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回望中国大陆历史研究，最近四十年是足以与新史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并产生巨大影响的20世纪初相提并论的岁月。我们亲历的这个时代历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打破了不符合学术生存和发展规律的观念枷锁，让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和方法引导着研究工作持续进展；在研究领域上，长期被冷落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全面复兴，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环境史、灾害史、疾病史、性别史、儿童史等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在研究资料上，大量的新出资料为研究工作尤其是资料相对匮乏的中国古代较早阶段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的学术道路得到了全面的拓展。

从广义上说，儿童或未成年人史是社会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课题。人物传记是中国传统史学典籍的重要内容，它蕴含着人的活动、人的创造力和人的美学意义，从而呈现出历史过程中的复杂和多样的关联。在许多人物传记中，童年生活和经历是传主生平的组成部分。从传记对传主童年和成年叙述安排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许多生命成长过程中的时间联系，也看到了不同时代人们童年的生存状态。对童年经历的这种书写，展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对人的成长过程的逻辑联系以及对社会影响的认知模式。

作为社会史组成部分的儿童或未成年人史有着怎样的学术特征？它独有的学术意义何在？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要达成怎样的目标？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的粗浅的认识是，首先，儿童或未成年人是人生成长的早期阶段，由于历史上和今天几乎所有民族或族群都将儿童或未成年人视为未来希望，因此，对他们的独特关照，使得他们的生存状况能够直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水准。其次，儿童或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与长辈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方式，不仅是家庭或家族结构和秩序摹本，也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观察其间的变化，也就抓住了观察家庭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线索。最后，对儿童或未成年人的养育和教育方式是成年人，也是一个时代主流价值观念自我复制的过程，这是一个社会形态得以保证其连续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亦然。以往我们研究社会结构改变时，多侧重于经济因素的解释，实际上儿童或未成年人的养育和教育方式同样参与了这个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路径。

在社会史研究的近四十年历程中，对儿童或未成年人的研究虽为学界所关注，却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王子今教授《秦汉儿童的世界》的出版，标志着这个领域有了系统的开掘，标志着这个领域的学术境界得到了全面提升，标志着至少在秦汉史中，儿童或未成年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秦汉儿童的世界》的学术特征十分鲜明，相信这部著作的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感悟。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略谈我的读后感。

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意义，首先在于它的研究设计，在于有意义的题目的制定和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的明晰。《秦汉儿童的世界》设14章，实际上是20多篇专题论文。除去研究未成年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些内容外，更多的切入点则相当新颖，例如“巫风鬼道文化生态中的求子技术”“孤儿的社会救助形式”“秦汉文献中的‘易子而食’记忆”“劳动儿童与儿童劳动”“未成年人的参政机会”“‘少年’与‘恶少年’”“秦汉‘小儿’称谓”“‘童男女’的神异地位”，等等。这些题目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它们所延伸出的学术触角已然超出了这部著作的选题本身。王子今教授很善于抓题目，也很善于将这些题目放置在秦汉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少年吏和恶少年是汉代文献中常见的内容，但以往的研究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王子今教授对这两个习见却未被重视的历史现象进行了重点研究。关于少年吏，王子今教授详论了中枢机关和皇家近卫机构的少年从政者、地方官府中的少年吏员、少年军吏、少年吏入仕年龄、少年求仕路径、少年吏的从政能力、少年吏的行事风格，指出“少年为吏，是汉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可以由汉代少年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察知当时人的精神风貌，认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同时，也可以深化对当时吏治之基础的理解，而中国传统政治形式的有关特征，也可以得到更为真切、更为生动的说明”（第622页）。关于恶少年，王子今教授考察了恶少年概念、恶少年与汉代任侠风气、国家对恶少年的政策以及恶少年的文化形象和历史影响，展现出汉代社会风貌中引人注目的历史景观。

从本质上说，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对历史过程的复原或重建是历史研究的根基，因此每一个历史记录都值得我们珍惜和重视。同时，历史学又是一门注重细节的学科，通过对众多历史细节的体味和把握，我们方有可能构筑起一个相对宏大的历史叙述。与较为晚近的历史领域如明清和近代不尽相同，秦汉史研究要求对史料竭泽而渔。但有的时候我们却未必能够做到不遗漏任何一条资料。对史料和细节的重视是王子今教授一贯的学术风格，《秦汉儿童的世界》也体现了这个风格。例如，在关于“宜子孙”观念的讨论中，王子今教授注意到汉代人以“子孙”为名或字的现象，搜集了51条与此有关的汉镜铭资料，归纳出“宜子孙”观念与尊贵、长寿、富有、恩爱、美好、平安、吉乐诉求的7种组合，指出“我们可以推想汉代民间普通人群的愿望，这些人生期望与‘宜子孙’结合，共同形成了当时社会意识中的幸福指数”（第15页）。这个判断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丰富了我们对汉代人日常生活观念的认识。再如，关于汉代女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往有很多研究，似乎难出新意。王子今教授注意到《焦氏易林》中屡见“爱我婴女，牵衣不与。冀幸高贵，反曰贱下”文字，指出这个表达“或许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性别差异观念已经严重影响着未成年女子甚至女性婴儿的地位”（第123页）。这是对传世文献资料的新开掘，增益了我们的相关知识。又如，汉印有“少年祭尊”“少年唯印”“少年唯印大幸”“磿于少年唯”“常乐少年唯印”等文字，罗福颐以为“唯”作“魁”解。王子今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印文所反映的汉代历史风貌，即所谓“少年唯”与“少年祭尊”身份，体现出以“少年”为成员特征，有明确领袖人物，有一定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已经形成（第669页），为这个课题研究提供新的资料线索。

王子今教授长我9岁，我们相识已有36载。1978年春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他在考古班，我在历史班。1982年我们一起师从林剑鸣老师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他当年风华正茂，饭量和酒量都很惊人，是一位敦厚的老大哥。光阴倏忽，如今子今兄早已过了花甲之年，而我也年近花甲。今年初，子今患病住院，病榻上他告诉我《秦汉儿童的世界》一书没有完稿，如果没有时间了，让我为已经写成的书稿写一篇序文。我当时心如刀绞。尽管我知道我才识很有限，为这部书写序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是想到36年的友情和学谊，看着在这样的关头子今兄仍然把学术研究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我接受了他的面命。如今子今兄恢复了健康，这部著作又经过近一年的修改而面世，我想借此机缘表达双重的祝福：祝福子今兄身体康健，祝福《秦汉儿童的世界》为秦汉史研究所做出的学术贡献。

彭卫
2014年12月29日
北京华威西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