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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有云谷老人、晦翁、沧州病叟、晦庵等名号。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朱熹生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去世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一生专注于学术研究。自朱熹科举中第以来，共有50多年的时间，可谓年少有为。历仕南宋4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但遗憾的是朱熹从政时间不长，在中央做官时间很短，不过40天，在地方任职总共不到10年。他一生心血主要倾注在著述和教学活动之中。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深得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理学的真传，加之其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周敦颐、张载等人的学术主张，在总结北宋理学的要义后又将其内容发扬光大，并作更深层次的阐释，而且将其传授给诸多学生，成为南宋时期最有名的教育家。由于朱熹在儒家学术思想、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历来被人尊称为“朱子”，因而其学问著述自成一派，被称为——朱子学。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之学的作用和影响仅次于孔子，而且是“墙里开花，墙里墙外皆香”。朱子学于13世纪20年代就开始传入与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例如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国，由于这些国家都是儒教文化圈辐射强烈地区，社会文化结构与中国大多雷同，因此朱子学可以顺利地进入并在其土壤中快速地生根发芽。在日本，朱子学与其特殊的本土宗教神道教结合，走上了一条特色发展的道路，出现了致力于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日本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朱子学一直到明治维新在日本都很有影响力。其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再发展理论同样受到日本人的信仰和尊敬。进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日本，很多有识之士为了解决其社会出现的种种人伦、道德问题，继续潜心研究朱熹的学问，以此来探求“道德之教”的救世良方。
欧洲的启蒙运动，朱子在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贡献。当时的欧洲精英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研究过朱子学，并从中汲取养料。德国有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以朱子学为平台，建构了“唯理论”的思想体系，并发表了关于“道”的《单子论》。这项研究成果对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将其活用到数理逻辑和计算机领域，居然也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另一位德国哲学界大师康德在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假说与朱熹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竟然不谋而合，所以他还获得了一个“哥尼斯堡的伟大的中国人”的称号。此外，在法国这一时期还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礼”的争论，促使他们认真研究了朱子的学术，虽然有不少误读，但为《朱子语类》东学西渐提供了大好机会。总之现代朱子学术研究者遍布全球，数量极多，专著作品汗牛充栋，研究成果多种多样。正因为其强大的影响力，使它走入了笔者的视野，我们试图从语法学的角度去研究《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的语言是很有特点的。这是一部由学生笔记整理而成的著作，也就是对话体的师生问答。当然朱子的讲述是重点，约占4／5篇幅，学生的提问内容则比较少，约占全文的1／5。课堂讲学当然会力求平易，让学生尽可能明白。学生记下来的笔记，因为时间仓促不可能迅速全部转换成书面语言，而是直接记录，或是拿自己的口语重新表述。所以在《朱子语类》中保留了大量南宋时期读书人的口语表述情况。但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个体系内，也就不可能没有书面语和文言的成分。所以《朱子语类》两种语言形式兼而有之，是一部鲜活的南宋时代文人口语研究语料。
据朱熹生平可以推断，其讲学的时候一般采用的是通用语，即当时的官话，就如今天老师上课必须要用普通话一样。但是由于朱熹的经历和他长年在闽粤地区活动，导致授课语言中定然会有当地方言的成分。同时学生固然以闽粤地区的为多，但也有不少来自两浙、荆湖等地，因此学生对于老师的提问、学生之间的讨论，都应以当时的通用语为主。所以《朱子语类》应该是以南宋时期官话为主，夹有部分闽北方言的语料。
其实所有语言的源头都是口语，无论是上古时期的《国语》，还是《尚书》都有上古大德之人的口语直录。至春秋战国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为：记录孔子和学生之间问答的《论语》；记录孟子与同时代士人、诸侯等论辩内容的《孟子》。这些内容由于古早，流传下来就成了我们古代汉语系统当中的文言文。但还有一部分是在唐宋的时候逐渐形成的古白话文。文言文开始不断受到当时口语的冲击，而使其脱离了原有轨道的束缚，而独自成为一个体系。唐代是一个语法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我们研读王力先生的《语法史稿》，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在唐代突然涌现出了大量新的语法现象，诸多的词法句法向着现代汉语的方向发生转变。张世禄（1984）在《中国语的演化和文言白话的分叉点》一文中谈道：“在实际口语上，因为语言的演变，必须把语词的组织改造一番，而在书写上并无改造的必要。……中国人在说话时，尽管把语词的组织由单纯趋于复杂，在书写上，仍保存着简明的文体，这两方面的离异，就是‘文言’和‘白话’的分叉点。书写上的文言，单用于目述的，看起来很明白，读起来却听不懂，和口语上的白话，用于耳述的，完全趋于两途。”
自先秦时代以来的上古汉语发展到中古、近古汉语，整个过程是承前启后、紧密联系、渐进式的，我们摘取其中一环，以此来探究、描写近古汉语必定能获得新的认识。
《朱子语类》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王力（2004）指出，词汇尤其是虚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汉语系统中突然涌现了大量成员，如“得、和、地、底、连、不成、莫是、把、就”等，此外一些先秦时代较少出现或没有的句式，如处置式、使成式、和字句等，在《朱子语类》中都已经出现且较为常用。这些都是汉语发展更加全面化、缜密化和科学化的表现。
在朱熹去世以后，他讲授的课程即各种语录相继刊印出版，主要有“五录”和“三类”。五录的版本分别有以下几种：《池录》《饶录》《婺录》《饶后录》《建别录》。三类为《蜀类》《徽录》和《语类大全》。蜀人李道传四处搜集，共收录了33家的内容，定下了最初的版本，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印刷出版于池州，是为《朱子语录》。此后他的兄弟李性传又搜集了8家的内容，共定为41家内容，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出版于饶州，为《朱子语续录》。建安人蔡杭在此基础上，又多方寻觅找到更多的23家内容，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同样在饶州出版，定名为《朱子语后录》。以上三人共搜集了64家的内容，著述三部。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福建人黄士毅在李道传版本的《朱子语录》的基础上又增多38家，并且首次按照主题内容的不同，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排整理，在眉州出版发行，命名为《朱子语类》（见《朱子语类后序》）。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东阳王又以此为范本进行再整理和重新编订，成稿后命名为《朱子语续类》，在徽州出版，到这时为止，“三录二类”已经全部出齐。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黎靖德对上述版本进行了全面整理，删除其中相同或有错误的部分之后，完成了景定本的《朱子语类》。这本书的诞生标志着《朱子语类》基本成形，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朱子语类》的初版。本文采用的是中华书局王星贤点校版，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版本。
所谓专书语法研究即对某一时期某一特定文献当中的某种语法现象，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就像一部语法史研究，本身就是各个时期，各方面文献经过探查与研究，整理出来的纵向脉络。使得每一个词、结构、句子都有从诞生到发展，直至今天呈现出来的形态程序。现在专书语法的研究就是一刀切下去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横断面。我们对这个横断面详尽的描写和梳理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认知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从而进一步总结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使这种演变得到更细化的证实，进而获得更为科学的语法现象结论。选例式样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穷尽性的研究和综述同样很有意义，因为它为汉语研究专题史、汉语历史大辞典、汉语语法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由于其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使众多的语法学家前赴后继地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对专书语法的探讨与研究上，并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各种专书语料研究的文章也在不断增加。
但在专书研究的内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涉及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充，但由于侧重点过于集中，还是有一些方面没有被照顾到。经过何乐士先生（2001）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专书研究的内容一方面涉及的范围已大大拓宽，另一方面仍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虚词，287篇，占专书语法研究文章总数的57％；实词，65篇，占13％；语法结构，28篇，占5.6％；句式，91篇，占18.2％；复句，11篇，占2.2％；句群，3篇，占0.6％；其他，15篇，占3％。句法方面需要我们做的工作更多。如果把上面统计中虚词和实词的文章算在一起，共占70％左右，而语法结构、句式、复句、语段等总共才占30％。
通过上面的统计数据，我们明显发现对于词类的研究占有7成的份额，数量实在是非常庞大。尤其是虚词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仅此一种就占到所有内容的一半以上，可见专家的重视程度和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他们对句子篇章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复句只有2.2％的比例。尽管近些年来对于句法的关注度在语法界已经呈现上升趋势，可大家还是将更多的目光投放到“问句”“比较句”“判断句”等方面。当然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也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具有恒久性的价值。但这种研究比例失调的状况更加提醒我们应加强对句子篇章的研究。古代汉语的复句是存活在文献中的，要想比较彻底地理清某些问题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从断代专书入手，而专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选择好专书，看其是否具有较高的语料价值是一个关键的评判标准。为此程湘清（1992）提出了三个条件：1.口述或撰写该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2.该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断代的口语。3.专书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
《朱子语类》完全符合上述3条标准。加之前文我们提过的《朱子语类》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所以我们选择从这部200多万字的巨著入手，尽可能充分地描写出南宋时期复句的使用情况。
1.整体性研究
最早的研究当属祝敏彻的《〈朱子语类〉句法研究》（1991），该书分为7个章节和一个附录，主要为以下内容：复音词、成语、结构、单句成分两部分、句式两部分和复句。它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朱子语类》中的各种句法问题，但是复句部分阐述得颇为简略，并没有当成一个主题内容展开探讨。吴福祥《〈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2004）讨论的对象是对丛书集成本《辑略》进行研究。它的内容涉及比较全面：指代词、助动词、数量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述补结构、处置式、被动式、疑问句等共11个大章。它基本上描写了语料中涉及的所有语法范畴，但唯独没有对复句进行探讨。且该书写作时的要求是按照“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课题组事先商定好的体例来写的，所以只把《朱子语类辑略》作为一个封闭的文本考察，而没有涉及相关文献的共时对比和历时比较。
2.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代表性的论文如下：姚晓霞《〈朱子语类〉语气副词研究》（2008）、文佳《〈朱子语类〉的复合动趋式》（2010）、刘文正《〈朱子语类〉量词研究》（2006）、韦伟《〈朱子语类〉助动词研究》（2005）、唐贤清《〈朱子语类〉副词研究》（2003）、袁勤《〈朱子语类〉复音连词研究》（2007）、刘子瑜《〈朱子语类〉述补结构研究》（2008）、王克荔《〈朱子语类〉介词研究》（2007）、杨永龙《〈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2001）、祝敏彻《〈朱子语类〉中“地”“底”的语法作用》（1982）、闵祥顺《〈朱子语类辑略〉中复音词的构词法》（1987）、祝敏彻《〈朱子语类〉中成语与结构的关系》（1990）、刘文正《〈朱子语类〉附加式双音量词及发展》（2007）、李思明《〈朱子语类〉的处置式》（1994）、崔兰《〈朱子语类〉词缀时空性研究》（2008）、刁晏斌《〈朱子语类〉中几种特殊的“被”字句》（1995）、章新传《〈朱子语类〉的“比”字句及其汉语史价值》（1995）、何先辟和蒋得德《〈朱子语类〉复音词构词方式研究》（2010）、木霏弘《〈朱子语类〉中的时体助词“了”》（1986）、李薛妃《〈朱子语类〉中的量词“等”》（2009）、李思明《〈朱子语类〉中单独作谓语的能可性“得”》（1993）等、梅祖麟《〈朱子语类〉和休宁话的完成态“著”》（1998）、高文盛等《〈朱子语类〉中的让步连词“虽”及相关问题》、徐鹏鹏《〈朱子语类〉中的词尾“然”》（2006）等。
3.句法类别
祝敏彻《〈朱子语类〉中的偏正复句》（1991）、李思明《〈朱子语类〉的让步复句》（1996）、王树瑛《〈朱子语类〉问句系统研究》（2006）、周莹《论〈朱子语类〉疑问句的语用特色》（2007）、范允巧等《〈朱子语类辑略〉含介词标记差比句》（2011）、刘建国《〈朱子语类〉比较句研究》（2011）等。讨论《朱子语类》复句的文章较少，目前仅见祝敏彻的《〈朱子语类〉中的偏正复句》（1991）、李思明的《〈朱子语类〉的让步复句》（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