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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寒冷的早晨，我连脚趾头都冻僵了。我戴着手套，拿着午餐盒，像往常一样正站在校车站。这时，一个年长的邻居男孩把我推倒在地，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躺在人行道上，无助地抬头看着那个男孩，“放过我吧，”我抽泣着说，“让我起来。”
我就那么一直躺在地上，浑身冰凉，浑身疼痛。这时，我抬眼看见泡泡正朝着这边跑过来。她跑到车站，眼睛狠狠地瞪着那个大男孩，我看得出男孩立刻感到了害怕。仅这一次，我就非常感谢泡泡了。“你再敢碰我弟弟，”她说，“我就打爆你的脸。”
我猜，我一直是她的最爱。其实，我对自己童年最早的记忆就是和泡泡在一起玩假扮医生的游戏。“你有点不舒服，”她说着，递给我一杯沙子，“这是药。喝了这个，你会感觉好些。”我接过杯子，准备把它喝下去，泡泡叫道：“别喝！”后来，我意识到这只是假装的，不应该真的去喝，但当时我就会相信是真的。
很难想象，后来成为医生的是我，而不是泡泡。在我的记忆中，泡泡又聪明又努力，什么都争取做到最好，是个优等生，所有的老师都喜欢她。但泡泡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十年级的时候，她就辍学了，并走上了吸毒的毁灭之路。
我只能把这件事情理解为家境不好所致。她身上的不幸几乎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无意识间循环往复、不断发生。她被打，逃跑，然后又被惩罚。
我想起泡泡躲在门廊下的样子，不知道她以后该何去何从。我还记得笼罩在那个地方的恐怖气氛：父亲的声音从楼上穿墙而出，让我瑟瑟发抖，我看到泡泡也是泪流满面。想到这些，我时常不解，难道就没有人能站出来替她说话吗？明明老师、警察，甚至法院指定的社工都可以出面，但他们却都没有作为。
后来，泡泡搬了出去。虽然我对事情的原委不甚清楚，但我得知她怀孕了。我只记得，泡泡穿着宽松的衣服，婴儿仿佛在她的身体里动来动去。所有的亲戚都拒绝参加她的婚礼，我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小泡泡”的诞生让幸福时刻降临，恰似沙漠中出现的一片绿洲。在那些到病房探望她的人当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我的母亲，我的妹妹，甚至还有我的父亲。泡泡那么心地善良，那么招人喜欢，所以我看到他们都在那儿时，并不感到惊讶。泡泡那时该有多开心啊！我坐在她床边时，她问我愿不愿意做她孩子的教父。
但幸福的时刻总是转瞬即逝，像柏油马路边的野花。泡泡为这短暂的幸福付出了代价。总之后来，她疾病复发，她的锂治疗失败了，心智也逐渐退化，她讲的话越来越缺乏逻辑，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古怪。那时我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医学知识，因此能坦然接受泡泡患病的结果，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和孩子被分开，心里五味杂陈。我深深地记得她在医院里的样子，完全没有治愈的希望，她被束缚住手脚，靠药物镇静。那天我离开医院时，对她的回忆与泪水交织在一起。
泡泡知道，在那难得的宁静时光里，没有什么地方比我们童年的房子更舒适，没有什么地方比那儿的青苹果树下更阴凉。50 多年前，芭芭拉的父亲在那里种下了这些苹果树。有一次，在我父母卖掉房子很久之后，新主人看到泡泡坐在人行道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卧室的窗户都敞开着，让花香四溢的微风吹进来。野玫瑰还在房子边的老花架上摇曳。
“请问，女士，你没事儿吧？”新主人问她。
“没事儿，”泡泡说，“我会没事的。她——我母亲——在家吗？”
“你妈妈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新主人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在撒谎。”
一番争论之后，新主人报了警，警察把泡泡带到警察局，并通知我母亲去接泡泡，说可能要把她带去诊所打针。
尽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但泡泡仍然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她经常吸引城里男人的目光，他们会对着她吹口哨。她失踪一两天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有人发现泡泡睡在公园里，表情非常痛苦，头发垂在脸上。我记得一两年后她怀孕了，我只能理解为可能有人占了她便宜。我清楚记得，她抱着孩子，沉默而尴尬地看着我。婴儿的头发像秋天的枫叶一样红。婴儿的脸看上去非常可爱，我想，他不像我们认识的任何人。
当泡泡甚至连她住在哪里都记不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一天晚上，有人发现她在附近的公园里游荡时，我也是这种感觉。一名保安把泡泡送到我父亲的公寓门口，说：“您的女儿，兰札先生。”父亲把她带进屋里，用水壶给她热了些咖啡，并慷慨地给她提供了所需的东西。如果他在 40 年前就给她这样的关爱，这个故事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
关于泡泡的故事，还有她与我的关系，世上有千万种不同的版本。这不过是很多家庭里关于精神疾病，关于妄想，关于悲剧，还夹杂着欢乐的时光。在我们到达生命的暮年，回忆我们的亲人时，总是带有不真实的光环，可谓亦真亦幻亦如梦。特别是一个分别已久的至亲至爱的形象出现在脑海中时，我们会想：“那真的发生过吗？”我们仿佛处于清醒的梦境中，在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中，看着年轻与年老、梦与清醒、悲剧与喜悦，像老式无声电影的画面一样快速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