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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有人口1700多万，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广西。云南、广东、湖南、贵州等省也有分布，全国各地亦有散居。考古资料证明，壮族及其先民在以广西为主的岭南地区繁衍生息已经有5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与自然斗争及社会实践过程中，壮族人民创造并发展出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壮医药文化。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地形复杂多变，十分利于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由此形成了丰富的壮药资源。壮药是壮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重要武器，是壮医使用的传统药物。壮药和壮医一样，都是祖国医药宝库的组成部分，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医疗活动。居住在广西地区的壮族先民们，为了生存和繁衍，除了与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作斗争以获取生活资料外，还要对付各种疾病的侵袭。当时以外伤最为常见。此外，各种感染病、皮肤病、胃肠病、寄生虫病等发病率也很高。为此，人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防治这些疾病的有效方法和药物。“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在壮族地区流传甚广。
近年，在柳州市白莲洞遗址发现了烧骨、烧石、烧炭的遗迹。火的应用，对增强壮族先民体质、提高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本领起到重大作用；并能改进药物的加工、服用，提高疗效。在石器时代，工具比较匮乏，因此一种工具多种用途非常普遍。如骨针，既可缝制衣服，又可针刺皮肤，放血排脓；石斧和石锛，既是生产工具，又可作断肢、采药、切药的工具；石锤可用来捣烂药物；陶器既可以煮食物，又可用来煎药及贮存药物。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农业时代，民多粒食，在实践中进一步扩大了对药物的认识。
商周时期，壮族先民的居住地尚未纳入中原势力范围，仅小部分地区与中原存在联系。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里提到的“瓯”即是瓯骆。据《山海经》记载的“桂林八树”，秦取之为桂林郡，广西由此得名为桂，“桂国”指的是广西土著民族。他们与商王朝已有一定来往，这时壮族地区部分珍贵药材已输入中原。
壮族医史专家覃保霖从壮语音义角度对《山海经·南山经》中的药物进行研究。《山海经》载：“祝余，其状如韭而青华（或作桂茶），食之不饥。”“白䓘（或作睾苏）……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之不怨，可以释劳。”“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祝余，壮语读为“卓医”，义为“放药”，《尔雅·释木》言荼为茶之初文，故桂荼犹今桂茶。白䓘，䓘字今人读旧，古人读高，壮语语法多用倒装，白䓘壮语读是睾苏，睾是后起文字，有高义，故睾苏即蒿苏，犹今之紫苏。迷谷，壮语训读为草本之母根。壮族风俗，幼儿体弱多病，常佩用草药木根一截，能防病治病。
总之，壮药的产生，来源于壮族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是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就起源而论，壮药和中药当是同时或相继出现的。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并从中原迁来一批汉族劳动人民“与越杂处”，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又有不少汉族人民避乱南来，与西瓯骆越民族共同开发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壮族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器，推行牛耕。此外，陶器、铜器、漆器、竹木器、玉石器等在有些地方被普遍使用，商业交通有所改善。秦始皇在统一岭南过程中开凿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广西地处亚热带，又“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铜、银、果、布之类”。西汉朝廷在南越国交界处设有“关市”，进行朝廷控制下的有限贸易。岭南出产的食盐、丹砂、水果、犀角、象齿、玳瑁等不断北运中原。
当时的对外贸易由海上至东南亚、阿拉伯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徐闻、合浦是重要的港口。因此，壮药也出口国外。《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土多瘴气。”“马援在交趾，尝饵薏苡实，云能轻身省欲，以利瘴气也。”薏苡仁迄今仍是壮医常用药。
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县发掘了罗泊湾一号汉墓，标本M1：248出土时内盛植物叶。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铁冬青，是流行于南宁的王老吉凉茶原料之一，也是一味常用的壮药。
一号墓椁室淤泥内出土了大批植物种实，经广西农学院和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计有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橘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保存根块）、芋（保存芋茎和芋头外壳）、纤维状物（可能是木棉）。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药物。说明当时用草药治病在壮族地区已比较普遍。
同时出土的尚有杉木木简，宽1～1.5cm，厚0.3cm左右，均残断。可释读的有10件。其中标本M1：368写有“芭蕉心匚囚”，第四字似“发”。芭蕉又名甘蕉，稽含《南方草木状》言：“甘蕉望之如树……一名芭蕉……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疗饥……交广俱有之。”芭蕉心性寒凉，功能清热解毒。由此可见，此木简可能是记载壮族先民医疗经验的，惜不能窥看全文。
罗泊湾一号墓有7个殉葬人，经鉴定，均无伤痕及骨折，死因可能是毒杀，说明当时壮族地区已有使用毒药的经验。
1979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罗泊湾二号墓。在墓后室东西两边的陶器中也发现了一批植物种实，计有青杨梅、橄榄、李、花椒、菜籽和瓜子六种。
《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我国最早的医方帛书。其中记载的药物有比较浓厚的南方色彩。例如治疗牡痔第一方说：“青蒿者，荆名曰萩；䓛者，荆名曰卢茹。”还有厚朴等，也是南方土产。书中所述的一些疾病，如漆疮、蛇
、蛭蚀、蛊等也是南方常见病。《五十二病方》记载的南方药物，当包括一部分壮药。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成书于东汉年间，在其收载的365味药中，壮族地区盛产的菌桂、牡桂、薏苡、丹砂、钟乳石等被收入。该书中“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有“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病”等作用的下药125种，壮族地区大多有出产。
两晋南北朝时期，壮族先民与广大汉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密切。居住在交通便利地方的壮族先民，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壮族先民，则较少与汉人交往。在隋唐统一的320多年间，我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唐朝采用与桂东地区不同的方法进行统治，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有的生产方式得以延续，目的是为保证征收贡纳，这就是“羁縻制度”。当时共有羁縻州44个，羁縻县5个，羁縻峒11个。
这一时期，壮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据《岭表录异》载：“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獠市。”民族间的医药交流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壮族的医药经验部分被收入中医学书籍，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例如，晋代稽含著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族用药：“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呈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侯服，遂解。”清代谢遍昆的《广西通志》中有吉利草产于壮族聚居的上林县的记载。
“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
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隋唐以前的医学成就，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病因病理学专著。书中对岭南地区常见的痧、瘴、蛊、毒进行了专门论述，虽然主要阐述的是病因病理，但也涉及了壮药内容。特别是该书记载了岭南俚人的五种毒药及中毒诊断方法：“岭南俚人别有不强药，有蓝药，有焦铜药、金药、菌药。此五种药中人者，亦能杀人。但此毒初著，人不能知，欲知是毒非毒者。初得便以灰磨好熟银令净，复以水杨枝洗口齿，含此银一宿卧，明旦吐出看之。银黑者是不强药，银青黑者是蓝药，银紫斑者是焦铜药。”说明早在隋代，壮族先民就善于制造毒药及救治中毒，有关知识也传入了中原。稍后的《太平圣惠方》还专门列出解岭南俚人药毒的方药。
此外，《诸病源候论》还指出，瘴气是流行于岭南的地方性疾病，是因感受湿热熏蒸之气而产生的急性热病，可分为青草瘴和黄茅瘴等。由于岭南多发瘴气，故壮族先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疗瘴气的经验。
岭南地方病水毒、沙虱、射工、蛊毒、脚气病等，在《诸病源候论》中也有专篇论述。
《新修本草》是在唐显庆二年（657）由苏敬等22人编纂，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共载药850种。当时，朝廷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形色以图绘，其中也收载了部分的岭南地区药物。
1.蚺蛇胆
《名医别录》：“蚺蛇胆，味甘，苦，寒，有小毒。主心腹
痛，下腹
疮，目肿痛……（谨案）：出桂、广以南，高贺等州。”《名医别录》只记载了蚺蛇胆的功用，《新修本草》进一步点出其产自岭南地区。
2.滑石 “岭南始安出者，白如凝脂，极软滑。其出掖县者，理粗质青白黑点，惟可为器，不堪入药。”始安郡，三国（吴）置，治所为今临桂县。
3.钓樟根皮 “钓樟，生柳州山谷……八月、九月采根皮，日干之。”柳州属壮族地区，当时之人已知该药能止血，治金创。
4.茯苓 “茯苓……今出郁州，彼土人及斫松作之。”说明壮族先民早已会种植茯苓。
5.桂、牡桂、菌桂 “菌桂，味辛温，无毒，主百疾，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生交趾、桂林山谷岩崖间……立秋采。”“牡桂……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出融州、柳州、交州甚良。”从《山海经》开始，历代本草书均有桂的记载。均言以岭南广西出产者为佳，故广西有“桂海”“八桂”之称。《新修本草》还介绍了壮族先民采集、加工、使用桂的经验。
6.蒜 “此蒜与胡葱相得，主恶蛓。山溪中虱水毒，大效，山人、俚獠时用之。”獠、俚是壮族的先称。
此外，黄芩、瓜芦木、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钩吻、白花藤、蛇黄、郁金、蓝实、柏实、蒟酱、莎草根、苏方木、槟榔、白兔藿、犀角、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也被收入《新修本草》。
唐·陈藏器看到《新修本草》多有遗漏和纷乱，于是广搜文献，并采集民间用药经验，把遗漏的药物收集起来，著《本草拾遗》。其中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
1.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 “陈家白药，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毒，水研服之，入腹与毒相攻必吐，疑毒未止，更服，亦去心胸烦热，天行温瘴。出苍梧，陈家解药用之，故有陈家之号。蔓及根，并似土瓜，紧小者良。”“甘家白药，味苦，大寒，小有毒，主解诸药毒，与陈家白药功用相似。人吐毒物，疑不稳，水研服之，即当吐，未尽又服。此二药性冷，与霍乱下痢相反。出龚州以南甘家，亦因人为号，叶似车前，生阴处，根形如半夏。”苍梧县，隋置，治所在今梧州市；龚州，唐置，治所在今平南县。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性味甘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二者均有解药毒的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二药为当时著名的解毒药。
2.玳瑁 “玳瑁，寒，无毒，主解岭南百药毒。俚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大如扇，似龟甲，中有文，生岭南海畔山水间。”这是玳瑁入药的最早记录，也是壮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壮医除了使用玳瑁血生饮解毒外，据《岭表录异》介绍，粤西人畜养玳瑁，佩带玳瑁以避蛊，还用活玳瑁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等。
3.土落草 “土落草，味甘，温，无毒，主腹冷疼气痃癖，作煎酒，亦捣绞汁温服。叶细长，生岭南山谷，土人服之，以辟瘴气。”
4.石药 “石药，味苦，寒，无毒，主折伤内损瘀血，止烦闷欲死者，酒消服之。南人毒箭中人，及深山大蝮伤人，速将病者当顶上十字厘之，出血水，药末敷之，并敷伤处。当上下出黄汁数升，则闷解。俚人重之，以竹筒盛，带于腰，以防毒箭。亦主恶疮，热毒痈肿，赤白游风，痿蚀等疮，并和水敷之。出贺州山鸎石上。”贺州，即今之贺县。
此外，《本草拾遗》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如鸡候菜、含水藤、赤翅蜂、独脚蜂、腆颗虫、枸橼、无风独摇草、予脂、陈思岌、草犀根、黄龙眼、万一藤、骨碎补、麂目、牛领藤、灰药、金钗股等。
唐·李珣的《海药本草》也有部分壮族地区用药的记载。如荔枝、零陵香、钗子股、君迁子、蛤蚧、人肝藤、冲洞根、皋芦叶等。特别是其中对壮药蛤蚧的记载尤详：“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彼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力一般，无毒，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
《岭表录异》又名《岭南录异》《岭表记》，唐代刘恂著。书中记载唐代岭南地区的珍奇草木鱼虫鸟兽和风土人情，还收载了不少壮药，以及使用这些药物的经验。如山姜以盐藏暴干，煎汤饮治冷气；圣齑（牛肠胃中已化草欲结为粪者）调以盐姜桂，内服治过食水牛肉腹胀；鹧鸪解冶葛并菌毒；山橘子破气，蛤蚧治肺疾，金蛇解毒，槟榔祛瘴疠，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野葛毒等。该书虽不是本草学专著，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壮药品种的增多和使用经验的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在两晋及隋唐代的方书中，除收载了大量中医药方外，也收入了一部分岭南解毒、治瘴气药方，其中包括壮医药方，显示出壮医方剂学已初露萌芽。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葛洪（261—314），晋代人，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他曾经来广西，在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对广西壮医壮药的情况多有了解。因此在所著《肘后方》中有关岭南壮族医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俚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恙虫病）的经验。该书对岭南土俚（壮族先辈）人的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如“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更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瘴。”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蕉、芭蕉等“岭南皆有”。还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
（2）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家，精通诸子百家学说，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书。
孙氏虽为中原人，但对卓有疗效的少数民族医药亦倍加欣赏，收录入书。如《千金翼方》载：“白花藤，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菜肉中毒，酒浸服之，主虚劳风热，生岭南交州、广州、平泽。”钩吻为广西多产物，《千金翼方》谓其能“杀鬼蛊毒”。在治风药及蛊毒药的分类栏中，载有秦艽、干姜、葛根、狗脊、白芷、大戟、乌头、附子、贯众、菖蒲、吴茱萸、徐长卿、蛇蜕、野葛、斑猫等广西多产药物，说明壮族先民对此已有一定了解，掌握了一些防止瘴雾毒气侵袭及治疗疫毒蛊毒入侵造成的病证。懂得“出门，常须带雄黄、麝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蛊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著”。
（3）柳宗元（773—819），山西永济县人。顺宗时，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宪宗即位后，王叔文集团受到打击而失败，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又改柳州刺史。他被贬南方后，情绪难免悲郁，加上水土不服，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亲自种植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反映了岭南的医疗水平。
隋唐时代，壮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带动了经济作物的种植摘采。不仅作为食用，部分还有药用价值。如甘蔗，孟铣《食疗本草》言：“竹蔗以蜀及岭南者为胜。”甘能和毒，故壮医用之于解救中毒。荔枝，隋唐书籍中，有许多言及广西荔枝的，荔枝在药用上，具补益强身的功效。龙眼，《唐本草注》曰：“龙眼似荔枝，花白色，子如槟榔，有鳞甲，大如雀卵。”唐宋时广西普遍栽培，其补益作用与荔枝似，但性较平，不燥热，故其后入药者，多不取荔枝而用龙眼。柑，原产我国中部及南部，壮族地区在西晋时已有栽培。至唐时，更加普遍。柑之皮、叶、果实均可入药。
北宋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在少数民族地区，健全和严密羁縻州县制度，即土司制度，在土司统治地区，土官具有政治特权，又控制着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对农奴进行残暴和野蛮的统治。它的建立，加强了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联系，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宋元时期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农业、手工业、商品交换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壮族医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1）医书分类出现了“岭南方”：1161年郑樵在《通志》中将医书细分为26类，其中岭南方分5类9卷，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包括壮族医药的岭南方的书籍有李喧《岭南脚气论》、李断皋的《南行方》、郑樵《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和《广南摄生方》等。
（2）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的壮医：《本草图经》记载：“俚医以（甘蕉）治时疾，狂热及消渴，金石发动燥热，并可饮其汁。”俚医，是包括壮医在内的两广少数民族医的统称。至于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的制作者，以及文献中介绍的岭南俚人、土人、山人、獠、蛮的用药经验，说明有一批有一技之长的壮医活跃在辽阔的壮族地区。
（3）文献记载的壮族医药大量增加：宋代著名的本草学、方剂学著作，如《证类本草》《本草图经》《日华子本草》《太平圣惠方》《岭南卫生方》及有关壮乡风土人情的《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等，都记载了大量壮族医药经验，反映了这一时期壮族的医药水平。
唐以后，由于药材品种极多，新品种不断增加，使药物的品类日趋繁杂，难免有真伪难辨、名实不符、品种混乱等情况出现，《本草图经》应运而生，全书21卷，其中记载了产自壮族地区的药物近百种。《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是介绍广西风土人情的书，作者范成大和周去非虽然不是医家，但他们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医药有相当了解，并加以记录。如记载矿物药无名异、铅粉、土硫黄、丹少、水银、石钟乳、石绿、石燕等；动物药山獭、金蛇、银蛇、风狸、石鼠、蚺蛇、蜂、两头蛇、鹧鸪等。所记载的植物药品种就更多了，有治疗瘴气类的青蒿、槟榔、杜茎山、姜黄、楮叶等；有解各种毒的宜州鹅抱解箭毒、抱卵不生鸡儿和麻油灌服治钩吻中毒、山豆根解诸药毒、甘蕉根解金石毒、橄榄解河豚毒、白豆蔻解酒毒等；有清热药，如铜鼓草、金樱子、都管草、半边山等；尚有延年益寿的首乌、疗足膝疾的鸡桐叶、治头目昏眩的风膏药、治瘿疾的黄药子，以及零陵香、茴香、藿香、荜茇、沉香等芳香药材。这一时期的壮医方剂学也有所发展，如《太平圣惠方》收入了“解俚人药毒诸方”；《岭南卫生方》前二卷辑入李璆瘴疟论、张致远瘴疟论、王棐指迷方瘴疟论、继洪卫生补遗回头瘴说等多位医家的医论和方药。书中提出了瘴疟与伤寒不同，及岭南“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元气不固，感而为病，是为之瘴”，主张因人因地制宜治疗。其所载的方剂，有些来自由中医方书，有些来自“岭南方”书籍。
明清时期，壮族人民与外界的来往日趋密切，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此期的壮族药学，除了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及各地方志有记载外，尚开办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
《本草纲目》中收载了不少岭南地区的壮族医药，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壮族医药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壮族人民对田七的发掘和应用。田七本名三七，因主产于广西的田阳、田东、那坡、德保、靖西一带，昔日商贾，对其交易，多集于田上一带，故又名田七。《本草纲目》详细记述田七：“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此药近时始出，南人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又云：凡杖扑伤损，瘀血淋漓者，随即嚼烂，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选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大抵此药，气温，味甘微苦，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说明用田七治疗内外损伤、瘀血停留等病症，乃壮族人民最早发现及应用，其功是不可泯灭的。
《本草纲目》还收载了许多壮族地区特产及多产药物，并介绍其加工及用药经验。如无名异、桃花石、甘草、蛇黄、石硫黄、岭南红盐、鳢肠、水英、虎杖、鬼针草、都管草、黄连、紫草、苍术、沙参、石钟乳、补骨脂、郁金、肉豆蔻、蒟酱、荜茇、益智子、高良姜、锦地罗、莪术、泽兰、茉莉、附子、钩吻、射干、山豆根、使君子、黄药子、土落草等，充分反映了壮族人民用药物治疗疾患的经验已比较丰富。
像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李珣的《海药本草》，李璆、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中有关壮族地区用药的记载，在《本草纲目》中均可见到，对研究之前壮族医药学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地方志虽然不是专门记录医药学知识的，但其中对地方上出产的药物，乃至有关药物的用法的记载也从侧面窥视了壮族医药的发展情况。
明代林富修、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在第二十一卷食货一章下立“药属”一节，记载了一百余味广西盛产的药物。所收药物种类繁多，既有芳香温散的香附、泽兰、茴香、干姜、高良姜、山椒、艾叶之属，又有收敛固涩的白及、五倍子、乌梅、覆盆子、金樱子之属；既有开通肺气、驱散表邪的桔梗、荆芥、苍耳、香薷、柴胡、半夏、薄荷、贯众之类，又有通利水道，引邪外出的滑石、木通、萆薢、车前、瞿麦之属；既有清热解毒的苦参、地榆、金银花、黄芩、黄柏、山栀子、地骨皮、槐花、青黛、白头翁及峻猛外用的巴豆、商陆、铜青、芫花、炉甘石之类，又有补中固脏、益寿延年的地黄、首乌、龟甲、沙参、天冬、麦冬、山药、菟丝子、淫羊藿、骨碎补等药。谢君惠修、黄尚贤纂的《梧州府志》亦收载了五六十味药物，所收药物在林黄所编的《广西通志》中大部分有记载，惟其后所列的苦刎、关角扭、断肠草三味药，皆有大毒，并言以羊血、熊胆可解断肠草之毒，有特今后研究及进一步验证。
其他如《南宁府志》《柳州府志》《宾州志》等大量州府县志亦收载了不少药物，反映了当时壮医壮药的发展。
清代各地建立卫生机构管理地方医药，救济诊疗贫病患者。《北海杂录》：“太和医局，设于光绪十六年，亦广西商人协力敛资，藉行善举。与广仁社相通一气者，专办赠医施药舍馆事，局有永远督理四人，另每年公举总理四人……聘请医师驻局，七点至十一点，以便贫病人到诊。”《龙津县志》亦曰：医药局于“宣统初年成立，延请中医生，主任医药杂务。民间贫寒之家有疾病者，就局诊治，不收诊金，间或有赔药剂者。局址初附设于道，尹公署嗣移于旧都司府，再移于龙州学社内。”有些地方的医药机构成立之后复又取消，如《博白县志》（乾隆年间修）称“阴阳学、医学俱废”。
此期间，有外国人在广西兴建了一些医院，如“法医院，每以赠医施药为事，归法医士办理，由法政府派来，向僦民房以为医所。”（《北海杂谈》光绪三十一年），“普仁医院，创于光绪十二年，为英耶稣教士所设，驻隆英医一名，赔医施药不受分文，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北海杂谈》光绪三十一年）。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特有现象，这些医院数量少，且集中于市镇，对壮医药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
此外，据《镇安府志》记载，雍正十年，广西尚在天保县（今德保县）建了一个硫黄厂，虽主要备军用，其精者自然亦供药用。
随着壮族人民同疾病斗争实践的深入，对疾病的认识加深，他们的用药经验日趋丰富充实。在清代的广西地方志中，关于壮医壮药的记载空前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有些地方志不仅记载药物的出产、应用等方面知识，甚至有加工炮制和典型病例的记载，标志着壮族用药逐渐走向成熟阶段。
此时期的地方志内，对于果菜类入药论述尤多。如《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记：“罗汉果，大如柿，椭圆，中空味甜，性凉治劳嗽。”《镇安府志》（光绪十八年）曰：“羊桃，一名三敛子，一名五敛子……味甘酸，内有小核能解肉食之毒，有人食猪肉咽后肿，病欲死，仆饮肉汁亦然，人叫取羊桃食之，须臾皆起，又能解盏毒岚瘴，土人蜜渍盐醃以致远。”《北流县志》（嘉庆二十年）记载：“西瓜……味甘淡，止渴消暑，疗喉痹疮，解酒毒。”《镇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曰：“山楂……制糕能消食。”《玉林州志》（光绪二十年）言：黑糯“用浸酒，补血”。《容县志》（光绪二十三年）言安石榴“皮可入药”，橄榄“可解鱼毒”。《新宁县志》指出：生菜“食之却暑”，“苦荬，可涂虫毒疮疥”“辣椒，味辛辣，消水气，解瘴毒”“苦瓜，味苦，性冷，解水瘴”。可见，壮族人民对于食物的温凉补泻已有了较多认识。瓜菜乃日常生活之品，来源充足，对养生保健具有重要作用。
各地方志对各种中毒的抢救措施也有较切实的记载。如《南宁府志》（乾隆七年）说：“断肠草……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或以伏卵未生雏者和香油灌之，或以粪水及蚺蛇胆灌之，或以狗屎调水灌下，令草吐出亦愈。”以各种物品使中毒者吐出毒物，或服用蛋白及油类物，使之与毒物结合，减少毒素的吸收，且油类的导泻作用能使毒物更快排出，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广西通志·平乐府》（同治四年）称“蓝蛇出陈家洞，言有大毒，尾能解毒”，“九里明，作饮可解热毒”。《镇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指出：“木棉……能解鸦片、铅粉、砒霜、虫螫、野菌诸毒。”《浔州府志》（同治十三年）亦言：“闷陀罗，人食之则颠闷、软弱，急用水喷面乃解。”可见壮族人民使用解毒药的水平进一步提高。
民国时编修的广西地方志和有关文献，收载了以前未记或较少记载的广西特产、多产药物。如桑螵蛸、虎骨、斑茅、老虎耳、血见飞、怀香、大小罗伞、松筋藤、土人参、土归身、土牛膝、土白术、土黄莲、龙须菜、䇘竹、绵姜、单藤、胶桂、吊兰、独脚莲；芙容花、走马胎、壮阳根、刀枪草、八卦草、蓝姜、石兰草、登高子、贴地凉、牛尾木、五爪龙、三爪龙等。
有的地方志连盛产草药的地域亦予以记述。如《宁明州志》（1914年）载：“挂榜山，俗名丛珥夷，在州城东南二十余里，山多草药，习草药者，皆往取采。闻诸采药者，云其草多不知名，与原阴草不类，盖奇境也。”壮族人民不但认识了许多的药物，应用方法上也很多样，既有煎服，又有外洗、外敷、熏蒸；既有浸酒内服以祛病养身的，又有佩药垫药外防邪气侵袭，尚有食物果品食疗法等。
据近年的调查，民国时期，曾出现了不少有关壮医壮药的手抄本。自治区卫生厅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办公室现已收集到民间手抄本100多本，内容以临床实用为主，包括内外妇儿科的医药知识。这些手抄本在民间的流传，对普及医药知识，提高壮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及对传统医药政策的指引下，20世纪50～70年代，广西进行了民间草药（包括壮药）的调查。出版了《广西本草选编》《广西民族药简编》《广西药用植物名录》《壮族民间用药选编》等有关壮药的书籍。1986年开始，更是进行了有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和系统整理工作。出版了《壮药选编》《广西壮药新编》等专著，尚有《实用壮药学》《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等成果汇编。近年出版的《中国壮药志》《中国壮药原色图谱》《常用壮药生药学质量标准研究》《中国壮药学》等专著和2002年的“壮药质量标准研究”成果更将壮药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壮药产业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壮药萝芙木制成降压灵片，由狗仔花、闹羊花、两面针、点秤木、山芝麻等制得外感风痧片，由杧果制得杧果止咳片，以上产品均占领了一定的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由扶芳藤等制成的扶芳藤合剂“百年乐”，挖掘民间验方开发的正骨水、云香精、鸡骨草等已经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其他有以白花蛇舌草为成分之一的乙肝宁冲剂、香茶菜为主要组成的复方三姐妹片，还有绞股蓝茶、广西绿茶等保健品。上述药品、保健品，其组方、药材皆来自或主要来自壮医药。壮药为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综上所述，壮药有悠久的应用历史和丰富的知识积累，其作用已经被大众所公认。壮族聚居区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壮药的开发和进一步应用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据1994年调查结果，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动植物药、矿物药多达4600多种）。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壮药的深层次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方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为之提供了经济条件。我们会加快壮药的现代化进程，为壮药的整理提高，为壮药造福于全国各族人民乃至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