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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长路： 百年论坛百年事，百年论坛百年行。在阳光灿烂的十月，第二届扶阳论坛在首都北京隆重开幕，这是中医药界的一件盛事。从今天起，这次论坛的主角将陆续登场，就扶阳论坛的渊源、扶阳派的传承、扶阳派的临床运用讲述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相信他们的讲座会对扶阳学派的深入研究、对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对整个中医学的发展都会有积极的作用。今天第一位在讲坛开讲的是扶阳派的重要传人——卢崇汉先生。卢崇汉先生自幼秉承家学，受到“火神派”的熏陶，在之后的行医过程中，不断深入研究，对“火神派”理论和学说有重要的发挥和发展。
卢崇汉： 首先请允许我以“扶阳论坛”主席的名义，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400多位中医同行、中医爱好者和支持中医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能在北京举办“第二届扶阳论坛”还要感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华中医药学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服务于此次论坛的所有工作人员。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钦安卢氏医学的扶阳理论及其临床应用”。实际上这个题目我在很多场合、很多地方都谈过，现在到北京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叫“钦安卢氏医学”。
钦安卢氏医学从创立到我这一代已经四代人了。郑钦安先生是公认的创始人，卢氏几代人（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又在郑钦安先生的医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所以我谈的这个钦安卢氏医学，在中医界已经有这种称呼和这种认可了。当然，我想通过对扶阳理念的传播，使扶阳这种思想能够逐渐被大家接受。如果你对钦安卢氏医学思想真正理解了、掌握了、运用了，那你将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关于钦安卢氏医学的创立，实际上是在《内经》、仲景思想的指导下慢慢形成的。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又对扶阳这个问题感兴趣了呢？实际上，仲景以后，一千多年来可以说断代了，没有人明确倡导扶阳、主张扶阳、应用扶阳。一直到晚清，才有郑钦安先生举起这一面旗帜。郑钦安先生的扶阳思想是在刘沅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形成的。
刘沅先生是郑钦安的师父，又称为刘止唐。在郑钦安的医书里面谈到了刘止唐，却没有见到刘沅这个名。实际上，刘沅是姓名，字止唐，号清阳居士，四川双流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生，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88岁。刘沅先生有很多著述。对他本人的介绍在《清国史馆·刘沅本传》《清史稿》里均有记载。由于他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医学家，所以在我们四川称颂刘沅为“一代大儒”“通天教主”“川西夫子”。大家都很敬重他，视他为四川的“孔夫子”“孔圣人”。他对儒、释、道都相当精通，将三教的思想融会贯通，对儒、释、道思想均有很大发展。
刘沅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了举人，在道光六年（1826年）被任命为湖北天门县的知县，但由于他不愿外任，所以改为国子监典簿。在那个时候，他由双流移居到成都市区纯化街。他的家确实很大，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去过。后来由于城市改造，他的故居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槐树，所以他将自己的住宅称为槐轩。
刘沅先生几乎每天都在槐轩给门人讲学。他创立的槐轩学说，在文学界、经学界、佛教界和道教界都是非常认可的。
2006年巴蜀书社将刘沅先生的著作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的重大项目予以出版，出版发行了一套《槐轩全书》。这套书400万字，收集了刘沅先生著述的一部分著作，其中有《大学恒解》《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周易恒解》《礼记恒解》《春秋恒解》《周官恒解》《仪礼恒解》《史存》《蒙训》《孝经直解》《大学古本质言》《槐轩杂著》《槐轩约言》《子问》《又问》《性命微言》和《医理大概约说》等30余部（包括中医著作）。还有几部与医有关的书，如《圣余医案》《活幼心法》《保生立命要言》，当时在出版《槐轩全书》的时候，由于版本不好，所以未收进去。
刘沅先生不是单纯的医家，有记载显示，他常利用在槐轩书院讲学的空余时间为人看病，所以我说他属于“票友”，很高级的“票友”。他不是通过行医养家糊口。就是这样一位大儒，培养出了郑钦安先生。
郑钦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得到中医界的认可，认为他是“伤寒学派”南派的代表人物。
郑钦安，名寿全，中医学界关于他的出生年代，现在有点儿乱套。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过一篇文章，阐明他准确的出生时间应该是清嘉庆九年，就是1804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祖父从拜师起就一直生活在郑钦安先生的身边，一直跟了他11年，直到他去世。在我们家里，过去就一直供奉着郑钦安先生的牌位，因为古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郑钦安的牌位上也有他出生的年月和去世的年月。
我不知道现在他的生卒年代怎么会出现多种版本，有的说是1824年出生，1911年去世的，甚至还有的说他是20世纪20年代去世的。查1914年的《邛崃县志》已经有了关于郑钦安的记载。1991年官方出版的《四川省志》明确提到了郑钦安先生的生卒时间，也就是1804年出生，1901年去世。
郑钦安享年97岁，听我祖父讲，他到96岁还在为人看病。当然这个时候大部分病人是由我祖父来看。因为郑钦安先生有两个女儿，那时他的女儿也七八十岁了，不在他身边，所以钦安先生家里的情况可以说是我祖父在打理。
那么到底他是哪里人呢？都说他是邛崃人，不是的，他是安徽人，郑钦安的祖籍是安徽，是他的祖父做官到了四川，郑家的人才在四川落户的。
郑钦安先生家里都是做官的，他父亲也很有学问，所以郑钦安先生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钦安先生在嘉庆末年考中了秀才。他父亲希望他走仕途，所以就带他从邛崃到成都，希望找一个更好的老师，这才拜到刘沅门下。他开始在刘沅门下学习，并不是学医，是学四书五经，为的是走仕途。在这期间，他受到刘沅先生为人治病高尚境界的影响，用了大量的时间研习中医经典。刘沅先生亦认为郑钦安是可造之才，所以在医学方面，要求郑钦安投入更多的精力，这样才有了以后郑钦安整个一生的医学生涯。
对于学医，刘沅先生要求很严格，除了儒、释、道的著作需通读和理解外，还要对中医的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周易》《神农本草经》等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要读书、背书，还要真正理解，既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这样才能学好中医。
郑钦安先生经常给我祖父讲，他是穷究了几十年，对经典的学习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些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并不是读一两遍就行了，作为一个医生要一辈子研习，这样才能够悟出经典的精髓。实际上，你读一大篇，能够悟出两三个字来就不简单了。
郑钦安先生学有所成之后，在道光年间开始正式悬壶。刚开始，他在“用”上并不是很理想，也跟其他中医一样，对中医理解得并不深。正如他在著作里所说的，他不断思索了20余年，还有前头的10余年。前头的10余年是走了弯路的，他的著述成书时已经60多岁了。这时他已经从医近50年，到那个时候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中医，也才有了《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等扶阳的经典著作问世。
关于著述问题，现在的中医著述很多，然而卢门真正出版发行的却很少。为什么呢？总觉得还不够完善，实际资料有几千万字，按照郑钦安、卢铸之、卢永定他们的思想，因为中医跟其他行业不一样，从医不足半百，也就是从医不足50年是不能够轻易抛出著述的。要求这个东西拿出去后，人家就能够用，并且一用就成，也就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比如，郑钦安的医案、卢氏的医案，我为什么没有拿出来呢？我总觉得应该还有一个过程，就是要读者在真正理解了扶阳的思想以后，认识到治病立法应以扶阳为本，在临床上用扶阳尝到甜头了，认识到中医的理、法确实就应该是这样，这时才成熟。若不成熟，看到医案，只知道照葫芦画瓢。如果在理上不清楚，在用上去照搬、照抄就容易出问题，这不利于扶阳思想的推广。
郑钦安医案是我祖父整理的，是他在跟师学医期间，在记录的病历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没有外传。再一个就是卢氏医案。我听说在网上有卢氏的一些医案出现，但那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卢氏的医案很多，我们卢门每天在看病时，对每一个病都做了医案。从清朝到民国，到现在，累计起来有几个柜子，几千万字，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提供给大家、提供给整个中医界，我想等时机成熟以后会奉献给大家的。
郑钦安先生真正得道是在40岁以后，并且60岁以后才开始讲“扶阳”思想，讲“扶阳”的理念，讲“扶阳”的治法。虽然经常有十多人、二十多人来听讲，但都想急于求成，所以真正能理解、运用、继承他学术的人基本没有。直到他80岁以后，将我祖父卢铸之收为入室弟子，长期跟随他达11年之久，才成为他唯一的学术继承人。在那个时代，由于他倡导扶阳的理念，因而在临床上大量使用辛温扶阳药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姜附了。他与绝大多数医生在理上、法上都存在很大区别，由于理上、法上的区别，所以用药上也区别很大。但是他的治疗效果相当好，所以那个时代就称他为“姜附先生”，称他为“郑火神”。后人就把擅用温热药物者称为“火神派”“火神”“姜附先生”，其实我觉得并不重要，这些不过是一种称谓而已。现在我收到很多信，特别是我的《扶阳讲记》出版以后，收到的书信很多，今天也利用这个公开的场合讲一下，开始我还回信，后来根本没有时间回。这当中有希望拜师的、有希望解惑的，但是我不可能一一作答，当然还有认为自己就是属于“火神派”的，并且把他用过的方子也寄了过来，问他算不算“火神派”。我不好回答这些问题。这涉及用药是否正确、在某种情况下当用不当用的问题，我在下面还会谈到。
钦安先生在同治年间，在融会了《黄帝内经》《周易二十》和《伤寒论》精旨的前提下，写出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已经老了。在我祖父卢铸之先生的协助下，整理出版了《伤寒恒论》。《伤寒恒论》这本书大家应该读过，如果多花点时间反复读，我想会有很大收益的。因为《伤寒恒论》不拘于前人的一些说法，在对仲景原文评注的时候都是结合临床来谈的。他既大胆创新，又发挥了仲景扶阳的思想。郑钦安先生的三部书在清朝和民国期间曾经多次刊印，从中医出版物的古今版本目录里能检索出30多个版本。郑钦安三部医书的校注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科研项目，我还是做了很多案头工作的，后由于经费原因没有出版，很可惜。
对于郑钦安的扶阳思想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在他的《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里，既有阳虚门，又有阴虚门。实际上这并不矛盾，因为两部书出版时郑钦安先生60多岁，到90多岁这近30年的时间里，他在不断地总结，在他60多岁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这个阶段他扶阳的理念更强烈，在用药上更精纯，我祖父就是在郑钦安先生最后的11年跟师学习，他继承了郑钦安晚年成熟的扶阳思想，因而才有卢氏提出来的“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这一扶阳的纲领。这对于扶阳思想的确立很关键。如果能够做到在法上用阳化阴，就可以说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上了更高的一个层面。当然，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在临床思想上稍微有一点点把握不住，就下不了笔了。
我祖父卢铸之先生真正继承了郑钦安先生晚年成熟的扶阳思想，所以要真正研究郑钦安完整的学术思想还应该从卢铸之身上下手。
卢铸之，名禹臣，号金寿老人，中医学家，出生于清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卒于1963年。他出生在四川德阳的一个中医世家，少年的时候，跟随刘沅（刘止唐）先生的学生颜龙臣先生学文学医，后来也考中了秀才。他自幼受家庭的影响，因整个家庭都是从事中医的，到他那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所以他没有去寻求功名，而是潜心研习中医。颜龙臣是我祖父的姑爷爷，比我祖父高两辈。他是清末的举人，由于他是刘沅的学生，郑钦安也是刘沅的学生，所以他们实际上都是刘沅的弟子，他们之间是师兄弟，都属于刘门。他们的交往比较密切，再加上本着易子而教的原则，所以颜龙臣先生才将我祖父从德阳带到成都，拜当时在巴蜀、在川中已相当有名的郑钦安先生为师。郑钦安要求相当严格，要求我祖父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周易》等经典反复研读，当然，郑钦安先生要为他解惑。除了解惑外，还要给他讲《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以及这两部书里不完善的地方。
卢铸之跟随郑钦安达11年之久。我祖父的婚姻都是郑钦安先生操办的。因为那时我的曾祖父母在德阳，但我祖父在成都结婚了。
郑钦安在世时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祖父能放开眼界，能够到外面去走一走，考察一下外地、外省的中医现状。直到郑钦安先生去世以后，1903年，我祖父卖掉祖上留下的田产，遵照郑钦安先生的嘱咐，用了3年多的时间，出去游历了21个省。那么出去干什么呢？去了解当地的医的情况、药的情况、人的情况。所谓医的情况就是扶阳的理念、扶阳的思想、扶阳的用药在其他地方是不是这样的？比如到上海、江苏、北京、天津、云南、贵州、西北、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为什么他能够待得下去呢？就是由于当时郑钦安、卢铸之在成都诊治过很多病人，其中有官、有商，这些病人中有很多与外省市有关系。比如说在北京，通过成都的官员或商人介绍认识北京或上海等地的官员或商人，一来他们可以作为向导，再一个就是卢铸之先生还可以给他们看病。通过这些人的介绍可以认识和了解当地医生有啥特长，他们是怎么样用药的。
就这样，经过3年多时间的考察，卢铸之先生得出了一个看法。什么看法呢？拜访了全国那么多的医家，这些医家基本都倡导清热解毒、滋阴凉血，没有哪一位是倡导扶阳的；即使有扶阳的闪念，但在临证上都不是那样去用的；或者即使用，也会配伍大量的苦寒之品于微量的姜附剂中，按照我祖父的说法就是隔靴搔痒。我后来也到了许多地方，看到的的确是这样。我说不仅仅是隔靴搔痒，而是隔墙搔痒，根本没有抓住人生立命的根本。为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是在扶阳，好像有这种理念。清朝末年还没有药典，还没有限制哪一味药的用量啊，但是他们用量都是一点点。比如说，用桂枝3g，也就是1钱，用附片1钱。3g是很少一点，制附片一般来讲一片都有6～7g，3g也就只有半片。那么半片附子在整剂药的100g、200g的大组合里面，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
当然我不是提倡大剂量，不是让大家非要大剂量，并且我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大剂量是不可以的。后面我会谈到使用附子在量上的度的把握问题。
卢铸之先生通过全国各地的了解和考察，真想大声疾呼：能不能够扭转中医人的思维？由于他有这种想法，所以回到成都后，就在郑钦安医馆的基础上开了卢氏扶阳医馆，以后又开设了“扶阳讲坛”。他一开医馆就表示正式悬壶了。在此以前，他在成都为人诊病都是在郑钦安的家里，后来郑钦安先生老了，大多数病人都是由卢铸之来看。那时包括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锡良生病了都是我祖父亲自到总督府为其看病。那个时候郑钦安确实已经老了，90多岁了，这么大年龄他也可以推托了。所以很多重要的人物，很多大病、重症都是我祖父来处理的。他悬壶后，由于他的医术、他的医德，四川人就称他为“卢火神”。这是一种尊称，一种颂称。他的师父就被称为“郑火神”。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那段期间，一些刊物上或者报纸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在我们中医界有一种称呼，称呼什么呢？“南卢北萧”。南卢就是南方的卢铸之，北萧就是北方的萧龙友。由于这种称呼，所以我祖父跟萧龙友有很多书札往来。这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卢氏在中医界已经相当有影响了。
1954年，四川最早被举荐到北京的中医里面就有卢铸之。当时是去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那时他已经快80岁了，所以拒绝了。当时举荐卢铸之的就是萧龙友。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成都中医学院成立之前也邀请卢铸之先生担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他也因为年事已高谢绝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铸之父子俩仍然跟之前一样，在家里为人看病。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个体行医。他在清代的时候就个体行医，民国的时候是个体行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是个体行医。
卢铸之先生完全地继承了郑钦安先生的学术思想，并且加以发扬和创新。他对《周易》是很有研究的，坎离二卦这个提法常不离口。他在解释我们人身的生理、病理时都谈到这个问题，反复强调坎中一阳是人身立命的根本。这就极大地指导了扶阳的医疗实践。为了让这个思想能够影响更多的中医人，100年前他就开设了“扶阳讲坛”，倡导扶阳思想，旨在让当时的中医不要过用苦寒、滋阴、清热这种理念去用药。因为明清以后，特别是清以后，温病学派盛行。他到江苏、上海、浙江那一带考察过（那一带我也去了，还待了好几年，确实就是那么回事），当时的中医基本上都倡导寒凉、滋阴清热，长期运用，会导致国人体质下降。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卢铸之先生就开办了“扶阳讲坛”，讲《周易》，讲《黄帝内经》，讲《伤寒论》，讲《金匮要略》，讲《神农本草经》，讲郑氏的几部著述，讲郑氏晚年的学术思想，讲卢氏本身对扶阳的认识和理法方药。近现代有很多人称某某附子、某某火神，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受到了卢氏“扶阳讲坛”思想的影响。
那时我们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厅堂，可以容纳好几十个人，在那个环境里可以开一些讲座。还有一个诊病的地点，诊病的地点也很大，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开设了“扶阳讲坛”。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来听讲座的有很多是穿长衫的、戴瓜皮帽的、留八字胡的，还有头发白了的，有的人自己带一个蒲团，在地上盘腿一坐，就是那样听讲，一次可讲两个来小时。每个星期基本都会开讲一到两次，这个讲坛一直办了几十年。受教的人很多，来的人都要给卢铸之先生磕头，而且是每一次听讲前后都要磕头。这变成了不成规矩的规矩了，是对他的尊敬。所以我祖父1963年去世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花圈——门人某某某，称其为门人不一定是入室弟子，但是都算是门人。
比如说大家对祝味菊是最近几年才感兴趣的。祝味菊当时在成都的时候，到我们家走得相当勤。开始他对这个理念是有抵触的，但是逐渐他就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他听过后对他有影响。虽然他没有真正拜我祖父为师，但他是门生，又算门人。到了上海以后，他还经常给我祖父写信，汇报他做的一些事、一些心得。有些我祖父肯定了他，有些指出了不足。比如他对附子的认识，在用药上还有很大偏差；再就是他在有些很关键的时候用药的剂量把握地不是很好。你看他那个医案里，他用药都用得很轻，几钱、一两就算重了、很大了。我祖父也在上海待过，那时他在上海就是大剂量用啊。虽然时间很短，但两三个月他也看了很多病（人），开了很多方子。他认为不应该是那回事。后来我在南京待了许多年，也治了很多上海、杭州、无锡、苏州的病人，我也大剂量地用辛温药物，为几千人治好了很多病。
卢氏几代人中，再一个就是卢永定先生，这是一个传承。因为中医就是讲传承，病人也是认可这一点的。只要是好的医家都是有传承的，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一定是有很好疗效的中医理法。所以过去老百姓找中医都要看有没有传承几代，不然视作没有经验，不吃他的药。
我大伯父卢永定先生，字云龙，中医学家，第二代卢火神。他在郑钦安先生去世的那一年（1901年）出生，1986年去世。他这一生可以说是生长在中医家庭，一生都在学习中医，在行医。80多年来，他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他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一样重视坎中一阳，重视人体的阳气，治病立法重在以火消阴。他临证也是大量使用辛温药物，使用姜、桂、附，治疗效果可以说誉满巴蜀。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担任“扶阳讲坛”的辅教，60年代卢铸之先生去世后，他开始独立主持“扶阳讲坛”，大倡扶阳思想。70年代后，我开始担任“扶阳讲坛”的辅教，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把在“扶阳讲坛”讲的内容搬到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上讲，讲扶阳的学术思想，并在附属医院大量运用辛温扶阳药物治病。由于疗效好，求诊的病人很多，详细内容我在《扶阳讲记》中有介绍。
怎样判断一个医生的医术（是否高明）呢？我认为，治病既要有好的近期疗效，更要有好的远期疗效，这就是真正的检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都市要成立一个中医院，当时邀请卢永定先生去，他不去。1954年我大伯父希望父亲卢铸之先生到北京去，这样他也可以一起去北京。但是卢铸之先生不去，所以他也就没有去。
我祖父那时诊病的诊费可以说是中医界最高的了。在成都我祖父的诊费是4个银圆，出诊是20个银圆，这在20世纪20～40年代都是这样的。我大伯父的诊费是2个银圆，沈绍久的诊费也是2个银圆，在清代郑钦安先生的诊费是一两银子。虽然郑钦安先生的收入很高，但大部分都做了善举，他仙逝后没有留下任何产业。卢铸之先生、卢永定先生的诊金也很高，但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给十几个生活困难的穷人免费治病。除了不收取这些病人的诊金外，药费也是全免的。设在家里的卢氏医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都是只开处方，不卖药。家里虽有小药房，但那是为了家人患病配方用的，从不对外。对一些生活困难的穷病人，卢铸之、卢永定只要在处方上注明免费，这些病人就可以在成都市的同仁堂、德仁堂、泰山堂等几家大药店中的任何一个药店不花一分钱把药取走，药费都由卢家支付。有的病人除免费治疗外，还会送给他们一些钱，以维持治病期间全家的生活。对无经济来源的病人，卢氏父子为他们治好病后，还会另外送几十个银圆给他们，作为本钱去做小生意，使他们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以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这个善举卢氏父子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可以说，卢氏父子的诊金收入大部分都使用在这些方面。他们基本无积蓄，除了自家住的居所外，他们没有置办任何产业。他们的善举被人们称颂，他们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大医。他们师、徒、孙三人真的很伟大。
几十年来，为啥会有那么多病人？就是因为疗效。只有疗效才是硬道理。为什么会有疗效，就是钦安卢氏扶阳的理念、扶阳的思想、扶阳的用药，这样它才会有好的疗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关于我的情况，在《扶阳讲记》中已做了一些介绍，实际上是一条线传承下来的。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也是传承的结果。如果没传承，我绝对不可能在20来岁这个年龄就能悟出很多东西来，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钦安和我们卢氏几代人，一代一代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在理论上升华，不断地在临床上积累，不断地在理论和临床上将其完善，从而创立了“钦安卢氏医学”。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每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那时我确实是十八九岁，这七八十个人每天就要想办法挂到号，这几十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有好的效果，有好的效果才能够传承下去。否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到了后来才有刘力红、唐农、刘方、赵琳4位中医教授拜我为师父的佳话。学术上有些东西到了一定层面后一点就破，一点就通，但是你一定要有所积累。如果积累没有到那一步，随便怎么点你也破不了，甚至给你说得很直白，你还是理解不了。有些人急于求成，按照四川的说法就是希望能吹糠见米，这个地方搞到一个方子后，明天就想有百分之百的效果。我坚决反对这一点。因为不是哪个人的医案一看，你照着抄来用就行的，中医不是这回事。
中药一定要在中医的理念下去使用，这才是中医中药。并不是说不能搞标准化，搞个样本出来，让大家都去照着用，可以搞，搞一点什么这样散、那样冲剂，可以针对大多数人，但那不是用来解决很多大症、重症、难症的，是没办法的办法。比如说这次四川5·12大地震，当时我们在成都，通过电视看到那么多伤亡，那么严重的后果，后续肯定是会有很多麻烦的，所以我觉得中医应该做一点事。做什么事呢？就是能够让地震过后的后遗症减少一点，就是希望救灾的人尽量不要感染疾病。在那种环境里可以说是真正的饥寒交迫，怎么办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跟我讲，我听后都了吓一跳。整个地震范围，除了人死亡之外，动物还死了几千万只，全部都埋下去了。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尸体是会腐烂的啊。所以我在2008年5月16号，经过反复考虑，拟了一个方。这个方对所有人都适用，可以使服用的人抵御外界邪气对他的侵袭。另外，已经感受了邪气侵袭的人能够很快缓解、治愈。当天晚上我约见了《新闻界》，并把配方公布出来，第二天就见报了，并且立即将这个方传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用最短的时间，也就两三天吧，经过专家论证，立即给四川下了文。正式文件下达后，这个方就开始大量制成汤剂提供给灾民和救灾人员服用了。这是什么方呢？就是卢氏桂枝法，它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一直到6月上旬，也就半个多月，每一天都是几千袋汤药送到灾区去。当时解放军“铁军”医院的院长很接受这个汤剂。在整个灾区有一万多名官兵，当时已有很多官兵病了。他们都很年轻，一般20多岁，虽病但都是很表浅的，桂枝法马上就可以解决感冒，解决恶心、呕吐等肠胃方面的问题，解决晚上不能够入睡的问题。用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反映不好的。一共送了几万袋药吧，起码有一万以上的人喝了这个药。后来制作跟不上了，因为当时是我自筹资金到同仁堂煎的。北京同仁堂在成都有4个分店，虽然4个分店所有的煎药机都用上了，但仍供不应求，需要的单位和人太多了。经我请求后，四川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又安排了一个制药厂进行加工，这样才解决了更多人的需求。由于这个配方在报纸上公布过，当时成都的很多药店、药房涉及方子里面的好几味药，比如说桂枝断货，法半夏断货，苍术也断货。自从送药到灾区后，报社给我反馈信息说效果很好。后来解放军“铁军”医院的院长和其他领导给我送来锦旗表示感谢，见面就对我讲，这些药确实帮部队解决了很大问题。可以说，那么多天，自从服药后没有一个战士病倒。为啥呢？我认为是扶阳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跟我讲不知道什么扶阳，因为他们都是西医，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管用。战士恶心、呕吐、吃不下饭，吃不下饭就不能干活，还怎么去救灾呢？怎么去背人呢？这些战士只要喝一袋药后症状很快就缓解了，马上就可以吃饭。他们说这个中药简直太神了，中医太神奇了。这就是扶阳的理念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这个方就十来味药，都是很平常的药，很容易通过评审，对人体绝对没有坏处，大家可以到报纸上去查，也可以到网上去查，因为报纸、网络也做了一些报道。
这是我谈到的这种传承。这种传承到了我这一辈，我也做了很多体验。我也到过很多地方，过去我也是这样讲，如我20世纪70年代在南京医学会谈阳主阴从、谈扶阳、谈大剂量姜桂附在江浙地区的运用，但那时大家理解不了。30多年前，我在南京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呢？为什么会得到很多中医同行的认可呢？还是由于我坚持以扶阳为本，用于临床有很好的疗效。
我那时很年轻，20多岁在南京，是以学生的身份出现在江苏新医学院。当时的江苏新医学院实际上就是南京中医学院和南京医学院两校合并的，这两个学校恰好是隔一道墙，这道墙一推倒就是一个大的大学。我在那时，开始还想静下来多学一点东西，没有办到，就一边学习现代的一些医学知识，一边为人看病，在南京的4年就这样过了。开了3万多张处方出去，也确实治好了很多病。在南京，在江苏，扶阳的理念有没有用？我经过大量的实践后认为实际上根本不受地域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因地制宜不能够那么死板。我在当时温病的理念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南京用辛温扶阳的药，可想而知阻力是很大的。当时周仲瑛先生还年轻，他比我大一些，那时陈亦人先生好像还没有周家那么出名，他是刘力红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我跟他们一起参加过一些会诊。我跟他们对疾病的辨证和立法用药就完全不一样。那时还是“文革”期间，军管会主任不受中医学术流派的影响，他觉得你治好了病你就是好医生，所以他就相当支持我；另外一位就是张克威先生，“文革”前的南京中医学院的书记，当时担任江苏新医学院的领导。张克威先生很实在，他很支持我。那时我提出扶阳的理念，他说你就是应该用扶阳的方法在江浙一带的中医界中搅动一下，你这一搅动，中医的学术争鸣就会活跃起来，这是好事。他很支持，在很多场合他都这样讲。虽然他不是中医，但他在中医界还是很有点名气。我很感激他对钦安卢氏扶阳思想的支持。
这里谈到的就是强调中医是需要传承的。我举个例子，记得那时我还很年轻，也就是30多年前，治一位妇女的阴道大出血，就是西医诊断的子宫肌瘤、功能性子宫大出血。病人48岁，出血很厉害，当时1年多以前也是大出血，我曾经给她医过，效果很快，就是几天时间就治好了。1年多以后这个病人又出现这个问题，又来找我，但这次就没那么快了。3剂药没有解决，反而出血量更大，病人就有点不行了，西医就采取子宫内膜诊刮术。诊刮以后也没解决问题，还是大量地出血，最后血色素掉得一塌糊涂，只有3.8g/dL。当时就说干脆手术把子宫切了吧，但在血色素很低的状态下无法手术，必须要血色素升上去以后才行，否则会出危险。这时我就思考了，为啥这个病我这次用的药没有效？我向大伯父请教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看病遇到很多大症、难症在效果不够理想时都要求教于大伯父。我大伯父知道这个人和我家有点关系，他便亲自去看了一下，看过后他说，问题很简单。我的方子是四逆法：制附片三两，高丽参五钱，炙甘草三钱，炮黑姜二两五。就四味药，但是没解决问题。大伯父将处方做了一些调整：制附片改成五两，加干姜二两五钱，其他三味药剂量没变，当天就用，大剂量的温阳回脱。就一剂药，病人的血不流了。看起来很简单，就是剂量大一点，加了干姜，干姜在里面起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正四逆加高丽参、炮黑姜，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在一个方子里动一点点就不一样了。
当时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让医院里的西医十分佩服，就这么快，一天的时间，两三剂药服下去后就对了，血一点都不流了，后来血色素很快就恢复了。又继续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子宫肌瘤缩小了，每次月经都正常。停药半年后，病人也快50岁了，月经也回了（即绝经），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当时治疗把握不住，那么病人可能还要去挨一刀。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要有传承，要有指点。为啥我当时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我想有炮黑姜啊，但是那不救逆，所以从救逆的角度上就要用干姜。
我后来见的病种更多，治疗也就更得心应手了。在那时就有人称我“小火神”“小卢火神”。后来在我大伯父去世过后，很多人就改口叫我“卢火神”了。
俗话讲“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我来讲算是幸运的，有很好的这种传承，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所以起步相对来讲要高一点。但是很多东西要靠自己，如果自己不去钻，你就提不出这个问题来。虽然我有这个条件，我可以受教于案台，问难于寝息，但即便这样，还必须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学习和大量的临床实践才能业有所成。
至于怎么用姜桂附？这个理念怎么形成的，以及怎样用扶阳的法去治病。这些问题我们就只有下午再来讨论了，今天上午就讲这些。
温长路： 上午卢崇汉先生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扶阳学派的发展脉络做了基本的梳理，我想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了解、学习扶阳学派肯定是大有帮助的。
卢崇汉本人怎么实践这个学派？怎么发展这个学派？下午还要讲，我想会更精彩。上午是讲的人严谨，听的人认真，这种学风在学术会议上、在当前学术浮躁的情况下是不多见的，非常值得发扬，让我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