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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没有比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更让人惊讶或难以解释的了。大量构成文明的元素已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几千年，又从那里传至周边国家。但有些元素一直缺失，直至被希腊人提了出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希腊人的文学艺术成就，但他们在纯粹知识领域的贡献更加非凡。他们首创数学
、科学和哲学，最先以不同于纯粹编年史的方式撰写历史，自由地思考世界的本质及人生的目的，不受任何传统正统观念束缚。这些成就十分惊人，直至最近，人们对希腊人的天赋仍津津乐道、赞叹不已，而现在已经有可能而且也的确值得用科学的观念来了解希腊的发展了。
哲学始于泰勒斯，他预言过一次日食。天文学家说，这次日食出现于公元前585年，所以很幸运地能根据此事推断他的年代。哲学和科学原本不分家，因此它们都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初。此前，希腊及邻国发生过什么？不管怎么回答肯定都有揣测的成分。
埃及文字的发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巴比伦王国也没晚多少。两国文字都从象形图形开始。这些图形很快约定俗成，用表意符号来表示文字，就像中国现在还在使用表意文字。这种复杂的体系经过几千年发展成了拼音文字。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发展源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河流非常利于农耕，使农业高产。这些文明许多方面类似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的文明，这里有专制的神圣国王；在埃及，国王拥有全部土地。这里有一种多神教，国王与该教最高的神有特殊的亲密关系。这里有军事贵族，还有祭司贵族。若君主软弱无能或作战不力，祭司贵族往往能篡夺皇权。耕种土地的则是隶属国王、贵族或祭司的农奴。
埃及神学和巴比伦神学颇为不同。埃及人关注死亡，相信人死后灵魂进入阴间，在那里，冥王奥西里斯根据他们在人间的生活方式进行审判。人们认为灵魂终会回归身体，因此制作木乃伊，建造豪华陵墓。公元前4000年末到公元前3000年初，历代国王建造了金字塔群。此后，埃及文明越来越僵化，宗教上的保守主义阻碍进步。约公元前1800年，埃及被称为喜克索人的闪族征服，并被统治了约两个世纪。闪族人在埃及没有流传千古的痕迹，但他们出现在此，确实促进了埃及文明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传播。
比起埃及，巴比伦的发展史有更多战事。最初，统治种族不是闪族，而是起源不详的“苏美尔”人。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却被征服者闪族攫取。曾有一段时间，发生了许多独立的城邦混战，但巴比伦最终称霸，建立帝国。其他城邦的神成了从属，而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的地位就像后来宙斯在希腊众神中的地位。同样的事在埃及早已有之。
埃及与巴比伦王国的宗教像其他古代的宗教一样，本是生殖崇拜。大地是阴性的，太阳是阳性的。通常认为公牛是阳性生殖能力的化身，牛神非常普遍。在巴比伦，大地女神伊什塔尔是众女神中至高无上的。这位“伟大母亲”在整个西亚以各种称谓受到崇拜。希腊殖民者在小亚细亚发现其神殿时，称她为阿尔忒弥斯，并保留了已有的膜拜仪式。这就是“以弗所的狄安娜”
的起源。基督教又将她转化成童贞女玛利亚，但一开始是以弗所的宗教大会将“圣母”这个头衔加给玛利亚的。
只要宗教和帝国政府结合在一起，政治动机就会大大改变宗教的原始面貌。与国家联系起来的神，既要保佑丰收，又要保佑打胜仗。富有的祭司阶级便创造出一套礼制和神学，把帝国各部的神都集中在一个万神殿里。
神与政府有关，就和道德扯上了关系。立法者从神那里领受法典，因此犯法就是亵渎神明。现在所知最古老的法典，是约公元前2100年巴比伦王的《汉谟拉比法典》，国王宣告该法典是马尔杜克交付于他的。整个古代，道德与宗教间的这种关系日益紧密。
不同于埃及宗教，巴比伦宗教更关注现世繁荣而非来世幸福。巫术、占卜和占星术并非巴比伦独有，但在巴比伦的发展比在其他地方更成熟，而且主要通过巴比伦的影响，它们才在古代后期占有控制地位。巴比伦流传下来了一些科学的东西：一天分为24小时，圆周分为360度，日月食周期的发现使得他们能够准确预言月食，并能大致预言日食。在后面我们会看到，泰勒斯掌握了巴比伦的这些知识。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是农业文明，周围民族最初是畜牧文明。贸易的开始几乎都是海上贸易，贸易发展会带来新事物。直到约公元前1000年，武器还是青铜制造的，有些国家本土不出产这种必需的金属，就不得不以贸易获取或海盗掠夺。海盗掠夺只是权宜之计，在社会与政治条件相当稳定的地方，商业获利更大。商业方面，克里特岛似乎走在前列。大约从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文明艺术水平高超，被称为米诺斯文化。遗留下来的克里特艺术给人的印象是欢快而几近颓废奢靡的，与埃及神殿那种阴森恐怖大相径庭。
那是一种与埃及紧密相连的航海民族的文明（喜克索人统治时期除外）。从埃及图画中显然可见，埃及和克里特大量的贸易活动通过克里特水手进行。约公元前1500年，此类贸易达到顶峰。克里特宗教似乎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宗教颇为相似，但艺术上更接近埃及，而克里特艺术极具创新与活力。克里特文明的中心在克诺索斯所谓的“米诺斯宫”，古希腊传说中一直流传着对它的回忆。克里特的宫殿极其宏伟，但约公元前14世纪末被毁，罪魁祸首可能是希腊侵略者。
约公元前1600年，米诺斯文明被毁前，传至希腊大陆，逐渐演化延续至公元前900年。这种大陆文明就是迈锡尼文明，通过发掘帝王陵墓以及山顶上的堡垒得以发现，说明这里的人比克里特岛人更怕战争。陵墓及堡垒总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宫殿里比较古老的艺术品不是出自克里特工匠之手，但也十分接近克里特工艺。荷马诗歌里描写的正是这种充满传说迷雾的迈锡尼文明。
关于迈锡尼人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他们的文明是由于被克里特人征服而产生的吗？他们说希腊语吗？他们是否曾是更早的当地种族？这些问题还没办法有确切的答案，但总体来说，他们很可能是说希腊语的征服者，至少他们的贵族是来自北方的金发入侵者，他们带来了希腊语。
希腊人连续三次进入希腊，先是爱奥尼亚人，然后是亚该亚人，最后是多利安人。爱奥尼亚人虽是征服者，但似乎相当完整地接纳了克里特文明，正如后来罗马人接纳希腊文明一样。但爱奥尼亚人后来基本上被亚该亚人驱逐。从博阿兹柯伊古城发掘出来的赫梯人的书版里，可知亚该亚人在公元前14世纪建立过庞大且有组织的帝国。迈锡尼文明由于爱奥尼亚和亚该亚人的战争被削弱，几乎被最后的希腊侵略者多利安人毁灭。从前的入侵者大部分采纳了米诺斯的宗教，但多利安人却保留了其祖先原始的印度-欧罗巴体系的宗教。然而迈锡尼时代的宗教继续存在，尤其在下层阶级；古希腊宗教是这两种宗教混合的产物。
虽然上述可能是事实，但必须记住，我们仍旧不确定迈锡尼人是不是希腊人。我们只知迈锡尼文明衰落及至灭亡时，铁取代了青铜，而且海上霸权一度掌握在腓尼基人手里。
迈锡尼时代的后期至其结束后，有些入侵者定居下来从事农耕；有些则继续前进，先进入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然后进入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他们在此建起城市，以海上贸易为生。就在这些沿海城市，希腊人首次为文明做出全新的贡献。后来崛起的雅典霸权，同样与制海权有关。
希腊的陆地多山，大部分是不毛之地，但也有许多肥沃的山谷。虽通海便利，但山谷间便利的陆地交通被群山阻断。这些山谷里兴起的以农业为生的小型独立社区，通常集中在近海城镇。社区人口增长太快而国内资源不足时，陆上生活不下去的人自然就会以航海为业。在大陆上的城邦往往会在比本国更容易谋生的地方建立殖民地。因此在历史记载的最早期，小亚细亚、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比希腊大陆人富有得多。
希腊不同地区的社会制度也大不相同。在斯巴达，少数贵族靠压榨另一个种族的农奴劳动过活；在较贫穷的农业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主要靠家庭耕种自己的土地为生。但在工商业繁荣的地区，自由的公民则靠奴隶发财致富，男奴采矿，女奴纺织。在爱奥尼亚，这些奴隶都是周边的野蛮人，最初通常是战俘。
那时通常先从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是僭主制与民主制交替出现。国王不像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的国王那样有绝对的权力，他们须听从元老会议的建议，违背习俗就免不了受惩罚。“僭主制”不一定意味着体制邪恶，只是指执政者的权力不是世袭而来。“民主制”即全体公民的统治，但不包括奴隶与女人。早期的僭主像美第奇家族，是财阀中最富有的成员获得权力。他们的财富往往来自占有的金银矿，又由于爱奥尼亚附近的吕底亚王国传来了新的铸币制度更是让他们发了大财。
铸币似乎是公元前700年前不久发明的。
贸易或海盗掠夺在一开始很难区分，而这对希腊人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使他们学会了书写。虽然文字出现在埃及和巴比伦王国已有几千年，而且米诺斯的克里特人也曾用过一种文字，但没有任何最终证据表明希腊人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以前会书写。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书写；腓尼基人像其他叙利亚人一样，受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的影响，在爱奥尼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城市兴起前，一直掌握海上贸易的霸权。公元前14世纪，叙利亚人给阿肯那顿（埃及的异端国王）写信仍在使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但推罗的海勒姆（前969—前936）使用的或许是从埃及文字中发展而来的腓尼基字母表。最初埃及人使用纯粹的象形文字。最后使字母具备其所有优势的并非埃及人，而是腓尼基人。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借用这种字母表，根据自己的语言加入元音，不像以往一样仅有辅音。无疑，掌握这种便利的书写方式大大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兴起。
希腊文明第一位著名人物是荷马。现存的荷马诗歌是庇西特拉图带到雅典的，自他以后，雅典青年就背诵荷马诗歌，这是他们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在希腊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斯巴达，直到后期，荷马才享有同样的声望。
荷马诗歌像是中世纪后期的宫廷传奇，代表着文明的贵族阶级观点，认为当时大众流行的各种迷信低俗不堪，所以忽略不谈。近代作家根据人类学研究认为：荷马不是原创，只是修订，他怀着一种上层阶级温文尔雅的启蒙理想，就像是18世纪对古代神话的合理化解释一样。荷马诗歌中代表宗教的奥林匹斯山诸神，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不是希腊人唯一崇拜的对象。大众信仰的宗教中还有更黑暗、更野蛮的成分，虽然在希腊智慧的全盛时期被压抑着，但一到衰弱或恐惧时就反扑。所以每逢颓废期，荷马所摈弃的那些宗教迷信就在整个古希腊若隐若现，继续存在。这一事实解释了许多看似矛盾且惊人的事。
必须承认，荷马诗歌中描写的宗教并不是很有宗教色彩。神是完全人性化的，与人的不同只是他们不死，且有超人的能力。他们道德上不值得称颂，也很难看出他们怎么能让人敬畏。被人认为后出的几节诗里，对神的描写还带有伏尔泰式的不敬。荷马诗歌中与真正的宗教情感有关的，不是奥林匹斯山诸神，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命运”“必然”与“定数”这些虚无的存在。命运对整个希腊的思想影响巨大，也许这就是科学得出自然法则信仰的渊源之一。
希腊分为许多独立的小城邦，每个都包括一个城市及其附近的农业区。希腊的各地区文明水平不同，仅有少数对整个希腊的成就有过贡献。我后面要详细谈到的斯巴达，是在军事上重要而不是文化上。科林斯富庶繁荣，是巨大的商业中心，但没有出现多少伟大人物。
还有纯粹农业地区，例如众所周知的阿卡迪亚，城市人以为它是田园牧歌，但实际上充满古老的野蛮恐怖。
人们崇拜牧神潘，潘原名“潘恩”，意思是饲养人或牧人；公元前5世纪波斯战争后，雅典人开始崇拜潘，于是他便获得了这个更为人熟知的称号，意思是“全神”。
然而古希腊有许多我们理解中的宗教和奥林匹斯山诸神无关，而是与狄俄尼索斯，也叫巴库斯相关。我们很自然地把这个神想象成有点名声不好的酗酒的酒神。出于对他崇拜，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神秘主义，极大影响了许多哲学家，甚至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也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神秘主义产生如此影响的方式十分值得关注，任何想要研究希腊思想发展的人都必须加以理解。
狄俄尼索斯原是色雷斯的神。色雷斯人文明程度远不如希腊人，希腊人把色雷斯人看作野蛮人。像所有原始农耕者一样，色雷斯人也有各种丰收的祭仪和一位叫巴库斯的丰收之神。巴库斯究竟是人形还是牛形，始终不太清楚。当人们发现如何酿啤酒时，以为酣醉是神圣的，并赞美巴库斯。后来他们知道了葡萄又学会饮葡萄酒时，对巴库斯评价就更高了。于是他保佑丰收的作用，基本上不如他因葡萄以及因酒而产生的神圣的癫狂状态所起的作用了。
对巴库斯的崇拜何时从色雷斯传到希腊尚不清楚，但似乎是刚有历史记载前。对巴库斯的崇拜虽遭到正统教派反对，但也确立了起来。它包含许多野蛮的成分，比如把野兽撕碎，全部生吃下去。它还有一种奇怪的女权主义的成分。有身份的主妇和少女们成群结队在荒山上彻夜欢舞忘形，可能一部分由于酒精作用，但大部分无法言明。丈夫们觉得这种做法让人心烦，但又不敢反对宗教。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中描写了这种宗教仪式的美丽和野蛮。
巴库斯在希腊的成功并不意外。像所有快速文明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一部分希腊人开始热爱原始事物，渴望一种比当时道德认可的更本能、更热烈的生活方式。那些被迫让行为比感情更文明的男女认为，理性让人生厌，道德是负担、是奴役。这导致了思想、感情和行为的反抗。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思想上的反抗，但得先谈谈感情与行为上的。
文明人与野蛮人主要的区别在于审慎，或用更广义的词，即远见。文明人为了哪怕相当遥远的未来的快乐，也愿意忍受眼前的痛苦。这种习惯随着农业的兴起变得重要。动物和野蛮人都不会为了冬天有粮食吃而在春天工作，除非是极少数纯粹本能的行为，例如蜜蜂酿蜜，松鼠埋栗子。这些情况都不是远见，这是一种直接的冲动行为，但在人类的观察中，其后显然证明这种行动是有用的。只有人不被冲动驱使着做事，而是因为理性告诉他，未来他会因此而受益时，这才是真正的远见。打猎不需要远见，因为它能带来快乐；但耕种土地是劳动，不是凭自发的冲动就能做到。
文明不仅通过自我克制的远见，还通过法律、习惯与宗教抑制冲动。文明从野蛮状态继承了这种克制力，减少本能的成分，使之更系统。某些行动被认为是犯罪，要受到惩罚；有些行动虽不受法律惩罚，但被视为是邪恶的，并且犯下这种罪行的人会遭到社会谴责。随私有财产制度而来的是女性的服从，通常还创造出了奴隶阶级。一方面把社会的目的强加给个人，另一方面，个人已习惯把自己的一生视为一个整体，于是不断为自己的将来牺牲现在的利益。
显然，这种做法实际上会走向极端，守财奴就是个例子。即使不这么极端，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人们失去生命中某些最美好的事物。巴库斯的崇拜者反对审慎，在沉醉中，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人们能找回那种被审慎摧毁的强烈情感；发觉世界充满欢愉和美好，人的想象就突然从日常顾虑的事中解放了出来。巴库斯仪式产生的所谓“激情”，字源上指神进入崇拜者的身体，崇拜者相信自己与神成为一体。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有某种沉醉的成分
，某种扫除审慎的激情。没有这种巴库斯成分，生活无趣，有了则危险。审慎和激情的冲突贯穿全部历史。我们不应完全支持任何一方。
在思想领域，冷静的文明大致是科学的同义词。但人不满足纯粹的科学，我们也需要热情、艺术与宗教。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界限，但不能给想象设限。希腊哲学家像后世哲学家一样，有些笃信科学，有些信仰宗教；后者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受巴库斯宗教影响。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并也因他而适用于最终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
巴库斯的原始崇拜形式野蛮，许多方面令人反感。它影响哲学家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以俄耳甫斯为名的精神化的形式，即禁欲主义，而且以精神的沉醉代替肉体的沉醉。
俄耳甫斯的形象模糊而有趣，有人认为确有其人，也有人认为他是神，或是想象中的英雄。传说他像巴库斯一样也来自色雷斯，但他更可能来自克里特。可以肯定，俄耳甫斯教义包括许多源自埃及的东西，而埃及主要通过克里特影响希腊。据说俄耳甫斯是位改革派，被巴库斯正统教义鼓动起来的狂热的酒神女祭司们撕成了碎片。他基本上是一位祭司和哲学家。
无论俄耳甫斯本人（若确有其人的话）的教义是什么，俄耳甫斯教的教义众所周知。他们相信灵魂的轮回；他们教导说，按照人在世上的生活方式，灵魂可能获得永恒的福祉或遭受永恒的或暂时的痛苦。他们的目的是变得“纯洁”，部分依靠净化的教礼，部分依靠避免某些玷污。最正统的教徒忌肉食，除非举行仪式时作为圣餐来吃。他们认为人一部分是尘世的，一部分是天上的；通过纯洁的生活，属天的部分增多，而属地的部分减少。最后，人可以与巴库斯合一，被称为“一个巴库斯”。
俄耳甫斯教是苦行派，酒对他们只是一种象征，像后来基督教的圣餐一样。他们追求的是“激情”地与神合二为一的那种沉醉。他们相信这样可以获得以普通方法不能得到的人类无法理解的知识。毕达哥拉斯将这种人类无法理解的因素带入希腊哲学，改革了俄耳甫斯教，正如俄耳甫斯改革巴库斯教一样。俄耳甫斯因素借助毕达哥拉斯进入柏拉图哲学，又经柏拉图进入后来大部分多少带有宗教性质的哲学。
有俄耳甫斯教影响的地方，就一定有某种巴库斯成分。其中之一是女权主义，在毕达哥拉斯主义中有很多体现，在柏拉图主义中则到了要求政治上男女完全平等的地步。毕达哥拉斯说“女性天然地更接近虔诚”。另一种是巴库斯成分崇尚强烈的情感。希腊悲剧来自狄俄尼索斯的祭祀。欧里庇得斯尤其尊崇俄耳甫斯教的两个主神，即巴库斯与厄洛斯。他毫不尊敬那种冷静、自以为是、循规蹈矩的人；在他的悲剧里，这种人往往不是被逼疯，就是由于亵渎神明、惹怒神而遭难。
传统观念认为希腊人有种让人敬佩的宁静，使他们能平静超脱地思考热情，观察热情所表现的一切美妙。这种看法很片面。也许荷马、索福克勒斯与亚里士多德是这样，但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巴库斯和俄耳甫斯影响的希腊人绝非如此。厄琉西斯秘仪是雅典国教最神圣的部分，在厄琉西斯，有首颂歌唱道：
您高举酒杯
您尽情狂欢
万岁！巴库斯，潘恩
降临厄琉西斯繁花盛开的山谷
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里，酒神女祭司的合唱展示了诗意与野蛮的结合，与宁静截然相反。她们欢庆肢解野兽并当场生吃下去的快乐，她们唱道：
哦欢乐，欢乐在高山顶上
舞的精疲力竭神魂晕眩
只剩下神圣的鹿皮
其余精光不剩
血水奔涌的快乐
撕裂的山羊鲜血淋漓
吞噬野兽的光荣
山顶上天光破晓
向着佛里吉亚和吕底亚的高山走去
那是布罗米欧
在引领我们上路
酒神女祭司在山坡上的舞蹈不仅疯狂，还是种逃避，从文明的负担和烦忧里逃到远离人间的美丽世界和清风明月的自由里去。
再有人说什么希腊人是“宁静的”之前，想想若费城妇女如此行为，哪怕是尤金·奥尼尔描写的剧情。
俄耳甫斯教徒不比未经改造过的巴库斯崇拜者更“宁静”。俄耳甫斯教徒认为，现世的生活就是痛苦与无聊。我们被绑在一个轮子上，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我们真正地生活在天上，但被束缚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净化、否定以及苦行，我们才能逃脱这个轮子，最终达到与神合一的喜悦。那些生活轻松愉快的人绝想不出来这些观点。它更像黑人圣歌：
当我回到家
我要向神诉说一切烦忧
大部分希腊人热情、不幸、无法与自己和解，一方面被理智约束，另一方面被热情驱使，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又有创造地狱的任性和自作主张。他们的格言是“什么都不过分”；但事实上什么都过分—在纯粹思想、诗歌、宗教以及罪方面。正是热情与理智的结合使他们伟大。单凭热情或理智，都不会像二者结合那样，在任何的未来时代都能改变世界的面貌。他们神话中的原型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而是普罗米修斯，那个因从天上偷火而遭受永恒苦难的普罗米修斯。
然而，若把上述当作全体希腊人的特征，这就和以“宁静”作为希腊人特征的观点同样片面了。事实上，希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热衷于了解多种多样的事实。希罗多德代表后者，最早的爱奥尼亚哲学家亦是如此，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贝洛赫（前引书，第1卷，第1章，第434页）描写的俄耳甫斯教说：
但希腊民族极具青春活力，普遍不接受任何一种否定现世并把现实的生命转向来世的信仰。因此，俄耳甫斯的教义始终局限在入教者这个相当狭小的圈子内，对国教没有任何影响，甚至在雅典那种已将神秘仪式纳入城邦祭祀并使用法律保护的地区，也没产生影响。整整过了一千年后，这些观念才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神学外衣下，在希腊世界获得了胜利。
这看似夸大其词，特别是对饱含俄耳甫斯教义的厄琉西斯秘仪来说。大体上，具有宗教气质的人倾向俄耳甫斯教，理性主义者则鄙视它。其地位可对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卫斯理宗。
我们多少知道一个有教养的希腊人能从父亲那里学到什么，但他幼年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什么，我们就知之甚少；在很大程度上，希腊女人被挡在男人所享受的文明世界之外。即使在鼎盛时期，无论有教养的雅典人那明确自觉的心理过程是多么理性主义，他们似乎从传统中、从幼年时就一直保留着一种更原始的思想和感情方式，这种方式在紧要关头常常更容易占据优势。因此，不应简单地分析希腊的面貌。
直到最近人们才充分认识到宗教，尤其是非奥林匹斯的宗教对希腊思想的影响。简·赫丽生的《希腊宗教研究导论》具有革命性，他强调了普通希腊人的宗教中原始的成分与狄俄尼索斯的成分；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的《从宗教到哲学》力图使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注意宗教对哲学家的影响，但此书的许多阐释或书中的人类学研究不完全可信。我知道的最公允的叙述要算约翰·伯内特的《早期希腊哲学》，特别是第二章《科学与宗教》。伯内特说，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席卷了整个希腊的宗教复兴”，与此同时，历史的舞台从爱奥尼亚转到了西方。伯内特说：
希腊大陆宗教的发展与爱奥尼亚的发展很不同。特别是从色雷斯传来的，在荷马诗歌中仅一笔带过的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萌生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观察方式。当然不能把任何崇高的观点都归功于色雷斯人；但无疑，对希腊人来说，超脱的现象向他们显示，灵魂不只是自我的虚弱的魂，而且灵魂只有“脱离肉体”时才显示其本质……
看起来，希腊宗教似乎正要进入东方宗教已达到的同样阶段；若不是科学的兴起，很难看出什么东西能阻止这种趋势。人们通常说由于希腊人没有教士阶级，所以他们的宗教没有东方特点，然而这样说是因果倒错。教士阶级不制定教条，但一旦有了教条，他们就要遵守教条；而且东方各民族在早期发展阶段，也没有上述意义的教士阶级。挽救希腊的不是由于缺少教士阶级，而是由于科学学派的存在。
新的宗教——某种意义上是新的，但另一种意义上又和人类同样古老——随着俄耳甫斯各个教团的建立而发展到顶峰。就我们所知，这些教团的发源地是阿提卡，但传播得异常迅速，尤其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最初它们都崇拜狄俄尼索斯，但有两个特点对希腊人来说是新的。他们渴望有一种启示能作为宗教权威的根源，还组成了人为的社团。那些包含他们神学思想的诗篇据说是色雷斯的俄耳甫斯所作，他本人进入过地狱，因此能妥善引导脱离了躯壳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避开各种危险。
伯内特又说，俄耳甫斯教派的信仰和大约同时在印度流行的信仰惊人相似，但他认为二者不可能有过任何接触。然后他说到了“orgy”（狂欢）这个词的原义，俄耳甫斯教派用它指“圣礼”——净化信徒的灵魂使之躲过生之轮。不同于奥林匹斯宗教的祭司，俄耳甫斯教徒建立了我们所谓的“教会”，即宗教团体，不分种族或性别，人人皆可参加；在他们的影响下，出现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