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哈佛大学医学院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医学机构之一。我说服自己，从斯托顿的家中乘公共汽车和电车只身前往医学院。踏上医学院前大门的楼梯时，我注意到脚下巨大的花岗岩石板已经被历代哈佛人磨旧了。走进门内，我希望能得到医学院的科学人士友好接待，并给我提供帮助。毕竟这是科学圣殿，对吧？但事与愿违，我连大门都进不去，守卫把我拦住了。
科学圣殿的守卫说“走开！”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去翡翠城的桃乐茜
（Dorothy）。我转到大楼后面短暂休整了一下，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走。所有的门都上着锁。我在垃圾箱旁站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我看到一个人向我走来，他个子还没有我高，穿着T恤和卡其色的工装裤，我猜他也是个守卫，他是从后门进去的。想到这里，我想到了该怎么进去。
过了一会儿，我进去和他面对面站着。“他不知道也不在乎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想，“他可能只是个擦地板的打杂工。”
“需要帮忙吗？”他问。
“不需要，”我答道，“我是来找哈佛大学的教授咨询问题的。”
“你是要找某位教授吗？”
“呃，其实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关于DNA和核蛋白方面的。我正在尝试促使患白化病的鸡生成黑色素。”对方向我投来惊讶的目光。我虽然确定他不知道DNA是什么，但见状，我继续说，“你看，白化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
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我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述自己在学校自助餐厅勤工俭学的经历，以及我和住在街对面的守卫查普曼（Chapman）先生如何成为好朋友。他问我父亲是不是医生。我笑了，说：“不是，他是个职业赌徒。他赌牌。”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成了朋友，毕竟，大家都来自贫困阶层。
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斯蒂芬·库夫勒博士，曾获诺贝尔奖提名。如果他早说他是谁，我就脚底抹油——溜了。但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导师在给学生讲课一样。我告诉他自己在地下室做的实验：改变了一只白鸡的基因组成，使其变成了黑鸡。
“你的父母一定为你感到骄傲。”他说。
“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躲着他们做的。他们只是认为我在试图孵化鸡蛋。”
“不是他们开车送你来这儿的吗？”
“不是，他们要是知道我来了这儿，会‘杀’了我的。他们以为我在树屋里玩呢。”
他坚持要把我介绍给一位“哈佛博士”，我有些迟疑不决。他只是个守卫，我不想让他惹上麻烦。
“别担心我。”他笑着说。
他把我带进了一间布满精密设备的房间。一位博士正准备用带有奇怪、可操作探针的仪器，将一个电极插入毛毛虫的神经细胞中，当时我并不认识这位“医生”，他叫乔希·萨内斯（Josh Sanes），当时还是研究生，现在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和哈佛大学大脑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身旁，一台装载着样本的小型离心机正不停地转动。
我的新朋友俯在那位博士的肩膀旁，小声跟他说了些什么。他的话淹没在马达的运作声中。那位“博士”冲着我微笑，眼中带着好奇。
“我待会儿再过来。”我这个新朋友说。
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像梦想成真。那位博士和我谈了一个下午。然后我看了看钟，“哦，不！太晚了，我得走了！”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直奔我的树屋。那天晚上，我母亲的呼唤声穿透了树林，听起来就像火车头发出的汽笛声：“博——比（Bobby）！吃饭啦！”
那天晚上，包括我在内，没人知道我碰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库夫勒进一步完善了将几个医学学科结合起来的想法，把生理学、生物化学、组织学、解剖学和电子显微镜的元素融合到一起。他将这个领域命名为“神经生物学”。
哈佛大学神经生物系创立于 1966 年，由库夫勒担任系主任。作为一名医科学生，我有幸通过学校课程系统地学习他的著作《从神经元到大脑》（ From Neurons to Brain ）。
没想到几个月后，库夫勒博士就帮助我进入了科学界。我往返实验室多次，和他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攀谈，他们当时正在探究毛毛虫的神经元。
我最近偶然发现了乔希·萨内斯当时寄给杰克逊实验室的一封信：“如果查一下记录，你会发现鲍勃几个月前从实验室订购了 4 只老鼠。这笔花销使他最近一直囊中羞涩。现在，他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去参加毕业舞会，还是继续研究他的鸡蛋。”
当时的我虽然最终决定去参加毕业舞会，但我对“感觉—运动系统”，即意识对动物感知系统的重要性非常感兴趣，所以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与著名的心理学家B. F. 斯金纳（B.F. Skinner）一起工作。
哦，对了，我还凭借改造白鸡基因的项目赢得了科学展览会的大奖。校长不得不在全校师生面前向我母亲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