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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白曾作《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而另一位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则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唐代两位大诗人都是在描写五陵原上这些鲜衣怒马的少年子弟，踏花赏春，酒醉千盅，一掷万金，恣情地享受人生的快意。
他们都提到了“五陵”。“五陵”是什么地方？
这需要从汉代的“陵县”说起。
其实早在秦始皇在骊山下修建陵墓时，即公元前231年，就在寿陵东北十里左右设置了陵邑——丽邑。通常说汉承秦制，其实汉初很多东西都是向秦代学习。秦始皇开创陵邑的做法，也为西汉王朝所承袭并完善。
西汉前中期在帝陵旁设置陵邑，以保证陵园各项用度及陵区的繁荣。这些后来成为制度沿袭下来（设置陵邑是西汉丧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朝廷强干弱枝的一项重要措施）。所以西汉前期，建了不少陵邑，而五陵只是比较重要的五座陵邑而已。
汉代的陵县分布
最初，刘邦为了消除东方的不稳定因素，大量迁徙关东豪强到关中。刘邦在修建了自己的陵墓——长陵后，在长陵附近今咸阳市东北设置长陵邑。于是很多关东豪强被迁至长陵邑。其后惠帝、景帝、武帝、昭帝均在陵旁置邑（汉惠帝刘盈在此修建安陵，汉景帝修建阳陵，汉武帝修建茂陵，汉昭帝修建平陵），相继建成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它们和长陵统称“五陵”。
“五陵”在渭河以北，自东向西分布：阳陵邑、长陵邑、安陵邑、平陵邑、茂陵邑。在这些陵邑中，以汉高祖刘邦的长陵邑最为宏大。
其实“五陵”之外，还有长安南边的霸陵（汉文帝刘恒陵寝）邑和杜陵（汉宣帝刘询的陵寝）邑。除了帝陵邑，还有少数后妃陵邑，如文帝之母薄太后的南陵邑、昭帝之母赵婕妤的云陵邑以及两个准陵县——太上皇陵（刘邦的父亲刘煓）的万年县和史皇孙陵（汉宣帝刘询生父刘进）的奉明县。
我们知道，西汉初期长安城其实是一座宫殿建筑群，城市的商业服务功能并不强。著名学者杨宽指出，长安城属于内城性质，原为保卫宫室、官署、仓库以及贵族官吏的住宅而建，城内只能容纳小规模的市区。
长安城里的大贵族及官僚的住宅一般称为“第”或“舍”。“第”又分为大第和小第。大第一般称为“甲第”或“甲舍”，规模宏大。多在未央宫北门附近，所以又称为“北阙甲第”。这些住宅的主人自然不是一般人。比如滕公夏侯婴从沛县起兵时就跟随高祖打天下，又在战时救过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功劳极大。所以后来惠帝和吕后就将距离未央宫北阙最近的大第赐给夏侯婴居住。汉代其他重臣如萧何、霍光等也都居住在大第中。汉哀帝曾为宠臣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住宅标准甚至达到了天子的标准。
未央宫东面的甲第称“东第”，但数量较少。
长安地狭人多，住房比较紧张，能住大第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而陵邑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所以西汉在渭河南北岸建的以皇帝陵墓群命名的陵邑就变成了首都长安的副中心。这些陵邑是独立的小城，面积大小不一。
根据考古发现，长陵邑三面城墙、一面壕沟；安陵邑北城墙外有壕沟；茂陵邑以壕沟为界，未发现城墙，其余陵邑四周皆环绕城墙。城内有闾里、市和手工业作坊区等等。陵邑的居民来源多是帝国的精英阶层。
如汉高祖长陵邑内的居民主要是开国功臣和原齐、楚贵族的后人，属于政治性迁徙。之后的皇帝则是以各种适应彼时形式的方式以迁徙天下高官、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到陵邑。当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倡优乐人和“乱众民”。
如安陵邑内主要居住的是关东的倡优乐人，尤其善啁戏，时人俗称安陵为女啁陵。
如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颁布《迁茂陵令》，命令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这可以看作经济性质的移民。
有历史学家指出，按财富实力换算，这个标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豪。
汉代的财富形式大多是土地、房产。政府出面收购了那些迁徙者的这些不动产，然后以税收方式分给流离失所的无地农民耕种。这样就使政府的粮食税收激增。豪门利益集团的巨额财产，则在迁徙茂陵的过程中被强行“均富”了。
当然，政府对迁徙茂陵的豪门巨富有巨额的迁徙奖励——政府支付给每户迁徙者20万钱的高额“拆迁补偿款”，还奖以政治荣誉，可以脱去商家身份，跻身世家名门。
而且那些失去土地举家迁徙的茂陵子弟，不再囤积财富，而是一掷千金，使当时长安成为世界第一豪华都会。“茂陵子弟”与“五陵子弟”一样，也成了“富二代”专用的古代名词。
当然，陵邑移民主要来自西汉的32个郡国，多以淮河以北、山陕之间和黄河以东、燕山以南的关东地区最多。大批有钱有势者迁到陵邑，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素质。
到汉末时，长陵邑有5万余户，将近18万人。茂陵邑有6万余户，近28万人；安陵邑最初有5000户，到汉末也有2万户，近10万人。
而整个汉代，首都长安的人口记载是：“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即在籍人口24至27万，加上无籍人口（奴婢等不在户籍人口）至多不过30万（据《汉书·地理志》）。
一种说法是长安常住人口有户籍、无户籍，再加上长期驻守士兵，实际人口推测应当在50万左右。
但长安主要还是政治功能城市。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陵邑之内才是长安真正的繁华之地。如果长安是权力的中心，这里便是市井的烟火。
帝国32个郡县的精英们在此汇聚，不同的文化在此相互碰撞、交汇融合。
不同于长安城内至高无上的天家威严，这里才是城市声色。
这五个陵邑作为长安的卫星城，住有许多豪强大族，成为当时人口最稠密的繁华都市。高官显宦、学者文人、俳优世家、市井子弟五方杂厝，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城市生活。
城里的高官子弟们整日游走于都城内外，斗鸡走狗，四处游侠。而他们的传说故事影响很大，后来成为典故。所以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会经常提到“五陵”。
其实在“五陵”以外，还有一个陵邑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个陵邑成为西汉中晚期长安以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这座陵邑便是在渭河南边的汉宣帝杜陵邑。
有一种说法，西汉中期与晚期的政治中心在三辅（西汉时本指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后来指这三位官员管辖的地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辅中心在诸陵邑，而诸陵邑的中心在杜陵。
杜陵所在位置原来是一片高地，潏、浐两河流经此地，汉代旧名“鸿固原”。汉宣帝少时流落民间，好游于原上。汉宣帝即帝位后，遂在此选择陵地，建造陵园，设置杜陵邑。
杜陵邑在汉宣帝杜陵的西北方向，也在今天三兆村的西北。杜陵邑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陵邑。
据考证，杜陵邑的城墙是五花土夯筑，东西长约4.5里，南北宽约1.5里。在汉代六个陵邑中，规模第二大，仅次于刘邦的长陵邑。
汉代居住在杜陵邑的人口约在30万以上。汉宣帝曾把“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迁到杜陵邑。
御史大夫张汤，大司马张安世，历位九卿的张延寿，右将军苏建，典属国苏武，丞相朱博，御史大夫杜周、杜延年，丞相韦贤、韦玄成，后将军赵允国，太守韩延寿，御史大夫萧望之，大司农肖咸，太守肖由，右将军冯奉世，大鸿胪冯野王，太守冯逡，右将军史丹，丞相王商等这些汉书中有传的名人都家居杜陵。
当时住在杜陵邑，不亚于现在自称“我是北京人”。
汉代陵邑地位特殊，类似特别市，不属三辅管辖，而隶属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邑令级别很高，比如长陵令，所辖下不过一县之地，却是相当于郡太守的二千石高官。
万事皆有兴衰，陵邑也一样。随着西汉帝国的衰落，陵邑也逐渐走向没落。由于陵邑内所居者多为特权阶层或富裕阶层，西汉后期对他们的管理疏松，以至于治安混乱，陵邑制度的存废遂成为议题。到汉元帝时便不再设置陵邑，并将原先的陵邑收归三辅辖治，大大降低了陵邑的规格。
王莽之后，五陵邑直接衰落，人去邑空，十不存一。曾经的喧嚣繁华渐成苍茫萧条。
与感慨五陵邑的繁华一样，五陵原的落日和遗迹也成为后世诗人感叹不尽的兴衰意象。明代唐寅便写道：“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