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竹斋先生传略

黄竹斋，名维翰，字竹斋。原名黄谦，字吉人。晚号中南山人。又号诚中子。近现代已故中医科学家。生于清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丙戌岁（1886年）。先世原籍陕西临潼县八里黄村人。其父黄永才是一铁匠，擅长做土式枪炮火药，因谋生迁居西安省城，入长安籍。曾随左宗棠军赴新疆叶尔羌（即今之莎车县），娶妻赵氏。新疆战息返陕，先生生于西安省城。因家境贫困，其父出外谋生。其母为人做针工纳鞋袜底谋生，抚养先生度日。先生至成童时，即在西安南院门、广济街一带拾马粪，拣煤渣，时做童工，其母有时煮豆一碗拿至街头出卖。清光绪二十三年陕境荒旱，民遭大饥，先生母子曾讨舍饭度日，可谓贫苦备至。此即先生出生之家庭概况。

先生14岁，其父谋生远游始归。乃从庭训，随父打铁为生，学习冶炼铸错，制作火药。因家贫不能入塾就读，先生常感无文化之苦，至18岁时始发奋识字，学习文化，字有不识者从塾童而问学，工余之际犹苦读不倦。当时，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先生目睹清政府腐败，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之野蛮侵略，弱肉强食，瀛环鼎沸之情景，加之自己亲身生活体会，遂以做亡国奴为耻，乃立奋发图强之志。忧国忧民，抱负宏远，致学之志更坚。年逾弱冠，遂通经史、算数、理化等学，尤喜爱医学。对中西畴人之书无不研读。辛亥革命爆发，先生时年25岁，遂投身革命，在陕西省督军公署一等参谋官、南北两路团练大使临潼王敬如（铭丹）先生领导下襄办军需，任军械官。在临潼县马额镇设立炮厂，招募小炉铁匠制作武器，并曾往汉阳兵工厂学习，以革新武器制作技术。

然辛亥革命几遭反复，社会改造也无长足进展，先生目睹同行铁匠、木匠、鞋匠等人患病求医困难，加之自己患牙疳病服用三黄解毒汤而愈，认为庶人济人利物之志惟医为然。先生平时喜爱研读仲景之书，发现各家对六经之注释，多非仲景之本义，需商榷之处甚多。先生读西哲生理学以人身气质功用分为三系统之说。恍悟仲景三阳三阴之理，贯通经络、六气，阐明六经之旨，于清光绪三十一年撰著《三阳三阴提纲》1卷。先生此论，足破千古之惑。可谓自辟蹊径，务去陈言，独具一格，有划时代之意义。先生又辑《伤寒》《金匮》古今中外诸注之精华，删繁去芜，取精去粗，撰著《伤寒杂病论集注》18卷，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印行。又以《伤寒》《金匮》合为一帙，以自己新的见解，仿陈修园串解体例，撰成《伤寒杂病论新释》十六卷（《三阳三阴提纲》之论，见载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与二十三年（1934年）再版及三版之《伤寒杂病论集注》18卷卷首，及晚年所著之《伤寒杂病论会通》18卷卷首）。在医学史上可称为以中西会通论六经者。当时受到南北医家所赞许。《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名中医学家谢利恒先生为之序云：“西安黄竹斋先生重印《伤寒杂病论集注》十八卷，都七十余万言，据生理之新说，释六经之病源，贯穿中西，精纯渊博，可谓集伤寒学说之大成，诚医林之鸿宝也。”又在所著《医学源流论》中称为“近今之杰作”。在《陕西通志》中亦早载入。江苏武进名中医学家张赞臣先生云：“黄竹斋先生以汉儒注经之精神而又不辞辛苦，海内奔驰作实际之探讨，著《伤寒杂病论集注》，诚于仲圣绝学有羽翼之功，方其书再版爰题《医学渊府》四字，借志钦慕。”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专任委员、福建名中医学家陈逊斋先生序云：“予酷嗜医术，寝馈《伤寒》《金匮》几三十年，南北遨游，未尝遇一知己，非真无人才也，实予交游不广耳。长安黄君竹斋远道来京，邂逅于中央国医馆，出所著《伤寒杂病论集注》见示，归而读之，爱不忍释，因有知己之感焉。黄君于本书脱稿之后，尝亲至南阳谒医圣张仲景祠墓，勒碑拍照，其志弥苦，其行弥坚。国医有斯人，国医之幸也。斯人而仅为国医，斯人之不幸也。黄君之书有三长，论六经六气则自成一家之言，论三阳三阴则独翻古人之案，心细如发，语必惊人，是其才高也。上自《本草经》《内经》《难经》《中藏经》《甲乙经》《玉函经》《巢氏病源》《千金》《外台》诸书，下至五代，宋、金、元、明、前清诸家学说，旁及近代生理卫生、物理化学，诸种科学，无不详稽博考，书计十有八卷，都凡七十万言，是其学博也。删叔和之序例，订仲景之原编，正诸家之瑕疵，驳运气之乖谬，折衷至当，断制谨严，是其识超也。具此才学识三长，黄君之书，可以传矣。虽然，予窃有感焉，今日国医著作，汗牛充栋，或则投机取巧而妄议革新，或则一知半解而强为附会，学无根据而侈谈科学，卒为科学之门外汉者比比也。黄君于国医童而习之，长则升长沙之堂而入其室，近复研究西洋医学，互相印证，以成其大。集注一书，即黄君毕生学术之结晶，亦即国医真正科学化之梯阶也。予识黄君，不敢谓秦无人矣。予读黄君之书，益愧从前所见之不广矣。”同时先生又将中国针灸学古今诸著之精华收辑整理，撰著《针灸经穴图考》八卷。以十四经为纲，三百六十五穴为目，附奇穴拾遗。并将古代人体平面图，以人体正常生理部位点穴划经，对整理针灸古籍者是其独创。民国二十二年于南京又在活人体点穴划经摄影制版印行。谢利恒先生为之序云：“吾国针灸治病常著奇效早为海内外医家所公认，但能举其全说者极少。虽有《针灸大成》等书未免仍多挂漏。长安黄吉人先生治学夙重实际，不惮艰深于集注《伤寒杂病论》之余，复取古本针灸学说，上起炎黄，下迄近世，旁征博引，萃于一编，统系分明。为吾国在前未有之作，诚医家之鸿宝也。”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福建名中医学家陈逊斋先生序云：“黄君竹斋精国医，去岁来游都门与予邂逅于中央国医馆，互论伤寒真谛，相见恨晚，因订交焉。二十三年双十节黄君二次莅京，携其旧著《针灸经穴图考》见示，予取而读之，知黄君此书确切详明，有条有理。其考证经穴也根据古经，无附会，无杜撰。此与唐、宋以后各有师承，各出花样，积习相沿莫由知其错误者不同也。其运用针法也，删繁就简，悉中肯綮，此与诸家针法混乱无次，方法愈多而治疗愈误者不同也。其书可以医病，可以医医，可以令一切针灸书籍望而却步。予于此道仅知皮毛，未尝深造。今乃率尔操觚妄为论列。黄君得毋笑予外行人强说内行话乎。”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桂林名中医学家罗哲初先生为之序云：吾友黄君竹斋，陕之隐君子也。凡天文、地理、河图洛书、经史子集，靡不极深研几，其于医也，则以《内》《难》为体，《甲乙》《太素》《伤寒》《金匮》为用。故其所著《伤寒杂病论集注》《新释》二书，均能哙炙人口。今复著《针灸经穴图考》出而问世。余见其引证之详，考据之精，折衷之当，固足令人钦佩！至其图穴之以人体为标准，诚为针灸家之创作。可谓前无古人，其难能可贵为何如也？其嘉惠医林为何如也？其补《内》《难》《甲乙》各经之阙之功又为何如也？余不敏，敢不扫地焚香以序之。”当时先生受到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之邀，于无锡针灸学校讲学，受到师生欢迎。先生曾将所得罗哲初先生曾所授之白云阁藏本《难经》抄本，刊登于无锡针灸学校之《针灸杂志》，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副稿回陕捐资刻置木版印行。并应《中国医学大成》主编、绍兴名中医学家曹炳章先生邀请为所撰著《中国医学大成提要》作序以彰其义。

先生青年时期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情景，俯仰环顾，无术救世，企图学术革新救国，联合陕西进步学者王敬如、郭希仁、赵和庭、杨叔吉、贺绋之、贺景范等人创办日新学社，研究国学天文、算数、历法、医学、历史、地理、哲学及生物进化等，并办报，办学，讲演，宣传时事及革新主张。曾创办《日新丛刊》。先生不仅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而且研读西方卢梭、柏拉图和哥白尼、赫胥黎、达尔文诸君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在民国十三年日新学社《竹斋丛刊》卷一刊载的“太极图说臆解”中，针对达氏物种起源学说，对生命起源和物种进化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确为难能可贵。当时，先生曾任陕西红十字会附设女子职业学校（现西安市中医医院地址即原红十字会会址）校长，兼任适道中学数学教员。先生认为继承发扬中医学亦是强国强种之一端，遂致力于中国医学的研究整理，以发扬中国医学为己任。

先生致力国学研究，当时曾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陕西关学大师张果斋（鸿山）先生、蓝田学者牛兆濂先生、兴平赵宝珊（玉玺）先生论学均被器重。蓝田学者赵和庭先生赞先生曰：“浐渭之间，终南山下，布衣崛起，魁然儒者，道继关洛，治分王霸，不试故艺故多能，或以医名，余曰非也。”

民国十四年应国民二军总司令、河南督办胡景翼之邀任军医官，在此期间曾撰著《兵略辑要》三卷。胡景翼殁后，遂辞职返陕在家挂牌行医，并研究学术。撰著《修订国历刍言》1卷问世，并提出修改我国历法的建议。数学方面著有：《求圆周率十术》《微积分提要》。天文学有《五纪衍义》2卷、《中西星名合谱》1卷、《经天星座歌》1卷、《农业气象占验》1卷。曾去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北京天文馆等地调查研究。又创制“北纬三十四度恒星经纬平面仪”一副，活盘旋转，以察每节气之中星体位置，撰著《建议陕西省城应设测候所计划书》。陕西省教育厅长黄天行征聘先生任陕西省天文馆馆长（馆址设立于现在的钟楼）。该馆限于经费无力支付而解散。

民国十八年，国民党政府恶毒的提出消灭中医药政策，陕西中医药界公推先生为陕西代表，向反动政府呼吁请愿。先生不畏强暴慨然应命，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挺身往南京请愿，援笔反抗。在上海联合国医药界及海外侨胞，口诛笔伐，据理力争，致使国民党政府消灭中医药的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政府被迫制定了“中医条例”，成立中央国医馆，先生被选为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编审委员。征聘先生为卫生部中医学术委员会委员。先生在第一届理事会，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提案，于南京、上海、武汉、北平、四川、西安等地，设立中医大学、中医专修科，先生亲撰教学方案。并提出中医应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学衔。又提案整理编纂中医各科证治全书。并提议统一中医病名、病理意见书。提案重修南阳医圣祠，表彰先哲，鼓励后人。并组织医药界人士成立重修南阳医圣祠筹备会。先生将所著《伤寒杂病论集注》《重订伤寒杂病论读本》各捐一百部，以襄善举。适陕境荒旱，民遭大饥，先生曾建议设立养老所、孤儿所，先生任所长。

先生尝谓：仲景仁术教泽，功被万世。尚论者推为医中之圣。然考诸《后汉书》《三国志》无仲景传记，甚以为憾！乃搜集诸子百家、杂记、历代名医评赞，撰成《医圣张仲景传》一册。该传首载于《伤寒杂病论集注》第一版，后经增删修改，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亲诣南阳拜谒医圣张仲景祠墓，作实际考察拓碑拍照，遍查河南、南阳有关县、府志，撰《拜谒南阳医圣张仲景祠墓记》以充实所撰之传。并将明崇祯五年园丁打井发现之“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碑石拓页带往上海。经考古家鉴定，认为“字体遒逸，类晋人书”，是为晋碑。1981年12月南阳地区成立张仲景学说研究会，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副会长耿鉴庭先生鉴定结论与黄老当年鉴定无异。尤其是南阳医圣祠在整理祠容时发现该碑碑座有“咸和五年”四字（按：咸和为东晋成帝之年号）。更进一步证明了先生当年所作的结论。于此，对仲景之人之墓，汉长沙太守之职，医圣之谥，千载疑误，一旦冰释。先生所撰《医圣张仲景传》早年曾以黄谦署名以单行本印行，后被日人冈西为人收入《宋以前医籍考》。近由南阳仲景学说研究会将此传刻石于医圣祠汉阙当门，并将先生于民国三十六年率余往谒医圣祠墓所撰《祝告医圣文》刻石立于祠内。其中有先生对中医工作处于低潮时期所提之豪言壮语：“中华古医学，世界将风行”。先生之预见今已实现。

先生见史书所载仲景遗书散失不少，遂发愿搜罗仲景佚书贡献医林，亲往南京书肆，购得《浙江流通图书目录》1卷，载《张仲景疗妇人方》2卷，《五脏营卫论》1卷抄本字样，存宁波天一阁，先生往鄞访书未得，遇浙江名医家周岐隐先生，并得识桂林名医家罗哲初先生。罗先生将从其师左修之先生处所得之《伤寒杂病论》第12稿手抄本，共4册（该书为张仲景四十六世孙所藏），及白云阁藏本《难经》1卷授与先生。民国二十五年中日战争将要爆发，先生恐该书遭于兵燹，亲往南京访罗哲初先生得将《伤寒杂病论》第12稿连夜抄得副本带回陕西，捐资刻制木版印行。几经周折得以保存，现存南阳医圣祠，俾仲景遗文重光于世。白云阁藏本《难经》刻制木刻版亦已印行。当时先生被聘为陕西省国学讲习馆副馆长、孔教会副会长，研求国学。继之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立即整理《伤科辑要》3卷。向国民党政府上书，请求设立中医伤科训练班，设立中医伤科医院，发扬中医之长以宏救济。先生亲往四川重庆访求中医伤科学家张乐天。又提议建立陕西特效中药制药厂，生产国药，以堵经济输出。书中陈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正是中医为国效命之日。”言发于衷，词意恳切动人。但国民党政府未能重视，先生遂隐居长安少陵原之麓双竹村，筑土窑洞居住，专事行医和著述，生活淡泊。

民国二十九年拟在西安筹建中医专科学校，造就中医人材，继承中医事业。当时在中央国医馆陕西分馆副馆长李阁宸处筹备，成立董事会。请陕西省教育厅长王捷三，陕西省银行董事长刘治洲，卫生处处长杨叔吉，国学讲习馆馆长范紫东诸君为董事长。陕西医药界人士公推先生为校长。先生撰有“陕西省中医专科学校建设规划”，因未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先生气愤地说“陕西经费开支能办京剧学校，办中医学校即无经费，于理难通”，遂即解散。当时我是董事之一。先生目睹黑暗世界，坚决掩关著述，谢绝交游。

先生毕生从事中医事业，以个人奋斗精神，南北奔波，不辞劳瘁，致力国学研究，在医学、哲学、天文、历法和数学等学科领域均有著述，出版与未印者有五十余种，还有其他零琐札记十余种，不一一详录。如上述《伤寒杂病论会通》《难经会通》《周易会通》《道德经会通》《孙真人传》《医学源流歌》，皆为先生于生活艰苦之时，购置石印机一架自撰、自写、自印而成。并在《医学源流歌》中提出他对中医发展的希望，谓：“中华地，大而博，历史悠久贤哲多。医籍富，不胜数，整理乃为今要务。会中西，通古今，此项工作畴担任。”1949年后，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党的卫生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先生被选为长安县人民代表，征聘为陕西省文史馆馆员、陕西省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生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曾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建议将孔子《礼运大同篇》列入中学教材，使学生得知中国先哲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主张和理想。又向西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上书，建议保护陕西省孔庙文物。这些作法是为当时所罕见的。先生这种不顾个人得失，上书直言的大无畏精神，可敬可钦。

1954年，先生曾被征聘为西北医学院中医科主任，为该院建立中医科。1955年奉命调往北京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任针灸科主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目睹世界各国人民患脑溢血疾患者不少，终至无效而死亡。先生曾建议组织在西苑医院设立针灸病床50张，进行临床实践研究。据该院于1959年5月4日题为《针灸中药治疗中风偏瘫150例总结报告》统计，治疗有效率91.3%（先师对中风病有独创研究，针药并用，成绩卓著）。有许多疑难重危病人经先生亲自治愈，转危为安，疗效显著，博得国内和苏联、民主德国、越南等国患者的称赞。德国友人东布罗斯金，患中风不语，半身不遂，经先生治愈。这一消息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登载，称赞中国医学高明。又如当时苏联尤金大使患瘫痪病，经先生治愈，回国时宴请先生及院领导敬致谢意。国外友人及领导同志来医院就诊，多为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院长尤祥斋同志随陪，先生门人赵玉青同志协助治疗。中医研究院还曾为先生拍摄了科教电影。拟应苏联邀请出国讲针灸学未成行。先生为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十五年远景计划意见书》，并任卫生部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先生一贯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曾被评为六好先进工作者，出席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荣获卫生部金质奖章。在此期间，哲学家艾思奇与先生经常做学术交流。印度尼西亚医界来函求购先生所著《针灸经穴图考》《伤寒杂病论集注》。人民卫生出版社要求印行出版，将《伤寒杂病论集注》分为《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方论集注》印行。又将《针灸经穴图考》《校订铜人俞穴图经》印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著作在国内第一次印行。

先生平素生活俭朴，虽在中央所在地北京工作，待遇为一级教授，但仍一如既往地过着淡泊的生活。他的治学精神仍然不懈。先生一生坚持奋斗，不辞劳瘁，南北奔波，为继承发扬中医学和培养新生力量，为党的中医政策争光，为中华民族争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幸先生患病于1960年5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葬于八宝山公墓。结论见于八宝山公墓之碑阴。

先生在逝世前不久，仍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写了《神经精神病学》4卷，为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

先生不仅是一位医学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临床实践家。在治学上，不仅重视理论考古的整理研究，更重要的是不断进行学术创新。论国学，他主张破除汉宋门户之见。论科技哲理，不分中西畴人之书均已研读。研究医学在治疗上，无论经方、时方以及土单验方、针灸、导引、内服、外治有效之法均采用之。尝谓只要有益于国医发展之科学及对病人有疗效者，均可学之。即对铃医、农民、樵夫、渔夫、兽医、猎户、僧、道、卖艺者，有一技之长者，莫不虚心请教焉。接诊患者，无论内、外、妇、儿、伤科均能治之。余见礼泉一位学者王岐山，因跑警报跌倒不能行走，疼痛难忍，经X线诊断为穿破性胫骨骨折，经先生予配服自制接骨丹，外敷万灵膏，一月治愈，行动如常。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有一患搭背疮病人，经治年余不效，先生收采鲜马齿苋捣烂如泥敷患处，数日痊愈（1959年9月30日《光明日报》曾以“枯木逢春”为题报道先生此一事迹）。先生在双竹村时，曾治韦曲西村中风不语患者张得初。病者神识昏迷，语言謇塞，头汗如油，痰声辘辘，二便失禁，六脉沉细。先生诊为中风脱证。与三生饮（生乌头、生附子、生南星各三钱（10.5g））加人参五钱（17.5g）、广木香三钱（10.5g）。一剂分数次服用，半日而醒，并用小续命汤，针灸百会、人中、风池、风府、颊车、地仓、合谷、曲池等穴，一周后能下地行动。又治长安山门口一学者王子靖先生，患风痹病，患者在《难经会通》序中自述：“仆于庚辰初夏偶患风痹，口眼歪斜而言侏离，手足挛拘而体半枯，其不复举动者几月余矣。中西医士迭经二十余辈，针灸洗熨，外治已遍，汤膏丸散，内服殆尽，厥疾不惟不瘳，而反沉滞。人竟束手而无策，予亦奄奄而待死矣。吾友闻而自至曰：子曷而获斯疾乎。我其为子针之。余瞿然而拒之曰：前一医者，与仆针而溃，脓血流至数碗，现犹腿肿如盎，苦不堪述。仆虽至愚，抑不滥前车之覆乎？竹斋粲然曰：吾之针，其诸异乎彼之针，侍疾者褰予衣，捧予手，竹斋抽针刺其臂之曲池、肩髃，股之环跳、绝骨，针斯拔而手斯举，不债扶持而自作矣。遂手舞足蹈，周旋于庭者，十有四匝，即投杖而拜曰：真神医也，恐扁鹊复生，南阳在世，殆莫过欤！愚知妙术必有所自，询之再四，笑而不言，及去，愚送至门外，高歌子，朱子赠医者之诗以颂之。曰：“十载扶行仗短筇，一针相值有奇功，出门放步人争看，不是从前勃窣翁。”呜乎！畴昔愚叩而不答者，今则方悉其妙术之果有自也。”

曾治兴平学者赵惕庵先生患忧郁症结病验例，《伤寒杂病论会通》序患者自述云：“回忆十年前，余有忧郁之疾，腹患症结，卧床旬余日，几濒于危，延君（竹斋）自省莅兴，为针期门、巨阙，砉然立解，腹内显有声鸣，乃遂即起床，同君步行原野省墓，往返十余里，迄无倦容。君之术何其神，而余之病永不作矣”。

曾治西安余友姚某之子姚西福（患者现系西安黄河机械厂工程师），患右项靠肩背处生一阴疽，如小碗大，坚硬如石，皮色不红，数十日不化脓，经西安某西医医院诊断为“深部寒性脓疡”，曾给青霉素肌肉注射和抽脓，十余日无脓可抽，患者病情加重，疼痛难忍，颈项不能左右转动，面色苍白，精神极差，全身乏力，食欲不振，舌质淡，苔白腻，脉沉迟。急求医于先生，先生诊为“上石疽”，属寒凝气血壅滞颈项之阴疽，法当大补气血，助阳散寒，呼脓拔毒，托里生肌。用发面饼做圈形围护疮面，用大炷艾绒放于圈内，燃灸十四壮，灸后疮面红肿高大，翌日疮顶皮软，用三棱针点刺出脓，内服十全大补汤每日一剂，外用玉红膏加渗红升丹提脓生肌，十余日疮口愈合恢复健康。

余妹米锡玉曾患黄汗病，身目黄色鲜明，心中懊恼，小便短少，色黄赤，大便秘结，全身所排汗液皆为黄色，洗脸毛巾及被褥均为黄汗所染，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数。曾在西安广仁医院求治，西医诊为肝胆疾病，无术救治。适先生见之，认为肝胆郁热，胆道阻塞，胆汁外溢，阳气偏盛迫汗外出，故名黄汗病。即与茵陈蒿汤六剂，黄汗即止，黄疸减轻，继服6剂，黄疸全部消退痊愈。

曾治扶风余友王元中之父患伤寒瘀血狂躁病验例。患者狂躁不安，不着衣被，神志错乱，大便不通，舌苔发黑，脉弦滑。先生曾予抵当丸作汤一剂，日三服，大便通畅而症状大减，3剂后症状解除而痊愈。他常说：“致学只要对国计民生有益者均可学习研究，勿为世俗所囿，不能故步自封，要有所创新，一个大学只能范围常人，非常人绝不受它的约束。”“致学之事，孔子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又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先生又告诫我说：“学无止境，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慎重而严肃的工作，是千秋事业。对自己的作品必须经常反复思考明辨，不断实践认识方能有所提高。切忌轻易肯定或否定。如我早年撰著《伤寒杂病论集注》时，增订《伤寒杂病论读本》时，曾删去《伤寒例》，认为序例为王叔和所作。及见罗哲初先生所授白云阁藏本仲景《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时，遂感以前认识肤浅，故撰著《伤寒杂病论会通》时，仍依旧补注，以正己之前非。昔朱子注四书稿经七易，仲圣作《伤寒杂病论》有十三稿。以往我所作之集注一书，虽历时八载，稿经四易，其所下工夫远远不及前人。对科学道路上的错误认识要勇于正误。”先生此种严谨致学，勇于正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人一生没有傻瓜卖疯的精神是学不成东西的。不管社会人有任何非议毁谤，只要是有益国计民生的事，就要笃行实践，方能有所成就。否则，即成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这些名言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先生经常在书桌抽匣内放着油渣。他说：“我童年曾讨过舍饭。民国十八年陕西遭饥馑，我曾吃谷咽糠，吃过油渣，这是好东西。我当过孤儿所、养老所所长，看见过那些流离失所忍饥受饿的人，我今天绝不能忘记当年。写书疲倦了，我就吃几块，激励我的感想和志气。”古人云：人常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能做成。先生治学之苦，律身之敬，对我教育很大。对功名富贵，先生认为：“有补天地，曰功。有关世教，曰名。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在世界观上，先生认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必将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即购买马克思《资本论》进行研读。他认为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世界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应奋勇地奔向这一目标！先生好游名山大川，考索历史文物古迹。每见一事必追至底。先生性情豪放，一生不以人之喜怒为喜怒，以乐素自居。故先生所居处名曰乐素园，其洞曰乐素洞，即是此意。

先生一生历经艰苦，是为中华民族争气，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也。不愧为一位中医科学家。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现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任应秋教授曾在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当代治伤寒学的主要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伤寒五大学家中指出：“黄竹斋，字维翰，陕西长安人。治《伤寒论》多守钱塘二张及陈念祖之学，谓仲景所称的三阳三阴，不同于《素问·热论》，是将人身部位质体分为六纲而已。以三阳标部位，三阴标质体。并结合现代生理为证说，太阳统躯壳表面，故六淫从之而入；阳明统咽至肛门肠胃表面，饮食之邪多受之；少阳统躯壳里、脏腑表之腠膜，所谓三焦居半表里，六淫及饮食伤皆足致之。太阳属营养系统，少阴属血液循环系统，厥阴属神经系统。三阳之部位各有区域，故汗下之法不可混施；三阴的质体，互相纠丽，是以温清之法，皆可通用。他认为掌握了三阳三阴这个界说，整个《伤寒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并把《金匮》杂病诸论合一炉而治，名曰《伤寒杂病论集注》，共18卷。在西北数省颇有影响，弟子米伯让嗣其学。”

余不敏，忝列先生门墙，各地知者纷纷来函要求将先生传略公之于世。谨述梗概，质正海内同志。若有妄词，我当负责。最后，爰引范文正公（仲淹）歌严子陵先生祠堂记之歌，以颂先生之业绩。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门人　陕西米伯让敬撰
1984年11月6日 dN9aNp7jjRu7xOoLCcEbURZdGdKU19eatR2Yj1K/D4/NMCl8PIiherhYDCItXA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