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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恐惧症是指在公共场合或者开阔的地方停留时，内心会产生极端恐惧，想要逃离，却又因为逃离存在不可能性、无助性而自我痛苦。这种恐惧症一般由惊恐症发作引起，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性产生质疑，对伙伴抱有过于强烈的依赖性，一旦某种细枝末节让心中安全感消失，就会产生预期恐惧和回避行为。
从性格来看，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发病年龄多在18～35岁之间。这些年轻人更注重自身安全感。比如怀疑广场等公共场所中会有恐怖分子引发自杀式炸弹，或者释放某种气体病毒等。而大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更注重自己会不会因为某种突发性疾病而倒在众人面前。
刘晨不久前看了一篇解密报道：1995年3月20日上午7时50分，东京地铁内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投毒事件。犯罪分子释放了剧毒性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5000多人中毒，1036人住院治疗。事发当天，东京交通陷入一片混乱，日本社会和公众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近几天，刘晨一直恐惧“毒气事件”，因为他每天都要乘坐地铁上下班，“如果我乘坐的地铁发生同样的事件怎么办？”这种想法每每缠绕在心头。后来，他干脆改坐公交车，但是同样的想法依然挥之不去。最后索性踩着单车去上班，但是又怕有人开车故意撞自己。刘晨心中认定了不幸事件会在某个公共场所发生，波及无辜的自己。
他开始各种小心，每次在广场上散步，他都要前后左右查看，害怕有人故意伤害自己；坐出租车时，他也要查看司机是否反应正常，害怕被拉到荒郊野外，谋财害命。他恐惧出行，上班都想让父母接送。
一段时间后，刘晨醒悟过来：“每天坐地铁上下班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我瞎担心呢？我在广场散步，无冤无仇，谁又会伤害我呢？按照之前的想法，地球上的人都需要担心彗星撞地球了。”然后他摇头一笑，继续坦然生活。
广场恐惧症具有反复、波动的特点，许多患者在短时间内好转，完全恢复正常，而一部分人在反复恐惧中形成恶性循环。
广场恐惧症不仅体现在外界事物与安全感互相影响上，有时候也体现在依赖性方面。比如，做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一个人比较心虚，如果有一个伙计陪伴，底气就足很多。
李永和张昭是同窗舍友，形影不离。有一次，李永想出去走走，而张昭不想动。无奈之下，李永只好自己去，走在操场上的他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似乎所有人都在看他，又好像在议论他。他不禁心想：“平时去哪儿转悠，总会和张昭一起，这次一个人出来，真不习惯，这么尴尬。”李永转身回去。
把安全感寄予在熟人好友身上是人的一种本能，一旦单独行动就束手束脚，严重者克服不了这种恐惧，甚至不能单独见人。
广场恐惧症和其他类型恐惧，有共同的成因。对外界恐惧，无非听闻过在某地发生了恐怖事件，这种人天生性格敏感，对事件过度解读，夸大现实，把可能性强加在自身安全性上，做出过分反应，心理上的不安定恰恰是滋养恐惧的土壤。
广场恐惧症患者进入人多拥挤的场所，如公交地铁、戏剧影院、大型集会等会感到紧张不安，严重者还会出现头昏、胸闷等植物神经反应，并且做出明显抗拒和回避的动作。所有不安、恐惧都是脑海中事先策划好的剧情。
心理学上关于广场恐惧症的诊断标准为：置身某处时感到难以逃脱，或恐惧可能发生意外事件，然后患者会通过各种行为避免这种情境，通常会伴随精神痛苦，有人陪伴时可缓解，独自行动时会再犯。
针对广场恐惧症反复性对生活以及自身的影响，可以将广场恐惧症分为三个级别：轻微、较严重、非常严重。因此需要进行对应治疗，首先心理治疗是关键，平时多给予患者支持，鼓励他们多进入公共场所，体验安全性。此外，前面一直提到满灌法，可以尝试应用。
但是恐惧症更需要关注心理因素，可以为患者讲述：“你以前没有恐惧时，不也是每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而且世界上几十亿人，如果大概率发生恐怖事件，世界早就不会这么和平了。这就反证出你为了自我绝对安全而过度恐惧，只要跟以前一样生活就行了。”
虽然药物治疗对于恐惧症有一定作用，但是不建议当作一种疾病来对待，还是尽量让患者明白恐惧只是幻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