贫民较之，可谓不均之甚矣。”他建议道：“今日当道君子盍请诸朝，量减寺院多余田亩，分给贫民为业，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补貱无征粮田，亦所谓截长补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谓不利者，特僧道耳”
。蔡清的这一观点在明代是有代表性的，但它受到寺院地主的极力反对。蔡清是明朝著名的儒者，他对寺院地主的看法，说明寺院地主已经成为社会中的消极因素。受儒者的影响，明代官府系曾颁布过限制佛教发展的法令，建宁道佥事张俭义有这样一段概述：
查得诸司职掌僧道度牒，三年一给，仍要各司考试，能通经史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给。洪武六年令各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处其徒，择有戒行者领之。若请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僧道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次罪。年二十以下愿为僧道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许三年后赴京考试，通经典，始给度牒，不通，杖为民。永乐六年，令军民子弟童奴自削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做工，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主僧倘容留，亦发北京为民种田。十年，谕礼部，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有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集处无别，败坏风化。洪武中，僧道不务祖风及俗行瑜珈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予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正统十四年，令僧道应给度牒者，先令僧道衙门勘试，申送有司审。系额内并籍贯明白，仍试精通本教经典，方与送本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景泰六年令今后僧道务要本户丁多，本人持行修洁，不系军匠盐灶等籍，里老保结，呈县覆实，具申府司类呈该部，方许收度。仍勘各寺观原定额数，如有数多不与出给。成化十三年，凡僧道住持在外寺观，止许一人，此祖宗之法
。
从这条史料看，明朝主要是因为寺院冒滥僧道太多，所以设置了重重障碍。倘若这些法令得到彻底贯彻，天下僧人数量不会太多，寺院也会减少。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政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所以，大多地方的寺院超过限额，尤其以福建西部、北部的情况最为严重。闽西宁化县，“栖佛之地，大率三百余所”
。延平府六县共有寺89所、院140所、庵66所、堂39所，平均每县有55．7所寺庙，所以，《延平府志》的作者感慨地说：“延平郡邑寺观布境内，盖自唐宋以及我朝，其来尚矣！”
《建宁府志》也说：“自佛老子之教行，而琳宫绀宇遍于海内，闽固东南一隅，而建又八郡之一耳，缁黄所处，金碧辉映，曾不知其几千万落”
。总之，明代前期，福建佛教寺院还是相当兴盛的，但在经历元代伪僧泛滥的历史之后，八闽大地的佛教热有所退潮，民众对寺院中许多僧人不修行且过着世俗的生活有意见，因此，民间舆论对佛教不利。
明清虽无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的问题，但佛教的世俗化问题相当严重，它曾一度制约了佛教的发展。不过，明清佛教也有自清能力，因此，明清之际，福建佛教逐渐复兴，在民间仍有较大影响。
由于官府政策的失当，与商人地主的剥削，明代中期的流民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蔡清说：“福建属郡人民自永乐、宣德以后，多有田已尽，丁已绝，而其粮犹在者，名为无征，洒派小民。夫何故？时事推移，田产潜入于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为之分明。岁复一岁，遂不可奈何。又有一种恒产奸民，原田不失一段，顾乘造册之势，买嘱里书，飞入绝户，妄指无征，又在洒派。富家则厚享无名之利，贫民则虚受不根之害”
。许多民众因不堪压迫而采取极端的反抗手段，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乙亥，“漳浦县磁灶、下屿、白珵等里人民，性刚俗陋，以服毒图赖为计，编年里甲百计以避其役，军需赋税输纳，每致愆期，乞加严禁”
。有些民众则逃离官府的统治，政和的山区“居民鲜少，宅幽负险，皆以竹树为屏障，山重山掩，移步换肩，鸡狗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县大夫廉正，则相率来供赋役，否则举室窜入幽林遂谷，宁肉虎狼牙，而不迹公门”
。有的地方，民众逃离使朝廷的赋税无处征收，《福州府志》说：“国初立河泊所，榷渔利，遣校尉点视。以所点为额，纳课米，其后渔户逃绝，米责里户办纳。不敷，乃有折征之令”
。这条史料说明当地渔户都逃亡了。在福建的一些地区，明中期的流民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如宋代建立的兴化县，一度是山中闹市，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当地有户口9530户，27435人，但在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只剩下了300户人家，只好撤县，县地并入莆田、仙游二县
。而福建的山区往往成为流民聚集之地，如漳平的百家畲洞，“在县南永福里，界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间，而本县正当其北，为要冲。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洞口陡隘，仅通人行，其中宽广，可容百家畲田播种，足以自给。四方亡命者，逋聚其间，凭以为乱。宣德、正统间，有江志贤、李乌嘴、卢赤髻、罗兴进者，乌合跳梁，至动方岳守臣连年剿捕，始得宁息”
。据《龙岩县志》记载，江志贤、李乌嘴、卢赤须、罗兴进等人的造反，都在邓茂七起义之前
，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成为邓茂七起义的先声。
总的来说，在邓茂七起义之前，福建农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已经达到一个极点，统治者也隐约感到了这一点，在邓茂七起义之前，安溪县的大地主李森，“念承平久，即萑符不逞，曷以应卒？戒家僮饬兵杖，习拳勇”
。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强盗”，巡闽御史柳华下令在各地乡村设置总小甲一职，由他训练乡民防盗。“有忏者，听总小甲惩之。由是总小甲得号召其乡人。八闽皆然。行路所至，戒备严肃，气象凛凛，若有大寇之将至，识者已知其不祥”
。可见，明中叶福建社会矛盾的发展，已使这场农民起义呈现势在必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