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哲学史的著作有很多，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在数量上再增加一本，而是将哲学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展示出来：它不是杰出个体的单独思考，而是曾在不同体制蓬勃发展的各种社会性格的成因和影响。这就要求对总的历史叙述比哲学史学家通常给出的要多。我发现，在谈论普通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阶段时，这一点尤其必要。11世纪改革的结果，是经院哲学的辉煌，而反过来，这些改革又是对之前腐败行为的反应。如果不了解从罗马衰落到中世纪教皇崛起之间的几个世纪，就很难理解12世纪、13世纪的理智氛围。在谈论这一历史阶段时，与探讨其他历史时期一样，我仅提供我认为必要的通史，目的是让读者理解哲学家与塑造他们的时代和他们帮助塑造的时代之间的关联。

这种见解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对哲学家的重视程度往往与他的哲学价值并不相配。例如，就我而言，我认为斯宾诺莎是比洛克更伟大的哲学家，但他的影响力却要小得多。因此，我对他的介绍比洛克的要简短得多。一些人（如卢梭和拜伦）尽管在学术意义上根本就不是哲学家，却对当时盛行的哲学风气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如果对他们略而不谈，就无法理解哲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即使是纯粹的行动者有时也很重要。很少有哲学家像亚历山大大帝、查理大帝或拿破仑那样对哲学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斯巴达立法者莱库格斯如果存在过，会是一个更显著的例子。

在试图涵盖如此广阔的时间跨度时，必须有非常严格的筛选原则。通过阅读标准的哲学史，我得出的结论是，过于简短的叙述对读者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完全（除了少数例外）忽略了在我看来不值得全面介绍的人物。就我所讨论的那些人而言，我提到了与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看起来相关的事件；当我认为细节能够阐释一个哲学家或他所处的时代时，我有时甚至会记录一些本身看似并不重要的细节。

最后，我要向我这个庞大题材中任何一部分的专家们做一个解释，并表达歉意。该书对每位哲学家的了解，显然不可能如一个涉及领域不那么广泛的人所知的那样充分。我毫不怀疑，除了莱布尼茨之外，我提到的每一位哲学家，都有很多专家比我更了解他们。然而，如果这被认为是保持沉默以示尊重的充分理由，那么按同样的逻辑，任何人都不应承担通史的介绍工作。斯巴达对卢梭的影响，柏拉图对13世纪之前基督教哲学的影响，聂斯托利派对阿拉伯人和阿奎那的影响，圣安布罗斯对从伦巴第城市兴起直至今天的自由政治哲学的影响，都是一些只有全面的历史著作才能探讨的话题。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请求那些发现我对自己的题材这个或那个部分了解得不够充分的读者们宽容一些。

在此，需致谢阿尔伯特C.巴恩斯博士，该书最初的设想和作为演讲形式给出的部分内容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恩斯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

我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过去的十三年里完成的，在研究和其他许多方面，我得到了我的妻子帕特里西亚·罗素的大力协助。