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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学正张元素，字洁古，因名犯讳下第，罢官从医开山创易水学派，因脏腑病机用药、升降浮沉和引经报使而闻名，著有《珍珠囊》《医学启源》《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洁古先师摒弃因循守旧之风，指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金史·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六十九》），为易水医家治疗疫疾奠定理论基础，李时珍称其“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本草纲目·序例上·历代诸家本草》）。张元素即以“古方今病不相能”为策论治疫疾。
我们要厘清“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背景，以便了解观点内涵。孙文广认为“古方”有两种释义：一为经方，二为泥古。宋代以降，局方流行，至金元时，世医尊经崇古，不求医解，照方验病，未经加减，滥投温燥，积弊流毒甚广。“新病”即新生于洁古所处年代而宋金前未有之病，易知多为彼时之气，疫疠之行。河间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有云：“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非余自炫……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刘完素一生精研五运六气，首先认识到运气变更，“天以常火，人以常动”，施古方则效不达，“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遂发陈病机十九条强调火热病机，寒凉之说遂为金元医学争鸣的滥觞，所书《宣明论方》在北方通行，与南医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并称为“南局北宣”。
张氏深受刘完素影响，针对时医论疫囿于成方的荒唐行径，在认知上批评“古方新病，甚不相宜，反以害人”，在行为上强调“前人方法，即当时对证之药也。后人用之，当体指下脉气，从而加减，否则无效”。任应秋先生认为张元素完全吸纳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并将运气理论拓展到遣药制方领域。在张之后，朱震亨在《局方发挥》中亦直言彼时乱象为“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乃刻舟求剑、按图索骥。
金元医家推陈出新，不拘泥滥用古方的风气成为金元医学的解放思潮，这种时代精神影响辐射至易水医家疫病治疗的态度。然若由张氏“自为家法”不施古方，得出古法莫能愈今病这样的结论无疑是以偏概全的。以《医学启源》为例，范忠星援引《对〈金史〉关于张元素评价的不同看法》数据：书中所举81首方剂，含仲景方19首，钱乙方14首，加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备急千金要方》，古方约占全部方剂的53%，张元素所用古方过半，足见他博采众方，善用古方。张元素为师承授受所编撰《医学启源》，能较全面地反映张氏学术思想，此书罗列超过半数的古方作为教材，何谈古法不可疗今病？“不相能”的出发点是批判金元时期按部就班的守旧之风，意在补偏救弊，并非轻易地认为时病不用经方。
易水门生王好古《此事难知》有言“沽古张元素，其子张璧，东垣李明之，皆祖张仲景汤液，惜乎世莫有能知者”，可知张氏及其门徒皆尊伤寒为群方之祖，异于世俗偏见而视仲景甚高。张氏力倡“古今异轨”，强调权衡变通，旨在解开尊经泥古的桎梏，后人牵强附会为今病不用古方实为误解。治疫演绎经方，临证化裁古法，用长沙之理法而未限于其方药，知其所以而触类长之，“自为家法”而仲景之心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