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氏中医理论与观点的形成

从何氏医学现存文献及相关史料看，何氏中医理论和观点的形成，主要有四方面的成因：其一是有学于《内经》《难经》以及《易经》的理论；其二是有考于《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书籍的辨治样本；其三是有鉴于历代各派名家如钱乙、张洁古、朱丹溪、李东垣、缪仲醇、李时珍等的论点；其四是有赖于临床实践，患者的需求敦促医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悉心细究，开拓创新，传承发展。何氏世医自南宋至今，在漫长的岁月中学经典，做临床，不断锤炼，逐渐积累而形成了丰富的何氏学术思想与观点，其中有不少特色，成为指导临床的理论主线，且有世袭传承、不断发扬光大的足迹，现就其主要者，聊举数例。

外感病的发生，甚则流行，在历代疾病谱中始终是占主要地位的，故何氏医家诊治甚多。他们在临证中发现除单纯的外感致病，还有在内伤的基础上感受外邪，以及外感导致内伤的诸多患者，因此提出以内因为本，感受外邪为标，二者共同致病的理论。六世何渊《伤寒海底眼》首篇“病机总论”即说：“夫伤寒何由而起也。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故元气充实，肌表固密，则邪不易入，而内不受伤，所谓藩篱固而贼难攻，内有备而外难侮也。若使元气衰于嗜欲之不节，脾胃衰于饮食之不调，肌表衰于起居之不慎，则风寒易于感冒，或坐卧当风，或远行劳逸，或空腹勤动，因而感受寒邪。”可见对于外感病的发病，一方面强调机体内在元气充足与否，另一方面即提示是否有外邪所干。而之所以正气有虚，乃饮食、起居、劳逸不当等所致，由此亦揭示了防病与诊治的关键。

在内伤基础上感受外邪，此种情况在《伤寒论》中即有阐述，仲景提出六经病均有中风，其中太阳中风可谓单纯外感，其他五经病中风均是在原有疾病基础上感受外邪，如：“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仲景虽未出方，但治疗显然不能沿用麻黄汤、桂枝汤，当疏风解表，兼清里热。又：“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由于三阴病属阳气虚衰，感受外邪后可致疾病加重，故仲景辨脉以测预后，凡阳气存尚能抗邪者可治，否则预后不良。何氏医家临证当有同感，十七世何汝阈在其所著《伤寒纂要·伤寒赋第一》中提出“伤寒为病，反复变迁”的观点，即外感病既有六经传变规律可循，又有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而出现千变万化的病况，其中当包括患者素有体质，是否有基础疾病等，故临证当随证治之。比如外感热病的诊治，他认为辨别虚实尤为重要，实证以祛邪为主，一旦正气虚极，则要及时扶正，脉象是辨证的重要依据。如《伤寒纂要·热论第三》说患者“始得之，多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缓大而虚，或头疼，渴或不止，皮肤不耐风寒而生寒热，此乃劳役损伤，自表之里，宜补中益气汤”。二十二世何世仁（元长）《伤寒辨类》中有专门论述劳力伤寒、夹食伤寒、夹痰伤寒、夹气伤寒、夹血伤寒等，其发病均在内伤因素的基础上感受外邪。在此理论思想指导下，何氏所论伤寒病的内容主要有三类：单纯的外感，内伤基础上的外感，以及外感后导致内伤。

熟谙五脏生克关系，并在疾病诊治中应用，这是何氏世医的特长之一。《素问·标本病传论》谓：“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这是言五脏循五行相克次序发生克制太过，而出现相乘的传变。十九世何炫（嗣宗）《虚劳心传·虚劳总论》中说“病之传变，尤宜熟察。如肾传心，心传肺，五脏相传，每侮而乘之，谓之贼克，大凶之兆”即言此现象，患者抗病能力很差，一脏之病，五脏皆受累，临床当高度重视，防止五脏克遍而病危不治。又《难经·五十三难》曰：“经言七传者死，间脏者生，何谓也？然：七传者，传其所胜也。”何嗣宗阐释说：“如肾病必不传心而传肺，此间一脏，以子病及母也。肾病不传心、肺而传肝，此间二脏，以母病及子也。如肾病不传心、肺、肝而传脾，此间三脏，而传于己之所不胜，所谓轻而侮之也。”此言五脏病变不按五行相克次序而发生传变，如肾病传肺，即间隔一脏心，然肾与肺有五行相生关系，即金生水，故肺金为母，肾水为子，此种传变是为子病及母。同理，肾病传肝，此间隔心、肺二脏，而肾与肝亦是相生关系，即水生木，所以肾水为母，肝木为子，此即母病及子。这两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如肺病日久，肾水亦亏；肝病发生，乃根于肾水不足等。至于肾与脾，原本土克水，但是当肾水太强时，或脾土太弱时，反而受到肾水的反克，即反侮，于是发生了肾病轻而易举地传于自己所不胜的脾，临床上脾肾同病是常见的病况。由此种种病情，其产生的根源都与五脏之间原有的相互资生、相互制约关系的被打破有关，如不明白这些五脏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则无法把握治病的主动权，亦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因此何氏医家非常重视五脏相传乘侮病况的发生而往往治于未病。

二十八世何时希对此颇有见地，在其《读金匮札记·治肝补脾之要妙》中有载，试举一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此段原文虽是谓“治肝补脾之要妙”，然何时希从五脏辨治纲领角度认为，治病之法，首先要辨明所病脏腑之虚实，一般先治本脏，此乃常规；不效，则进而以求脏腑胜复生克之治。如治肝实者，先泻肝以治本脏；其次可补脾以御肝，或助肺金以制肝木。如治肝虚，先当补肝；不效，或肾虚者则补母以养子，滋水以生木，或养其心火，子健则不盗母气，母体可以自复。又原文所谓酸、苦、甘三法，何时希解释认为酸补肝，以治肝虚；苦补心，心旺不盗母气，肝木可复；甘补脾，肝实脾虚当用之，因此，酸、苦二法治肝虚，甘法治肝实。可见治已病和治未病两者相辅相成。其分析有理有节，颇合临床，可参考运用。

阴阳五行与人体五脏相应，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故人体五脏当互相制约，相协相调，以达平和安康。这一理论思想颇具哲理，而何氏医家普遍具有儒学背景，擅于将哲理、文理与医理融会贯通，并进一步用于指导临床，这是何氏医家习常遵循的，且是承前启后的。如十三世何应璧（继充）《增编药性赋·用药法象论》认为：天地有阴阳，阴阳无限可分。即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概括为阴和阳两类，这就是事物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现象。而天人相应，故人体部位、器官、脏腑亦具有阴阳对立统一的概念，包括发病的季节、所用的药物等均有阴阳归属的现象和特性，而这一切现象，作为医者在诊病用药时均要仔细把握，确认无误，才可施行。何汝阈《伤寒纂要·伤寒赋第一》说：“土衰木旺则为贼，能克无制之灾。水升火降则为和，会见欢忻之举。”此从五行五脏生克关系角度分析认为脾虚、肝火旺（木亢乘土）则于病不利；肾水充盈上济于心，心火下降于肾，水火既济（制约）则平和安康。何时希《雪斋读医小记·亢则害承乃制浅解》中对《素问·六微旨大论》“亢害承制”理论，即五脏之间“亢则害”“承乃制”的相互关系阐释甚明，颇有心得。他认为：亢，实也，皆不虚之义；害（动词），传也，侮也，皆相克之义。因此亢则害，言其邪盛为实之相克病理变化，寓有病转重之义，即如肝火旺则乘脾土，导致脾虚。承乃制，既解释亢虽为害，而有承则不害，又谓有相生之道介于其间，则可以制其相克，使不为害，意义较深，如母以生子，子又生子，此亦相生之常。仍以肝火旺脾虚之例说，滋水可以涵木，木能生火，火又生土，土得此气之煦，可以抗击贼邪而不病。说明承乃制言其正虚之相生病理变化，寓有病转轻之义。因此，亢害与承制是机体的必然病理变化规律，既有五脏之相克相害，而复又有五脏相生相制，以调其平衡。对于此现象何时希有谓：“人之气血阴阳，五脏相互约制而又循环灌养，盖处于此相克相生、相害相制，所谓‘动态循环’中生存，然后生生得以不息。”这些理论是何时希辨治妊娠病子烦、子痫等证的指导思想，在《妊娠识要》中他主张“子烦”阶段要积极治疗，清心凉营，气营双清，以平心火之亢，以防亢则害而病进为“子痫”。同时需养心血、补肾滋阴，以收滋水济火之功，又可获滋水涵木之效，此即承乃制，亦是治本之意，尤其在“子痫”发作，平肝风、降心火救急治标之后，必须进一步这样治本，方能巩固疗效和防止再发。

脾胃虚损是疾病发展之关键，何氏医家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并运用之。《难经·十四难》云：“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因皮毛为肺所主，血脉为心所主，肌肉为脾所主，筋为肝所主，骨为肾所主，故分别指代五脏。此文是《难经》论损至脉的病证，至脉的病由肾到肺，是从下向上传变的，损脉的病由肺到肾，是从上向下传变的。脾属土，位居于中，无论病由肾到肺，抑或由肺到肾地传变，大凡传过于脾胃，病已不浅了，如再发展下去，五脏传遍，则是死证。可见脾胃虚损在疾病发展中是处于重要地位的。何氏医家深明脾胃的重要生理功能与在五脏中所处的关键位置，因此在何嗣宗《虚劳心传·调治三要》中提出的虚劳治疗三大要中，就有培脾土法，这是阻断疾病恶化而向好转变的重要治法。何嗣宗还进一步阐述道：“盖脾胃之强弱，关动五脏，况土强则金旺，金旺则水充。又当男子以脾胃为生长之本，女子以心脾为立命之根，故以此治虚劳者，无论何脏受伤，皆当以调养脾胃为主。”这又从五行相生关系看，土生金，金生水，配属五脏可知，脾气强健，则肺之气阴旺盛，肺旺则肾中精气充盈。况无论男女，脾胃都是生长立命之根本。因此不管何脏虚损，调养脾胃总要顾及，不可忽视。何嗣宗且以理论指导实践，如《虚劳心传·选方并论》中载自制“四五培元粉”以治虚劳，此方的构思，即如他所言：“《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人身小天地，其藏象悉皆应之。故肺主气，其象如天，天道下济而光明。其在经曰：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脾为孤脏，灌溉四旁，其象应地，地道卑而上行，其在经曰：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若使土不能生金，则肺气先绝。其见于外者，毛发憔悴，形容枯槁，咳嗽气促不能言。诸病从生，变症蜂起，其祸可胜言哉。”由此可知，何嗣宗制此方是为治疗肺病而脾虚者。他又说：“余深悯之，因构思一方，培补后天，以滋化源，名之曰四五培元粉。取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之义。”金指肺，土指脾，肺金与脾土在五脏生克关系中具有相生关系，即肺为子，脾为母，方取子母相生法，即培土生金。

有鉴于此，何氏医家重视并擅于治脾成为其临证指导思想和特色之一。从何氏医著治法选方中可看出，既沿用了仲景的建中、理中之法，也吸纳了后世的补中、调中之法。如《伤寒海底眼》中以建中为名的方剂有大建中汤、小建中汤、柴胡建中汤、附子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加味黄芪建中汤、黄芪建中加术附汤、当归建中汤、乐令建中汤、八味大建中汤、十四味建中汤等11首方。这些建中汤的运用具有层次性，先以小建中汤、小建中加当归汤为第一层次，两方的主症中均有腹中疼痛；第二个层次为附子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加味黄芪建中汤、黄芪建中加术附汤，均是在小建中汤的基础上，出现了表虚、漏汗、足冷等表阳不固的症状；第三个层次为大建中汤、乐令建中汤、八味大建中汤、十四味建中汤，均在第二个层次上又加了人参、肉桂、蜀椒等热性药物，其组方逐渐向理中类靠近。以理中为名的方剂有理中汤、理中丸、参附理中汤、丁附理中汤、吴萸理中汤、香砂理中汤、安蛔理中汤、枳实理中汤等15方，治疗偏于温中祛寒，其所加之药分为两类：一是加入温药，以加重其温中的作用，如加附子、吴萸等，或加茯苓、花椒、乌梅以安蛔理中；二是加入理气之品，如丁香、枳实等，以加强其调理气机升降的作用。此外，在何氏所用方剂中，方中含有二陈汤底方的多达60余首，对二陈汤加减变化之法也有20余种，此与江南气候温润潮湿，易生痰湿，而湿邪易伤脾有关。如何元长《伤寒辨类·痰症类伤寒》中以二陈汤为基本方，随证加减，并有一些验法验方，如凡痰久胶结，状若寒凝者，须用温药引导；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非竹沥、姜汁不能导。凡痰药用竹沥、姜汁、磨木香为传送，外用炒姜渣揉熨，其法甚妙。另外，在何氏所用方剂中，以调中、治中，养脾、归脾，安胃、养胃等命名，治疗以中焦脾胃为重点的方剂有50余首，可见何氏对于中焦脾胃的重视。

朱丹溪《丹溪心法》将郁证分为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等六种，何氏医家多宗之，并有己见。如《何元长医案》中认为六郁中常见气、火、痰三郁。二十三世何其伟（书田）《何书田医案》中认为郁证多由于情志所伤，肝气郁结，进而引起五脏气机不和所致，其中尤以肝、脾、心三脏受累为多。情志不遂既伤心损脾，又使肝失条达，气失疏泄，肝气郁久则化火，脾失健运则生痰，气郁、火郁、痰郁由是而生，因此治疗以调和肝脾为要。这种善学善思、在学用中提高进取的例子，在何氏医著中不乏少数，亦是何氏医家的长处。

在组方用药方面，何氏医家亦以《内》《难》二经为准则。如治虚劳方的组方原则，《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内经》这一以甘药调阴阳之旨意，张仲景亦用之，如小建中汤，即以甘药建立中气，以生血化精，何嗣宗《虚劳心传》称之“为复虚劳之良法”。又《难经·十四难》：“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虚劳心传》中治阴虚火旺、骨蒸劳瘵的保阴煎，其组方的指导思想，即体现了滋阴填精益肾为主，益气建中补脾为辅的治法，方中有甘草一味，何嗣宗注曰：“妙在此味，《经》所谓调以甘药也。”此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何嗣宗认为：“非独药也，五谷之味皆味也，补以味而节其劳，则渐有余矣。”此说尚可取，五谷等食物调补，再加节劳减负，均是虚劳治疗所必需。

何应璧《增编药性赋·五脏经络补泻法》中所述的五味补泻，是据《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而来，如病在肝，用辛补之，酸泻之；病在心，用咸补之，甘泻之；病在脾，用苦泻之，甘补之；病在肺，用酸补之，辛泻之；病在肾，用苦补之，咸泻之。所云四气补泻，当据《素问·宣明五气》所说的五脏所恶理论而得出，如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等。他对药物功效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且对后辈，尤其是何嗣宗所著《何氏药性赋》影响较大。如柴胡在脏调经，在肌主气；升麻引诸药游行四经；防风泻肺；木香泻肺气；槟榔有引诸药下行功能；吴茱萸散寒通阳止痛，对咽部、心胸部阻塞疼痛均可应用等。又何元长《治病要言·咳嗽》谓：“治表，药不宜静，静则留连不解，变生他病，故忌寒凉收敛，所谓‘肺欲辛’是也；治内，药不宜动，动则虚火不宁，燥痒愈甚，故忌辛香燥热，所谓‘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是也。”此论乃据《素问·五脏生成》和《素问·宣明五气》之说。

十四世何镇《本草纲目类纂必读》中吸取了诸多本草著作的内容，如南北朝时期药学家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苏颂《图经本草》，宋·寇宗奭《本草衍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但他对某些药物的功效不拘泥于本草或古人所说，而是依据实际，独立思考。如木香，本草云主气劣、气不足，补也，但何镇认为木香和气兼散，若云能补，则未也，归脾汤内加，恐黄芪、白术壅补，以此疏之耳，又芳香醒脾之意也。香附，本草多认为是女科之要药，然何镇说亦可施于男子，不可忽也。又如众以为柴胡治寒热必用，何镇主张要辨证为先，如虚阳现于外而发热者万不可用。并提出柴胡治虚劳，非补乏也，加于滋补剂中以清热，则补者自补而清热之药正不可不佐使用之的见解。同理，升麻是升阳举陷要药，然非单用能取效者，其功专于辅佐。

综上所述，何氏医家既学经典，汲取精粹，又对经典著作进行研究和发挥，并结合临床实际，验证总结，形成了较系统的、颇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尤其是那些经临床锤炼，并在世袭传承中不断发展完善的核心理论和观点：无论外感还是内伤，疾病的产生都与气血的亏损，或气血流行不畅所致，气血病变可累及五脏，五脏病变亦可波及气血，故何氏医家认为人体气血充盈流畅是根本，然其有赖于脏腑功能的和调。故治疗善用和理法，和理气血，以气机流畅为先导，因气能生血，气能行血；和理五脏，以疏和肝脾、调补脾肾为契机，因肝主气机之疏泄；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为先天之本，五脏阴阳之根本。这些理论、观点和诊治特色在何氏世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中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且不断发扬光大。 BJsESb3u7zQ8KvJUdwlmRqOIKPezaZOMYfcdJPqOBrHvOXs8WW/1I4NCgQhkr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