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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药膳、食疗的发展源远流长。最初的饮食文化应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华先民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食生活，开始用火煨煮食物，走上熟食阶段。在原始时期，中华先民得病后，为了生存，便与疾病作斗争，逐渐产生了医学和药物。而药物是在漫长的生存斗争实践中，从食物中分化出来的，故谓“药食同源”。药食同源也孕育了中医药学。火的运用使烹饪生食成为可能。熟食提高了人类健康水平，减少了疾病的发生。营养素的吸收增加，不仅使人类更为强壮，也加速了人类的进化。
自古代原始生活靠采集野果时起，中华先民就开始逐渐积累对食物的认知。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朴树籽，河姆渡遗址中的葫芦、橡籽、菱角、酸枣、芡实、水稻，半坡遗址中的白菜、芥菜种子等，均是中华先民的可食食物。中华先民生了某种病，因吃了某种食物而愈，便发现了某味药。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几十种哺乳动物的骨化石，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草鱼、鲤鱼骨化石，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遗骸，都说明随着渔猎经济的发展，鱼及一些陆生动物亦是中华先民的主要食物，同时加深了中华先民对动物的药用认识。例如，彝族有用鸡血治疗烧伤、用鹿骨治刀伤的古方；鄂伦春族有用鹿血拌红糖治心悸的古方等，均是药食同源的体现，也是中华先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形成中医药学的源头活水。经过历代医家、学者的整理提高，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饮食习俗，成为药膳、食疗及有关的饮食习俗，使之日趋合理和科学，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
饮食的保健治疗及康复作用是医学的一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科学的产生都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生产的需要。药食同源一说是可信的，中华先民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有治疗作用的食物，既可作为食，也可作为药，又经过漫长的实践过程，将一些营养价值不大，但治疗作用明显的食物分离出来，成为专门治病的药。故此药实际来源于食。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过程中，生产力有了提升，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使中华先民们有了余粮可以酿酒。《战国策》记载了夏禹时（公元前2205年—公元前2198年），仪狄开始制酒，酒既是饮食，也是当时治病常用的药物。晋宣公十二年时（公元前59年），有文记载用麦曲治疗肠胃病一事，后来因其对治胃病和消化不良很有效，故名其为“神曲”。因而酒与曲都是药和饮食兼用的。
上古时代，由吃生食（寒食）进步到吃熟食，是食疗萌芽到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谯周《古史考》中谓：“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韩非子·五蠹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人类利用火以煮食物而吃熟食。恩格斯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蒸汽机的发明，毫无疑义地绝没有像摩擦生火发明那样大的解放意义。”
随着农业的发展、火的运用，人们开始吃熟食，不仅避免了肠胃病，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更易于吸收，从而保证了古代人民身体健康并使其更为强壮。部落间的战争和联盟增加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交通的发展，食物品种和烹饪技术的交流也日益密切，食物品种得以充实与增加。
“汤液”始于伊尹的传说，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资治通鉴》记载：“伊尹佐汤伐桀，放太甲于桐宫，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考伊尹为商汤的宰相，精于烹饪。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引伊尹和商汤的谈话时，讲了许多烹饪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之说。姜、桂都是肴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所以有人认为中医的桂枝汤是从烹饪、调味食物中分化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因为桂枝汤中的5味中药，即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是古代厨房中具有辛、酸、咸、苦、甘等味的调味品。相传《汤液论》为伊尹所著，惜已失传，若属实，则是我国目前最古老的食疗专著。
“药”和“膳”两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两词的连用以“药膳”一词出现，最早见于1000多年前的《后汉书·列女传》中，书中有“母亲调药膳，思情笃密”之句。后有《宋史·张观传》“蚤起奉药膳”的记载。药膳是药与食的结合物。我国药物宝库是极为丰富的，药物知识是中华先民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发展和积累的。早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便出现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载有药物365种，内重复18种，实为347种。公元5世纪—公元6世纪有文记载，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又整理和总结了汉晋以来增加的365种药物，合计730种，形成《本草经集注》这本药物学专著。该专著先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再分上、中、下三品，对《神农本草经》起到重要的补充及进一步推广的作用。
至公元659年，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下，《新修本草》颁行。该书载药844种，附图25卷，在药物分类上也较前进步。公元10世纪—公元12世纪，受印刷术的影响，宋朝政府曾12度修订药物书籍。最后一次（1108年）将药物扩至1746种。1578年，明代李时珍撰《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将古代药物进行实地考察及订正。1765年，清代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补充了716种药物，至此所载药物已达2608种之多。中医学的药物学成就之巨大，不仅表现在品种之多、疗效之佳两方面，同时在采集、炮制、储藏、服用方法等方面也有一套非常宝贵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也与疗效有紧密关系，尤其在对于药物性味、配伍及其宜忌方面的认识，充分体现了我国独特的药物体系，无疑与药膳的配制、烹饪及其功能具有密切联系，并产生深远影响。
以保健养生为目的的肴馔形式和要求，早在战国时期屈原所著的《天问》中见其端倪：“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其中“雉”即“雉羹”，著作记载，彭铿善作雉羹而受宠于尧帝，被彭城。在《庄子·逍遥游》和《荀子·修身篇》中皆有记载，说“雉羹”能延年益寿，这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保健膳食。此后，齐桓公的臣子易牙以药膳菜肴“五味鸡”治愈了齐桓公爱妃卫姬的沉疴，使其得到齐桓公认可。在九会诸侯时，易牙被封为“司庖”，烹煮著名的“八盘五簋宴”宴请诸侯。八盘五簋宴中的菜肴，都是药食结合的药膳。其中“五味鸡”，即由中药五味子与鸡所烹成，有益气补血、补肾健脾的作用。还有“龙门鱼”“鸳鸯鸦子”等，都是药膳，可说是有记载的、最早的药膳宴席。
汉代医家张仲景在其所著的《金匮要略》一书中载有“当归生姜羊肉汤”，可治血虚寒疝，产后腹痛；又载“百合鸡子黄汤”，可治病后虚弱，情绪不稳，都是典型的药膳方。同时代名医华佗用醋浸大蒜治蛔虫腹痛，也是药膳食疗方。
到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也称《千金方》）一书，记载了更多药膳和食疗方剂，其中如“猪肚补虚方”，应用人参、蜀椒、干姜等与白粱米一起烹煮药膳，可治脾胃虚弱，食少便溏，疲乏无力。也可治小儿疳积，此方一直沿用至今。同时代的还有孟诜，所著《食疗本草》集前代之大成，为我国专论食治的第一部完整的食疗著作；昝殷的《食医心鉴》中有许多药膳方剂；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也有不少药膳食疗方剂，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宋代是食疗颇为发达的朝代，皇家编撰的巨著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都详载食治，立有专章，其中不少都是药食结合的药膳。
宋代药膳食疗，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如《梦粱录》一书中记载东京（即宋代的汴梁）在暑日街市上有药肆出售消暑防病的冰镇饮品“雪泡梅花酒”及“缩脾饮”（用中药甘草、乌梅、草果等做成的饮料）可清暑热，防治肠胃疾病。连《水浒传》中也记载了小贩走街串巷叫卖保健饮品的场景，例如，记王公在街上叫卖的醒酒二陈汤，即陈皮、甘草、茯苓等制成的饮品。宋神宗时，县令陈直还写了一本老年食治专书《寿亲养老新书》，其中记载了不少食疗药膳配方，贡献甚大。
元代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编撰了宫廷保健食谱《饮膳正要》，开始从健康饮食出发，记载了不少保健养生防病方面的药膳，其中不少是药食结合的药膳，可以说是一本最早的营养学专著。
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收集了大量的食物入药，也收集了很多的食方和药膳方剂，大大丰富了食疗和药膳的内容。明代汪颖的《食物本草》、宁源的《食鉴本草》等，都为饮食治疗学和药膳学增添不少新的内容。
清代医家对食疗很重视，食疗著作甚多。早期有沈李龙收集前人食疗著作撰编而成的《食物本草会纂》，后有孟河费伯雄的《费氏食养》等，率先提出“食养疗法”一词。还有王士雄所著的《随息居饮食谱》，强调食养、调节饮食对养生的重要性，其书记载了不少食物的保健食疗作用和食方等。清代对药粥也很重视，有不少著作。清光绪年间曾有《粥谱》一书，记载粥方200多首，其中不少是药食结合的药粥。清代温病学派的兴起，对热病饮食的调制甚为重视，如用“五汁饮”清热生津，使热病患者获得对症的生津饮品，免其脱水早日康复。清末善用食疗的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载的“薯蓣汤”“珠玉二宝粥”“水晶桃”“薯蓣半夏粥”等食方及药膳方，在治疗各种疾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食疗药膳是古代原始的中华先民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华先民对火的利用，以及对食物的烹煮促进了食疗药膳的发展。中华先民在与自然和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采取并总结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食疗药膳是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常用的和比较重要的方法之一。随着生产的发展，食物、药物的品种不断增加，食疗和药膳治疗保健的经验更加丰富并发展壮大。在历史发展中，它是经过原始和奴隶社会的漫长岁月，由萌芽到雏形，再历经各朝各代不断补充以及广大民众的实践和创造，才形成目前较为完整的食养理论学。这份具有丰富的食疗药膳方剂、烹调、炮制经验及文献记载等的宝贵遗产，为人类的生存、健康及强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