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福建史：1368-1521年》

第一节
明初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明朝建立全国政权后的100年内，明朝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最富强的国家。尽管明朝的统治政策有许多不当之处，但比之同时期的亚欧国家，明朝所达到的水平仍是他们所不可企及的。明朝能够获得较多的成功，与统治者重用儒者是分不开的。

一、明初福建社会秩序的恢复

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发兵入闽，很快消灭了元朝在福建的残余力量，元福建行省陈有定被俘，而后被杀。明军在汤和的率领下从海道进入闽江，再进入福州。汤和为人仁厚。他的军队有“秋毫无犯，市不易肆”之誉。福州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洪武二年，朱元璋派女婿王恭入闽。“临行谕之曰：闽夙号富庶，元末困于弊政，朘削尤甚，民病未苏。汝往绥之，毋恃亲故。若不能守法，朕不汝纵。恭至，抚循凋敝，多方规画。命指挥李惠为福州筑城，并建楼橹。先造一城于城北，跨越王山，今名样楼” 。可见，明军入闽，有一个很好的起点。不过，明朝官员对省会的统治较为小心，在其他地区，就有些问题了。

明初福建的局势。明初，陈有定军队虽然被明军打败，但他的部属散居八闽，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趁明朝政策失误之际，屡屡号召乡民反抗，造成明初福建社会动荡不安。洪武元年（1368年），有定故将金子隆、冯国保率众攻陷将乐城，杀死知县冯源、主簿苏兼善等人，并乘胜攻打延平府城。张理在闽南任职时，“漳浦接连溪洞，民善乱，旧于其地置汀漳屯田万户府。及入职，方诏征屯田军赴京。万户吴世荣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荣戮之。具上奏中朝免其征。海冦林仲明、郑惟明、郑君长恃能出入海涛，先后为背叛，漳州卫兵虽尝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谋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复敢为乱” 。又如：“南靖县民为乱，诖误者数千人” 。洪武三年（1370年），惠安元朝故将陈同起兵，攻占永春、德化、安溪三县，一时闽南大震。这些起义在明朝强大武力的镇压下，很快就失败了，但它却说明明朝对福建的统治还不稳固。除此之外，在元末数十年的战争中，福建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人口流失，田园荒芜，满目凄凉。林弼叙及他的家乡：“长泰在漳邑为小，其民则视他民为哗，元政既衰，令非其人，民不堪其虐，辄且挺而起。比寇平，则民以残矣。既内附，邓侯廉首来作县，较其户，则死而徙者十二三；视其民，则刀痕箭瘢，肤体弗完，不能业其业者又一二也” 。人口下降造成农田荒废，仅古田县就有“荒田千顷” 。明初大诗人陈亮的《悼犬行》一诗说：当时因人口稀少，猛虎在村落中出没，猎食犬牛等家畜，造成“十家九室无吠声”的惨状。

上述状况同样存在于中国的许多地区。为了实现天下大治，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在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了从武化到文治政策的调整，以使民众在大乱之后，能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首先，明朝官员在安抚流民方面做了很多事。裴思明任浦城县丞时，“邑初归附，流移未复，思明躬诣旁邑，以招徕之” 。徐济在兴化知府任上，“视编氓如子。至于颠连无告者，尤加惠养” 。马文升回顾：“我朝洪武初，招抚流民，俱有定法。彼时人民安业，无多逃亡。遇有灾荒流移他所者，所司即委佐贰官员，带领各里里甲，分投前往有收去处寻访招抚，带领回还。重加存恤，或给予鸡豚，或量免税粮，苏息数年，方当差役” 。这样，因战乱离乡的百姓逐渐回到家乡，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其次，恢复农业生产。朱元璋出身农民，对农民疾苦有深刻的体会，因而，他当政之后，对恢复农业生产十分重视。《永春县志》记载：“国初重农桑之政，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移文，教天下百姓多栽桑枣”；“洪武初，令民不种桑麻木棉者罚之布帛” 。由于朱元璋的诏令，各地官员都将农业生产当作任内的主要事务。在福建，李春于洪武年间任兴化知府，“修筑陂堰及西湖等十斗门。凡可以利民者，无不为之” 。长乐县的濒海田受潮水侵蚀，庄稼难以生长，知县率民修复海堤，“由是长乐田无斥卤之患，而岁获其利” 。芮麟任建宁知府：“宽厚能文，岁饥，劝富民出粟赈济，全活甚众” 。这样，福建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而社会也恢复了元气。

再次，兴办学校。明代地方行政的又一重要特点是重视教化。学校是教化之源，在明代官员看来，要使朝廷对某一地区的统治真正巩固，最重要的是办学校，以儒学教导百姓。明初福建各地的官员对办学是很积极的。例如：章文旭，洪武间任邵武通判，“时承兵燹之余，学校、廨舍、桥梁创建修饰，皆其功也” 。学校恢复后，在战乱中逃亡的儒生重又聚集在一起，他们读书考科举，争取在新朝的宦途上一显身手。这样，他们不知不觉地为新朝所笼络，成为新朝代的拥护者。而明朝的统治也通过他们落实到每一乡村。明朝初建，国家缺乏人才。“洪武壬戌征秀才八千余人入试朝政”，来自漳州龙溪县的刘宗道获第一名。朱元璋对他们不是太放心。“仍命学士詹徽密察诸儒中特异者，复居德行第一。以布衣侍坐共论治道，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条上二十事，言甚切，上命所司采行” 。如上所述，刘宗道在八千秀才选拔中获得第一名，因而得授都察院高官，如此破格选拔，在后世是难以见到的。此外，在明初颇有怨言的蓝仁之弟蓝智，也在洪武十一年获得荐举，以明经的资格出仕广西探察司佥事。这种政策为明朝争取了大量的儒生。

然而，朝廷有些统治政策也引起争议，最为明显的是迁豪富政策的实行。明朝为了某种目的，多次强迫富户移民。其一是以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为中都，从四方强制性移民到凤阳。从崇安人蓝仁的《蓝山集》来看，他曾被迫移民两淮；其二是移民北京，永乐帝定都北京后，迁东南富户入京。嘉靖时蔡清说：晋江安平镇有柯氏大族，“洪武、永乐间，柯氏以赀雄一县，有司举富户实京师，至今其子孙世丁富户役” 。这说明明初福建亦有富户被迁至北京。为了解决富户在北京的生活与赋税问题，明朝廷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后因供输浩繁，移徙日众，乃于原籍每户征银三两助之” 。这类银两便叫“帮帖银”。据史册的记载：嘉靖十五年（1536年），福建解发帮帖银6000两至京。由此可见，由福建迁往北京的富户约有2000人。对这种迁富户政策，有人是给予好评的，因为它不仅有利于统治者巩固京城，而且会铲除地方的豪强，使农民得到土地。但从实际的实施结果来看，迁富户往往是让原有的富户在异地变成贫困户，而其原籍也因富户的迁出失去大笔资金，生产不振。明初福建等东南城市的商品经济比之宋元略有倒退，与这一点是有关的。公平地说，儒家的治国思想一直是不干涉主义，让民众自行其事。所以，迁豪富政策实际上来自法家思想的残余。其次，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它愿意看到民间一切平等，最好不要有可以挑战自己一呼百诺的大户。朱元璋登基以来，一直是有意识地削平大户。南京沈万三从巨富到破产，便是典型的例子。

总之，明初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贯彻儒家“爱民为上”的传统思想，法家的思想常常被采用。尽管法家的施政思想在明代已被看作是一种历史负担，但朝廷为了实际利益，往往不是采用儒者的理想，而是应用法家思想，这是这一时代儒者的悲哀。

明初沉重的徭役。明初福建的赋税不多，但徭役负担很重，其原因在于朱元璋求治心切，总想在他在位的时候，将一切事情都做好，子孙可以安享其福。例如，为了加强沿海抗击倭寇的能力，明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甲申，朱元璋下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洪武八年四月丙申（初七），“命靖宁侯叶升巡行温、台、福、兴、漳、泉、潮州等卫，督造防倭海船” 。

明初造船是作为徭役的一种，分摊给沿海百姓的。造船需要大量的民力民物。《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造一艘一千料的船，计需用杉木302根，杂木149根，株木20根，榆木舵杆2根，栗木2根，橹坯38枝，丁线35742个，杂作161个，桐油3012斤8两，石灰9037斤8两，捻麻1253斤3两2钱。船上制作缆绳的杂物还有：络麻1294四斤，黄藤885斤，白麻二十斤，棕毛2283斤12两。可见，老百姓为造船付出代价之大。对于这一点，朱元璋是很清楚的，“上谕中书省臣曰：自兵兴以来，百姓供给颇烦，今复有兴作，乃重劳之。然所以为此者，为百姓去残害，保父母妻子也。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反致怨讟。尔中书其榜谕之，违者罪不赦” 。尽管对官员做了约束，实际上，大规模徭役的本身，便是老百姓难以承担的。南平县志记载：洪武年间朱孟常任南平县令时，“江西民采木南平，饥饿濒死”，朱孟常“赈之以粟”。“时遣中官至县督催木尚未备，苛急骇扰，常服力安抚。中官夜梦神告曰：‘若第去，朱令在，何忧？’中官觉，悉以付常。常从容处置，事集，而民不扰” 。以上事实表明，洪武年间福建的采木工程，甚至动用了来自江西的民工！它给福建军民造成的压力，不难想象。

除了造船外，其他重要的徭役还有多项。例如，在沿海建立卫所城。史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遣周德兴入闽巡视海疆，在短短的一年内，周德兴在沿海“三丁抽一”，建立起一支大规模的卫所大军，并建筑20座卫所城。这些卫所城的遗址尚保留多处。著名的崇武所城、东山岛所城、定海所城，都是这一时代修筑的。泉州永宁卫城，仅拆于20年前。从遗址来看，这些卫城都建设得十分牢固。连江的定海所城，墙高二丈余，花岗岩砌成，临海的城门有复道，建筑相当考究。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周德兴怎么能在一年内建成20座如此规模的大城？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一定是使用了“人海战术”，以军令命令福建沿海各府县分片包干，限期筑成。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如果说造船与筑城都是一时性的，长距离的赋税运输则是福建民众长期的负担。明代许多赋税不在本郡缴纳，而是指定运往外郡某地。这对农民来说是变相加赋。明代初期，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连续不断，福建作为明朝的后方基地之一，在人员和物质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明朝于建国的洪武元年（1368年）统一了福建，当时，中原的广大领土仍处在元朝残余势力的统治之下，为了统一中国，明军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北伐，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元军的主力。但是，退回漠北的蒙古军仍有相当的实力，并在很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元朝的国号，这是明朝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在洪武帝至永乐帝的57年内，明朝多次出动几十万人的大军北伐蒙古，深入漠北数千里，但一直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其间还发生了靖难之乱与远征安南等事件。可以说，在这一段时期内，明朝的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尚未能享受真正的和平。长期的军事活动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虽说福建不是战争的前线，但明初朝廷征用大量人员与物质，给福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强制性抽丁。明朝的军队数量是历朝所不及的，仅仅福建就有卫所军队48000多人。为了维持这一支军队，朱元璋想方设法在民间搜刮兵丁，例如，洪武元年（1368年），明将章存道率处州乡兵15000人入闽作战。陈友定灭亡后，朱元璋欲调这支乡军北上。其时，章存道之父章溢为明朝大臣，他认为应让这支乡兵还乡，而“昔尝叛逆之民，宜籍为军，使北上”。这时，处州乡军占据闽北浦城、崇安一带，要征调“叛逆之民”当兵，自然是闽北百姓倒霉了。这类事件在明初经常发生，例如洪武五年（1372年）十一月，“故元降将行枢密院同佥赖正孙，招集福州遗兵五千人送京师” 。抽丁还曾引起福建民众的叛乱，据史册记载：洪武四年，原元朝福建参政阮德柔曾向朱元璋提出：“臣故部伍多壮士，今皆散处民间，若往收集，可备行伍。”于是，阮德柔回到他一度盘踞的建宁城，“既至，人多怨之。又性严急，人尤不堪，于是，浦城县新军百户李子清、詹子顺、张仲真等率众杀德柔，因而为乱，建宁卫遣兵击子清等，皆伏诛” 。这是一场由抽丁引起的兵变，从当地人民反抗之激烈来看，抽丁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明代军队的死亡率很高，由于明代前期战事频繁，明朝的卫所军队常被征调至远方作战，而军官不能爱惜士兵，常常造成士兵的非正常死亡。杨士奇在永乐年间说：“有以两广……福建……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 。一直到明代中期马文升还说：福建等地赴北疆戍兵，“累到累死，累解累逃” 。

元末明初，崇安诗人蓝仁有许多诗咏及明初百姓被抽丁的惨状，例如：“万方一日纲纪新，四夷重译来称臣……兵选三丁儒一丁，裂荷焚芰别山谷，带牛佩犊趋边庭，万人坑平百草绿，风雨年年寡妻哭，纵有生还老退身，疾疢伤残形不足” 。在蓝仁看来，他的家乡长期被元军盘踞，这并不是百姓的错，为什么要把他们充军远方呢？他的《有感组诗》咏道：“玉石何劳辨，兵农不必分，异方投体魄，非罪及儿孙。部伍年年定，饥寒处处闻，荒田兼废屋，愁眼对秋原。”可见，大量壮丁被抽当兵，造成农村农田普遍性抛荒；抽丁还造成农民惶恐不安的心理：“道路频征发，悲号孰忍听，老翁忧绝嗣，童子畏成丁。”更为可叹的是，抽丁造成许多家庭破裂，蓝仁说：“嫁女先邻近，谁言有远征？长号辞母去，无力逐夫行。”诗中的女主人公被迫告别父母，跟随丈夫远戍边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边郡书稀到，衣襟泪不干，南人西北老，天远问应难” 。蓝仁自己也有儿子被抽丁，他的《示儿》咏道：“天怒宁论罪有无，荷戈万里戍成都”；“衰容浑欲不胜衣，况复天涯有戍儿” 。他的儿子最终死在半途，垂老的蓝仁悲泪难禁，《哭儿骨殖还故山》：“愁心惨淡失清秋，归骨凄凉傍故丘……黥作孱兵宁饿死，西风残照泪交流” 。可见，抽丁一事给闽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当时福建人遇到抽丁，全族震动。个别自愿出征被当作壮举。“王公者，其先本赤籍，公为商于建宁。族子以起解来告。公恻然曰：‘汝贫，又无嗣，奈何令汝为军族。’子曰：‘输次，当然。’公曰：‘吾有子，当代汝行。’不诣家而去” 。王氏后来被全族视为英雄。以后，明朝改变制度，以北方壮丁补充北方军队，南方壮丁补充南方军队，福建兵丁的死亡率才下降。

在这些北去的戍卒中，只有少数人成名。闽县的林观是其中的一个。《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四年二月，“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林观卒。观，福建闽县人，本燕山右卫戍卒，以奉天靖难功，累升陕西都指挥佥事。宣德初召还，授今职。至是卒，遣官赐祭” 。林观从戍卒升至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由于明代统治政策的失误，明初福建的部分地区每每发生动乱。例如，洪武五年同安县吴毛秋起兵；六年，福州府罗源县山民、古田县山贼及永福县民作乱；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作乱；洪武十一年九月，泉州永宁卫贼人作乱；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作乱，聚众数千人；洪武十四年十月，漳州府南靖县民为乱；同月，古田县民廖十等作乱；十二月，漳州府龙岩县民作乱，自立官属，侵掠龙溪县；洪武十五年二月，漳州府龙岩县郡盗作乱。可见，在洪武年间，福建民众起义不断，这主要是由于朝廷徭役过重，民众不堪负担，所以，屡屡发动起义。

洪武年间，正是明朝甲兵最盛的时候，然而，福建地区却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这与宋代初年福建一度稳定是不同的，也反映了明朝廷的失策。由此可见，明朝统治福建比之北宋统一福建之轻松，是远远不如的。宋朝统一福建以后，着重的是以德服人，但明朝统一福建后，着重点是利用福建的物质与人员，以支持长期战争，由于立足点不同，明初闽人对新朝代的反映也就不如宋朝了。

当然，由于明初甲兵强盛，主要是发生于福建南部的农民起义，总是迅速被明朝的军队扑灭，福建大部分地区是处在稳定之中的。这是由于明朝一方面有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明朝在政策上也比较注意协调人力与物力，而当时的官僚政权较为清廉则是最重要的。

二、廉洁政府的追求

1．三权分立、一统于上——明代福建的行政序列

明朝统一福建之后，马上建立了行政管理制度。其构思是恢复唐宋时期中国固有的官制。但是，由于明朝承元朝而来，许多方面不能不受到元朝制度的影响。以明代福建省制来说，它是元代福建省制的自然延续，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制度的特点。例如，元代省级机构有三个系统：宣慰司管理民政，宣慰司都元帅府掌管军事，另设肃政廉访司掌管监察与刑狱。明代福建省级机构也有三个系统，承宣布政使司掌管民政，提刑按察使司掌管监察与刑狱，而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不过，元代福建的宣慰使经常兼都元帅府，反映了元代军政不分的特点，而明代的制度则强调文武之别，布政使是文官，都指挥使是武官，文武之间，泾渭分明，一般是不容混淆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的制度着眼于三个系统的官员相互牵制，不论文武都不得擅权，这是元代所未有的。

明朝的布政使司的最高长官是左右布政使，级别为从二品，下有左右参政二员，左右参议各一员，级别分别是从三品、从四品。

布政使是福建的行政主官，黄仲昭说：“国朝改设布政司以统八府一州五十三县之治，品秩几与六卿等。而凡所部百僚、列郡庶政，无一不在纲维，其柄任之重，位望之尊，即古方伯之职也。膺是任者，必有其端列郡之表率，副斯民之瞻仰” 。

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的主官为按察使，正三品，比布政使低一级。他的下属有：按察副使二员，佥事四员，分别为正四品，正五品。按察使司的权责相当后世的司法、检察机构，主要职责是审理案件，同时监督同省的官吏。

福建都指挥使司的主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级别比同类官员高。但明朝重文轻武，武职官员品级虽高，却受到同僚的歧视。都指挥使的属官有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

以上三大机构中都设有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等机构，但吏员数量不等，福建布政使司的吏员有八九十人，按察使司吏员只有一半，都指挥使司更少，不论文武机构，它的吏员都选用文人。

明代福建布政使司下辖八个府：福州府、建宁府、泉州府、兴化府、延平府、漳州府、汀州府、邵武府，大致上是元代的路都改为府。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又增设了福宁州，与以上八府并列。明代的府设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等官员。知府官衙中也有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等幕僚性质的机构，并附设阴阳学正、医学正科、儒学教授、训导等官，分掌教育、医疗、天文、风水等各类事务。另设僧纲司、道纪司等掌管宗教的机构。这些机构也与宋元时期相类似。

明代的县级官员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儒学教谕、训导等人，比唐宋时期多了几员，所以，明代官员有这种说法：“余表秩官而知十羊九牧之说之非诬也。政（和）一弹丸之地耳，俗颇称淳朴，赋无宿逋，讼甚简，月不能数十，择其近情者理之一日，而案牍可清，虽西南二里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寡积聚，或易于为非，得一循吏，便可卧治。主簿已久裁革，即县丞亦赘尤矣” 。明代县级正式官员很少，但每一个官员都是一个衙门，每个衙门要配备一批书吏和差役，所以，每个衙门实际上要奍数十人至上百人，在那个时代，这就是民众沉重的负担了。所以，人们主张一些小县可以减少一些衙门，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但官员太少，管理上就比较粗放了。明代的百姓大都是自行管理乡村中的事务，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很“自由”的。但从另一面说，民众的基本权力很难得到保障，乡村多落入有权势的乡绅手中。

明代的制度与元代的区别在于：元代的行省长官是地方最高官员，他有权统辖境内一切官吏，处理一切事务。而明朝将行省分为三个系统，各行其事，相互牵制，并强调按察使的监察作用。洪武十八年（1385年）福建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治赃吏数十人”，他发现同级的福建布政使薛大方贪暴自肆，便上疏弹劾，薛大方也上疏自辩，朱元璋不明内情，逮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诏垕仲还官。闽人迎拜，为之语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不去地无皮” 。按察使斗倒布政使，这在元代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明代监察系统确实起了作用。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官官相卫的风气也在侵袭福建地方官场，因此，以后的按察使司官员是很少作“恶人”的，这一机构也逐渐失去了作用。所谓“三权分立”，其后变成了三家互相推诿，谁也不负责。为了纠正这一缺点，明朝又出台了巡抚制度。

巡按与巡抚的设置。明代地方制度与元代相比，缺少一个有权统辖文武的官员，这样，一旦遇到事变，文武不协调，往往误事。于是，每逢发生重大事变，朝廷便命中央高官来到地方，统管一切，这类官员叫巡视、巡按、巡抚，逐渐变为常设官员，最后定名为巡抚。福建最早设置的巡抚是正统年间的杨勉，其职责在于开采银矿，权力有限。邓茂七起义失败后，曾有官员建议在福建设巡抚：“福建僻在一隅，边临大海，隔远京师，人多梗化……乞敕在廷重臣一人往彼任巡抚，庶几民心有所倚仗，盗贼不至滋蔓。”此呈被吏部尚书驳回：“廷臣巡抚，本非定制，迩者朝廷以福建年谷稍登，民颇宁息，已征回京……非有大事，不许轻遣廷臣” 。因此，福建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巡抚，迨至嘉靖年间，浙闽巡视朱纨说：“切照各省俱有抚臣……惟浙江、福建素无抚臣，止是巡按御史专制” 。郭造卿说：“盖闽之巡抚，自正统前侍郎杨勉始也。至成化末，王继而后，或罢遣矣。嘉靖间，胡琏、朱纨、王忬兼闽浙巡视，事平而不常设，专设自阮鹗始，未几而兼提督军门矣” 。阮鹗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任福建巡抚，这是第一位福建省的专职巡抚，以后陆续有人历任。巡抚总管地方的行政、财政、监察、军事等各种事务，他的身份是中央派遣官，代表皇帝出巡地方，他有权参劾地方官员，朝廷为了支持他的权威，所有参劾，大多批准。所以，巡抚的权力极大，一旦出京，全省震动，所有的官吏都颤栗不安，伏首听命。由于巡抚出京后，总要奏免一些贪官以树威信，所以，巡抚出巡地方，对整顿吏治有一定效果。此外，巡抚制度也使朝廷权威大大加强。

从明朝地方吏治的“三权分立”到巡抚的“一元化”领导，让人觉得明朝的政体改革走了一条弯路，最后又回到了元朝由行省最高长官统管一切的老路上去。不过，元代的行省长官多为武将，他们没有一点道德观，在任上贪污行贿，虐待百姓，而且毫无顾忌地揽权用权，不仅搞坏了地方吏治，也使其治下成为一个独立王国，隐然与朝廷抗衡。而明朝的巡抚大多是文臣，他们出巡福建，也多为临时性的，所以，他们的存在，不但不会影响朝廷的权威，还会加强朝廷在地方的影响。这是明代地方制度与元朝不同之处。

2．明初吏治的整顿

明初吏治最大的成功是对腐败的清除。在封建专制时代，吏治的腐败几乎是不可治愈的顽症，然而，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元朝那样全无法纪。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鉴于元末的官风，全力整顿吏治，使明代的吏治焕然一新。明太祖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是非常严厉的，洪武九年（1376年），福建省官员惩治贪污的吏员，不慎将他们打死，按以往的例子，福建省官员是要受罚的。然而，朱元璋却赦免他们无罪，“并给玺书劳之”。他通过这一事例批评那些忽视吏治的人，“或云胥吏小人，何预治乱，是大不然。吏诈则蠹政，政既堕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著为令者，正欲使上官驭吏，动必以礼，而严之以法，若吏卒背理违法，绳以死，无论” 。不惜以死刑对付贪官污吏，这反映了朱元璋的为政风格。而且，朱元璋不只是以严刑对付下级吏员，即使是亲信高官，倘若贪污事件暴露，他也是严惩不贷。对敢于抵制非法行为的下级官员，朱元璋给予大力支持。建阳县知县郭伯泰、县丞陆镒，“为政建阳，不避权势。上闻而贤之。故皆陛用”。他还专门派人带着他的御书告诉这二个官员：“曩古人臣立忠君之志者，在内则和而不同，在外则不避权势，所以上昭君德，下福黎民，载诸史册，历历可考。朕居帝位十有八年，鲜见其人。顷者通政司言建阳知县郭伯泰、县丞陆镒持法爱民，不避权势，呜呼，古人臣之道朕今见之，诚可嘉尚。特遣行人王本赍朕命往升尔伯泰为奉议大夫泉州府同知，镒承直郎福州府通判，劳以醴酒，尔其益坚乃志，始终惟一，为国安民” 。两名不畏权势的县级官员得到皇帝的亲自嘉赏，这在古代是十分罕见的。

理学是明初官场较为清廉的另一个原因。明初的官员大多是理学的信徒，而理学家以清廉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基本前提，当官不为民做主，被他们视为对理学信念的背叛。正如洪武末年的邵武知县夏祥凤所说：“廉为士之大节，居官者不能守廉，大节亏矣，虽有政事，何足尚哉！” 一些人认为，理学家中多虚伪之徒，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在明代初期，理学第一次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其理想的机会，许多人真诚地认为：只要理学的治国观念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执行，便能天下大治。在这一理想尚未失落的时候，它能够吸引广大官员为其奋斗。在明代福建的官场上，有许多官员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李子春任政和知县，“廉慎勤敏，在任三年，妻自执爨，无异布衣，时人以为难” 。孙麒任连城知县，“自奉日蔬食而已” 。而康勉任清流知县，“没于官，行李萧然，不能归榇，士大夫皆乐为之助。盖勉之清风有以激之与” 。可见，清官在明代初年并不少见。他们虽然过着清贫的一生，但感到自己是在为理想而付出，因此，他们的人生是充实的。

明初社会风气朴素，也是官场较清廉的重要原因。明初处于大乱之后，社会的物质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许多繁华的城市被焚毁，人民饱经战乱，以能够安定地生活为人生最大的理想，对消费没有什么奢求。因为官府视人民的家产多少而定徭役，所以少数有钱人家也不敢“露富”，贫富的消费水平相当接近。明代的官员俸金很少，一个七品官的月薪不过几两银子而已，但由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不高，他们以微薄的收入仍能过着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以故，对金钱的要求不是那么迫切。这是明初许多官员能长期保持清廉官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初的官场并非没有贪污，但贪污者多为没有文化的将领，一般地说，由科举出身的官员不会像武将那样无所顾忌。例如福宁府“仕者率以廉耻相尚，多空囊归” 。

由于地方官中廉明的官员较多，而且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所以，虽说明朝前期不断有大规模的徭役等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但在官员们的百般安抚下，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大大减少了。因此，明初福建社会有动荡，却没有发展为大规模的动乱。在经过元朝统治90年的动乱之后，明代前期的福建终于又进入一个安定的发展时期。

三、轻徭薄赋的最终实现

赋役是朝廷取之于民的财政收入以及对民力的使用。按照儒家的理想，取之于民的赋役，应当是越轻越好，所以，明初制定的赋役额，对闽人来说，不算太多。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腐败，明中叶福建民众的赋役负担已是很重的了。

明代的主要赋税来自田亩。“皇朝洪武初，籍天下田地、山林、池塘、海荡之名数，分官、民二等。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产亩科夏税钞四文，秋米五升，盖一则而已” 。明初定各地的赋税，除江南之外，务以宽大为主。洪武十三年（1380年），“福建布政使司言：泉州府惠安、德化二县归附之初，因降臣主簿张子安以旧征秋粮，妄增田亩，凡民户有粮一石者，虚作田四十亩，驿夫户有粮一石者，虚作田八十四亩，其间虚报之数五百三顷三十亩，为粮三千余石。久为民病，愿核实除其虚数。诏从之” 。由此可知，明代初年曾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加征税额。经过一番整顿，福建田亩数与赋税额，都渐渐接近历史上的总额。不过，福建山多地少，可耕田历来不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1462. 6万亩，每年的税收为夏税麦665石、秋粮米977，420石。夏秋粮合计占全国总数的3. 32％！而其时福建人口占全国的6. 5％，田地占全国总数的1. 7％，从人口看，福建的田赋负担较轻，但从田地数看，福建每亩地的负担又比全国平均水平多一倍！从民间来说，政和县有：“每粮一石，计田二十亩”的说法，就是说：大约20亩田承担一石田赋。车鸣时指出：按闽北的习惯，地主可从20亩田里得到15石的租米，即使是政和这样的穷县，地主也可收到八石米，所以，明代的赋税不算重，并未超过“地主”们的承担能力。若以人口计算，明初福建每个纳税人口承担的田赋不过每人两斗多，这是同一时代世界上最少的赋税。在这一时期，西欧诸国的赋税都达到个人收入的数成。而明朝的税收不过是百姓收入的1/30之一而已。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另外的附加税，这一税收额是不算重的。《顺昌邑志》评价道：“顺昌贡赋自唐宋以来，征敛不一。迨至我朝稽定古制，上无无艺之征，下无无名之供，斯民得以休息而乐业。他若虑民食之不足，则有仓储之积，虑民力之不给，则有徭役之均，三代之后，未有若是之中正者也”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按照明代财政的惯例，田赋的收入归中枢朝廷所有，多数纳入户部。中国地大物博，虽说田赋极轻，但积少成多，明朝财政的总收入是十分可观的。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知，明朝的财政收入每年可达2700万石上下。自汉朝以来，儒者一直主张轻税于民，汉文帝时的“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成为历代的仿效对象，明代的低税则，也与儒者的这一理想有关。这是应当肯定的。在历史上，重税于民的秦朝、隋朝都成了短命的王朝，而轻税于民的汉、唐、宋、明都有二三百年天下，这与其轻税制有关系。史学界一直有明朝重税江南之说。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明朝对全国大多数地方都实行轻税制，则是片面的。福建与南直隶、浙江、江西毗邻，这三省都承担了朝廷的重税。江浙一带一个大县的赋粮即达到百万石左右，而福建全省的赋粮尚且只有百万石，不管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说明代福建的赋税过重。

金花银与明代福建赋粮的改折。明朝初年，朝廷的税粮主要是征收实物，而官员薪俸的颁发，也以实物为主。迄至建都北京，离开主要产米区，而官吏的薪俸仍由南京开支。由南京运到北京，运途遥远。明初军令极严，官吏薪俸尚可保证，而后文恬武嬉，法制散漫，其间押运者任意开支，官员的薪水往往无法保证，“十分之中仅得一二，诚为未便”。于是，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官员建议将福建等地的起运粮，“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煎销成锭，委官赍送赴京，依原收价直放支” 。这就是说，朝廷将实物赋税改征银两，以便给官吏颁发薪水，谓之“金花银”。福建省距北京遥远，除了地方官吏的开支外，其余的赋税，大都改征银两，上纳北京。当时赋税改征银两的比价相当有利于福建省。因为，朝廷所定赋税额是一石粮折银二钱五分，这也许是明初北京的粮价。据明中叶名臣叶盛的记载，“臣访闻得如粳米一石，京师、通州直银三钱三分以上” 。粳米是上好的食用米，粳米的价格每石仅三钱三分银，说明金花银每石征二钱五分，与实际物价相当。北京不是产银之地，银的来源困难，以故银的购买力较高。但福建是产银之地，银的购买力远远不如北京，明代前期福建的粮价一般是每石五钱，而明代中期是一石价银一两，明代后期，一石价银一两五六钱。这就是说，赋税改折对福建这些产银省份来说，肯定是有利的，而且，时间越长越有利。所以，金花银的征纳，实际上减轻了福建等省的负担。

除了赋税之外，明朝农民最大的负担是徭役。我们说过，由于朱元璋求治心切，明初的徭役是极为繁重的。明成祖朱棣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在位期间，造海船七下西洋，五次北征蒙古沙漠，数次远征安南，这些行动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直到明仁宗、明宣宗继位，朝廷才开始调整政策，放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明仁宗在台上时，明朝尚有征安南战事。“蔡光亲，乐清人。洪熙元年知福清，以廉能称。时内臣奉命采办，属邑供亿无算，独福清民无所扰” 。明初的徭役主要是为军事行动服务，明宣宗时，军事行动停止，老百姓的徭役也减少了。于是，明朝轻徭薄赋的目的最终实现了，天下都进入了“太平盛世”。传统的史学家评价明朝的历史，有“仁宣之治”之说，将其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时期十分短暂，明仁宗在位仅一年，而宣宗也不过十年，仁宣之治，总共不过11年。不过，仁宣之治的政治遗产，却保留下来。此后明朝很少主动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福建基本上处于轻徭薄赋的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