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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初的政府有两大项收入，一个是土地税，一个是人头税。人头税就是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必须缴纳一百二十钱。土地税就是每年土地上的粮食产出，要按一定的比例给国家交租。
刘邦时期，名义上的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不过，由于他看谁都不放心，没事总是打来打去，这点税就不够了，无论是徭役，还是地税，都大为攀升。到了吕后执政时期，土地税又被调整回十五分之一。
到了刘恒时期，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将土地税再次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而且，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需缴纳四十钱，丁男每三年才出一次役。
在越来越少的进项下，汉王朝却出现了民富国强的神奇盛况。这是需要特殊历史机遇的。
一般来说，古代政府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四个方面：官僚成本、欲望消费、苍天示警、军队支出。
前面我们说过汉初官僚系统简约，文帝本人更是出了名的节俭，既不盖宫殿，也不扩后宫，更不玩各种艺术，所以官僚成本、欲望消费等支出，全都被很大程度地削减。但有两项是不能省的，军队开支和苍天示警。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十万之众，日费千金。黄河改道，千里蝗灾，随便来一个，就够中央政府十几年缓不过来的。历来战争就是名将的福音，财政的悲哀。不过，之所以说文帝有大福气，也在于在他长达二十三年的任期内，一直风调雨顺，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战端。上至老天爷，下至北方的匈奴和分封的诸侯，这段时间都安静得出奇。
刘氏的宗族们被文帝调理得很好，除不知好歹的侄子刘兴居和太过于猖狂的弟弟刘长外，全都变成了乖宝宝，而那两个人也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
匈奴那边除偶尔挑衅一下外，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有一次闹得比较大，匈奴人打到了长安边上，但也没出什么大岔子。之后，文帝也没做深究，该和亲继续和亲，匈奴也没再折腾。
对了，匈奴的那次大规模武装行动，让文帝发现了一名年轻的将领，他叫周亚夫。这个小伙子后来被他提拔重用，或者说没法不重用（周勃之子）。人家最终用实际行动报答了他的慧眼识才。
这是文帝的第一个大福气：康宁。
夸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要翻转一下，说一下“黄老之术”的劣势，以及文帝在这背后的一系列行动逻辑。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福气能够不折腾的，因为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
战争决定着你是否有执行所谓“黄老之术”治国方针的关键土壤。因为“黄老之术”与“小政府”，在诸多美好外，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财政弹性不足，整个国家对于突发事件缺乏应对能力。
举个例子，一个家庭每年能收上来一千斤粮食，每年自己吃和各种消费是五百斤，然后一年就攒下来五百斤。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五百斤粮食会坏掉，所以并不意味着，一味节省就可以永远地保有这笔财富。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中央政府往往都是挣一个恨不得花俩的，不找你多收就不错了。但有一年，你家的房突然塌了，你需要五千斤粮食才能重新建起来，这时你就急眼了，因为一年最多就是一千斤粮食的进项。
你家的房塌了，就是国家遇到战争的时候。
当战争打起来后，物资会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原有的“小政府”状态就会捉襟见肘。因为“大政府”即便有诸般不好，但它的战时动员机制却是非常靠得住的。只要国家有了突发状况，哪怕危机旷日持久，“大政府”都会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与官僚资源，将各方面的资源不断抓上来。但“小政府”，就没这个本事。
“小政府”征税，由于征得少，老百姓的负担轻，所以官员不怎么费劲儿，因此官员也少。一旦要突然干大事后，老百姓们就不配合了，而且就那俩基层官员，根本不够用。用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没有“一竿子插到底”。
少缴税容易，多加税就该骂街了。
和平时期，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一到国家有难，资源抓不上来，老百姓大难临头各自飞，中央政府就傻眼了。
所以，“黄老之术”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理想化的政治体制，有点类似于温室中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它并没有过久地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其实是有深刻道理的。文景二帝之所以名垂青史，在于他们康宁的大福气。这种福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之前我们说过，无论文帝干什么事，哪怕是错的，最后都会变成对的，但很快他就犯了一个大错。
此时政府开支的大头是用于防备匈奴。
大臣晁错看到了，此时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来获得一定的爵位，或者免除罪过。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这种爵位带有免人头税、免徭役、减罪免罪的特权，但不减免土地税，只减免与人身有直接关系的税收，也没有一系列的政治特权。换句话说，就是个荣誉称号，类似于今天网络游戏、手机游戏中的各种“皮肤”或“光环”。它虽然带有炫酷属性，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不过，晁错的做法却是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富人们对于这种奢侈光环很买账。
很快，在富人的帮助下，边关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不再匮乏，反而变得充足。之后，晁错又趁热打铁，建议文帝卖爵位，让富人把粮食直接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富人的捐献因此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一项可观收入。
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运转了。于是在公元前166年，文帝做了一件今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宣布不再收土地税了。
这种我有收土地税的能力，但我放弃了的情况，属于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孤例，没有之一。这件事成为“文景之治”下夜空中最亮的星，文帝也因此跻身古代圣君排行榜的最前列。
这样真的好吗？不见得。
对于百姓来说，免税这种事肯定好，谁少交钱都会说好。但往深远想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在古代取消土地税，其实是一个误国的方针。因为当时的财政主力就是土地税。
货物和货币可以藏起来，而且人随时可以跑，猫腻太多，收商业税的难度太高。（后来被汉武帝刘彻绕道攻克了。）唯独跑不了的，就是土地。所以，商业税对于政府来说，是不牢靠的，只有土地税是实实在在、稳定可靠的。据估算，土地税和人头税在当时占了政府财政收入的约九成。
当然，文帝不收土地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初的这种“小政府”的官僚体制，不太容易将土地税收上来。因为官员少嘛！土地丈量、粮食清算等问题，搞起来都很困难。
在当年，所谓的土地税并非我盯着你家收了多少粮食，然后我收走三十分之一，哪有那么多时间盯着你。而是你家有十亩地，我按经验估算，估计能打九百斤小米，最终就找你要三十斤小米吧。
基层官员们只能粗略地算出每家要交的粮食，然后再挨家挨户去要。你打九十斤粮食，我要三十斤；你打九千斤粮食，我还要三十斤。但是，还是那句话，土地税属于主动税收，费人工，痛点高。你是青天大老爷，我交粮食时也是不愿意的。这就造成了很多麻烦。
但是，不能因为麻烦和此时国家财政充裕，就放弃了带来稳定收入的税收来源啊！现在是运营一个国家，不是过家家。
文帝靠着卖爵位的收入，直接就说不要土地税了，往好了说，是真仁慈之主；往坏了说，就是断自己的后路！灾、兵、疫、旱，碰上一个就让你够呛！这就相当于开着上千万元的车，却不买车险。
不过，人家文帝之后又裸开了十多年的车，什么事也没有。不光老司机技术好，命好也很重要。
但是，你命好仍然无法掩盖影响深远的弊端。当年商鞅干的那些事，那堆费了极大精力整理出来的土地造册，都没用了。
还是举个例子，你们村有一千亩地，你这个当官的每年往中央报税数目就是一万斤小米。由于你每年都进行收税，所有的民间土地交易、易主以及新开垦的荒地，你心中都是有数的。
但是，你把土地税免了，官员们十年都不用再去征税了。这片土地十年后的归属、地力等系统的数据就全不准了。
比如，原来全村有四百亩地，赵钱孙李四家一人一百亩，收税时你都很清楚。转过年来，你收税时，发现孙家落魄了，开始卖地了。
由于变化并不是很大，你相应做一些调整，这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十年不收税，土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地主也许全都换了，而且各家的土地边界错综复杂，全都说自己只有十亩地。你知道是骗人的，但你要是真想弄明白各家的土地有多少，就需要重新丈量。这就极其考验基层官吏的能力和数量了。
后面为什么豪族起来后，国家的地就越来越少了呢？因为你说不清楚他家的地有多少，你还丈量不了他家的地！
商鞅的国家操作系统为什么这么好用呢？因为人家对整个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做到了心中有数！每年征土地税，最大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对国家的操作系统进行日常维护。你可以少征，但绝不能不征！
这么宝贵的国家操作系统，被文帝无心地抛弃了。放弃土地税，在古代几乎就是放弃了国家的统治基础，而且失去了重要的应急手段。
但是，文帝在位二十多年，却什么事没有！就是这么好命！服不服？
不仅如此，文帝之后还犯了个更大的错误。他实行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