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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王稚庵著《中国儿童史》由上海儿童书局初版发行，此书1936年8月再版。这可能是第一种以“中国儿童”为主题的史书出版，有熊希龄题签，黄一德序。序文写道：“中国一向有没有儿童史？现在，王稚庵先生苦心搜集，成此钜制，中国才有儿童史！”这部书应不足20万字，形式也相对单一，大概还算不上是“钜制”。其编制体例，是一部自上古到民国儿童故事的总集。民国亦有孙文、陈英士、陆宗桂、秋瑾女士、朱执信、蔡公时、谭延闿、蔡锷、赵声、胡景翼、徐锡麟、廖仲恺、孙岳、黄兴、熊承基、温生才、宋教仁、张绍曾等列入。书前有曾泽的题词：“谁看好模样，谁学好模样，谁做好模样，这就是好模样的人！”看来，这是一部模范儿童事迹综录。全书4辑：第1辑“智编”（1.干才类；2.辩才类；3.谋略类）；第2辑“智编续”（4.学术类；5.聪慧类；6.神童类）；第3辑“仁编”（1.孝亲类；2.敬长类；3.廉洁类；4.博爱类）；第4辑“勇编”（1.气概类；2.果决类；3.技术类；4.武功类；5.勤学类）。作者《自序》写道：“为了儿童们不能不受教育，为了儿童们不能不有良好的环境，所以发生了这部《中国儿童史》编辑的动机。”“本书记述中国历代的儿童，不分性别，惟十六岁以内为限。”各类“好模样”儿童总计1018人。据黄一德《序》，“这部《中国儿童史》的功效，至少有下面几种：（一）供一般教师历史的参考；（二）供教师和家长对儿童讲述……（三）对儿童讲抽象的名词，如：学术、谋略、气概、廉洁、果决等，有的虽能了解几分，有的简直要莫名所以。教师可以借这部书，对儿童引证一二，作为示例和示范的说明；儿童读了这部书，就能‘哦！廉洁是如此的！我们应该有此廉洁；哦！气概是如此的，我们应该有此气概……’的充分了解，和效法”。看来，这还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有充分学术意义的“儿童史”。关于这本书的风格，我们可以举示第1辑“智编”1.干才类中秦甘罗一条：“甘罗，秦人，年纪十二岁，在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时候，秦王想叫张唐到燕国去，张唐不肯去，甘罗就去见张唐，说以利害，张唐才肯去。秦王听到这个消息，深知道甘罗是有才干的，就叫他到赵国去。他奉了命令，先叫人到赵国去宣扬他的才干，赵王惊为神童，佩服万分。后来甘罗到赵国了，赵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并且割让自己五个城的地方给秦国。甘罗回来复命，秦王大喜，封他为上卿，没有多少时候，就请他做宰相。” [1] 力求“适合儿童阅读”的“采用语体”的故事表述，未能与历史记载十分切合。又如列入汉代的“黄崇嘏女士”的事迹：“黄崇嘏女士，是临邛人。她家中一时不小心，失了火，延烧了邻居，她父亲骇跑了。她才十四岁，就改扮男妆。县里的差役把她拿住了，送到四川成都府里去问罪。……” [2] “黄崇嘏”事迹见于《说郛》卷一七下《玉溪编事》“参军”条，清人编入《十国春秋》卷四五《前蜀十一》。黄崇嘏与唐“女校书”薛涛、宋“女进士”林妙玉并称，其生活时代，在五代十国。以为汉代人，是作者王稚庵的错误。
其实，将才智出众的儿童事迹集中编列，《北堂书钞》卷七《帝王部七》的“幼智” [3] 与卷二五《后妃部三》的“早慧”已有先例。《太平御览》卷三八四《人事部二五》“幼智（上）”和卷三八五《人事部二六》“幼智（下）”对于相关古事的辑录则涉及更为宽展的社会层面，不限于“帝”“后”。而后来的类书，如《渊鉴类函》卷四八《帝王部九》“幼智”条，卷五七《后妃部一》“早慧”条，又回复到《北堂书钞》格局。然而卷二七七《人部三六》“聪敏”条引魏刘劭《人物志》：“夫幼智之人，材智精达，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绪。”是并没有阶级等级区分的。不过，中国传统文献中确实没有“儿童史”，没有“记述中国历代的儿童”的专门著作。儿童史或者儿童生活史应当包括的除了“幼智”“早慧”之外的丰富内容，散见于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中，未能受到重视，予以发现搜辑、归纳分析，使得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关闭了一扇本来可以望见生动情景的视窗。
中国儿童史或者中国儿童生活史的学术起步，应当说比较晚。在中国家庭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医学史、中国风俗史等研究专题的成果中均可见儿童史的片段。而专门的儿童史或者儿童生活史学术论著的面世，应以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1995年）、《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1999年）、《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2000年）等作为显著标志。
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的“代结语”中写道：“胡适曾援引一位友人之说：‘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4] 类似的发言，代表了近代之初，受了西方文化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带着一份启蒙者的姿态，提醒民初国人，切不可因了对待儿童态度动作上的粗暴失礼，而暴露出自己文化上的野蛮，道德上的低劣。” [5] “怎样待小孩子”，是民族文明的一种表态。而小孩子的精神状貌，也体现了民族文明的形象。
鲁迅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说到有些人分辨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的方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鲁迅又谈到自己的孩子：“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鲁迅分析：“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姿势以及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两国的照相师是不同的。” [6] 在他的《上海的儿童》一文中，又可以看到“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与“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的“中国的儿童”的对比。鲁迅说：“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吧，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鲁迅指出：“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7] 由这样的思路，通过儿童的生活情状与精神风貌考察，理解中国文化的“气象”和中国历史的“命运”，也许是有益的。
儿童的生活境遇，社会对于儿童的态度，是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儿童的生存权利能否得到保障，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得以温饱，他们中有多大的比例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承负着怎样的生产和生活的压力，都是考察社会生活史时应当关注的重要的问题。研究儿童的生活，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观察视角，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社会关系的原生形态。由此将有助于对于当时社会生活情状的全面理解，对于当时社会文化风格的具体说明。
作为未成年人的少年儿童，是建设未来社会的预备力量。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素质，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文化性格，他们的审美情趣，他们的价值判断，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在某种意义上预先规定了社会演化的方向，将显著影响社会演化的进程。研究这部分社会人群的生活，对于跨越代际的较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考察，对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考察，也是有意义的。
秦汉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一历史阶段，大一统专制主义政体得以创建并初步巩固，秦汉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对于后世也都有显著的影响。了解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的生活形式，对于认识此后中国历代社会生活的相关内容，都会有启示的意义。
儿童期是人生极其重要的阶段。儿童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基本成分，又是整个社会的基本成分。儿童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对他们的人生轨迹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儿童的生活情状是我们研究社会史不能不予以认真注视的考察对象。通过对秦汉时期儿童生活的考察，有助于更为全面、更为真切地认识秦汉家庭生活和秦汉社会生活。秦汉社会的总体面貌，也可以因此更加清晰。
在秦汉人的意识中，已经注意未成年人的年龄段区分。《释名·释长幼》说：“人始生曰‘婴儿’。”“儿始能行曰‘孺子’。”“七年曰‘悼’。” [8] “毁齿曰‘龀’。”“幼，少也。”关于“童”，又有这样的解释：
十五曰“童”。牛羊之无角曰“童”。山无草木亦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女子之未笄者亦称之也。
从“十五曰‘童’”的说法看，当时儿童阶段的年龄界定似乎与现今有所不同。《说文·人部》也说：“僮，未冠也。” [9]
《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弱’，冠。” [10] 《礼记·内则》：“成童舞《象》。”郑玄注：“‘成童’，十五以上。”《白虎通义·辟雍》也说到“十五成童”。有学者于是说，“‘幼’的年龄在10至15岁之间，‘童’亦称‘成童’，年龄在15至行冠礼（20岁）之间。”“汉代‘童’的概念与今天的‘儿童’概念不同，因此，张既‘年十六，为郡小吏’，仍被人称为‘儿童’、‘童昏小儿’。” [11] 这样的认识是大致可以成立的：“汉代的婴儿、孺子、悼、幼或幼童诸阶段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时期，童或成童相当于青少年时期。” [12] 也许，以秦汉文献所见“童”即“未巾冠”“未笄”阶段概括“未成年”，是大体适宜的。
由于秦汉文献遗存对于“童”的概念有时不易明确现今习惯语言所谓“少年”和“儿童”的区分，本书在讨论秦汉儿童生活时使用这些资料，可能会在个别情况下超出今天的“儿童”概念。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至于逾溢“未成年人”这一社会层次。这是需要说明的。
[1] 《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质于秦。文信侯因请张唐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辞曰：‘燕者必径于赵，赵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罗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今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行之。’文信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罗见张唐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战胜攻取，不知其数；攻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罗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欤？’曰：‘知之。’‘应侯之用秦也，孰与文信侯专？’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曰：‘卿明知为不如文信侯专欤？’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矣！’唐曰：‘请因孺子而行！’令库具车，厩具马，府具币。”“行有日矣，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见赵王，赵王郊迎。谓赵王曰：‘闻燕太子丹之入秦与？’曰：‘闻之。’‘闻张唐之相燕与？’曰：‘闻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则伐赵，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也。今王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割五城以广河间，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
[2] 王稚庵：《中国儿童史》，儿童书局1932年5月版，第1—2、6、22、30、34—35页。
[3] 中国书店据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影宋本1989年7月影印本目录作“幼智”，正文作“幼知”。
[4] 原注：“胡适，〈慈幼的问题〉，收于《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8年，页七三九）。”
[5] 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4月版，第338页。
[6] 鲁迅：《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卷第80—83页。
[7] 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565—566页。
[8] 《礼记·曲礼上》也说：“七年曰‘悼’。”郑玄注：“‘悼’，怜爱也。”
[9] 段玉裁注引《说文·䇂部》曰：“男有罪曰‘奴’。奴曰‘童’。”指出：“按《说文》‘僮’‘童’之训与后人所用正相反。”“今经传‘僮子’字皆作‘童子’，非古也。”
[10] 同篇又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释名·释长幼》：“二十曰‘弱’，言柔弱也。”
[11] 张既事迹见《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及裴松之注引《三辅决录》。
[12]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