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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继位稳定政局后不久，体现他命好的第一个环节出现了，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贾谊。
这个人，可以说是西汉最终成功转型的规划师。
贾谊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年，但他把有限的生命，都投入到为文帝服务中去了，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忧国忧民。他给文帝提了很多建议，包括“重农抑商，倡导儒家，不忍匈奴”等。
这些建议在贾谊得势时不停地提，在他失宠后依然不停地提，不管文帝搭不搭理他，他永远保质保量、无怨无悔。从经济到民生，从司法到国防，没有他不掺和的领域。
这些建议，文帝有的听了，有的没听。反正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就要不停地说。
在贾谊的诸多策论中，有两项建议入选了大汉“金点子”工程，成为解决军功集团势力和诸侯王势力的关键切入点。
先来说说他是怎么帮文帝处理军功集团“尾大不掉”问题的。人家那些招数那真叫——低调得让你说不出话来。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冬十月，下诏：“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意思是说：我曾经听说，古时候诸侯国有一千多个，诸侯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定期朝贡，王与诸侯脸上都好看。现在列侯们都在长安待着，不去自己的封国，每年的利润都要让吏卒们千里迢迢地给运过来，列侯们也都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子民，太劳民伤财了。现在，列侯们都回自己的封国吧，在中央任官职或我明确不让走的，派太子去。
什么意思呢？
该上班的还在这上班，退休或赋闲的诸侯就回国去当老大，教化自己的臣民，你们天天在这待着劳民伤财，还增加百姓的负担。
没动任何人的利益，相反，还摆出了高大上的字眼帮你省钱。
贾谊帮刘恒点出了军功集团强悍的原因：在权力中心密结的网络。
刘邦打下天下后，这帮老兄弟们得到了封地，谁也不愿意回去，都在长安享受大都会的繁华，自己的封地就是个输血的钱袋子。
军功集团之所以能称为“集团”，也是因此而来。一帮老兄弟都在长安，有的本人在任职；有的子孙在任职；有的虽然全家赋闲，但后台却依然很硬。因为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家小子娶了你家闺女，我跟你爹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你母亲的妹妹是我们儿子的三婶。归根到底，这帮打下江山的布衣功臣，全都是一家子。一旦战友情和联姻走到了一起，几乎就是这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军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五湖四海的人进去，像一块大铁板似的走出来。到现在，我爸最好的兄弟，仍然是当年的战友。
西汉这帮老兄弟在打下江山后，动不动就要串个门，搞个联欢，回忆一下往昔的峥嵘岁月，彼此消磨时间，联络感情，谈论时事。也因此，当吕家动了相权时，所有人才会如此义愤填膺。
一帮人一边遛弯串门，一边议论：“听说了吗？吕后把老陈罢免了，让她外甥干了。今后都是他们吕家的天下了！咱们打下来的江山啊！这还能忍啊！太拿咱们不当人了！咱们千万不能坐以待毙！得整死他们！”
周勃和陈平两个大佬最终发动政变时，可以派亲信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所有能找来的人手全都聚拢起来。
所以，我们能看到管印的纪通、郦商家那个吕禄的兄弟郦寄、管外交的刘揭，如此源源不断的弹药，最后都向吕家倾泻。因为他们住得都不远，因为他们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
这个集团的最关键力量，来自老一辈的情感纽带。陈平当丞相，周勃是太尉，我家小子当你的“西曹”，曹家那大小子是御史大夫……
这些台面上能看到的事情，仅仅是冰山一角，背后还有大量的擂鼓助威和建言献策，以及出人出力的事情。这个庞大的势力织就的整个网络，是一股几乎无所不在的力量。
在贾谊的这招釜底抽薪后，军功集团的后援团被打掉了。大量的老军功派们要去乡下当财主了。大家没办法再在一起“大风起兮云飞扬”地烤串、搞春游、传闲话了。
很多关键纽带，也因此被割裂了。比如，我儿子是张家女婿，我闺女是王家媳妇。王家和张家就通过我联系在一起了。哪怕我的家人全部没有任官任职，我也是有着巨大价值的，王家、张家因为我被联系在一起了。我这一走，这两家就热乎不了了。
大量的列侯归国，汉朝中央的压力要减轻很多。
虽然说所有权力仍然是台面上任职的那些官员的，这些官员并不会回老家，但是这帮人的联系，由过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盘根错节一大堆，变成了很多断线稀疏的小堆。
虽然仍然会形成网络，但降维度了。只要人际关系复杂的几何数量降下来了，各个击破的难度就大幅度降低了。
更关键的是，由于大量列侯归国，从“军三代”开始，军功集团的新一代彼此之间将不再熟识。这就属于把根儿断了，军功集团的势力也因此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终将枯萎！
干掉一个集团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如果核心弄不动，至少也要把家属和观众清场。
除了让列侯们去封地外，文帝还有相辅相成的组合拳。中央把在别的王国中的封国，迁到了中央管辖的境内。但不白折腾你，中央给的新侯国比你之前的封国还大。
表面上是文帝吃亏，实则他在继续“温水煮青蛙”。不仅让你去封国，我还把你控制在我的辖区，省得你跟诸侯王们勾搭。
这招的效果有多好呢？
周勃在长安时，谁看到他谁哆嗦，皇帝都“目送之”。后来，他卸任到了封国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河东守尉路过他的地盘时，周勃就“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一个小小的守尉路过，就让大功臣周勃心虚成这样了。为什么呢？情报信息来源不及时、不准确，他拿不准了。
当你远离了权力中心时，你也就被剪去了翅膀。
手法太高级了，但人家后面的手法更高级。
文帝在令军功集团回老家后，终自己一朝，也没有动相权。人家釜底抽薪后，歇了二十年。人家是太太打麻将，慢条斯理地吃一张牌，吐一张牌。优雅！
二十多年一过，汉初剑拔弩张的军功集团，在被釜底抽薪后，渐渐地失去了那股谁也碰不得的戾气，也为后面景帝终结“白马之盟”铺平了道路。
关于文帝对诸侯王的出手，我们后面再详细说，下面要说一下他的执政功绩了。
刘恒，他被后世谥号为汉文帝。“文”这个谥号不得了。
评功定调时，“文”的意思是：经天纬地、道德博闻、愍民惠礼，都是些高大正派的字眼。
刘恒是怎么“经天纬地”的呢？
总体来说，刘恒这二十三年的皇帝生涯，延续了吕后治国开的好头，几乎无战乱，百姓有饭吃，君王无欲望。再加上吕后执政的那十五年，近四十年的时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和华夏大地上非常罕见的一段人人都安稳的岁月。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非常推崇“小政府”。所谓“小政府”，就是政府的财政与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不要过量，财政支出也应最小化，只承担一些安保事务与没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就可以了。尤其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用不着没事瞎指导。
不过，哪怕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教父级别的人物，他的《国富论》指导了整个西方社会二百多年，但这种所谓的“小政府”也没出现过。
无论东西方，政府都在变得越来越“臃肿”，各种力量干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在说到秦朝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就说过，“大有大的难处”。国家机构的“臃肿”与政治干预的力度，都属于大国与强国所必须承受与面对的现状。“小政府”往往只能存在于想象中。正所谓，大国就别指望会是“小政府”，这是个难以解开的结。
不过，历史上，有没有过“小政府、大国家”的时期呢？
还是有的，而且就出现在我们的古老中国，就出现在我们的上一章和这一章所探讨的汉初六十年。
“小政府”是现代叫法，我们的老祖宗对它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哲学概括，叫作“黄老之术”。所谓“黄老之术”，比“小政府”更加超脱，综合思想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再精练点，就是我们上一章中讲的“不折腾”。
刘恒继位后，能够延续吕后执政的道家“无为”的整体思路，这点就很难得。爷们儿哪有不爱折腾的？而且，不仅皇帝不折腾，汉初的官僚制度还是中国古代最具有简约之美的。
这套官僚制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别是丞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九卿”是从九个方向与领域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
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也不多。
就是这种中央、郡、县的简单连接，给整个社会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喘息空间。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所以超级省钱。养活当时的整个官僚系统，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哪怕按一百万石算，也只用全国大约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
这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政府运营成本自成一档的优秀存在。
这套体制虽然简约，但并不简单。
中央对于局势的控制力度一点也没有弱化。这段时间，反而是整个汉朝刑事案件与社会矛盾最少的年代。
《道德经》里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厉害的水平是，下面的人仅仅知道有这么个上司。
水平差点儿的是，下面的人赞美、夸奖这个上司。
再差点儿的是，所有人都害怕这个上司。
最差劲儿的是，所有人都在骂这个上司。
比较意外，“亲而誉之”并不是高水平的上司。大家可以品一品这里面的道理。
这段时间的西汉政府，就做到了“太上”的阶段。下面只知道上面有皇帝、有政府，但具体是什么样，不是很清楚。他们只知道每天都能吃饱，徭役摊派很少，日子过得挺舒服。
不仅百姓的日子好，中央的日子过得也很好，因为国库开始充盈。在《史记》中，太史公对当年的富裕是这样深情描述的：“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太有钱了！家家能自足，钱多得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小米都搁坏了，马到处都是。要知道当年刘邦上朝时，连四匹纯色的马都找不到，萧何出门都得坐牛车。
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后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富裕成这样。
这种富足是怎么来的呢？那就要说说汉初的税收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