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通常会连续进行,其序列不是随机的,而是程序化的。沟通的程序化可能有以下三种来源:父母自我状态、成人自我状态或儿童自我状态;或在更普遍意义上,程序化来源于社会、物质或者个人特质。鉴于对个体适应的需求,在每个社交情境经过检查之前,儿童自我要受到父母自我或成人自我的保护,儿童自我的程序化最易出现在已经通过初步检验的私密和亲密情形中。
最简单的社会活动是程序(procedures)和仪式(rituals)。其中有些是各地通用的,而有些仅适用于当地,但是所有的程序和仪式都由后天习得。一个程序是指成人自我状态之间进行的面对现实操作的一系列简易的互补式沟通。现实具有两种状态:静态现实(static reality)和动态现实(dynamic reality)。静态现实包括宇宙万物的所有可能的物质安排。例如,数学就是由关于静态现实的陈述组成。动态现实可被定义为宇宙中所有能量系统相互作用的潜能性。例如,化学是由动态现实的陈述组成的。程序是基于对物质现实的数据处理和可能性评估,并能在专业技术上达到最高的发展程度。驾驶飞机和切除阑尾都可称为程序。心理治疗在治疗师成人自我的主导下便是程序,而在治疗师的父母自我或者儿童自我主导时便不是程序。程序的程式化由物质材料所决定,其基础是成人自我状态控制下的评估。
评估程序会使用两个变量。当程序发动者尽可能多地利用他可利用的数据和经验时,无论他可能存在怎样的知识缺陷,其程序都是有效率的(efficient)。如果父母自我或儿童自我干扰到成人自我的数据处理过程,该程序就会受到污染(contaminated),效率随之降低。程序的效果(effectiveness)是由实际结果来评判的。因此,效率属于一个心理学指标,而效果是一个物质化指标。在一个热带小岛上,一位当地助理医师非常擅长白内障手术,他能非常高效地运用已有知识进行手术,然而由于他没有欧洲主治医师的知识丰富,所以他的手术效果就不如主治医师好。后来,这位欧洲医师开始酗酒,以致降低了效率,但起初他的手术效果并不差。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双手开始出现颤抖症状,因而助理医师不仅在效率上超越了他,而且在效果上也胜他一筹。由此实例可见,这两个变量最好由熟悉此程序的专家来评估——基于对程序实施者的个人了解来评估其效率,而通过调查的实际结果来评判其效果。
从目前观点来看,仪式是由外部社会力量程序化的一系列定型的简单互补式沟通。一个非正式的仪式,如告别,尽管其基本形式保持不变,但在细节上可能具有极大的地方差异性。而一个正式的仪式,如罗马天主教的弥撒,其仪式通常保持固定不变。仪式的形式是由父母自我状态下的传统决定的,但当代的“父母自我状态”有可能在一些琐碎方面具有类似而不稳定的效果。某些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或者人类学意义的正式仪式都可分为两个阶段:(1)在父母自我严格约束下进行沟通的阶段;(2)在父母自我许可下进行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儿童自我状态或多或少地能够进行完全自由的沟通,并导致最终的狂欢。
许多正式仪式在一开始是非常高效却会受到严重危害的程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它们失去了所有程序的有效性,但依然保留其作为信仰行为的效用。在沟通方面,出于减轻负罪感或寻求奖励,它们会对传统父母自我的要求趋于顺从。正式仪式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放心的(如避邪仪式)并通常是令人愉快地将时间结构化的方法。
对于介绍游戏分析而言,非正式仪式更有意义,而其中最具有教育意义的是美国人的问候仪式。
1A:“嗨!”(哈喽,早上好。)
1B:“嗨!”(哈喽,早上好。)
2A:“今天天气够暖和的吧?”(你好吗?)
2B:“当然是啊。不过,看起来要下雨了。”(我很好,你呢?)
3A:“哦,那你要当心。”(好的。)
3B:“好,再见。”
4A:“再见。”
4B:“再见。”
很显然,这个对话的本意并非传达表面信息。实际上,如果这里真有些什么信息的话,还是先明智地保留一下为好。A先生可能会花15分钟的时间来聊他的情况,而B先生作为他的点头之交,并不打算花那么长时间听他絮叨。“8个‘安抚’交换仪式”就足够来概括这一系列沟通的特征。如果A先生和B先生都在赶时间,可能仅包含2个“安抚”的交流便已足够:“嗨”—“嗨”。如果他们是旧式的东方大亨,可能要在进行一个包含200个“安抚”的交换仪式后才坐下来谈要事。同时,用沟通分析的行话来说,A先生和B先生都稍微促进了彼此的健康状况;至少此刻看来,“他们的脊髓不会萎缩”,因而每个人都很感激。
这个仪式基于双方精神的直觉来进行计算。在相识阶段,他们意识到每次见面只需给对方恰好4个“安抚”即可,而每天不会多于一次。如果双方很快再次相遇(比如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而且没有什么新事情要沟通,他们将不打任何招呼就走过去,或者略微点头以示认识,最多敷衍地说一声“嗨”。这种计算不仅在短时间内会被保持下来,而且能保留长达数月的时间。让我们以C先生和D先生为例,他们大概每天相遇一次,每次仅用“嗨”来简易互换一个“安抚”,然后相继离开。C先生外出休假一个月,这天他回来,如往常一样遇到D先生。如果此时D先生仅仅说一句“嗨”而没有其他表示,那C先生就会感到不舒服,“他的脊柱将会稍稍萎缩”。据C先生计算,D先生和他彼此欠对方30个“安抚”。如果他们彼此的沟通足够有力,就可以将这么多“安抚”压缩在几个沟通中。
D先生一方会恰如其分地将该对话按如下方式进行(对话中双方的每1单位的“强度”或“兴趣”等同于1个“安抚”)。
1D:“嗨!”(1个单位)
2D:“最近没见过你啊。”(2个单位)
3D:“哦,原来如此!你去哪儿了?”(5个单位)
4D:“聊聊吧,这会很有趣。玩得怎么样啊?”(7个单位)
5D:“嗯,你看起来气色很不错。”(4个单位)“你的家人一起去了吗?”(4个单位)
6D:“嗯,很高兴看到你回来。”(4个单位)
7D:“再见。”(1个单位)
这加起来D先生足足给了28个单位的“安抚”。他和C先生都明白,第二天会补上漏掉的那2个“安抚”。所以出于实际目的,现在他们的“对话账目”已经两清了。两天后,他们便会恢复之前2个“安抚”的交往仪式,即“嗨”—“嗨”。但是现在他们“更加了解彼此”,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可靠的,若今后他们在“社交场合”相遇,知道这点会对他们十分受用。
我们值得思考一个与上述情况相反的例子。E先生和F先生之间已经建立起2个“安抚”的交往仪式,也就是见面招呼“嗨”——“嗨”。有一天,E先生打完招呼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而是停下来问:“你好吗?”以下展示了两人间的对话经过:
1E:“嗨!”
1F:“嗨。”
2E:“你好吗?”
2F:(感到困惑):“我很好。你呢?”
3E:“一切都很好。今天天气够暖和吗?”
3F:“是的。”(小心地说)“不过,看起来像要下雨了。”
4E:“很高兴再见到你。”
4F:“我也是。不好意思,我得在图书馆关门前赶过去。再见。”
5E:“再见。”
F先生匆匆离开,他心想:“他怎么突然这样了?他是要向我卖保险还是什么其他东西?”使用沟通术语来解释的话,就是:“他只欠我1个‘安抚’,为何给了我5个?”
而以下一个更简单的例子能展示出这些简易仪式具备的像做生意一样的交易性本质。当G先生和H先生见面,G先生说了一句“嗨”,而H先生没有任何回应便继续前进。G先生就会想:“他怎么了?”也就是说:“我给了他一次安抚,他竟不返还我一个。”若H先生继续这样做,而且对其他的熟人也如此,他就会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引起议论。
在一些难以定夺的情况下,有时很难区分程序和仪式。外行人往往会将专业化程序称为仪式,而实际上每个沟通都可能是建立在合理甚至重要的经验之上的,但是外行人缺少相应的背景知识认识到此点。与此相反,专业人士往往执着于程序之中的仪式化成分并将其合理化,并以外行人不具备理解能力为由,否认他们持有的怀疑。而固守陈规的专业人士用来抵制引入健全的新程序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程序看作仪式而一笑置之。因此,这就导致了塞梅尔维斯(Semmelweis) 和其他创新人士最终的悲剧命运。
程序和仪式的本质和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固定下来的模式。一旦发起第一次沟通,整个沟通序列就是可预测的,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否则就会遵循预定的过程,走向最终注定的结局。程序和仪式之间的差异在于其预先决定的起源:程序是一个人成人自我状态的程序化,而仪式则是父母自我状态的模式化结果。
对仪式感到不适或不擅长使用仪式的人有时会通过替代性的程序来回避它们。例如,这类人在聚会中喜欢帮助女主人准备饮食或招待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