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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家祖上自周朝开始，就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虽然后来有过一段时间做武将（司马错），但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一代时，又做回了太史令，算是恢复了祖传的手艺。
这份家世首先就帮司马家解决了最困难的原材料问题。由于有一代代积淀的先决条件打底，重拾祖业的司马谈觉得要干点什么，才对得起祖祖辈辈的这份得天独厚的职业。他立了一个志：要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要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著作。
世代史官的司马家突然有了一个宏图大志的人，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幸运。
司马谈做回太史令的时候，很年轻，正是长本事的时候。小司马迁跟随父亲回到了世界的中心——长安，开始见大世面。而且，由于老爹是学术型官员的独特优势，小司马迁又得以跟从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进行学习。
小司马迁受到了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在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增长了见识。更难得的是，在司马迁形成人生观的这段时间，正是汉王朝国势强盛，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的年代。司马迁在大国豪气和正规教育的熏染下，形成了他开阔大气、浑厚优美的文风。
功名看气概，作者没有抱负与情怀，写出来的东西就难称格局佳品。
良好的教育与伟大的时代，是第二个幸运。
司马谈在立志后，开始搜集、阅读大量史料，为修这部巨著做准备。但真干起来，他发现这活儿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由于司马谈立的这个志向太过远大，他要串起有史以来的所有事情，这就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很多方面的问题，要横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怎么也干不完了。
这个时代有很多巨人，太多的肩膀可以站。但那个年代，司马谈四目望去，一片漆黑，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最高点了。
司马谈一度消沉，但看到正在看书的儿子，他突然想出了点子，他要找“时间银行”搞一笔“父子接力贷”。
司马谈找到了司马迁，和他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给他讲了家世渊源，父亲的苦心孤诣，以及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希望他能够发扬风格、肩负使命，早日参与这个宏大的工程。
一般来说，父母将自己的愿望加到孩子身上时，非常容易起到反效。而且，司马谈强加的这个愿望，还是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工程。但在这次关系到史学命运的谈话中，司马迁选择了无怨无悔的子承父业，并迅速地进入了角色。
后继有人，这是第三个幸运。
司马迁在一边读书，一边帮父亲打下手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在司马迁二十二岁的时候，司马谈觉得火候到了，叫来了司马迁对他说：“你已经读万卷书了，但书中的世界是有局限的，是没有温度的，世界这么大，你应该去看看。”
于是，司马迁开始了行万里路的征程。
带着目标的司马迁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实打实地搞了一次现场订正考察，获得了许多过去书中看不到的第一手材料。
他来到了汨罗江畔，触景生情地明白了当年屈原的愤懑。
他来到孔子的故里，感受当地的礼仪民风。
他来到江东之地，听到了项羽雄浑的“彼诚可代之”！
他来到易水河畔，体会到了荆轲耳边的风瑟萧萧。
这次的全国调研，为后来《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做了背书，也陶冶了司马迁的性情，提高了他日后山河大地般的文学表现力。
尝到了甜头的司马迁，日后又跟随武帝去过大西北，自己走过大西南，跨过山河大海，天地在我心间！
有一个懂行的老爹领路，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复杂的世界需要多维度体验，这是第四个幸运。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逝世，《史记》的重担彻底地交接到了司马迁的肩上。
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司马迁继续自己的修史工作。直到发生李陵投降匈奴事件，司马迁不再闷头搞研究，而是在凶险的朝堂上插嘴了。司马谈走之前忘了对司马迁进行最重要的嘱咐：少发表意见！
李陵作为将门之后，尤其还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居然投降了匈奴，这仿佛一颗炸弹，在汉朝内部炸了。瞬间李陵就臭了街，绝大多数人开始对他口诛笔伐。但有着独立“科研能力”的司马迁，展开了他的分析与论述。
司马迁认为：“李陵对父母孝顺，待士兵有恩信，常奋不顾身，赴国家急难，平日的思想作为，有国士的风范。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但他深入敌人的腹地，与匈奴主力决战，并歼敌上万。李陵不肯自杀殉国，一定是为了牵制匈奴人好让手下突围。而且，他一定有他的主意，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虽然司马迁通晓古今天下事，却没有研究透人性。大势所趋之下，虽百口尚且莫辩，更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史官郎！司马迁被判进了监狱，受尽百般折磨。
不久，传言李陵带兵攻打了大汉。武帝大怒，杀李陵全家，司马迁因为错误的分析而被判处死刑。
后来证实，带兵的是另一个降将李绪。李陵得知全家被杀后刺杀了李绪，但没有对大汉动复仇的刀兵。
汉朝的死刑比较具备经济性，并非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两个价码，要么交五十万钱，要么接受宫刑（阉割）。这是《史记》问世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凶险。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在面临死刑的时候，都会选择去死，只有极少数人会选择苟且偷生，变成太监。有两个原因：一是辱及祖先，无颜面对世人；二是当时的手术水平和医护手段比较落后，再加上牢中的卫生状况极差，很容易感染，这种灭绝人性的刑罚的死亡率非常高。
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做权衡。一个是死，另一个是受尽折磨，然后还是很有可能死，即便侥幸活下来，也还不如去死。人们往往会选择来个痛快的。
司马迁面临这场横祸，在他无法凑出五十万钱的情况下，最终他选择了受辱。
人在有信仰时，是不可战胜的。他的信仰就是亲自完成那部“前不见古人”的三千年皇皇巨著！
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还有一段话，我们同样很熟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是一股多么伟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自我鼓励！忍着不死，只是因为大事未完！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这是第五个幸运，也是最大的幸运，司马迁在酷刑下活了下来，并坚定信念，誓要完成此书。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司马迁将《史记》全书完成，共得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分别为：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史记》全文雄浑大气，摒弃了学术圈那种艰涩的学究文风，采取了更通俗易懂的著史笔法，言辞优美，内容翔实。
开民智的最好通俗载体，是史录！而史录，是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兴趣的！
截止到这篇文章，我们前面的所有内容，参考了《史记》中大量既真实又富有血肉的史料与记载。没有《史记》，上古到秦的这段历史就永远谈不上可考与研究。没有《史记》，在本系列中，像“长平之战”“巨鹿之战”“背水一战”“诸吕之变”“汉匈系列战”等脍炙人口的战役，全都不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整个汉初波诡云谲，掩藏着大量见不得人的历史，如果不是太史公，根本不会流传于世。
太史公几乎是写藏头诗般地将种种线索藏于其中，并最终在千年后真相渐渐大白于天下。
班固在《汉书》中为了纪念这位祖师爷般的前辈，专门写了《司马迁传》，在赞语中说道：“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哪怕中国后面两千年的历史走向了专制到牢笼的皇权路线，但在这期间，无论是修前朝的史，还是记本朝的事，大量的史官依然秉笔直书，无愧于苍天！这使得中国历史最终没有变成一部又一部的“虚伪”之作。由此可见，开一个好头是多么的重要。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他认为：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诸多《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对于司马迁的评价，千百年来实在是车载斗量。其中，有一点比较罕见，就是对焦点人物的历史评价向来都是毁誉参半的，但太史公却是一个例外，对他完全是一边倒的赞誉之言。
历史是会说话的，有的人死了，但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公元前99年的汉匈之战，既成了太史公的人生转折点，同样也是整个武帝一朝的标志性拐点。
这一年，连年的大战输血、酷吏欺榨，使得压抑了三十多年的老百姓终于群起反抗了。关东盗贼民变蜂起，大股数千，小股数百，攻城邑，夺府库，放囚犯，劫乡里。
武帝开始采用铁腕镇压政策，往各地发兵，成功地将大乱平息。后来，武帝又颁布了《沉命法》，规定：“各地凡有盗贼兴起，地方官不能及时发现或平息的，自二千石官以下直至小吏，主事者一律处死。”
从此以后，所有地方官员因为害怕被朝廷追责，开始自动将盗贼的消息屏蔽。小吏不敢上报，大官不听汇报，所有人都开始一致对朝廷欺瞒不报。各地的盗贼、乱民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
越来越复杂严峻的气氛，自江湖之远逐渐蔓延到了庙堂之高，促使并最终引爆了大汉朝的宫变第一案。
这场宫变最终打醒了已经狂飙了整整五十年的汉武大帝！无论是怎样的千古一帝，你的终章也要到来了。
轮台罪己，大帝你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