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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所记载“蜀之西”地区，从自然地理单元来说，位于“世界屋脊”西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北段是川西高原、藏东高山峡谷区，南段是滇西北高原和峡谷地带
。
秦汉时期这里居住的族群，兼具农、牧、狩猎等生计方式，其族群往往被称为“氐类”与“羌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徙、筰、冉駹、白马等族群的分布空间，从南向北，大致来说，徙、筰在今四川省甘孜州与雅安一带，冉駹在今四川阿坝州，白马在今甘南武都地区。区域内的岷江、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等几大河谷，是各族群南来北往迁徙的孔道。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这里族群及其经济、文化的复杂性。
在汉文化进入之前，该区域的土著文化，是战国至西汉中期的“西南夷”青铜文化，它们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建筑上，当地流行用石头建筑碉楼和碉房为居屋，墓葬则流行大石墓、石板墓、石棺葬，多以石板作棺。墓葬中出土器物以青铜兵器为主，主要器形有“山”字形格剑、铜柄铁剑；陶器以双耳罐、单耳罐等为特征。从生计上看，石棺墓代表的文化，属于定居为主的农、牧、猎兼顾的文化类型。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本地域似较“西南夷”文化圈内其他地区后进
，并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走廊地带”文化特征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并参照两《汉书》之《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等记载，秦汉时期“蜀之西”的族群及其考古学文化，由南至北，大致情形如下文所述。
大渡河以西，雅砻江流域，包括康藏高原东端至横断山区的川滇藏“大三角地带”，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西藏昌都地区，均发现大批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石棺葬文化遗存。
童恩正认为，雅砻江上游，秦汉时期的族群多不可考，但从天汉四年（前97）“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的记载可知，石棺葬当为“徼外夷”的文化。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族群方位来看，这里活动着若干与“邛都夷”、“筰都夷”相联系的“徼外夷”，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它们是“旄牛徼外夷”白狼、槃木、唐菆等族群。这些族群应该是当地石棺葬文化的创造者
。其中的“汶山以西”的白狼族群，东汉永平年间作《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与《远夷怀德歌》三章，献歌朝廷，传为佳话
。
今四川雅安地区，是徙、筰都族群的主要分布地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徙和筰都，是西汉时期西南夷中两个比较大的部落。秦时置有徙县，其故城在今四川天全县。秦灭楚之后，迁严王之族实筰地，称严道县。论者以为秦代严道县即今四川雅安及其所辖之荥经、汉源两县。筰人的居住地，大约在今四川雅安之荥经、汉源、石棉，也可能远及凉山之木里、盐源等县及滇西北地区。
《史记·西南夷列传》“集解”引徐广说：“徙在汉嘉。筰音昨，在越嶲。”
汉代越嶲郡以“筰”为名者有定筰、筰秦与大筰三县
。《汉书·西南夷传》颜师古曰：“徙及莋都，二国也。徙后为徙县，属蜀郡。莋都后为沈犂郡。”
童恩正认为，县名称“筰”（莋），当系本县居民以筰人为主
。此为汉代郡县设置之惯例，其说为是。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
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犂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筰人原居岷江上游，后逐渐迁徙到大渡河中游，再迁至今川西南和滇西北及滇西金沙江中游地区。“筰都夷”属于“蜀郡徼外夷”
。此区域内有石棺葬，还发现了不少土坑墓，这两种类型的考古学文化，都与“筰都夷”有关。两类墓葬中多出土三叉格剑、铜簇、铜鍪、铜手镯等“西南夷器物”
。
今四川盐源县附近，曾发现数百件形态独特的青铜器，学术界称之为“盐源铜器群”，时代大约在战国至汉代
。这批青铜器以兵器为主，主要器形有山字形格剑与铜柄铁剑，风格与川西、滇西北的同类器物相似。盐源铜器群中的铜鼓和铜铃，器形特征受到滇文化的强烈影响。装饰品中的镯、泡、带钩、发钗等，都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盐源铜器群中，以“枝形器”和铜杖最为特殊。“枝形器”是一种树枝状的扁平器物，树枝上有圆形饰物及人牵马图像。铜杖，杖首为鸟形、羊头形或人形，杖身上有密集的纹饰，有的杖两旁还插两排饰片，并饰三只老虎。此地发现的陶器主要是各式各样的双耳罐、单耳罐，器形与滇西石棺葬文化的同类陶器相似。
盐源、盐边一带是汉代“筰人”的主要分布地域，汉武帝曾在此设大筰、定筰与筰秦三县。因此，盐源铜器群和众多土坑墓遗迹，可能就是西南夷筰人的文化遗存。盐边县西牛山发掘的土坑墓群中，出土了山字形格剑、三角窄长援戈等铜器，双耳罐、单耳罐等陶器，器形与盐源铜器群的同类器物相似，这或许就是“筰人”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
《华阳国志·蜀志》“定筰县”条说：“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县在郡西。”
《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汶川县”条说：“绳桥，在县西北三里。回大江水，篾筰四条，以葛藤纬络，布板其上，虽从风摇动，而牢固有余，夷人驱牛马去来无惧。”又说：“筰桥，在县（卫山）北三十里。以竹篾为索，架北江水。”
《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昆明县”条亦载：“凡言筰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筰；其定筰、大筰皆是近水置筰桥处。”
方国瑜认为，绳桥称筰者，与族名有关。汉代居于定筰者多为“摩沙夷”，定筰与大筰接壤，因此大筰可能也是摩沙夷所居之地。而筰人之后裔，为西番（普米族）及摩些族（纳西族）
。
岷江上游，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秦汉三国时期是西南夷冉駹、白马族群的分布地域。对此，文献记载比较清楚，譬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华阳国志·蜀志》则说，三国时期，姜维、马忠等讨伐汶山郡“叛羌”。而此地之“叛羌”，“本徼外羌，冉駹之别种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
“白马”处于西南夷最北端。《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索隐”称“夷邑名，即白马氐”。“正义”引《括地志》说：“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于白马夷之地设置武都郡，其地望在今四川西北部及甘肃南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
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
因此，岷江上游，从战国至秦汉时期，属于西南夷中冉駹、白马等族群的聚居地，这一基本状态，到三国时期仍然没有变化。从同一时空下文化与族群对应关系判断，此区域内的“石棺葬文化”，属于包括冉駹、白马在内的羌人文化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