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关于生命和世界的“哲学”概念是两个因素的产物：一个是传统宗教和伦理观念；另一个可以被称为“科学”的调查研究，用的是科学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这两个因素以何种比例进入哲学体系，在哲学家之间的差异很大，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因素的存在赋予了哲学之为哲学的特征。

“哲学”这个词在很多方面都有使用，有的用得广泛，有的狭窄。我建议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它，这一点我将尝试解释一番。

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哲学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与神学一样，它囊括了对那些目前为止尚不能确定的知识的思考。但就像科学一样，哲学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权威，无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天启的权威。所有确定的知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都属于科学；超越于确定的知识之上的一切信条，都属于神学。但是，在神学和科学之间，却有一片“无人区”，受到双方的攻击，这个“无人区”就是哲学。几乎所有思考者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自信的答案也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令人信服。世界是被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心灵是受物质支配，还是拥有独立的力量？宇宙具有统一性或任何目的吗？它是否在朝着某个目标演进？真的有自然法则吗？还是我们相信它们，就仅仅是因为我们天生热爱秩序？人类是否如天文学家认为的那样，就是一小块不纯粹的碳和水，无力地在一颗渺小而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还是像哈姆雷特看到的那样？也许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是否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尚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或者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徒劳的？如果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它包括哪些东西？我们该如何去实现它？善必须是永恒的才值得被珍惜吗？还是即使是宇宙正在无可阻挡地走向死亡，去追求善也仍旧值得呢？真的有智慧这种东西吗？或者这种所谓的智慧仅仅是对愚蠢的提纯？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神学已经宣称要给出答案，而且是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正是这种确定性使近代人对它们产生了怀疑。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给出答案，就是哲学的工作了。

那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呢？对这个提问，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作为一个面对宇宙级孤独所带来的恐怖的个体给出回答。

历史学家的答案，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在本书中体现。自从人们能够自由思考以来，在无数重要方面的行为，都取决于对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理念，取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念。这一点在今天和过去任何时候都是真实的。要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理解它的哲学，而要理解它的哲学，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是哲学家。这里有一个相互的因果关系：人的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哲学，反之，他们的哲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这种持续几个世纪的相互作用将是本书的主题。

然而，还有一个更私人化的答案。科学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能知道的，而我们能知道的很少，如果我们忘记了有多少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会对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变得迟钝。另一方面，神学引发了一种固执的信念，即我们有知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对宇宙无礼傲慢的态度，但实际上我们很无知。在活生生的希望和恐惧面前，不确定性令人痛苦，但如果我们希望在没有安抚人心的童话故事的支持下生活，就必须忍受不确定性。忘记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让自己相信这些问题已经找到了不容置疑的答案，两者都是不好的。教人们如何在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生活，同时又不会因犹豫而麻痹，这也许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仍然能为研究哲学的人所做的主要事情。

哲学不同于神学，它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在古代经历了一番发展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哲学的第二个伟大时代，从11世纪到14世纪，除了少数了不起的叛逆者——如皇帝腓特烈二世（1195—1250）时期外，这一时期完全由天主教支配。这一时代因混乱而终结，最后产生了宗教改革。第三个时期，从17世纪到今天，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更多受到科学支配；传统的宗教信仰仍然很重要，但人们感觉需要合理的解释，并且要在科学认为必须的地方进行修改。从天主教的立场来看，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很少是正统的，毕竟在他们的思考中，世俗国家比教会更重要。

社会凝聚力和个人自由，就像宗教和科学一样，在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一种冲突或不稳定的妥协状态。在希腊，社会凝聚力通过对城邦的忠诚得以保证；甚至亚里士多德也看不出其他任何政体的优点，尽管在他生活的时代，亚历山大已经让城邦变得过时了。个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对城邦所尽职责的限制，其差别是很大的。在斯巴达，公民自由度和近代德国或俄国的公民差不多；在雅典，尽管偶尔有迫害事件发生，但在最好的时期，公民享有不受城邦限制的极大自由。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希腊人的思想中就充斥着宗教和对城邦的爱国热情；它的伦理体系与公民的生活相适应，并具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当希腊人先屈从于马其顿人，然后又屈从于罗马人时，那些在他们独立时期很适合的观念就不再有用了。一方面，这使得他们因为与传统决裂而失去了活力；另一方面，这又造成了更多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伦理的减少。斯多葛学派认为，高尚的生活是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为基督教铺平了道路。基督教和斯多葛派一样，最初是没有政治因素的，因为在起初的三个世纪里，它的信徒们对政府没有影响。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不是靠哲学，也不是靠古时的忠诚，而是靠武力，先是军队，其后才是市政管理。首先建立的是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律和罗马官员，然后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归结于罗马哲学，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哲学。

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时代承继而来的希腊思想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一些旧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属于宗教的观念，变得相对重要；其他更理性的观念则被抛弃了，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时代精神。后来的异教徒就这样消解了希腊传统，直到它开始适应被并入基督教教义。

基督教普及了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早已隐含在斯多葛学派的教义中，但与古代的总体精神格格不入——我指的就是“一个人对上帝的责任比他对国家的责任更重大”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如苏格拉底和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是人”——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后依然存在，因为早期的基督教皇帝都是阿里乌斯派，或倾向于阿里乌斯派。当皇帝变成正统的基督徒时，这种观点就中止了。在拜占庭帝国，它仍然潜伏着，之后的俄罗斯帝国也有这种观点，因为俄罗斯帝国的基督教信仰源自君士坦丁堡。在西方，天主教皇帝们几乎立即被信奉异教的野蛮征服者取代（高卢部分地区除外），但宗教忠诚相对于政治忠诚的优越性依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仍然存在。

野蛮人的入侵结束了西欧长达六个世纪的文明。在爱尔兰，文明的影响持续了下来，直到9世纪时丹麦人将其摧毁；在爱尔兰文明灭绝之前，产生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司各特·爱留根纳。在东罗马帝国，希腊文明以枯燥腐朽的形式保存在博物馆里，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亡。可是，除了艺术传统和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之外，君士坦丁堡对世界没有什么重要贡献。

从5世纪末到11世纪中叶的黑暗时期，西罗马世界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基督教引发的对上帝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义务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教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教皇的教会管辖权扩展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大不列颠、爱尔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兰。起初，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外，教会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控制非常有限，但从格里高利七世（11世纪晚期）开始，这种控制变得切实有效了。从那时起，在罗马的领导下，整个西欧的神职人员组成了一个单一组织，他们聪明而无情地追求权力，常常在与世俗统治者的冲突中获胜，直到公元1300年之后。而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神职人员与普通人之间的冲突，也是地中海世界和北方蛮族之间冲突的重演。教会的统一与罗马帝国的统一相呼应；它的礼拜仪式以拉丁语进行，它的首要人物大多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法国南部人。当教育得以复兴时，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传统教育；与近代的君主相比，马可·奥勒留（121—180）更容易理解他们对法律和政府的观念。教会既代表着过去的延续，又代表着当时最文明的东西。

与之相反，日耳曼后裔的国王和贵族掌握着世俗权力，他们尽力保持从德国森林中创造出来的体制。绝对的权力与这样的制度格格不入，在这些充满活力的征服者看来，那是一种沉闷而毫无生气的墨守成规。国王必须与封建贵族分享他的权力，但所有人都希望偶尔能以战争、谋杀、掠夺或强奸的形式发泄一下激情。君主们可能会忏悔，因为他们是虔诚的，而忏悔本身就是一种激情。但是在他们身上，教会永远也无法培养出近代雇主所要求的而且通常也能得到的，他的雇员们的那种安静而有规律的良好行为。如果不能按自己的心意那样去喝酒、杀人和恋爱，征服世界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在拥有骄傲的骑士军队的情况下，他们要服从那些发誓独身和没有武装力量的书呆子们的命令呢？所以他们不顾教会的反对，通过战争，保留了决斗和审判，拓展了比武和宫廷恋爱。偶尔一怒之下，他们甚至会谋杀著名教士。

虽然所有的武装力量都站在国王一边，教会却还是取得了胜利。教会赢了，部分原因是它几乎垄断了教育，还有部分原因是国王之间常年交战，但主要原因是除了极少数例外，统治者和人民都深信教会拥有关键性的权力。教会可以决定一个国王是应该在天堂还是下地狱；教会还可以免除臣民的效忠义务，挑起叛乱。此外，教会代表着秩序取代了无政府状态，因此赢得了新兴商人阶级的支持。尤其是在意大利，最后这一点因素是决定性的。

日耳曼人试图保持相对于教会的部分独立状态，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艺术、恋爱、骑士精神和战争上。在知识界，日耳曼人的表达很少，因为教育几乎完全局限于神职人员。中世纪的公开哲学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这个时代，而只能反映一个政党的想法。然而，在神职人员中，特别是方济各会修士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出于各种原因与教皇不和。此外，在意大利，早在文明传播到阿尔卑斯山北部之前几个世纪，教育就扩散到普通人之间。试图建立新宗教的腓特烈二世就代表了反教皇文化的极端；而托马斯·阿奎那出生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教皇哲学的典型倡导者。大约五十年后，但丁完成了整合，并给出了唯一一个阐述整个中世纪思想世界的平衡之作。

在但丁之后，由于政治上和知识界的原因，中世纪的哲学整合瓦解了。在它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有一种整齐和精致的完整性；这个体系所考虑的任何内容，都按照其限定宇宙内与其他内容的关系进行精确安排。但是，教会大分裂、议会运动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统治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这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也破坏了政府以教皇为中心的经院理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古代世界和地球表面的新知识使人们厌倦了那些束缚精神的制度。与托勒密的理论相比，哥白尼的天文学赋予地球和人类的地位比较低。而在聪明人中间，发现新事实的乐趣取代了推理、分析和系统化的乐趣。尽管在艺术上，文艺复兴时期仍然井然有序，但在思想上，它倾向于一种大规模且成果丰硕的无序状态。在这方面，蒙田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政治理论上，就像除艺术以外的一切事物一样，存在着一种秩序的崩溃。虽然在事实上中世纪是动荡不安的，但在思想上却被一种对合法性的狂热和严谨的政治权力理论所支配。一切力量最终来自上帝；在宗教事务上，上帝将权力下放给教皇；在世俗事务上，上帝将权力下放给皇帝。而在15世纪，教皇和皇帝都失去了他们的重要性。教皇只是意大利王子们中的一员，并被卷入意大利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和不择手段的政治权力游戏。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新国家君主们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教皇和皇帝都无法干涉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火药的出现，使民族国家对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逐渐摧毁了罗马残余的对文明统一的信仰。

这种政治上的混乱体现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在没有任何指导原则的情况下，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关于如何成功地玩赢这个游戏，《君主论》给出了精明的建议。在希腊辉煌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再次发生了：传统的道德约束消失了，因为它们被认为与迷信有关；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个人精力充沛，充满创造力，产生了罕见的天才们的盛世；但道德沦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政府状态和背叛行为，这使意大利人变得集体无能，他们像希腊人一样，委身于不如他们文明，但比他们更具社会凝聚力的国家的统治下。

其实结果也没有像希腊那么糟糕，因为除了西班牙以外，其他新兴强国都表现出有能力实现和意大利一样的成就。

自16世纪以来，欧洲思想史一直被宗教改革运动主导。宗教改革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运动，它的成功得益于多种因素。总的来说，这是北方国家对罗马复辟的反抗。宗教是曾征服过北方的力量，却在意大利衰败了：教皇统治作为一种制度被保留了下来，并从德国和英国获得了大量的贡品。这些国家依然是虔诚的，但对波吉亚家族和美第奇家族不再有敬畏之情。这两个家族自称他们可以从炼狱中拯救灵魂，为的是敛财以挥霍在奢侈品和不道德行为上。民族动机、经济动机和道德动机联合起来，增强了对罗马的反抗。此外，王公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他们领土上的教会只属于本国，他们就能够控制教会，使自己在国内拥有比与教皇共治时更强有力的权力。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路德的神学改革受到了北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

天主教会有三个起源：它的神圣历史来自犹太史，它的神学来自希腊理论，它的政体和教规来自罗马体制，至少间接上是如此。但宗教改革排斥了罗马因素，弱化了希腊因素，并大大加强了犹太教因素。因此，它与民族主义势力展开合作。而正是民族主义势力破坏了一开始由罗马帝国带来，而后由罗马教会延续的那种社会凝聚力。在天主教教义中，神的启示并不仅限于经文本身，而是通过教会这一媒介，从一个时代延续到另一个时代。因此，个人见解服从于神启是个体的责任。相反，新教徒拒绝把教会作为启示的媒介，真理只能从《圣经》中寻找，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如果人们的解释不同，也没有神所指定的权威来定案。实际上，国家开始宣称原本属于教会的权力是一种越权。在新教的理论中，灵魂和上帝之间不应该有世俗的中介。

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真理不再靠咨询权威来确定，而是靠内在的思考。这在政治上体现为一种快速增长的、趋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宗教上则有趋于神秘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很难与天主教的正统教义相吻合。

该变化产生的不只有一个新教，而是多个教派；也不只有一种哲学在反对经院哲学，而是众多哲学家都反对；不是像13世纪那样，一个皇帝去反对教皇，而是一大批异教国王在反对教皇。这在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的结果就是主观主义不断深化。起初这在精神奴役得到彻底解放的方面发挥了作用，其后却朝着到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稳步推进了。

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他从根本上肯定了自己和自身思想的存在，由此推断出外部世界。笛卡尔只是这一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经过贝克莱与康德，直到费希特，对他来说，一切就只是自我的发散了。这听起来很疯狂，从那时起，哲学就试图从这种极端逃到日常常识的世界中去。

哲学上的主观主义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在路德的有生之年，那些不受欢迎和不被承认的门徒们发展出了再洗礼的教义，一度统治了明斯特城。再洗礼派否定了所有的律法，因为他们认为，在任何时刻，善良的人都会受到圣灵的引导，而不受规则的约束。从这个前提出发，该理论演变成了共产主义和滥交；在英勇的抵抗之后，再洗礼派被消灭了。但是，他们的学说以较为温和的形式传到了荷兰、英国和美国。这就是历史上是贵格会的起源。19世纪出现了一种更加激烈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不再与宗教相关，它在俄罗斯、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程度较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移民当局的一块心病。这种近代形式虽然反宗教，但仍具有早期新教的精神；与路德对教皇的敌意不同，该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反对世俗政府。

主观性一旦被释放，在完成自身的发展之前，就不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道德方面，新教对个人良知的强调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习惯和风俗是如此强大，除了像明斯特城那样偶然爆发的情况外，个人主义伦理学的信徒们继续以一种传统的道德方式行事。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18世纪对“感性”的崇拜开始破坏这种平衡：这一时期，一种行为被欣赏，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好的结果，也不是因为其对道德规范的遵从，而是因为激发这一行为的情感。这种态度形成了对英雄的崇拜，如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样，以及拜伦式的对所有激情的狂热崇拜。

在艺术、文学和政治领域，浪漫主义运动都与这种用主观判断他人的方式密切相关。这种方式不是将个人当作一个群体的成员，而是将其看作审美上令人愉悦的思考对象。猛虎比绵羊漂亮，但我们更喜欢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却会把笼子打开，欣赏猛虎扑杀绵羊时的壮美一跃。浪漫主义者会鼓励人们把自己想象成猛虎，但当猛虎成功完成猎杀后，结果却很难让人全然愉悦起来。

对近代这种更为疯狂的主观主义，人们有过各种各样的反应。首先是一种折中的哲学，即自由主义学说，它试图划分政府和个人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始于洛克，他既反对“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又反对绝对权威和对传统的盲从。于是一场更彻底的反抗引出了国家崇拜主义，它赋予国家的地位就和天主教赋予教会，甚至有时赋予上帝的地位一样。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一理论的不同阶段，他们的学说在克伦威尔、拿破仑和近代德国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在理论上，共产主义与这些哲学相距甚远，但在实践中，却趋向于形成一种与国家崇拜非常相似的社会。

从公元前600年到今天，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哲学家们分成了两派，一派希望加强社会约束力，另一派希望放宽社会约束力，其他派别的差异也与此有所关联。信奉严格纪律的学派提倡某种教义体制，但要么是新的教义，要么是旧的。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对科学怀有敌意，因为他们的教义无法通过经验来证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教导我们，幸福不是好事，应该被推崇的是“高尚”或“英雄主义”。他们支持的是人性中非理性的部分，因为他们觉得理性对社会凝聚力不利。另一方面，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倾向于科学的、功利主义的、理性的态度，反对强烈的激情，反对一切形式更加深奥的宗教。在我们所承认的哲学兴起之前，这种矛盾就存在于希腊，并且在最早的希腊思想中就已经非常明确了。通过形式的变化，它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还将延续许多时代。

很明显，就像所有经历了漫长时期而留存下来的争论一样，这场争论的每一方都有部分对的地方，也有部分错的地方。社会凝聚力是必需的，人类还从来没有成功地只通过理性的探讨来加强凝聚力。每个社会都面对着两种相反的危险：一方面，由于过多的纪律和对传统的崇拜导致僵化；另一方面，因为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立性的膨胀使合作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从而导致社会的崩溃或被外来者征服。一般来说，重要的文明开始时遵循的是严格的、迷信的制度，然后逐渐放宽松，并在一定时期进入一个辉煌的天才时代，此时旧传统的好处仍然存在，导致其崩溃的内在之恶尚未得以发展。但随着恶的出现，产生了无政府状态，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新的暴政，并产生一种由新的教条体系担保的新综合体。自由主义学说试图摆脱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其本质就是试图确保一个不以非理性教条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且除非是维护社会的必要手段，不再采用更多限制以保证其稳定性。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这种尝试是否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