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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
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
“行人歌”表现了汉代开拓西南夷、徙民实边的社会历史情境，显示西汉武帝时期，汉族移民深入澜沧江以西，并聚落成群，落地生根。东汉设立永昌郡，“俾建永昌，同编亿兆”
。“极边之地”的永昌城，已然是汉朝治理下各民族聚落成邑、夷汉歌咏、乐居共处的疆土。
汉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巩固的关键时期，两汉时期的政治发展、文化凝聚、民族迁徙与融合，为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郡县制度的确立，使西南夷原有部族社会融入到大一统国家政治体系之中；早期汉族移民的迁入，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促成西南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道与邮亭把西南夷纳入汉代交通与邮传系统；汉式器物与内地礼俗成为引领西南夷文化发展方向的新风尚。两汉对西南夷的开拓与治理，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奠立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西南边疆政治稳固、多民族和谐共处、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
“西南夷”属于动态的历史概念，它的内涵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不断变迁与演化。“西南夷”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之际，在当时“华夏”与“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共处天下、同居四海的天下观中，处在“诸夏”西南方的诸多民族群体被视为“西南夷”
。
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指，汉代西南夷是“巴蜀西南外蛮夷”的总称
。此后，它从族群概念演化为地理范畴，由于政治设治而成为行政区域。后世中国西南之称，即源自汉代的西南夷
。西南夷社会历史发展，是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夷研究，是汉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西南区域研究中受到高度关注的基本学术问题。
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巴蜀四郡为基础，开始经略西南夷
。汉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汉承秦制，在全国设立十三州（部）刺史，全面推行郡县制度
。汉初，由蜀郡分置广汉郡，同时设置蜀郡南、北、西三部都尉
。汉武帝时期，积极开拓、经营四裔之地，其间北伐朝鲜，西征匈奴，略康居，定西域，东征闽越，南略西南夷
。正是在汉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大潮中，“西南夷”第一次出现在《史记》之中。可见，西南夷是以秦汉蜀郡为中心的一种视角，它是地理、族群、文化与行政的复合概念。秦汉以前，这一区域内的族群及其文化，彼此之间就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发展出具有共同性的区域文化。汉代设置“西南夷七郡”，奠定了该区域政治设治的基本格局，从此“巴蜀以西以南”就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体制内的一个行政区域，或者说是政治地理单元。在《汉书·地理志》之中，西南夷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汉王朝治理下的郡县之地。
西南夷有“西夷”与“南夷”之分。《史记》、两《汉书》之《西南夷列传》，大致以筰、徙、冉駹、白马为西夷，以僰、夜郎、滇为南夷，而嶲、昆明、叶榆、邛都介于“西夷”与“南夷”之间，或属南夷，或属西夷。
“西夷”的空间范畴较为广阔，主要包括“蜀之西”即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安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向北延伸至甘南武都地区，向西包括藏东地区，向南涵盖金沙江流域的滇西北、川西南部分地区，这一区域的族群，主要是徙、筰、冉駹、白马等群体
。汉武帝时期，在此区域设置汶山、沈犂、武都三郡。
“南夷”地区大致在今四川南部、云南东部与贵州西部，以川南黔西滇东北为主体，包括两汉时期的犍为郡、犍为属国（朱提郡）、牂牁郡大部和益州郡的一部分
。此区域内主要的族群，以僰、夜郎、滇为主体。
嶲、昆明、叶榆、邛都夷等族群介于“西夷”与“南夷”之间，地理上包括金沙江中游、洱海区域，相当于今天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与云南西部地区。汉代在此区域设置越嶲郡、益州郡与益州西部属国（永昌郡）。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嶲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一句特别重要。西南夷是以蜀郡为中心的一种地理视角，同时也是政治视域。秦汉以来，西南夷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蜀郡的支持，这是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
如前所述，西南夷位于青藏高原东缘，自然地理包括了康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大部分地域。从现代行政区划而论，它以云南为主体，包括滇、川、藏、黔、桂、陇六省区相邻、交汇的广袤地理空间，是从西方、南方围绕四川盆地的“半月形纵深地带”。
西南夷突出的地理现象，是拥有大量被当地人称为“坝子”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它是西南夷族群与文化发生、发展的自然地理单元。坝子的基本特点是四周群山环绕，中部是较为平坦的土地，其中有河流与湖泊。坝子内气候温和，土壤肥厚，水源充足，适宜人类生产与生活。考古发现证明，在生命起源、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的几个重要阶段，西南夷坝子中都留下了重要的遗迹与遗物。譬如，云南澄江寒武纪动物化石群，是寒武纪地球生命大爆发的遗迹；元谋猿人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新石器时代，在这些地理单元内普遍分布着文化遗址，并形成若干相互独立、文化个性突出、彼此差异明显的文化类型。青铜时代，西南夷土著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共同特征，说明各地理单元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
。
先秦时期，西南夷形成了诸多既有联系，更有自身特点的部族及其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版图上，它还处在中原之外的“四裔之地”。秦并巴蜀后，虽然西南夷“诸此国颇置吏焉”
，但仍然是秦帝国的西南徼外。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大规模开拓行动并设置郡县，西南夷成为汉帝国的郡县，在大一统制度下，其社会历史和文化都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
先秦时期，西南夷包括巴蜀，《尚书·牧誓》说：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逖矣，西土之人……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牧誓》所列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部，其中有族名，亦有国名。孔颖达“正义”曰：“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称“八国”为西南夷：“此八国并非华夏，故大判言之，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也，此八国皆西南夷也。”又说：“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故‘传’据蜀而说。”
巴蜀属于西南夷，而且是西南夷中最有影响者，应该是先秦时期的普遍认知，因此《汉书·地理志》说：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武都……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
秦灭巴蜀之前，从关中、陇西视角出发，西南夷包括巴、蜀两大族群及其所在地域。秦灭巴蜀，并置巴、蜀、汉中、黔中四郡之后，巴人与蜀人很快与迁入的“秦民”融合，“巴蜀之地”与“巴蜀之民”已然不再属于西南夷的范畴，彼时西南夷已经专指“巴蜀以西以南”的族群及其活动地域
。
《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惠文君）九年（前316），司马错伐蜀，灭之。
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很快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巴蜀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流行之地
。西汉时期，文献所称的西南夷已经不再包括巴蜀之地，也不包括巴蜀之民，譬如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录其为“巴蜀西南徼外蛮夷”
。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在秦汉之际，项羽封刘邦于汉中时，有“‘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之语
。
尤中指出，西南夷包括今云南全境，贵州大部，川西、川南与云南贵州接界的部分，川西北与甘肃接界的部分，广西与云南贵州相连的地带。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居住着众多的、不同的氏族和部落
。童恩正的研究常将“巴蜀”与“西南夷”并列，以此合称中国西南
。秦并巴灭蜀前后西南夷地理范畴、族群情况的变迁，真实地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发展轨迹。
司马贞《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称：“晋灼曰，南夷谓犍为、牂柯也。西夷谓越嶲、益州。”
说明在晋代人们的概念中，西南夷已经不再包括“蜀之西”的族群与地域。
近世中国西南概念，源自西南夷共同地域传统的形成。任乃强先生明确指出，中国西南包括巴蜀与西南夷两部分
。前面引述的《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之语说明，在中原视域下，汉代以前，巴蜀之地属于西南夷的一部分。汉代将“巴蜀以西以南”的族群与地域视为一个整体，汉武帝在此区域设置“西南夷七郡”，这就是最初的“中国西南”。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开宗明义说，大渡河以南、贵阳以西，自汉至元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区域：两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各时期疆界虽有出入，而大体相同。明代贵州单独建省，并将金沙江以北割归四川省之前，西南夷一直属于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
。
明代以来，西南夷之地的行政设置累有变更，分属不同行政单位，最终演变为跨越今天滇、川、黔、桂、藏、陕、甘、渝等省（市、区）的格局。
中国西南起源于秦汉时期的西南夷，而西南夷是集族群、文化与行政建置于一体的复合概念，这是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秦汉以来，内地人民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迁徙至边地，此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初期人口迁徙的基本趋势。《汉书·高帝纪》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
《汉书·两粤传》说：“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颜师古注曰：“适（適）读曰谪。谪有罪者，徙之于越地，与其同土人杂居。”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侯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
汉代开始，巴蜀四郡与关中、内地人民，以治道、从军、戍边、屯田、商旅等途径进入西南夷。西汉武帝设置沈犂郡，后又废郡，将其并入蜀郡而“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汉武帝以前，西南夷的居民只有土著族群；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随着新移民不断迁入，汉族成为西南夷的新居民，汉族移民与西南夷土著族群彼此大杂居小聚居，西南夷从此成为“夷汉”共有的家园。
西汉中后期以来，有关西南夷族群的记载中，开始出现“夷汉”“民夷”对举的称谓，“夷”为当地土著的泛称，“汉”与“民”为落籍的汉族移民。相关的记载，多见于《华阳国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三国志》等史籍。
蜀汉时期有关西南夷的著述，凡提到地方人民，常是“民”“夷”并举，可知当时内地人民移入定居的已经不少
。晋代，“夷汉”演变为“夷晋”
。南北朝时期，刘宋称当地族群为“宋夷”
；《南齐书·州郡志》“宁州”条所称“齐民”
，则指萧齐之民，当然属于汉族移民。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之初的秦汉时期，秦民、汉人即已迁入西南夷生活，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此过程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因此，自秦汉以来，西南夷就形成“夷汉”大杂居小聚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汉晋时期迁入“西南夷”的汉族移民，被称为“早期汉族移民”，以区别于唐宋元明清时期迁入的汉族移民。早期汉族移民由“寄籍变土著”之后，完全融入到当地土著族群之中，这是后世西南少数民族多有汉族祖源叙事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西南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根基。
不可否认，有关西南夷的学术研究中，以往较多地关注土著族群的历史与文化，而对于区域内的“汉族研究”着墨不多。事实上，秦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开拓、经营西南夷以来，以“汉式器物”与“内地礼俗”为代表的汉文化，随着边郡制度、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夷。两汉时期，土著族群与汉族移民、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接触、交流、融合成为西南夷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此历史进程中，汉族移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郡县制度的捍卫者，汉文化与内地礼俗的传播者，民族融合的践行者。正是在汉族移民与西南夷土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洪流的推动下，汉代西南夷社会在政治制度、族群结构、文化模式、器物生产、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考古学的视域观察，秦汉以来，西南夷就存在两种类型的文化，即“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与“汉族移民文化”，两种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就是西南夷社会从“四裔边疆”成为汉朝郡县的过程，是汉文化逐渐成为西南夷主体文化的过程。
汉武帝时期以来，汉族移民开始成规模地迁入西南夷地区，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东汉中后期，西南夷已然是汉朝统治下夷汉共处的郡县之地。汉代实行“坟墓相从”制度，为徙边移民建房立坟，而“汉墓”及其所反映的丧葬礼俗，是汉族移民重要的文化遗存。西南夷土著葬俗的“汉化”则反映了汉文化与内地礼俗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汉魏六朝时期的汉式墓葬“梁堆”——砖室墓遗迹，是西南夷考古工作中绕不开的话题。此类墓葬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堆，墓葬结构与丧葬礼俗具有浓厚的汉文化特征，它们与当时巴蜀地区，甚至与关中、荆楚地区有明显的相似、类同性，属于典型的汉式墓葬。
秦汉史研究中，以墓葬为代表的考古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墓葬作为神圣空间，其随葬器物及组合的意义，无一不昭示那个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等系列著作中，以秦汉考古发现，尤其是非文字考古物证，讨论汉代宗教及其知识生产，包括汉代人们对未知领域的信仰、对自然的解释以及对人的看法。鲁惟一认为，秦汉时期，信仰的力量使皇权实现了从依赖武力到依靠信仰、从通过军事力量到借助宗教思想进行治理的转型
。毫无疑问，汉代风俗与信仰，成为支持、维护汉帝国大一统体制的重要力量。在边远的四裔之地，这样的力量就是凝聚华夷，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繁荣与发展的文化力量
。进一步说，汉代不仅形成了汉族与汉文化，推动了汉人汉文化与四裔边民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形成“华夷杂处”，夷汉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共居格局，更重要的是拓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空间，奠基了影响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与宗教信仰。
有关西南夷的研究由来已久，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而作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可以称得上是首倡之作。《史记·西南夷列传》所描述的西南夷族群及其地理空间、生计模式，以及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拓与治理举措，生动体现了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的伟大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西南疆域、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光辉篇章。
近世对西南夷的学术研究，关注者多矣。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三大领域，从文献梳理到田野考古发现，再到民族志书写，学术积累深厚。方国瑜、任乃强、刘琳、冯汉骥、蒙文通、费孝通、童恩正、尤中、宋蜀华、王明珂……一代又一代学人，有的从“早期汉族移民”入手，有的以“西南夷考古”为对象，有的以“走廊研究”为线索，有的以“西南区域研究”为出发点，在深度和广度上，把西南夷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以西南夷为对象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我们从综合性视域出发，力求梳理出西南夷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
这是方法论或者说是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研究范式问题。首先要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改变，西南夷的空间范畴与包含的族群是动态发展的，因此要历史地看待西南夷的空间与族群。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内地—边疆”和“中心—边缘”常与“华夏—四裔”相对应。诸如此类的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地理、族群范畴，实则是文化概念。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心与边缘总是此消彼长，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疆域变迁带来的空间转换，使内地与边疆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具体来说，三代时期，夏、商、西周王朝直接统治的王畿是内地，周边的方国是边疆。春秋战国时期，诸夏所居是内地，四裔所在为边疆。白云翔指出，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周边地区大规模开拓与经略，从岭南到朝鲜半岛北部，从西南夷到西域大地，都先后进入到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之中。在边郡制度、汉族移民、汉文化影响下，四裔之地迅速汇入到大一统帝国体制之内、中华文化之中
。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广袤疆土的基础；“华夏”与“蛮夷戎狄”的接触、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四裔边地”成为土著族群与“秦民”“汉人”共同居处的疆土。因此，“边疆研究”既要关注土著族群及其文化，同时要研究移居边疆的汉人群体，以及汉文化、内地礼俗对边疆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贡献与影响，研究各民族在边疆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
方国瑜先生有关中国西南的整体性论述给我们重要启示，这就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文化、行政建置，或者族群演变，应该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出发，明了从“西南夷”到“中国西南”的发展逻辑。考古发现、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在内的学术探讨，不能简单地从当下行政单元出发，要突破地域研究“分块包干”式的研究范式，即不能以当下的行政区划，把西南夷变成碎片化的、画地为牢式的“分区研究”，而应以长时段、大视角的历史方法论来探讨西南夷相关问题，从区域研究着眼，才能正确理解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与文化，正确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本书的方法论或者说是研究范式，首先是站在历史的维度，把西南夷视为整体进行思考与探讨。其次是以考古人类学方法，对近百年来西南夷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解读，理解、阐明器物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目标是揭示汉代经营与治理西南夷的历史情境下，汉族移民、汉式器物、汉文化、内地礼俗对西南夷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以及西南夷融入大一统政治制度、汉文化体系之后，该地区的政治设治、族群结构与文化特色。
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青铜文化。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以来，汉文化、内地礼俗随着汉族移民传入西南夷社会，土著族群与汉族移民、土著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交流与互动，成为西南夷社会发展的主轴。时光虽已远去，两汉时期开拓西南夷的历史足迹仍依稀可见。史籍、文物古迹、考古发现，还有地方社会历史记忆都保留着那个时代的踪迹。
《史记》、两《汉书》之《西南夷列传》，以及《华阳国志》与《三国志》等文献，对于西南夷的记载，虽互有详略，但彼此印证，总体上能够勾画出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的基本样态。
文献记载之外，考古发现能够为学术界展示更加丰富、生动的文化样貌，以器物、图像等“物象”形式，再现西南夷土著族群的文化。近百年来，“西南夷考古”不断取得新成果，西南夷土著族群与相关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化。譬如徙、筰、冉駹、白马等族群与石棺葬文化；邛都夷与大石墓文化；滇国与滇文化；夜郎与黔西滇东青铜文化等等，均已为学界所公认。西南夷考古揭示了西南地区土著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各地理单元之间的文化关系，厘清了西汉武帝设置“西南夷七郡”之前的当地族群及其文化样态。
汉代西南夷社会发展的起点在哪里？这就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及其文化，它是汉武帝在西南夷进行政治设治与文化教化的历史起点。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汉代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部分；就西南夷区域社会发展而言，这是“多元一体入华夏”伟大实践的开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汉族移民发挥了重要的、深远的作用与影响。
《汉书·地理志》中，西南夷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是汉王朝治理下的郡县。西南夷设治，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以巴蜀四郡为基础，经营“巴蜀以西以南”的广阔地域，先后设置犍为等七郡
。彼时，西南夷七郡与巴蜀四郡同属益州刺史部。《史记》“集解”引徐广注说，西南夷七郡是“犍为、牂柯、越嶲、益州、武都、沈犂与汶山”
。这是西汉以西南夷部族社会为基础，“即其部落列置郡县”而设立的“新郡”。它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政治基础。
西南夷的设治是一个变迁与发展的过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越破后，即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诸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犂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其中沈犂、汶山与武都三郡在“蜀之西”，武都郡虽然设治较为稳定，但“地杂氐羌，近天水”，后来被划入凉州刺史部；沈犂与汶山两郡，则改置为广汉属国与蜀郡属国
。因此，“蜀之西”地区的政治设治与部族治理，更多地与蜀郡、广汉、天水诸郡相联系，而与西南夷其他地区相疏离。西晋时期，晋灼作《汉书集注》时指明“南夷谓犍为、牂柯也。西夷谓越嶲、益州”
。此时的“西南夷”已不再包括沈犂、汶山、武都三郡之地。
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在“蜀之南”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相关记载，建元六年（前135）通夜郎，分蜀郡设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平南夷为牂牁郡，以蜀南部都尉所辖邛都夷设置越嶲郡；元封二年（前109），平滇国为益州郡
。《汉书·地理志》说“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应劭注：“故滇王国也。”
同书又载：“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
后来，益州郡设置西部都尉，东汉时改置永昌郡；犍为郡设置南部都尉，蜀汉改置朱提郡。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后，调整郡县建置，以庲降都督统领“南中七郡”。从两汉到元代，西南夷作为一个整体，属于王朝体制下同一行政单元
。两千多年来，西南夷郡县建置沿革不断发展与演化。对于此问题的考释、讨论与研究，是西南夷基本学术问题之一。
汉族移民、汉式器物与内地礼俗，对于汉代西南夷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还有明确的实践意义。以物质文化，即汉式器物的研究为例，早在战国时期，汉式器物即已输入西南夷。自西汉中期开始，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中的“汉式器物”，如秦汉钱币、汉文印章、铜镜、弩机、
斗、釜、甑、洗、盘、熏炉、鍪、钟、漆杯、灯具等大量出现，有的器物还带着郡望、纪年铭文，譬如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始元四年（前83）木牍，江川李家山出土“河内工官”弩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元始三年（3）广汉郡、蜀郡工官漆耳杯等。汉式器物，是汉文化传入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此类汉式器物出土较多，地点遍及西南夷各大区域。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事象的扩散，是由于初始承载者人口迁移造成的，即由他们从发源地带到了新的居住地，进行推广与扩散
。西南夷发现的汉式器物，正是早期汉族移民从其发源地——巴蜀、关中等地区，带入西南夷并流传的产物
。对于汉式器物的研究，理应透物见人见事，理解器物背后的社会生产、人群流动与文化意义。此项研究无论对于汉代考古学，还是两汉时期中国西南边疆的开拓与治理研究，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一般认为，自然地理状况、族群迁徙与交流以及政治设治，是影响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白云翔指出，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历史的发展，以汉武帝开西南夷为界，可分为“前郡县时期”和“汉郡县时期”两个发展阶段。前者彰显的是当地土著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同邻近地区的交流与联系，而后者强调“汉化”进程、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以及同域外的联系
。张勇以汉代西南夷属国为例，讨论了西南夷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两个系统接触、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西汉以来，两者长时段地并存发展；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汉文化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土著文化渐趋衰退；东汉中晚期至汉末，整个西南夷地区的土著文化基本消失，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两种文化的消长变迁，生动地揭示了汉族移民、汉文化促进西南夷政治、族群、文化变迁的过程。
西南夷汉式墓葬始于西汉中晚期，盛于东汉，厚葬之风一直延续到六朝，甚至是隋末唐初。西南夷汉式厚葬礼俗流行时间比中原、巴蜀地区更长（东汉末，内地厚葬之风急剧衰退；巴蜀厚葬之风，在蜀汉时期基本消失）
。正是汉文化、内地礼俗的持续影响，使西南夷土著文化成功转型为融汉代内地文化礼俗与西南夷土著文化为一体的“西南地域文化”，奠定了中国西南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西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流行干栏式瓦屋顶建筑的住屋，普遍使用朱提堂狼铜器等西南青铜器，墓葬中随葬摇钱树、陂塘水田模型、早期佛教造像、胡人吹箫俑、鸟负罐等器物组合。上述器物不见或罕见于中原地区，是“西南器物”，这是汉代考古中应该重视的地域文化特征。
有关西南夷研究的学术问题较多，以上所列，仅为作者一孔之见、一得之议。汉代文献中常常用“夷汉歌咏”表达西南夷社会的人心与民意，描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夷汉乐居共处的美好图景。本书的研究，努力从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与发展的高度、深度与广度出发，围绕西南夷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深入呈现、诠释、理解西南夷社会的政治设治、族群变迁与文化发展逻辑。
总之，从西汉武帝时期到东汉中晚期，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与治理，西南夷不仅完全融入到中华一体之中，而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西南地域文化。西南夷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西南夷土著族群与汉族移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西南夷在中国西南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乃至整个西南夷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就是我们关注的议题。用事实呈现西南夷融入汉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就是本书的学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