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

我有三十年没见索拉雅了。在此期间，我只试着找过她一次。我想我是害怕见到她，害怕去试着理解她的，因为如今我年岁长了，也许能理解她了，我猜这就相当于说我害怕我自己：害怕我在理解之后可能发现的真相。岁月流逝，我想起她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上了大学，接着读了研究生，比自己预料的更早结婚，并间隔仅仅一年就生下了两个女儿。若我在脑海中想起了有关索拉雅的一丝一毫，那她也只是在一连串变幻莫测的联想中飞闪而过，再同样飞快地消失不见。

我是在十三岁时认识索拉雅的，那一年，我们全家出国去了瑞士。若不是父亲曾明确告诉我们“谁也不要信，谁都要怀疑”，那我们家的家训大概应该是“凡事都往最坏处想”吧。我们住在一处悬崖边，但我们家的房子非常壮观。我们是欧洲犹太人，也就是说，灾难曾降临到我们头上，并可能再次降临，即便在美国也不例外。我的父母对彼此暴力相向，他们的婚姻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危机日渐逼近；我们接到警告，说我们的房子很快将被卖掉。父亲在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地与我的祖父咆哮争吵后，离开了家族企业，从那以后，我们便没有了收入。父亲重返校园时，我两岁，我哥哥四岁，我妹妹还没有出生。父亲读完预科课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接着成为特种外科医院的骨科住院医师，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特种外科，我们也不知道。在十一年的培训生涯中，我父亲在急诊室值了无数夜班，处理了无数伤情可怖的受害者：有因车祸受伤的，有因摩托车事故受伤的，还碰到过一次哥伦比亚航空公司的空难幸存者，一架开往波哥大的飞机俯冲到了奈克湾的一座小山上。他在内心深处也许迷信地认为，只要他每天晚上与恐惧对抗，也许就能使他的家人远离恐惧了。可九月一个狂风暴雨的下午，我的祖母在第一大道和第五十街的街角处被一辆超速的货车撞倒，车祸引发了脑出血。父亲赶到贝尔维尤医院时，他的母亲正躺在急诊室的担架上。她捏了捏他的手，随即陷入昏迷。六周后，她去世了。此后不到一年，父亲结束住院医师生涯，带着我们举家搬到瑞士，在这里，他成为一名急救科的进修医生。

瑞士——这个中立、有序的阿尔卑斯山区国家——竟然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急救医院，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那时候，瑞士全国有一种疗养院或者说避难所的氛围。它虽然没有带软垫的墙壁，但它有能让一切变得安静柔软的白雪，直到这么多个世纪之后，瑞士人说话还是会下意识地压低嗓门儿。又或者，这正是原因所在：一个格外痴迷于储备与规则、钟表制造、便捷的铁路交通的国家，当然也会在拯救残肢断体方面拥有优势。瑞士还是个多语种的国家，这一点也使得我哥哥和我意外跳出了这个气氛阴郁的家庭。我们原本要去的学校在巴塞尔，巴塞尔是说瑞士德语的，可母亲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说法语。瑞士德语与德语只有分毫之差，而母亲是坚决不允许我们跟德语沾上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外祖母说的就是德语，而她全家都被纳粹杀害了。于是，我们改去了日内瓦的国际学校。我哥哥住进学校宿舍，可我才刚满十三岁，年龄不够。为了保护我不受德语荼毒，他们在日内瓦西郊替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一九八七年九月，我成了英语代课老师爱德菲尔德太太家的借宿生。她的头发被染成稻草一样的黄色，玫瑰色的脸颊一看就知道她从小是在潮湿气候中长大的，可她还是很显老。

我的小卧室有扇窗户，正对着一棵苹果树。我到那儿的第一天，红彤彤的苹果落在树的周围，在秋日的阳光下腐烂着。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一把阅读椅和一张床，床脚有一条折好的灰色羊毛行军毯，旧得应该至少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门槛边的棕色地毯被磨得只剩下了绳子。

大厅尽头的卧室里住着另外两个借宿生，都是十八岁。我们三个人的窄小床铺曾经属于爱德菲尔德太太的儿子们，可在我们来之前很久，他们就已经长大成人，搬走了。家里也没有这几个儿子的照片，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可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睡过我们的床。爱德菲尔德太太已经离家的儿子们和我们之间，有了这样一种“肉体上”的联系。家里也从没人提过爱德菲尔德太太的丈夫——如果她有过丈夫的话。她不喜欢别人问她私人问题。睡觉时间一到，她就一言不发地关掉我们的电灯。

住进房子的第一天晚上，我坐在那两个大女孩房间的地板上，周围是她们一堆堆的衣服。她们还在自己家时，喜欢喷一种叫“黑色达卡”的廉价男士香水。强烈的香味渗进了她们的衣服，可对我来说，那种气味很陌生。它跟她们身体散发出的热量和皮肤分泌的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变得芬芳而柔和，但时不时也会因为积累在床单和换下来的衬衫上而变得浓烈，以至于爱德菲尔德太太非要打开窗户，让冷冽的空气再次把一切吹散。

我听着这两个大女孩用我听不懂的暗语谈论她们的生活。她们笑我幼稚，但对我一直很友善。玛丽是从曼谷经由波士顿而来，索拉雅是从德黑兰经由巴黎第十六区而来；索拉雅的父亲曾是伊朗的皇家工程师，革命爆发后，他们全家开始流亡，他们来不及收拾索拉雅的玩具，却来得及转移大部分的流动资产。狂野的个性——滥交、寻求刺激、桀骜不驯——让这两个女孩最终都来到了瑞士，再接受一年的学校教育，即一个她们俩都从未听说过的第十三学年。

我们往往天不亮就动身上学。我们要穿过一片田地才能走到公交车站，十一月，田里覆满白雪，收割后剩下的棕色麦茬儿像剑一样从雪里伸出来。我们总是迟到。我总是唯一吃过早饭的人。有的人的头发总是湿的，发尾总是结着冰。我们挤成一团躲在棚子下，吸着索拉雅喷出来的二手烟。公交车会经过亚美尼亚人的教堂，把我们送到橘黄色的电车站。接下来，我们还要坐很久的电车，去城市另一端的学校。因为课程安排不同，我们回家时是分开坐车的。只有第一天，在爱德菲尔德太太的坚持下，玛丽才和我约着一起回家，可我们坐电车时弄错了方向，竟坐到了法国。从那以后，我就搞清楚了路线。通常，我会在中途停一下，去电车站旁边的烟草店，从敞开式的柜台里给自己买点糖果，然后再去搭公交车。我母亲总说，那些柜台上爬满了来自陌生人的细菌。

我这辈子从未如此开心、如此自由过。我逃离的不仅是让我难受且焦虑的家庭，还有在家时上的那所令人痛苦的学校，以及学校里小肚鸡肠、歇斯底里、残忍到无人能及的女生们。那时候我还太小，不能考驾照，所以我没有办法逃离，只能看书或在我家后面的森林里散步。而现在，放学后，我可以在日内瓦城里晃荡好几个钟头。我从没有目的地，但我经常走到湖边，在那儿看来来往往的游船，或者给我看到的人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在长椅上卿卿我我的人。有时候，我会去海恩斯-莫里斯店里试衣服，或在旧城区四处溜达，我总是被吸引着回到壮观的宗教改革纪念碑前，那些高高耸立的新教徒的石像无不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他们的名字我只记得约翰·加尔文了。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博尔赫斯，可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与他最接近的时候，这位阿根廷作家一年前在日内瓦去世，他留下遗嘱，要求葬在这座接纳了自己的城市里，他在一封信中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在这里总能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快乐”。多年后，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博尔赫斯的《地图册》，我惊讶地看到，书中一张巨幅照片上正是我以前经常去探访的那些表情忧郁的巨人，他们都相信宿命论和上帝的绝对权威。照片里，约翰·加尔文微微前倾，低头注视着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而博尔赫斯拿着拐杖，坐在石阶上，抬起下巴。这幅照片似乎在说，约翰·加尔文和博尔赫斯之间有着某种重要的关系。约翰·加尔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可我也曾坐在那石阶上仰望过他。

我闲逛时，有时会有男人毫不避讳地盯着我，或用法语向我献殷勤。这些短暂的邂逅让我尴尬不已，事后也总会有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有一次，我站在一家巧克力商店外看着它的橱窗时，一个穿着漂亮西装的男人走到我身后。他向前俯身，脸挨到了我的头发，他用带着些许口音的英语悄声说：“我能用一只手把你折成两半。”说完，他继续走路，显得非常平静，如同一艘在平静水面上航行的小船。我吓得一路跑到电车站，站在那儿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幸好电车来了，尖叫着进站停下。

爱德菲尔德太太要求我们六点半准时出现在餐桌旁。她座位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幅小油画，画上是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瑞士小木屋、挂铃铛的奶牛或穿着格子围裙摘莓果的小姑娘的画面时，还会想起鱼和煮土豆的香气。晚餐时几乎没人说话。又或者，只是因为我们在后面的卧室里说的话太多了，对比之下才显得如此。

玛丽的父亲是在曼谷认识她母亲的，当时他是个美国大兵，他把她带回美国，用一辆凯迪拉克赛威车和一个农场，让她在马里兰州的银泉安顿下来。两人离婚后，她母亲回到曼谷，她父亲搬去波士顿，接下来的十年间，玛丽被这两人塞来塞去。最后几年，她完全是跟母亲住在曼谷的。玛丽在曼谷交了个男朋友，满心猜忌地疯狂爱着他。她整夜不回家，跟他一起去夜总会跳舞、喝酒或吸大麻。玛丽的母亲同时也忙于跟自己的男友交往，她对此束手无策，只好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玛丽的父亲。父亲把她从泰国拽回来，送到了瑞士，而瑞士最出名的正是能改造女孩狂野阴暗一面、将她们打造为端庄淑女的“礼仪学校”。日内瓦国际学校并不是这样的学校，但事实是，玛丽已经过了上正规礼仪学校的年龄。在那些学校看来，她已经完了。不是好的那种完了。于是，玛丽只能被送来日内瓦国际学校再读一年高中。除了爱德菲尔德太太的家规，玛丽的父亲也给她定下了严格的宵禁令，而在玛丽对爱德菲尔德太太的烹饪用酒也上瘾了之后，这些规定变得越发苛刻。正因如此，如果我周末不坐火车去巴塞尔看望父母，就经常和玛丽待在家里，但索拉雅是不在家的。

和玛丽不同，索拉雅不像个问题少女。至少她的问题不是那种鲁莽轻率的问题，那种完全不考虑后果、就是要打破别人为你设置的一切界限和束缚的问题。如果非要形容，索拉雅浑身散发着一种权威感。她很精致，这源于她内心的力量。她外表整洁，沉稳安静。她个子很小，不比我高，她把满头乌黑的直发剪成了她所谓的香奈儿式波波头。她的眼睛描着上翘的眼线，她的上唇长着毛茸茸的小胡子，可她从不遮掩，因为她一定知道这反而增添了自己的魅力。她总是压低嗓门儿说话，仿佛在商量什么秘密，这个习惯也许是她孩童时期在革命中的伊朗养成的，也许是在青春期养成的。在那段时间里，她对男孩以及后来对男人的兴趣迅速超过了家人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每到周日，没什么事做的时候，我们仨便会整日待在后面的卧室里，关上房门听磁带，或是听索拉雅讲述曾经跟她在一起的男人以及她跟他们做过的事情。索拉雅本就低沉的嗓音因为抽烟变得更加深沉。她的讲述从未让我震惊，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对性还没有足够切实的了解，更不用说情欲之类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期待什么。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索拉雅在讲述这些事时冷淡的态度。她带着一种不容旁人置疑的气魄。但我猜，她是感觉到了，有必要考验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那个东西跟所有天赋的才能一样，是不费吹灰之力就降临到她头上的，可如果她失败了，又该怎么样呢？她口中的性似乎和愉悦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她仿佛在让自己屈从于一场审判。在那些不着边际的故事中，只有当她讲起德黑兰或是回忆起关于那座城市的往事时，她才会明显流露出愉快的神情。

十一月，初雪过后：那个商人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时，应该已经十一月了。他是荷兰人，年龄是索拉雅的两倍，住在阿姆斯特丹一条运河边没有窗帘的房子里，他每隔两周会到日内瓦出差。他是个银行家，我记得。他家没有窗帘，我也记得，因为他告诉过索拉雅，他和他老婆做爱的时候必须开着灯，确保绅士运河对面的人都能看到他的老婆。他曾经住在皇家酒店，索拉雅的叔叔带她去那家酒店的餐厅喝茶时，索拉雅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坐在几张餐桌开外，在索拉雅的叔叔用波斯语喋喋不休地说起自己的孩子们花了他多少钱时，索拉雅就一直看着这位银行家一丝不苟地给鱼剔骨。他精准地操纵餐具，脸上带着纯粹而宁静的表情，剔出了一副完整的鱼骨架。他的操作是完美的，不急不慢的，没有表现出一丝饥饿感。当他开始吃鱼以后，他没有一次停下来，像其他人吃鱼时那样从嘴里理出细刺。他不会被噎到，甚至都不会因为喉咙里偶尔卡到一根小刺而瞬间露出龇牙咧嘴的难受表情。是怎样的男人才能把一种本质上暴力的行为变得如此优雅啊。索拉雅的叔叔去上厕所时，男人叫服务员拿来账单，用现金付了钱，扣好运动夹克的扣子，起身准备离开。可他没有直接走向通往酒店大堂的门，而是绕路经过索拉雅的餐桌，往桌上扔了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钞票上，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的脸旁边用蓝色墨水写着他的房间号，像是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向她提供了这条宝贵的信息。后来，当她跪在酒店床上，冷风从敞开的阳台门灌进来，将她吹得浑身冰冷时，银行家告诉她，他每次住酒店都要订这种能俯瞰湖景的房间，因为湖上喷泉直射几百英尺高的强劲水流能激起他的性欲。索拉雅把这句话复述给我们时，她正躺在地板上，把脚搭在曾经属于爱德菲尔德太太的儿子的单人床上，笑到不能自已。笑归笑，但她和他还是做好了安排。从那以后，如果银行家想让索拉雅知道自己要来了，就往爱德菲尔德太太家打电话，谎称是她的叔叔。索拉雅把那张五百法郎的钞票放进了自己床头柜的抽屉里。

那段时间，索拉雅还在跟别的男人约会。一个是跟她年龄相仿的男孩，是个外交官的儿子，总开着父亲的跑车来接她，后来这辆车的变速器在他们开车去蒙特勒时被毁了；另一个则是二十岁出头的阿尔及利亚人，在学校附近的餐厅当服务员。索拉雅跟外交官的儿子上过床，但只允许真心爱她的阿尔及利亚人跟她接吻。他跟加缪一样，从小在贫穷中长大，所以索拉雅在他身上投射了一种幻象。然而，当他对着照耀自己长大的太阳并没有任何话可说时，索拉雅便开始对他失去了感觉。这听起来很冷漠，可我自己后来也体会到了：那种突然的疏离是因为你恐惧地意识到，曾与你那般亲密的人压根儿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所以，当银行家要求索拉雅同外交官的儿子和阿尔及利亚人断交时，索拉雅很轻松地照做了。这正好让她有借口不用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痛苦负责。

那天早上，在我们准备出门上学前，电话铃响了。银行家告诉她，等她跟两个情人彻底断绝关系后，她就得穿上裙子去见他，裙子里面什么都不要穿。我们穿过冰封的田地，朝公交车站走去时，她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我们哈哈大笑。这时，索拉雅突然停下脚步，用手挡着风，点燃了打火机。在火苗的光亮中，我看到了她的眼睛，我第一次为她感到害怕。又或者，是对她感到害怕。我害怕她所缺失的东西，又或是害怕她所拥有的东西，那种东西驱使她跨过了别人都不会跨过的底线。

索拉雅只能在白天特定的时间，用学校的公用收费电话给银行家打电话，哪怕这意味着她要在上课途中找借口出来。她到了他们约好见面的皇家酒店后，前台会有一个信封等着她，里面详细指示她进入房间后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她没有遵照银行家的指示，或没有严格按照他的标准去执行这些指示会怎么样。当时的我想象不到，她也许是会允许自己接受惩罚的。我还是个孩子，头脑简单，我想那时我的理解是，她在玩一个游戏，一个她随时可以拒绝玩下去的游戏。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打破规则有多容易，可她偏偏在这件事上，选择了遵守规则——当时的我怎么可能明白这一点呢？我不知道。就好像三十年后的我也不知道，在她那双被火苗照亮的眼睛里，我看到的到底是堕落、鲁莽、恐惧，还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即她天生顽强的意志力。

圣诞节假期，玛丽坐飞机去了波士顿，我回巴塞尔跟家人在一起，索拉雅回到了她在巴黎的家。两周后，我们再回来时，索拉雅有些不一样了。她似乎变得沉默、内向，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听随身听，看法语书，或对着窗外抽烟。电话一响，她便跳起来去接，如果是找她的，她就会关上门讲电话，有时好几个钟头都不出来。玛丽到我房间来的次数越来越多，因为她说待在索拉雅身边让她有点毛骨悚然。我们俩躺在我窄窄的床铺上，玛丽跟我讲曼谷的故事，不管那些故事有多夸张，她总能自嘲地哈哈大笑，也逗得我哈哈大笑。回想起来，我认为玛丽教会了我一件事，从那以后，无论我忘记它多少次然后又记起，它都不曾真正离开我：那就是，我们都需要一些夸张的经历来证明自己充实地活着，这很荒谬，但也很真实。

那一年，从一月到四月，我记得的大都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我跟一个名叫凯特的美国女孩熟络起来，她是她家四姐妹中的老大，住在尚佩区一幢大房子里，她给我看了她父亲收藏的《花花公子》杂志。爱德菲尔德太太的邻居家有个小女儿，有时他们会找我临时去帮忙照看一下，有天晚上，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尖叫，因为汽车的车灯照在墙上，那里有一只螳螂。我放学后总喜欢在外面走很久。在巴塞尔过周末时，我总陪着我的小妹妹在厨房做游戏，好让她远离父母的争吵。还有我们班一个叫沙立夫的男生，他的脸上总带着亲切的笑容，有天下午，我跟他一起走到湖边，坐在长椅上亲热。那是我第一次跟男孩子接吻，他把舌头塞进我嘴里，感觉既温柔又暴力。我用手指甲掐他的后背，他吻得更用力了，我们在长椅上扭作一团，就像我有时从远处偷偷观察的那些情侣一样。坐电车回家时，我闻到自己身上有他的气味，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在学校见到他，我突然被恐惧感牢牢摄住。第二天见到他时，我的目光直接越过了他，当他不存在似的，可当我的视线温柔地重新聚焦后，我还能从眼角看到他伤心的模糊的身影。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正好看到索拉雅在浴室的镜子前化妆。她的双眸闪闪发亮，似乎又开心又轻松，她已经好几个星期不曾如此了。她把我叫进浴室，想给我梳头发、扎辫子。她用来放磁带的随身听就搁在浴缸边上，保持着平衡，当她的手指梳过我的头发时，她跟着磁带一起唱了起来。可就在她转身去拿身后的一枚发夹时，我看到了她脖子上的紫色瘀痕。

然而，我从不曾真正怀疑她的力量，从不曾怀疑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她做的正是她自己想做的。她是按照她同意的规则，甚至可能是她自己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的。可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我只是太希望她真的就是那样了：意志坚定、自由自在、刀枪不入、百毒不侵，谁的命令也不听，只听自己的。我在日内瓦独自漫步时，便已领悟到，与吸引男人的魅力同时存在的，一定是令人恐惧的脆弱。但我更愿意相信，凭借强大、无畏或别的什么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力量的天平其实也可以朝某一方倾斜。跟银行家开始交往后没多久，索拉雅告诉我们，有一次，银行家的妻子把电话打到酒店，银行家让索拉雅到浴室去，可她不肯去，非要躺在床上听他们讲话。赤身裸体的银行家转过身，背对着索拉雅，他别无选择，只得继续跟妻子通话，这个电话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索拉雅说，他跟妻子说的是荷兰语，可语气却跟她家族里的男人们和他们的母亲说话的语气一样：很严肃，还带着一丝恐慌。她听着听着就明白了，有些他本不希望暴露的事情已经暴露，他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我更喜欢用这个故事来解释索拉雅脖子上的瘀痕，如果非要说我有什么喜欢的故事的话。

五月第一周的某一天，她没有回来。拂晓时分，爱德菲尔德太太把我们叫醒，要求我们告诉她我们知道的任何有关索拉雅下落的信息。玛丽耸耸肩，看着自己手上斑驳的指甲油，我明白了她的暗示，也没有作声。最后，爱德菲尔德太太说要给索拉雅的父母和警察打电话，还说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事，如果她身陷险境而我们又什么都不说的话，那他们一定不会原谅我们，我们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玛丽面露惊恐，我看着她的脸，开始哭了起来。几个钟头后，警察来了。我独自跟警探和他的搭档坐在厨房里，将我知道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说着说着——我乱了头绪，犯起了迷糊——我这才意识到，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他们审问完玛丽后，去了后面的卧室，把索拉雅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翻完后，卧室像被洗劫过一样：所有的东西，甚至她的内衣，都被扔到了地上和床上，带着被侵犯过的气味。

那天晚上，也就是索拉雅失踪的第二个晚上，狂风暴雨。玛丽和我都躺在我的床上，没有睡着，我们谁也不说在害怕什么。到了早上，汽车轮胎压过碎石路面的嘎吱声把我们惊醒，我们跳下床，朝窗户外望去。可当出租车的车门打开时，下车的却是个男人，他浓密的黑色小胡子下，嘴唇紧紧抿着。从索拉雅的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特征，（这些特征）揭开了有关索拉雅身世的真相，也暴露了她的自主权只不过是个假象。

爱德菲尔德太太让我们把跟警察说过的话再向萨撒尼先生复述一遍。他个头很高，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脸因为愤怒挤作一团，我猜爱德菲尔德太太没有勇气单独面对他。最后，在新获得的权威身份与要传达的消息耸人听闻的程度的鼓励下——玛丽壮着胆子说了起来，大部分话都是她说的。萨撒尼先生默不作声地听着，我无法判断他是害怕还是暴怒。应该两者皆有吧。他转身朝门口走去。他想立刻去皇家酒店。爱德菲尔德太太试着让他冷静下来。她重复着已知的事实：银行家两天前就退房了，警察搜查了房间，什么也没找到。警察正在尽一切努力。银行家租了辆汽车，他们正在想办法追踪。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儿等消息。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萨撒尼先生在客厅的窗户前阴郁地来回踱步。在担任伊朗皇家工程师期间，他一定用尽办法避免房屋发生各式各样的崩塌。可突然间，伊朗国王本人塌了台，萨撒尼先生庞大而错综复杂的人生观分崩离析，仿佛在嘲笑所谓的安全法则。他把女儿送到瑞士，是因为瑞士对重建秩序和安全的承诺，可就连瑞士也没能保护索拉雅的安全，这样的背叛似乎让他无法接受。他好像随时都要尖叫或大喊出来了。

最后，索拉雅自己回了家。自己一个人——就像最开始她也是自己一个人卷进了这摊事，自己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一样。那天傍晚，她穿过刚抽出嫩芽的田地，出现在门口，虽然衣冠不整，但到底是回来了。她眼里布满血丝，眼睛周围的妆都花了，可她很冷静。见到父亲时，她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只有在他吼出她的名字时，才咧了咧嘴，他吼出的最后一个字被淹没在喘息声或啜泣声中。他猛地冲向她，有那么一瞬间，他像是要冲着她大吼或抬起手打她了，可她没有躲闪，他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泪流满面地抱住她。他用波斯语急切地跟她说着什么，很是生气，她没有还嘴。她用英语说，她累了，她要睡觉。爱德菲尔德太太用高得不正常的音调问她想不想吃什么。索拉雅摇摇头，仿佛我们谁也给不了她所需要的，她转身走向通往后面卧室的长走廊。从我身边经过时，她停下脚步，伸出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接着，她又非常缓慢地继续往前走。

她父亲把她带回了巴黎。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道别。我想，玛丽和我，我们以为她还会回来的，她还会回来上完这一年的课，并把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可她再也没有回来。她让我们自己去想象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的脑海中，我看见了她在摸我头发的那一刻露出的悲伤笑容，我相信我所见到的是一种优雅：是把自己推到危险边缘，直面阴森和恐怖，但最终获胜的优雅。

六月底，我父亲结束了进修医生生涯，成为急救科的专家医生，他带着我们又搬回了纽约。九月，我回学校上课时，学校里那些刻薄的女生对我产生了兴趣，都想跟我做朋友。在一个派对上，有一个女生绕着我转了一圈，我冷静地站着，一动不动。她感叹我的变化，对我在国外买来的衣服艳羡不已。我去过外面的世界，然后又回来了，尽管我什么也没说，但她们察觉到，我已经知道了一些事情。有一段时间，玛丽给我寄来她自己录的磁带，上面是她跟我说的话，告诉我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可后来，我没再收到磁带，我们失去了联络。对我来说，这便是瑞士生活的终结。

在我的心中，这也是有关索拉雅故事的终结：我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只试着找过她一次，那年夏天我十九岁，就住在巴黎。但我只是随便找了一下——我给电话簿里的两户姓萨撒尼的人家打去电话，然后就放弃了。当时，我住在舍弗勒斯路的公寓，街对面的餐馆里有个洗盘子的年轻人，我曾坐上他的摩托车，跟着他一起去了他在城郊的公寓；在他家的沙发上看了一场电影，看完后，他对我说，跟着不认识的男人去他家是很危险的，说完，他骑摩托车把我送回了我的公寓，一路上一言未发。我也跟住在我楼下的男人一起去过酒吧，他比我大，在一家夜总会当经理，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起他的工作，但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帮我在那儿找事做的。我们回到公寓楼，走到他房门前的楼梯平台时，他突然朝我猛扑过来，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挣脱的，我往上跑了一层楼，回到自己的公寓，才感觉到安全。只是在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里，我总害怕会在楼梯处遇到他，每次我鼓起勇气打开门之前，都要先听听有没有他进出的声音，再闪电般地冲下楼。如果没有索拉雅，我也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做出这些事。我告诉自己，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是因为我是来巴黎练习法语的，我下定了决心，只要有人愿意对我开口，我就要同他说话。一整个夏天，我清醒地意识到，索拉雅也许就在我附近，就在这城市的某个地方，我是如此靠近她，也靠近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吸引着我，也让我有一点点害怕，就跟索拉雅一样。在那场游戏中，她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人都走得更远，只是，那场游戏从来不仅仅是个游戏，它关乎力量与恐惧，关乎拒绝屈服于人与生俱来的软弱。

我自己在那场游戏中也没能走得很远。我想我还是缺少勇气，那年夏天后，我再也没能那般勇敢而无所顾忌。我交了一个又一个男朋友，所有的男朋友都很温柔，也都有一点点怕我；再后来，我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继承了我丈夫沙褐色的头发；如果她在秋天走进麦田，真有可能眨眼就不见。而小女儿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耀眼的。她的成长和发育似乎与周围的一切形成了鲜明对比。认为一个人能选择自己的长相，这是一个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想法。但我敢发誓，我的女儿一定跟她自己那引人注目的黑头发和绿眼睛脱不了关系，哪怕是和别的小孩一起站在合唱团里，她也总能脱颖而出。她还只有十二岁，个头还很小，但走在街上或坐地铁时，就已经有男人打量她了。她从不像她的朋友们那样弓起背，戴上衣服的兜帽，或用耳机把脸遮起来。她像一位女王，一动不动，站得笔挺，但这只会让她越发成为那些人痴迷的目标。她自带骄傲的气质，不愿低调，如果只是这样，也许我还不用为她担惊受怕。真正让我害怕的是她自身力量中的那股好奇心，以及它的范围和界限。但事情的真相也可能是，在我不为她担心时，我其实是嫉妒她的。有一天我亲眼看到：地铁车厢对面有个穿西装的男人一直盯着她，那炙热的目光简直能在她身上烫出一个洞了；以及她又是怎么回盯那个男人的——她的目光充满了挑衅。如果她是跟朋友一起坐地铁，也许她还会把脸缓缓转向朋友，但视线却不会离开那个男人，她会说上几句话，引得朋友哈哈大笑。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索拉雅，从那以后，我只能说，我被索拉雅缠上了。是的，我被她缠上了，原来你认识了一个人，半辈子之后，那相识的经历还能够发展、爆裂，并自己表现出来。索拉雅，她毛茸茸的小胡子，她上翘的眼线和她的笑声，她跟我们讲起荷兰银行家性欲大发的故事时那仿佛从五脏六腑深处传出的低沉笑声。他本可以用一只手把她折成两半，可他并没有，也许是因为她已经断了，又或是因为她是不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