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现在，一种关于人类疾病和健康的新兴心理学概念正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在我看来，它是那么地令人激动又充满了奇妙的可能性。我难抵其诱惑想要将它公开分享出来，虽然它甚至未经过核实确认也尚无法定义为可信的科学知识。
这一观点的基本假设如下：
1.我们每个人存在一种内在本性，其实质基础是我们的生物本质。一定程度上，这内在本性是“自然的”、固有的、既定的，并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而言，它是无可改变的，至少没有在自发改变。
2.每个人的内在本性中，部分是其独有的，部分是作为人类这一物种都具有的。
3.想要科学地研究这种内在本性，并发现它到底是什么。（注意是发现而非发明）
4.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这种内在本性似乎并非固有的邪恶本性，而是或中立或积极的“善”。我们所谓的邪恶行为，似乎是人的固有本性在受挫时产生的继发反应。
5.正因为这种内在本性是善或中性的，而非坏的，所以最好是将它释放出来，鼓励它，而非压抑它。如果能让它来引导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成长也会充满健康、收获和快乐。
6.如果一个人的这种基本核心被否定或压抑，他就会生病。这种病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却难以察觉；有时突然爆发，有时却会徐徐而至。
7.不像动物的本能那般强烈、压倒一切、不容置疑，人的内在本性则是柔弱、细腻、微妙的，并且容易被习惯、文化压力和对其错误的态度抑制。
8.这种内部本性纵然微弱，在正常人那里它却极难泯灭——甚至对于病人也是如此。纵使被否定，也会一直蛰伏，迫切地要求实现。
9.不知为何，这些结论都必须与惩罚、剥夺、挫败、痛苦结合才得以成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这些体验可以揭示、培养并完善我们的内在本性，便值得经历这类体验。
注意，若上述假设证实为真，它们则有望成为一种科学伦理，一套自然的价值体系，一个最终裁决善恶对错的法庭。我们越了解人类的自然倾向，就越容易告诉他如何行善，如何快乐，如何高效，如何自重，如何去爱，如何释放他的最大潜能。这就相当于自动解决了许多未来的人格问题。由此看来，该做的事就是去查明：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员和单独的个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的。
通过研究这些健康的人，我们可以了解自身的错误、缺点并找到正确的成长方向。除了我们身处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其楷模与典范。然而，这些圣人、英雄、绅士、骑士和神秘主义者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被全然摈弃。留下的只是完全顺应环境也没有缺点的人，这是多么苍白无力也充满可疑的替代品。也许我们很快就能以充分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作为我们的向导和榜样，他所有潜能都得到充分发展，他的内在本性也得以自由表现，而非被扭曲、压抑或否认。
每个人都要清晰且透彻地认识到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有违人类美德的行为，一切有违自身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记了下来，无一例外。这也让我们鄙视自己。卡伦·霍妮有一个很好的词来描述这种无意识的感知和记忆，她称其为“登记”。如果我们做了让自己羞耻的事，那这件事便会“登记”为耻辱；如果是做了坦荡、良善的事，则会“登记”为荣誉。最终结果的本质是二元对立的——要么尊重并接受自己，要么鄙视自己，觉得自己卑鄙无耻、没有价值、不受待见。神学家们过去常常用“失去灵魂”一词来描述这种生命中的无为之罪，即明明能做却不去做。
这种观点并非否认弗洛伊德平常的描述，而反倒是对其做了增补。简而言之，这就像是弗洛伊德提供的是病态心理学的那一半，而现在，我们必须用健康的一半将其补足。也许这种健康心理学会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来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也许这比问“如何不生病”更有成效。
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自由发展？其所需的最好的教育环境是什么？是性、经济、抑或是政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才能让这些人成长？这些人又会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病态的文化造就了病态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了健康的人。但同样的事实是，病态的人会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人会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改善个人健康是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一种途径。换而言之，鼓励个人成长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很难将真正的神经性疾病患者治愈。一个人想要刻意使自己变得更加诚实是相对容易的；但若要纠正自己的强迫症和偏执却非常困难。
传统上，考虑人格问题的角度是认为它们是不受欢迎的问题。挣扎、冲突、内疚、无良、焦虑、抑郁、挫折、紧张、羞耻、自罚、自卑或自轻自贱，这些都会诱发精神痛苦，影响工作效率，同时无法控制。因此，这些问题被人们自动归为病态且令人生厌的，要赶紧“治愈”，越快越好。
但所有这些症状在健康的人身上也能发现，或者在朝着健康方向成长的人身上也能发现。试想一下，如果你应该感到内疚却没有内疚；再想象一下，你已经将各种力量平衡得很好并且很适应这种稳定状态。可能适应和稳定是好的，因为这可以减少你的痛苦，但是它不好的一面在于让你不再追求更高发展，成为模范。
埃里希·弗罗姆在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中，抨击了弗洛伊德经典的超我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和相对的。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的假设里，无论你的父母是谁，你的超我或良知都是你内化接受了父母的期许、要求和理想。但如果你的父母是罪犯怎么办？那你的良知又会是怎样的呢？或者，假设你有一个讨厌娱乐又爱刻板说教的父亲呢？或者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这样的良知确实是存在的——弗洛伊德是对的。我们的精神模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些早期形象，而不是后来从教会礼拜日学校的书本中习得。但是，良知中也有另一种成分，或者如果你愿意称之为另一种良知也可以。这种良知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体现有强有弱，这就是“内在良知”。内在良知的基础是我们对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命运或能力，以及生活的“召唤”的认知，这种认知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它强调我们要忠于自己的内在本性，不因软弱、有利或任何其他原因对其否认。那些埋没自己天资的人，身为绘画天才却去卖袜子的人，天资聪颖却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的人，发现真理却沉默不言的人，丢弃了男子气概的懦夫，所有这些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他们做了愧对自己的错事，并且因此鄙视自己。这种自我惩罚可能会只带来神经官能症，但同样也可能会让人重拾勇气，激发义愤，更加自尊，自此之后开始做正当的事。总之，痛苦和矛盾可以给人带来成长和纠正。
从本质上说，我其实是在有意抵触现今对疾病与健康的简单粗暴区分，至少对于表面症状这种区分是随意的。患病就意味着有症状吗？我至今坚持认为，可能有些疾病就在你应该出现症状时却没有出现症状。健康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症状吗？我持反对意见。奥斯威辛或达豪集中营的纳粹分子中，有哪个是健康的？他们是良心不安的人还是良心美好、清明、快乐的人？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会感觉不到矛盾、痛苦、沮丧和愤怒这类情绪吗？
简而言之，如果跟我说你有人格问题，在更好地了解你之前，我不知道该说“很好”还是“抱歉”。这要取决于造成问题的原因。这些原因有可能是坏的也有可能是好的。
举例来说，对于受到欢迎，能够适应，甚至是不良行为，心理学家的态度正在转变。受到谁的欢迎？也许对于一个年轻人，在势利眼的邻居或是当地乡村俱乐部中不受待见反倒是件好事。要适应什么？去适应不良文化？专横武断的父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一个很好地适应周遭的奴隶或是囚犯？即便是存在行为问题的小孩，也重新被宽容以待。为什么会有不良行为？这通常是由于病态导致的。但是有时这是出于好的理由，比如这个男孩只是单纯想要与剥削、统治、忽视、蔑视和践踏抗争。
将什么情况定义成人格问题显然取决于下这个定义的人。是奴隶主？独裁者？专横的父亲？抑或是想要一直操控豢养自己妻子的丈夫？很明显，人格问题其实有时是个人在心理支柱和内在本性遭到压迫时的强烈反抗。发生这种罪行时，不去反抗才是病态的行为。很遗憾，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人在遭受这种待遇时并不会反抗。人们默默接受这些压迫，并在多年后表现出各种精神和心理症状作为代价。其中有些人或许从未意识到他们是病态的。这使得他们错过了真正的幸福，从未真正得偿所愿，从未拥有多彩的情感生活，也无法安详而充实地度过晚年。他们从来不知道创造力，审美反应，发现生活的刺激是多么美妙。以至于，他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富有创造性、对美的感知以及能够发现生活的惊险之处是多么美好的体验。
我们也必须直面合乎需要的悲伤与痛苦，或是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在完全没有痛苦与悲伤，没有懊恼与混乱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成长和自我实现呢？如果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是何种程度呢？如果悲伤和痛苦有时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悲痛并非都是坏的，不要想当然地保护人们不去经历。从最终好的结果来看，有时这些可能是良性且合乎需要的。不让人们经历痛苦，并保护他们，可能会变成一种过度保护，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对个人完整性、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