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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长路： 卢先生在上午的后一阶段就已经开始讲到他本人学习、传承、发扬、研究扶阳派的心得和临床的体会，我想卢先生这些体会，一定会给我们听课的医务工作者和扶阳派的忠实追随者、爱好者带来很大的益处。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卢先生讲授。
卢崇汉： 上午主要谈了钦安卢氏医学扶阳思想的这种传承，现在重点谈一下钦安卢氏医学扶阳思想的理论。
钦安卢氏医学的扶阳思想建立在几个方面，这可以从他们的著述来看：他们认为阳气是人身阴阳的主宰，也可以说元气是人身阴阳的主宰。对于阴阳的这个问题，郑钦安开篇就谈道：“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证；亦不难于识证，而难于识阴阳。”识阴阳，听起来、说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到底阴阳是什么？到底是阴证还是阳证？到底该用扶阳的药物还是该用滋阴药？所以他讲：“阴阳化生五行，其中消长盈虚，发为疾病。”由于阴阳五行的这种消长盈虚一旦失衡、一旦失调，就可以发生疾病。所以在阴阳的辨证上如果似是而非就会导致诊断的失误、导致治疗用药的不当，从而误人。所以他们强调要清楚“阴阳至理”。只有把这个问题理解了、弄明白了，才能够真正解决临床辨证问题。
郑钦安先生将医者对“阴阳至理”的认识是否正确作为用药治病的一个准则。什么叫“阴阳至理”？他在其著述里面谈到了这一问题，就是我们人本身存在着阴阳，上、中、下都有阴阳，十二经有阴阳，阴阳可以达无数，但是最终也就是这两者，也就是一阴一阳而已。他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这个问题。六经是什么？六经就是一经。五气就是一气，三焦就是一焦，把很多问题都做了这方面的归纳，一步一步地使你能够去理解。
他在《医理真传》里边谈到了“人活一口气”。什么气呢？就是乾元之气，就是乾卦之中爻落于坎中之气。乾元之气进一步分析就是我们人身的元气，真正的阳气，是我们人身阴阳的主宰。
通过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清楚，万古就是一阴阳。人从立命以来，从乾坤立命以来，阴阳两者就合二为一，这就是气的一元论观点。钦安先生他是强调这一点的，那么这个气后世是称为“元气”也好，“真阳”也好，他认为这个气充塞在我们人体的各个部位，充塞着人体内外，并且我们的上下四旁都是元气，只有元气才能主宰人身的阴阳。
元气是真阳之气，就是坎中一阳之气。这个气只有充分，阴才能真正化生，阴才会真正的旺盛。一旦我们人体的元阳之气不足了，衰减了，化阴的能力也就自然弱了。从形体本身来讲，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津液、精、气、血就都会弱。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邪气，无论是外或内的邪气都能够干扰、侵袭我们人体，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现在的教材里面主要是从邪正的角度来谈发病与否。而郑钦安认为，阳气就是人体的根本之气，那么实际上就包括正在里面。如果正没有阳气的充实，那也就无所谓正。人身的阴阳千变万化都离不开这一阳气，离不开真阳之气、元阳之气作为主宰。所以一旦它不足了，甚至不存在了，人身的阴阳就会不足，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一气很旺盛，我们人身的阴阳也才旺，才会有阴平阳秘的健壮体魄。
人体的生理状态、人体的阴平阳秘只有在以阳为主导的前提下，才能够维持。如果这个阳主导的前提不存在了，就会打乱我们整个机体的内外平衡，就会发病。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强调阳统率阴，强调阳主阴从。
在阴阳这两者的关系上，卢氏受郑钦安的影响很深，并且密切结合临床实践，结合郑钦安的临床实践和卢氏几代人的临床实践，验证了很多原来提出的一些观点。
于是这种重阳思想逐步地明朗了，阳主阴从观也就明朗化了。在《卢氏医学心法·医易说》中就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乾者为天，坤者为地，乾者阳也，坤者阴也，天包乎地，地承乎天，故乾坤位于上下。上为阳，下为阴，其阳者，宛如三公九卿百官也，其阴者宛如三妃九嫔百媵也。阳动阴随，阳主阴从也。”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就进一步谈到，人生存在天地当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阳而转，都是以阳为主的。提醒业医者需识别《周易》所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黄帝内经》所谈到的“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以及“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这些精髓就是阳主阴从的理念，于是卢氏告诫所有的学人：这就是养生治病的纲领。
在阴阳相互为用的二者关系当中，强调了以阳为主，阴为从，尊阳而卑阴。这可以说是钦安卢氏医学思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也就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来认识我们人体生理、病理，从而指导我们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所以强调阳主阴从，强调阳气是我们人身立命的主宰。
钦安在阐释我们人体生理、病理的时候是重视坎中一阳的，始终没有离开这一点。
如果我们明确了人体阴阳在生理活动当中这种阳主阴从的关系，那么对分析、认识病理，确定正确的治疗法则是相当重要的。但前提就是要认识到这一点。
钦安卢氏是把《周易》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在医学理论当中，用它来认识我们人体生理机制以及病理本源的。在《医理真传》里他就强调了心肾这两卦，有《坎卦解》《离卦解》，以及讲坎离二卦的关系等。大家都有这个书，可以反复去琢磨，这样对于扶阳思想的理解大有好处。
郑钦安他在书里面谈道：“乾坤交媾化生六子，唯中男中女独得乾坤性情之正，人秉天地之正气而生，此坎离所以为人生立命之根也！”这里谈到的坎和离是人生立命的根，但是坎和离这两者的关系全在于坎。这是与张景岳的认识有很大出入的地方，与张景岳在辨证立法和治疗上完全不一样。
我读张景岳的书觉得前面确实写得很好，但为什么后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呢，什么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最后又来一个真阴论。这样就让你没有主从的认识，于是在临床上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分支。当然这么多年来，张景岳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是被很多人推崇的。这也是近代和现代教材，无论哪一版都大力倡导的，也才有了现在的中医学术体系。
对于钦安提出的问题确实让人有点费解。卢氏认为，在坎离两者的关系上，实际也存在主从关系。由于存在了主从关系，这就为后来卢氏提出的“以火立极”“以火消阴”“扶阳抑阴”“用阳化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在用上就比较好办了。
在《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里面都反复谈到坎和离。这两卦，比如说坎卦☵是两阴爻夹一阳爻，这说明其本身属水，但水中有火，水火互为其根。强调坎中一阳是人生立命的根本，从而这种学说的根基就奠定了。“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诸书称为真阳。”他收录了很多医家对于阳的看法，不外乎是说真阳、真火、元阳等，提法很多，但都是一回事。但是他提出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刚才我谈到的，坎离两者关系的问题，就是水火互为其根，其实皆在坎也。这里看起来是谈坎，实际上把离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无论是水火相交也好，阴阳升降也好，都在于我们人身坎中的真阳之气。离卦☲是两阳爻夹一阴爻，虽然属火、属阳，但是秉坤之质的。所谓坤者，阴也，血也，只有通过坎中一阳的作用，使下面的坎水沸腾和鼓荡，如雾露之态而承于上，并激发于心，这样才能够完成我们人体阴阳气血升降的往来运行，才能使我们人体的生命健运不息。所以钦安先生直截了当地提出：“以脏腑分阴阳，论其末也；以坎卦解之，推其极也。”
人体本身就是一血肉之躯，就是属阴的一个躯壳。它依赖什么呢？依赖的就是坎中这一点阳气。所以我们说人活一口气，就是指坎中的这一点阳气。有了这点儿阳气，我们才能够立命，所以称其为立命之本。扶阳的思想、治法都是以这个本为核心，把这个本抓住了，其他问题都好办了。什么口舌生疮啊，舌没有苔啊，舌干起芒刺啊，等等，都不要紧，只要这一点立命的阳能够留得住，那么阴就能长，津就能生，血就能生。
气属阳，血属阴，这是大家公认的。说到坎和离这两卦，实际上都是以阴爻阳爻相互组成的，只是卦形不一样。对这两个卦大家可以看一些易学方面的书，大家也可以参阅一下《河图洛书》，这样理解就会更深、更透一些。
另外，坎也好，离也好，都有火。但“火”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属于真的，一个则是一般的，也就是“真火”和“凡火”的区别。所谓“真火”就是“相火”，“凡火”就是“君火”，这两火也存在主从关系。两火本身是同气，但只有在“真火”旺的情况下，“君火”才会旺。如果“真火”衰弱，“凡火”必然也会衰。这与后世许多医家的认识是不同的。
如果你把这些理解了，那么用阳化阴也就好理解了。现在很多著述都谈阳虚证、阴虚证的问题，阴虚证为什么少见？甚至说根本没有阴虚证，还有“天下无阴虚”的说法，这实际上也存在着阴不足的一面。血不足、津液不足，阴就不足了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怎样解决，这就是技术问题了。怎样用阳化生它，我们就要回到更高的层面上，然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你的治法才不至于乱。
虽然教材和很多医籍都谈到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二火相照，但要保持这种状态，关键在哪里？关键还是在坎中这一阳。只有坎中一阳旺，坎中一阳足，二火才能够相照，水火才能既济，心肾也才能够相交，很多临床症状才能够解决，并且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看到许多疾病临床用其他方法也能缓解，但没有长远疗效。而卢氏始终抓住以阳为本，用扶阳的方法治疗，不但有很好的近期疗效，而且疾病可能一生都不会再复发，这就是远期疗效。要寻求远期疗效，就必须在根子上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谈坎中一阳这个问题，那么就离开了根，也就没必要谈其他的了。
所以以火立极、以火消阴的问题，用阳化阴、扶阳抑阴的问题，这才是关键点。如果这个关键点把握不住，你心里绝对是虚的、空的。连你自己都把握不准，还能去说服其他人吗？因此，卢氏进一步强调，人的生理不离乎阴阳，而阴阳这两者始终都处在阳为主、阴为从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状态。
大家记住，这个“阴平阳秘”一定是以阳为主导下的“阴平阳秘”，否则的话，就没有平衡。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医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时候，按教材讲，只有强调一半对一半。如果不这样强调，学生就无法理解后面其他课程的内容。这个很麻烦的，你不要小看这点儿问题，紧接着大问题就来了。所以这是中医药院校中医教学很麻烦的一件事。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认可阳主阴从，或说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很难解决一些临床问题，就还是四平八稳地去清热、去滋阴、去凉血。
近几十年来在中医医院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可以说是西医帮了忙。为啥西医帮了忙呢，因为医生、病人都在医院里面待着，西医所有的治疗手段都可以上，还要中医来干啥呢？中医不过是在做一盘工艺菜时充当用萝卜雕的花，放在盘子的边上好看而已，这就是中医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我们中医自己不到位，是我们中医自身不行。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行起来。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说在没有西医的时代中医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关于扶阳的理念，实际上在元代、明代的时候就有了，但不成气候，完全不成气候，只是星星点点的一点。到现在也是这样，但扶阳实际是中医的根。《内经》就是中医扶阳的根，张仲景就是中医扶阳的根。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根丢掉呢？为什么不去追随这个根呢？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实际上这是有所得的思考，我们不涉及其他人，我们只谈学术，跟其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觉得我们中医还是应该反思，关起门来反思。我们有几千年的完善的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为什么中国人的体质不如有的国家的人的体质，这跟中医药几百年来倡导大量的清热、大量的解毒、大量的凉血、大量的滋阴这种理念有没有关系？我想是有关系的。
我们这里谈到的扶阳，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这实际就是《内经》的想法，就是张仲景的想法，最后才有了郑钦安的想法，才有卢氏几代人的想法。当然现在可以说，中医的春天就要来了。首先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这个问题，几百人都能够集中到这个地方来，不管是自费也好，公费也好，能够到这里来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探讨的时候了。
卢氏阐释人体生理观点的时候，也强调了“坎中一阳”的重要作用，认为“乾坤者，阴阳之灵也、气也。本天地之清真，故谓大父大母。坎离者，阴阳之精也、象也，得乾坤之中气，故曰中男中女，乾坤之六子坎离为至贵。由于得其中气，而为天地之真精，是阴阳之精华也，坎中之阳合于离中之阴，水火互为其根，其实皆在坎中一阳也，为人身立命之根”。这是《卢氏医学心法·医易说》里谈到的一些问题。如果能够接受这点，你才能理解；如果不接受，就不可能理解。
那么为什么要接受呢？就要看它有没有道理，就要从临床上来验证。因为中医是实践性相当强的一门学问，离开了临床，全部都是空谈。所以钦安也好，卢氏几代人也好，他们关于“坎中之阳”的说法，跟前人比起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谈到，人乃血肉之躯，全赖真阳运行其中而立命。人以脏腑分阴阳，那是论其末，以坎卦来立论，是论其本。一个是本，一个是末，如果能抓住这个本，就好办了。所以这个思想他们在著述里多次谈到。你看钦安的书也好，看卢氏的东西也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卢氏的部分著述油印出来后散发了一些，给参加扶阳讲坛的听众，至今已经八九十年了，可能都没有保存下来。我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图书馆都没有发现，也就是说还没有正式的出版吧。以后有机会，可以正式出版让大家能够见到。
钦安卢氏坎中一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的医学思想，是贯穿于他们整个著述当中的，并且他们始终以此思想用来指导临床，去治病用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有用辛温扶阳的姜、桂、附。比如说，用四逆、白通、附子理中，麻、辛、附补坎益离。用桂枝法、四逆法，这是卢氏在钦安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最后拓展出来的。我曾经讲过，如果能够活法圆通地运用四逆法、桂枝法，对于临床上遇到的问题，能够解决九成以上。
要想一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很难的。难在哪里呢？因为看起来用药简单，（这个刘力红有体会，以后他会谈到这一点）难在我们在这个法里面所用的药稍微变化一味，就完全不同了。你觉得看起来根本无所谓的一味药，但是一变化就完全打乱了方的格局。多了它，就不行；不用它，效果就不能显著表现出来。这就是很多“机”的问题了。这个“机”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用几句话能谈清楚的。比如，就一个病人来讲，他当时的状况是怎样的，他在什么时令，这都很重要。开方就是开时间，并不是说这个方在春天有用，到冬天照样有用。照样用就不行了，你就要在某一味药上动一动。比如这个方子有七味药，动一动只有六味药，或者八味药就对了。
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病人的思想情况，也就是情志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治疗效果。哪些药当用，哪些不当用，怎么样来判断呢？这又要从脉法上去判断。病人并没有跟你讲这些问题，但是在脉象上体现了。作为医者，你应该很清楚，病人在情志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脏腑气机也会相应地出现问题，在脉象上就会显现出来。不需要病人告诉你，你这个方子就很清楚地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样才能见到真实的、好的疗效。
我曾经总结过，在一年当中除了姜、桂、附以外，我就用40多味药。这40多味药分配到两万多张处方中，解决的病种是若干个。为什么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就是变化来变化去。比如一个慢性病病人，他一共吃了20多味药，但这20多味药组成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处方。有些慢性病病人可能要吃一年多的药，但每一次都会有变化。如果不变化，病人用药后，比如说叫他吃了五剂，觉得很好，很舒服，症状减轻了，因为挂号困难，他就拿原方自己配来吃，结果就不行，最多再吃上两三剂，症状就会出来了。不应该有的症状都出来了，但是一停症状又没有了。这是因为上一周跟这一周节令变化了，每一天有每一天的节令。在这个变化当中，药的处理很可能就是一味药把剂量上又加了5g，或者某一味药又减了3g，就可以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很难的。就这么多药，晃眼一看方子都一样，用附片起头，生姜扫尾，中间夹了五六样、七八样药，就这么简单。如果在脉上、在理上没有吃透，就很难，确实很难。所以中医没有标准化可言，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不可能一个病就是一个处方，一吃到底，是不可能的，并且张三这样吃，李四这样吃，全部都这样吃，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治病。
强调坎中一阳，强调扶阳的思想，强调辛温扶阳的药物，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要达到使阳生而阴长的目的。只要阳能生，阴就必然会长，没有阳生阴就更衰的说法。
我们这里谈到的阳是什么阳，是“坎中一阳”。这个是层面问题。这个阴阳与中医基础理论教材里谈的阴阳的概念、阴阳互根互用、阴阳转化、阴阳消长平衡不是一回事。如果带着那个理念，是绝对不可能认可这个观点的，也永远不可能以扶阳的思想去用于临床。
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将扶阳的思想运用于临床呢？是真正三阴证的情况下，很典型的三阴证情况下才能使用扶阳。如果不是典型的三阴证，怎么办？因为任何病都会入三阴，作为人体来讲，机体有自身调节的功能，所以我认为，人体在三阳的状态下即使不治疗，基本上也能够康复，但如果治疗失误的话，就要进一步发展，那就入阴了。
这个也是我刚才谈到的，西医帮了我们中医很大的忙。现在很多中医就是开一些清热的、滋阴的、除湿的药，实际上我认为，很多三阳证病人不吃药也会好的。这种情况很多，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观察一下。西医讲感冒不吃药多喝水，几天就好了，它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真正落到这一点上来，就是要落到根上来。只有能够落到根上，中医才能够复兴，才能回到正路上来。
许多文章或一些著述，都谈到钦安卢氏医学是独树一帜，是在医界独树一帜。独树一帜在哪方面，就是它的理和它的用是独树一帜的。从发病学角度上看，“坎中一阳”是十分重要的，是立命的根本。反过来看，疾病都是由于这一阳受损而导致的，所以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所以郑钦安讲：“病有万端，发于一元。一元者，二气混为一气者也。一气盈缩，病即生焉。”“病也者，病此气也。气也者，周身躯壳之大用也。”郑钦安先生在《医法圆通》里面说得很明白，相当的明白。这么明白的问题，很多人没有理解。所以卢氏认为，人的生成是本于父母的真气温煦化育而成象、成形的，五官百骸俱备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就是“坎中一阳”之气。如果坎阳之气能够充盈周身，我们这样才能够立命。人之所以能够生存而不发病，也全赖坎中一阳之气化生精、血、津液，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一个人只要阳气旺，坎中一阳足，身体就健壮，气就很厚。老百姓所说的脸色好不好，气色好不好，决定气色好与不好的就是坎阳。
所以坎中一阳旺盛，外面的邪气、六淫就不可能侵袭他，内在的七情也不可能干扰他，他能克制自己，他能承受得起，他仍然会神安而体魄健壮。从生理上讲，人没有坎中这一元阳气，就不可能生存，就不可能立命。因此，无论内邪，还是外邪，都是由于损伤机体这一元阳气而导致发病的。教材里谈到正气的强弱，正气强则邪气不相侵，强调发病与否正气是决定性因素。实际上，人身的一元阳气就是正的问题，只是没有去画等号。
坎中一阳固然很重要，但光有阳只是前提，还要依靠什么呢？还要依靠食物的真气来辅之，来养之。
我们吃的水谷也含有“真气”，因为它也是生物，跟我们人体一样。人体接受它的真气，来养人体的真气。食物的真气是秉天地之真气化生的。人是一个小天地，食物同样也是一个小天地。人要用这个小天地里面的真气来养人的真气，要用食物的真气来养人体的真气，这样人体才能壮实，才能康健。
因为食物水谷的真气是秉天地的真气而化生的，跟我们人身的真气是本同一气的。所以天地真气与人的真气两者相合，人体才健康。
我们常讲“人得食则生，不得食则死”。但这里所谈食物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人不得食物，就不得生了。人们能够接受食物水谷真气的多和少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坎中一元阳气的盛衰。如果人体本身的真气不足了，元阳不足了，坎阳衰了，那接受食物水谷的真气也必然会少，必然会衰。所以人体阳气强盛，得天地食物的真气才多；人体的阳气衰，得天地食物的真气就必然少。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不清楚去保全我们人体的阳气，保全这坎中一阳，并常常去犯它、去损它，身体是绝对不会健康的，而且还会导致外邪侵入、内邪侵扰，导致腑脏功能失调而发生疾病。外感内伤都可以阻隔天地的真气与人身的真气相合。一旦人体先天一阳不足，坎中一阳不足，人体的阳气不足，就不能正常吸纳食物的真气，就会使人体一元阳气进一步受损，使身体更加衰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治疗得法，把这个点抓住了，就好办多了。
这是我们从先天一元之阳这个角度来看发病，再一个关于发病的认识就是，钦安卢氏还认为万病不离伤寒。认为张仲景《伤寒论》的真机就是气化。也可以讲，气化这两个字就是万病的真机。我们一点一点地剥离这个问题，就会少走弯路。理明白了就容易理解好多问题。
钦安卢氏明确地指出，所谓伤寒实际上就是寒伤于太阳寒水之经。仲景窥透了乾坤二气，真机就在这个地方，郑钦安把这一点也认识得很到位。
钦安卢氏在气化上、在万病不离伤寒上做足了文章。立方也好，立法也好，无论是三阳三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元气的运行表现出来的。
比如说，太阳是三阳三阴之首，居于寒水之地，其卦为坎。坎中一阳是我们人体立极之本，至尊无二，这是根本的根本，是根。有如天之日，太阳从水中而出。子时一阳发动，真机运行，自下而上，自内而外，以散水精之气于周身，从而无时无刻不停息地在运行。那么运行什么呢？运行的就是坎中这一阳之气。
那一旦感受外邪，最容易伤的是什么呢？是太阳。所以《内经》讲：“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就一年的节令来看，病气的变化同样是无穷尽的，三阳三阴这六气循环，各个节令都是有据可查、有据可考的。
钦安卢氏都强调这一点，六气就是六经，六经就是一经；五行分为五气，五气就是一气；三焦就是一焦。你把这个问题慢慢去理解，好好地去想，你就会想通，一旦想通了，这层纸一下就捅破了，好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你就不会在立法上、在用药上去瞻前顾后、想这想那了。
所以张仲景揭太阳以言气之始，论厥阴以言气之终，昼夜循环，周而复始。那么这种气化，运行在外，可以从我们皮肤、毛窍而行水气；气化行于内，又可以从我们的小便而出水气。所以人的坎中之阳强盛，气化功能就正常，太阳经就不会受邪，那么外邪就不可能相侵，即使相侵也不可能犯人。这是从外邪来看。从内来看呢，七情就不可能相扰，七情就不会形成病变。
但是，一旦太阳薄弱，气化功能就会失常，不管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一天，不管在哪一个节令，六淫七情都可以伤人。这里谈到的六淫，首当其冲的就是寒邪伤人，进而闭其气化运行之机而发病，不能正常气化了，自然就会发病。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能够按照伤寒六经的病情提纲去辨别，去立法用药，就可以使邪祛正扶，气化功能才能够回归到正常。这里我们反复强调，一元真气就是太阳，这是钦安卢氏明确谈到的，也就是《伤寒恒论》中所讲的，太阳进一步不同，再进一步又不同；退一步不同，退两步又不同；一步换形，一步更名。这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归结到一点，无论太阳也好，阳明也好，少阳也好，三阴也好，在《伤寒恒论》里面这种提法很多，其实都是由于一元有损造成的。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天下的病你就心里有数了，解决十之八九的疾病就有基础了。
刚才我们谈到钦安卢氏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一些看法，下面再谈谈治疗的法则：这就是治病立法重在扶阳，以火消阴。
阳气充足，阴气全消，百病不作；阳气不足，则阴气弥漫。钦安卢氏都是从坎中这一阳气的盛或衰来探讨的，都是以坎中这一阳为本的。所以不管是外感六淫也好，内伤七情也好，饮食劳伤也好，外因、内因、不内外因都可以导致人体阳气受损而发生疾病。有了这个前提，治病立法就是重阳。
由于万病不离伤寒，所以在用药上大多数是辛温热药：生姜、干姜、附子、桂枝、肉桂等。用这些药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去温扶坎中一阳。
抑阴，这个阴是由于坎中一阳不足出现的问题，我们通过扶阳去解决这个问题。问题解决了，机体就能够回归正常，许多症状就会消除。所以阳气一旦旺盛，人体的精、气、血、津液就能够得到滋生，就充足，这就达到了用药以治病的目的。实际上治病就是治气，治气就是治坎中这一阳气。治病不是只考虑有啥症状用啥药，这个层面太浅了。如果能够抓住治坎中这一阳气这个根，你的思路就扩展了。
可以说，卢氏是完全继承了《内经》、仲景、钦安的这种重阳的思想。所要强调的是，在生理上要重视阳气的主导作用，在病理上更要重视阳气的盛衰变化。如果能够把握住盛衰的变化，就把握住了根本。因为阳气就是化生气血津液的根本，百病都是由于根本受损导致的，所以在立法上，强调要温扶阳气。卢氏在“阳气盛衰论”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话：“阳气者，乃化生精血、津液之本源，为人生立命的根本。阳气的盛衰存亡决定其人身体魄的强弱与死生。无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伤，等等，都可以导致人身阳气受损而发生疾病，所以治病立法必须重在温扶阳气。”同时，还强调了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治疗原则。卢氏认为，用火把阴霾一消，就相当于阳光一照，天空中的阴霾自然就没有了。并认为，扶坎中一阳，津液、血、精、气都能够不断地生成，不断地旺盛，人体的脏腑经络以及周身的各部位都能够得到濡养。因此，卢氏几代人在治疗上都提倡温扶阳气，并进一步提出“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的治疗主张。这个主张充分反映了卢氏的临床用药特色，反映了钦安晚期的用药特色。
对于外感疾病的辨证治疗，我们始终强调表证的及时处理，强调对疾病的治疗贵在早治、急治，避免病邪传里，也就是古人讲的“善治者治皮毛”。因为病在表治起来简单，可以立竿见影，还可以“防患于未然”，不至于使疾病一步一步地深入。但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问题，就会导致疾病不断地加重，我们把这归结为“医之过”。
对于表证的初期，我们常常倡导使用桂枝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治疗法则，或用附子桂枝法，或用附子桂枝麻黄细辛法。用这些法去治疗临床上的表、或由表到里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再依据人体正气的强弱，以及感受邪气的轻与重，在方药的配伍以及剂量上灵活掌握，权衡变通，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患者多发汗，或少发汗，或微汗，或不出汗，或使虚汗得敛。其中虚汗得敛，就是本来是出汗的，但是那个汗是虚汗，通过扶阳的治疗一下就把汗收敛住了。
就像有个小孩，我觉得他晚上应该是要出汗的，因为他的脉象告诉了我。他说自从刘力红给他治疗以后，现在晚上出汗已很少了。这说明基本的一步达到了，对他这个病的继续治疗是好事。这个病很麻烦，西医诊断为“运动神经元肌营养不良症”，是基因变异的先天性疾病。这一类疾病实际上也是能够治好的，只是周期要长一点。开始的汗，出虚汗也好，盗汗也好，通过扶阳的方法治疗后出汗减轻了很多，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用扶阳的方法治疗，有可能肌营养不良的情况也可以得到改善。现在他由于坎中一阳不足，气色就不好，5岁的娃娃应该是嘴唇红红的，脸白里透红，但他没有，他气不够，面色无华。为什么呢？因为先天不足，坎阳就不足。由于坎阳本身的不足，所以接受后天食物之真气必然不足，从而导致他的脏腑机能、器官、组织都受到影响。我们治这个病一定不能够离开先天的真阳，就是坎中这一阳，也不能离开后天的脾阳。因为先天的阳足了，脾阳自然会旺，这是前提。如果只考虑后天，不考虑先天，那么这个病没治。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可以随访这个小孩，我认为只要在治疗上始终抓住坎中一阳这个本，就有可能康复。我这里谈到的桂枝法，或是附子桂枝法，或是附子桂枝麻黄细辛法，这些法可以变化无穷，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奏效而不伤正。为啥呢？因为我们始终抓住了坎中一阳这一面，抓住了真阳的这一面。如果自始至终都抓住这一点，他的正气就会一天天的扶起来。
作为一个医者，我常常讲，一个病人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治疗，如果你的功夫不到，没把病给他治好，但你至少应该做到“医病不好，旧病还原”，不要给人家加病，这就算是高手了。现在有些医生连这点都办不到，病人是走进去的，最后是抬出来的。为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我觉得就是医者的辨证、立法，以及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没有把根抓住。我反复强调这一点，不是什么派的问题，张仲景是什么派？《黄帝内经》的作者又是哪一派？
对于虚损性疾病的治疗，就是内伤的治疗强调什么呢？同样，还是强调必须要抓住温扶先天真阳这个环节。要始终抓住这一点，在临床的用方、用药上，对姜附的介入要越早越好，越专一越好，使用的范围越广越好。这一点很难做到，就是说明你辨证层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只考虑怎么去找他虚寒的那一面？他表现了没有？他表现了，很典型时你才用；若不典型，你就把握不住，所以很多时候等到什么症状都表现出来时你才去用，就已经晚了。中医强调“治未病”，实际上提前介入扶阳就是“治未病”！
扶阳治未病。我们家族过去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逢大的节气的时候都要煮四逆汤，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来的人都喝上一碗。这看起来没有辨证，实际是辨证的结果，因为节气的变化就是天地中阳气的变化。人体作为一个小天地，要适应这样的变化，人体的一元阳气就会相应发生变化。变就会耗损，用四逆汤就会扶助一元阳气，使其不受损。不管你是本地来的，还是外地来的，先喝一碗再说。用很大的锅啊，附片都是10斤、20斤，在大锅里煮。在夏天和冬天二至的节令就喝四逆汤加羊肉，还要加食茱萸（注：芸香科植物樗叶吴茱萸），在夏天夏至的时候、冬天冬至的时候，在那个节令来人就可以喝。我祖父与佛教界的关系相当好，南怀瑾到四川来，他在我们家里就喝过。就不知他本人还记得不？我记得在我祖父去世的那一年，1963年，有很多人来我家吊唁，并有上千人发来唁电。有省领导，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这不过是民间的一个追悼形式。我记得就是这几天，我们家用四逆汤煮羊肉，为啥呢，就是当时有人提供了两只羊的肉。这在当时是很难买到的，我们就用羊肉四逆汤招待来吊唁的人，不管大人、小孩都能喝上一碗。这是因为卢氏一直提倡扶阳以治未病，人身体强壮，就不会得病。
所以通过及早介入，及早去用，专用、广用、早用、重用姜、桂、附，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对附子的使用是有度的，一定要把握这个度。它可以使阳扶而精血津液生，阳扶而阴霾散，阳扶而阴虚得消，阳扶而虚火回归，具有克敌制胜的疗效。卢氏临证常常用仲景的四逆、白通，其实我们更善用自己的四逆法这一类的变方。所谓四逆法就是附片、炙甘草、生姜，四逆汤是附片、甘草、干姜，干姜变成生姜，这就可以很广泛地运用了。
虽然在使用上加上了很多其他的药，但都是以四逆的意用在扶先天元阳这一个基本点上。这个是纲，纲举才能目张。
如果能够真正地活法圆通，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治病重在扶阳，用药多为桂、附、姜。对于桂、附、姜这些辛温扶阳的药，卢铸之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卢氏本经药物阐述》里面把《神农本草经》中我们常用的药都进行了阐述。不只是阐述附片这一味药的药性和作用，还阐述了附片与桂枝相合、附片与生姜相合、附片与干姜相合、附片与苍术相合、附片与白术相合、附片与砂仁相合、附片与胡芦巴相合、附片与淫羊藿相合，等等。附片这一味药，可以有很多结合体，但其结合体又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两个结合体的作用、三个结合体的作用、四个结合体的作用、五个组成的方的结合体的作用，都不一样。对这个问题，我在20世纪70年代跟叶橘泉先生探讨过。他说这个太难了。卢氏把它阐述得很清楚，对某一个处方中药的增损，就是抽爻换象。你可以把它组成一个你当时应该开出的方子。所以说，一张方时令不一样，用药就不一样，里面的取舍就不一样，这实际上就是《周易》的抽爻换象。卦都不同了，代表的事物和结果当然也就不同，这是很复杂的。
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讲解，但那种讲解，就是传承型的了。因为这里面很多内容都涉及脉象的问题，这个你能几个小时说清楚吗？
在对药的认识上，《卢氏本经药物阐述》在阐述附子时讲：“附子大辛大温大毒，至刚至烈，且刚中有柔，能内能外，能上能下，为药品中最大一个英雄也。”这就是附子。用扶阳的理念去治病、去使用附子，“以之治人，人健而身轻；以之治国，人和而国泰；以之治天下，亿万年将成盛世也”。谈得好高啊，就是说以扶阳的理念去使用附子这类药，就可以把中国人的体质改变了，就能够盛世，就能够强大。
对于桂枝，它有引阳出阴之能，有通达内外之能，所以桂枝这味药具有双向调节的特性。血压高，它可以降压；血压低，它可以升压；汗多，它可以收汗；不出汗，它又可以发汗。但关键的是在什么状态下使用，跟哪些药配合，在哪种情况下去使用，这个很重要。
生姜能“通神明、夺造化”，能够使气血阴阳得到正常运行，具有助五行生成的作用，还能够旋转于经络脏腑之间，祛寒除湿，活血通气。钦安卢氏在临床应用方面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了。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人体的阳气密布而阴霾勿扰，使人体的五脏六腑安和，使经脉通畅，气血调畅，从而生机勃勃，达到祛病延年、健康长寿的效果。这就是钦安卢氏在理上、在用上的目的。
我从这几点来跟大家讨论，希望这种讨论能让大家更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用扶阳？扶阳有啥好处？怎么扶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不是仅仅通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就能在理上和用上掌握扶阳了，还要经过长期的历练和积累才行。
关于扶阳的运用，我觉得“用”这个东西，说得太多反而不容易让大家接受，关键是要把理把握住。我还是用具体的病例分析一下，让大家扩展一下思路。举例的病种是用扶阳泻下法治疗肾厥。
“肾厥”类似西医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因为肾属水脏，就本身讲，它属水，水毒存留，就可以形成肾厥。为什么会导致肾厥，病根在哪里呢？“根”实际上就是“坎中一阳”不足导致的。由于坎中一阳不足，使肾的开阖失常。肾是主持气化、司二便的。我们说的“坎中一阳”不是解剖学上的肾，所以不能局限在那个问题上。
由于肾不能够正常开阖，不能正常气化，就使得精微不能够输布到各脏，浊物不能够下输到膀胱而排出体外，这就是形成肾厥的原因和机理。我们把它归结为一点：“坎中一阳受损。”所以时间一长，水毒的存留最终就形成了西医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
就肾脏本身病机讲，肾病言虚为多，而治疗肾厥的方法多采用补的办法。但是只靠补这个层面上去处理肾，去健脾，去利湿，去开鬼门，到肾病的末期就没有用了，就不能把水毒排出体外。
卢氏倡导的扶阳泻下法既考虑到虚的一面，也考虑到瘀浊水毒实的一面；不伤正，也不损阳，又能够使病人体内的水毒瘀浊化解排出体外。所谓瘀浊水毒实际上就是西医说的蛋白质代谢产物尿素氮增高。瘀浊水毒通过泻下排出体外，就可以降低西医检查的很多指标，尿素氮也好、肌酐也好，这些指标都逐渐地下降，从而恢复肾功能。
关于肾病的治疗，20世纪70年代我曾经在南京与邹云翔先生探讨过。他是“文革”前南京中医学院的院长。他写了一本《中医肾病疗法》的书，在肾病治疗方面有一些影响力。我当时用这种办法来解决慢性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甚至尿毒症。他觉得我的用法、用方、用药简直不可想象。他认为这样用药太猛了，应该轻轻地用药去健脾除湿利水，慢慢来。但是有的时候病人的病情不允许你慢慢来，可能在慢慢治疗的过程中病人就已经没有了。我认为，必须要抓住立命之本才是主要的，所以我1973年、1974年在南京时就这样使用。这个方法卢氏一直在用，在成都的时候就一直在用，治好了很多肾功能衰竭的病人。
应用这个法则治疗肾厥，肾脏功能指标确实可以得到改善。我记得，那时候南京医学院有一个搞小儿肾病研究的江教授，现在年纪很大了，可能有90多岁了。当时我在南京因为治好了很多例肾厥的病人，这位江教授曾主动找我交流。他说，西医学认为肾脏的肾小管、肾小球的病理改变是不可逆的，你怎样理解？我说既然指标都能够下降，并下降至正常，就说明应该可逆。其原因就是通过扶阳泻下，使浊瘀和水毒得到清除，使肾脏本体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扶阳的作用下，激发了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生成，从而增强了肾的代偿功能，所以肾脏功能恢复了，检查化验指标正常了，肾病治愈了。这也是中医学认为的“阳化气，阴成形”，“阳生阴长”的具体体现。
我曾经治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的家庭有很深的背景。她是先天性的小肾，两个肾都很小。一个肾只有正常肾的五分之一那么大，还有一些功能。另一个肾更小，基本上失去了功能。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好像是15岁，读中学。当时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她在北京301医院切掉了那个小肾，就是把最小那个肾切掉了，有正常五分之一大的肾还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初，好像西医还不能够肾移植。况且这位姑娘还小，也不能做肾移植。小孩手术后的情况是小便完全控制不住，失禁了。几年间，每天24小时都在流小便，有一点就流一点。实际上她的肾主持小便的功能完全减退了，当然还没形成肾厥。怎么办？治疗就是扶坎中一阳。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她的小便就控制得很好了，全家都很高兴。然后全家人离开成都去了东北，因为他们是东北人。结果到东北一折腾，又出现问题了。然后又回到成都，又治。我说这个病不可能一下就解决的，又治了将近两年，每天一剂药，后来完全没有症状了，很好了。这就是用四逆法这个框架解决的。当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小孩经西医检查，她的肾脏长大了。她就那一个肾，后来长得跟同龄人一样大小了。这在西医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家是部队的，后来她当兵了。我当时担心她能不能挺过新兵3个月训练？结果熬过来了。她现在已经30多岁，已经结婚生小孩了。像这样的病，西医觉得很头疼、很难治的，我们就是始终抓住“坎中一阳”这一点去治疗，最后用四逆法收功，巩固治疗。
对于肾厥的治疗，通过扶阳、泻下，使西医检测指标下降，也就是水毒在体内的积聚、存留逐渐减少，不再生成这些东西，使尿量增加，尿常规检测才可逐渐恢复正常。使用扶阳泻下法，使水毒这些属实的代谢产物通过泻下排出体外，不再储存在体内，肾脏就不再继续受损。肾脏本身不再继续受损，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就好办了。肾功能就可以逐渐恢复，肾精、肾气就得到恢复，临床症状就会得到明显改善，甚至完全消除。
肾厥病人最典型的临床症状，比如头疼，因为血压高，是肾性高血压，说到底是要降压嘛，所以还是“扶坎中一阳”。失眠、全身疼痛、皮肤瘙痒、恶心、呕吐、厌食、口臭、鼻出血、牙龈红肿，这些都是大多数肾厥病人会出现的症状，但这些症状是怎么造成的呢？都是坎中一阳不足导致的。大家好好看一下《医法圆通》就理解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病人是1995年5月17号我开始给他看的。他患慢性肾炎18年，当时最典型的症状是恶心、呕吐、全身浮肿、腰痛，起因是由半个月前感冒引起的。感冒后相应症状就出来了，小便减少，全身也肿了。尿常规检查：蛋白（++++），红细胞（+++），白细胞（+）。尿素氮19.63mmol/L。肌酐832μmol/L。西医诊断为慢性肾炎合并尿毒症，对症治疗没有效，反而一天一天加重，恶心、呕吐更厉害，全身疼痛、腰疼更明显一些。腹部胀满，全身肿，尿很少，一天的小便量不到400mL，大便也不爽快。西医建议透析，病人不愿意，说一透析就停下不来了，一辈子都要透析，经人介绍来我这儿治疗。
当时病人面色苍白，脉洪、弦。脉很大，肯定血压高，但是重按尺不及寸，舌苔黄、黑、厚腻，舌质少津，我辨为肾厥。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扶阳泻下法：制附片90g（先煎2小时），大黄20g，芒硝15g，茯苓25g，泽泻15g，法半夏20g，砂仁15g，陈皮15g，炙甘草5g，生姜90g。病人用了3剂后，就来复诊。我当时讲最多吃3剂，不管行还是不行都再来看一看。吃了3剂后，他感觉好些了，一是能够吃少量的东西了，大便在这3天中一天解得最多的是5次，最少的是3次，解出来的都是黑酱色的大便。于是我对这个方子进行了一点改变，再吃7剂。他吃了10剂药。药后小便量增加了，大便一天3～4次，粪便呈酱黄色稀糊状，全身浮肿开始逐渐减轻，呕吐减少了，饮食增加了，晚上能够睡6个小时，其他症状都开始减轻。以后三诊在这个方的基础上又做一点小的变动，吃到20剂，他整个身体的肿全部消退，不恶心、呕吐了，其他的症状更是大大减轻；小便24小时达到2000mL，大便一天解2～3次，呈稀黄状；舌苔、舌质也变化了，舌质淡，瘀气减轻了，舌苔还腻，但这个腻是白腻苔了，本来是黄黑、少津、厚腻的，现在润泽；脉象不洪弦了，脉沉细；尿常规检查：蛋白（+），白细胞（-～+++），肾功能检查：尿素氮12.3mmol/L，肌酐254.5μmol/L；1个月后，800多的肌酐降到200多。以后继续用“扶阳泻下法”，大黄、芒硝各减5g，改用大黄15g，芒硝10g，增加附片的用量，附片120g，根据病情，还增加了潞党参、黄芪、杭巴戟、菟丝子、肉桂。
整个治疗过程中，病人就用过这些药，又服了60多剂。其间多次做尿常规检查，尿蛋白在（±～+）；肾功能检查：尿素氮6.3mmol/L，肌酐87μmol/L。这时肾功能也正常了，所以就改用“扶阳添精法”，用制附片150g，白术15g，砂仁15g，杭巴戟25g，益智仁30g，菟丝子20g，淫羊藿30g，炙甘草10g，生姜120g。后来一直守这个法，当然也有一些药的增减。病人又连续吃了100多剂药，3个多月，后来就用这个方打成粉，或者做成水丸，缓缓地治疗、善后。再后来这个病人就没消息了。因为病人太多，不可能每个病人去走访。10年过后，这个病人又来了。但不是他看病，他说他好得很，是家里的人生病了带来找我看。他说这么多年，多次检查尿常规、检查肾功能都是正常的，没有再发。
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是不是遇到肾厥这类疾病你就照着这样子用呢？我估计有些可能有效果，有些就不会有效果。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所以不能去照搬、照抄。这里面变化一味药，整个方向都会变。这个问题我在《扶阳讲记》里谈到过，动一味药变化太大了，甚至整个处方的格局都改变了。
我讲这个问题是给大家一个思路。对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中医的认识有多种，有肾厥、肾风，也有依照症状表现命名的，如属于呕逆、属于心悸、属于气喘、属于水肿、属于昏迷，等等。但中医对肾厥本身的认识还缺乏系统的阐述。
肾炎病人的尿素氮、肌酐等增多了，病程往往都是很长的。由于病程长，所以中医说“久病，穷必及肾”。“及肾”的什么呢？及肾的“坎中一阳”。
就是由于坎中一阳不足，才导致肾的气化失职，瘀毒、水毒的存留，导致了肾脏的损伤，导致了肾的开阖功能失常，从而使瘀浊、水毒潴留在体内，不能排出体外，就形成了尿毒症、形成肾厥。所以在治疗上我们主张以温扶坎中一阳为主，再辅以泻浊祛邪，使邪浊祛正才能够扶。所以就用附子去温扶先天坎中那一阳，使肾水能够沸腾，使气化能够增强，这就加强了利尿的作用了。
我们用这个法是在扶阳的前提下，用大剂硝黄去峻下。攻逐泻下的这种办法，如果没有扶阳的前提，千万不可妄用，否则病人就会死在你的手上。通过这个前提去运用，把血当中的瘀浊、水毒通过肠道排出体外，这就减轻了肾本脏的过滤负荷。本来要从肾脏过滤，由于西医说肾已没有功能了，又滤不过了，堵在那里了，怎么办？就让肾脏的环境宽松一点吧。所以在这个方里用肉桂、茯苓、泽泻，这样就能逐渐恢复肾主水的功能，起到一些利尿作用，再用参、用芪助附子益气扶正，这个益气就是益中，这就使久用泻下峻药而不会伤精、伤正。硝黄用了几个月，每天都在用，但病体一天一天好起来，什么原因？这就是始终抓住根本没有放，既不伤精，又不伤正。再用砂仁去纳五脏之气归肾，与陈皮、炙甘草相和，既能够行气又能够和中，能够增强食欲，从而有助于恢复病者的体力。
临床中肾厥病人的舌质、舌苔变化是不一致的。即使是尿毒症病人，舌质、舌苔也不一样，有的舌体胖大，舌苔始终润泽；有的舌体瘦，舌质是燥的。遇到这样的病人怎么办？还能下手吗？能下手，因为这些都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肾病后期，大多数患者往往舌体变瘦，舌苔以黄、黑、厚腻为多，说明生机已经不行了，已经阻滞，所以用扶阳泻下法把病人体内的秽浊之物排出体外，使胃中的浊气能够下降，不再上逆，使舌苔的颜色逐渐由黑色变为常色，口中的气味逐渐减小。关于肾厥的脉象，《内经》云：“病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死肾脉在指下有一种夺索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弦、洪的一种现象，千万不要认为那是阳盛、阳亢的表现。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里讲：“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这个“脉出者死”是什么？就是夺索脉，就是弦而洪的脉。它就好像要从寸口脉道中冲出来似的，出现这种脉可谓十中可救一二了，也符合这个病的发展规律。所以古人认为肾脉应当沉，沉为常脉。脉如夺索、弹石者，死。肾厥的患者往往是瘀浊、水毒越重，就是西医讲的肌酐、尿素氮越高，其脉象往往越大、越弦、越洪，但这是一个假象，往往重取会有变化。所以病轻的，脉的洪、弦程度就相应的轻一些，这与古人论述的脉象是相符的。
我倡导运用扶阳泻下法，可使肾功能得到恢复，使病人的尿素氮、肌酐逐渐降到正常，而脉象最终也会逐渐地恢复为沉缓或沉细的脉。这种变化就到位了，就可以用四逆法收功了。
我行医40多年来，治疗肾厥病1000多例，大多数疗效是满意的。这就是基于始终抓住“坎中一阳”，抓住这一点不放，不受其他干扰。只要一受干扰，你就会走弯路，最后如果你自己驾驭不了自己，那就完了。所以这要有一定的定力，这个定力很重要。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体要去扶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这个定力也就强了。这个定力强了，下手就会很准。今天我用一天的时间与大家一起讨论，希望在座的能有所收获。
最后我再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下当前附子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倡导用附子，我举例、谈病都谈到了附子。现在附子麻烦很大，就是附子的制作工艺可以说是完全出问题了。某些要求在《药典》上没有明确地写出来。比如说，胆巴的含量到底应少于多少？乌头碱的含量到底要有多大，才是符合正常标准的附子，但是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要求。这就导致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为了怕加工的附子用后出问题、中毒了，所以就去过度地制作，长时间蒸煮。过度制作的附子丢失了附子本身的药力，这种情况现在很普遍。另一种情况就是在附子的制作上，胆巴含量过高，因为在《药典》里面没有标明胆巴含量不能高于多少，所以制作附子的工厂或作坊就可以在10g附子里面加2g、加3g的胆巴，这就使附子里的胆巴含量相当高，从而导致病人胆巴中毒。这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因为胆巴很便宜，先用胆巴水浸泡，然后再用浓度很高的胆巴液直接、反复多次地去淋附子，这样附子的重量就增加了。比如说6g附子可以变成10g，可以增加4g。实际上这4g就是胆巴，但是卖钱就多了。如果有几十吨，那就不得了。你想，10g附子实际上只有6g，其他的是4g胆巴。胆巴也就几毛钱，一元钱1kg，附片卖几十块钱1kg，这个利润就增长很多了。
再一个就是附子脱皮的问题。现在附子的制作工厂为了降低加工成本，增加利润，多使用有毒的化学制剂浸泡附子，从而达到脱皮的目的。这就造成有毒的化学制剂大量残留在附子里。这些残留物对人体是有害的，甚至是致癌的。基于这些问题，所以我在使用附子时，都给病人交代，附子在煎煮前，用流水浸泡2小时后，再煎煮2小时。这样可以减少附子里胆巴和化学制剂的残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制作者为了经济利益，导致了整个附子的质量出现问题。这几个问题都很难办。特别是第一个问题，过度制作过后，附子已不具备应有的药效了，所以才有现在有的人用附子量用得很大，也没有很好的效果。这一点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再一个就是附子的用量问题，就是要把握一个度。《药典》上有明文规定，不能多于多少克，但我们又在谈大剂量的使用。这种大剂量使用是在附子质量很好的情况下、把握得住的情况下、配伍很得当的情况下，这样才行。如果不具备这种条件，你这样用很可能就会出问题。
有很多人拿方子给我看，一剂药用制附片300g、500g、600g、1000g，我不大赞同这样去开。因为我从整个处方来看，觉得这已不是治病了。现在确实有这些人给我寄来处方，或到门诊来找我，说什么他理解得很深了，他是不是“火神派”了，在这个扶阳派里他是否算作一员了？我不好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通过对扶阳的理解、对用药的理解，能引起大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